农贸气候风险及其应对

近年来，高温、自然灾害等气候变化风险集中爆发，直接冲击全球农产品贸易，引起粮食及食品价格不断突破新高。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社会所采取的措施正逐步形成影响更为广泛、久远的间接风险。我国农业及农产品贸易领域一定要正确认识各类气候风险的危害性，并积极行动起来，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和规避此类风险。

一、农产品贸易气候变化直接风险及其影响

(一)气候变化直接风险的表现

1.高温风险

全球气候变化是指在全球范围内，气候平均状态统计学意义上的巨大改变或者持续较长时间(典型的为10年或更长)的气候变动，包括气候变暖、气候变冷、酸雨、臭氧层破坏、灾害天气等。全球气候变暖是人类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因此，目前国际社会所讨论的气候变化问题，通常是指气候变暖问题。世界气象组织(WMO)2009年的报告称，2008年是近150年来最暖的十个年份之一，是自1850年有气候仪器记录以来第十个最暖的年份。该报告估计，2008年全球海面和陆面综合气温比1961—1990年的平均气温高0.31℃。2008年的气候特点是极冷极热，极旱极涝。而时隔一年，WMO不得不对2010年的气候评价提高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三个年份之一，共有18个国家出现史上最高温度。

2.气候灾害风险

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使极端天气现象不断创历史新高。危害性最大的就是厄尔尼诺现象。厄尔尼诺现象大约每隔2－7年出现一次，与此相反，在发生厄尔尼诺现象的第二年，会发生拉尼娜现象，又会引起飓风、暴雨、冰冻等自然灾害。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全球变暖，厄尔尼诺现象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在2006年厄尔尼诺现象刚刚活跃过后没几年，2009年最新一轮厄尔尼诺天气又卷土重来，持续到2010年冬季。正因如此，最近3年内气候灾害此起彼伏。2008—2009年暴风雪、严寒和冰冻席卷欧亚多国，南亚遭遇严重暴雨洪水，强热带风暴袭击印度和孟加拉国;龙卷风、暴风雪频繁袭击美国，飓风接连重创加勒比海;蒙古国遭遇暴风雪和沙尘暴;持续暴雨频袭非洲多国。2010年，南半球的澳大利亚遭受200年一遇的大洪灾，高温热浪席卷北半球多国，莫斯科刷新130年来气象历史纪录，印度遭严重高温干旱，最高近50℃，热带风暴袭击中美洲，极地强寒流肆虐南美洲，全球最强台风横行东南亚。这三年中国人民也经历了严峻的考验，除了地震、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之外，极端天气更是在多地创历史之最。2008年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肆虐南方，2009年东北、华北等多地发生严重旱灾。国家气候中心公布，2010年为本世纪以来中国气候最为异常的一年，降水量为本世纪最多，高温屡破极值，夏季高温日数为1961年以来最多，极端降水事件为1961年以来最多，台风登陆比例为有记录以来最高，西南地区特大干旱刷新气象记录，东北、华北冬春持续低温40年罕见，新疆出现近60年来最严重雪灾，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为本世纪以来之最。

(二)气候变化直接风险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

1.冲击农产品供给，造成贸易不稳定

高温对农业生产有积极的影响，也可能导致某些地区农业产量增加，但是消极影响面则表现更为突出。一些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对温度很敏感，每一种农作物都有适合生长的温度区间，温度过低或过高都不利于作物的生长。平均温度上升会导致生育期缩短，产量下降。一些农业科研成果显示，水稻平均气温每升高1度，生育期日数平均缩短7～8天，在当前的品种条件下，生育期缩短会导致双季稻早稻平均减产约为16%～17%左右，晚稻平均减产约为14%～15%;冬小麦平均气温每升高1度，减产幅度大约为10%～12%;玉米平均气温每升高1度，生育期缩短7天左右，产量平均下降5%～6%;低纬度的发展中国家的谷类物将减产5%～10%。总的来看，世界农业总体生产率普遍下降20%，表现在除小麦外的粮食作物，稻米生产率下降7%，以玉米为主的其他谷物生产率下降12%。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2009年9月30日公布的一份预测结果显示，如果全球变暖趋势得不到控制，2050年将发生全球规模的粮食减产以及物价高涨。气候变暖对农业及农产品贸易的不利影响毕竟是渐进的，短期内造成的损失不大，也容易控制和预防，但是因气候变暖带来的灾害天气的影响，不仅损失巨大，而且难以预防。2010年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的部分地区出现极端干旱天气，造成所有农作物减产。2010年夏末，美国地区的玉米在授粉期遭遇特高温天气，影响产量，加拿大和欧洲西北部的雨水影响了小麦成熟，很多小麦被降为饲料级别。从2010年11月份开始，在干旱、间歇性的高温以及拉尼娜天气共同作用下，阿根廷中部玉米和大豆产量下降。澳大利亚2010年底至2011年初的强降雨造成大量小麦被降为饲料等级。近年来，我国每年因气象灾害损失粮食1000亿斤左右。全球粮食产量减少影响了粮食供给。古巴《选择》报2010年6月22日报道，2009年世界农产品贸易总额减少了13%，贸易量下降了3%。其中主要表现在:2009年欧盟在农业产品方面进口贸易额减少了13%，出口减少了8%，出口到美国的贸易额减少了8%并持续减少，出口到俄罗斯的贸易额下降最大，达21%;大多数供应商降低了供应量，主要是美国和阿根廷的供应商，分别减少了24%和29%的供应。正因供应量的减少，导致农产品价格波动幅度较大，甚至持续上涨。从2009年1月到2010年6月，小麦、稻米、玉米和大豆全球月平均价格的指数下滑了11%，接着在之后的半年上涨55%，进入2011年的几个月大宗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扬。另据FAO报告(2011—2012年)显示，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在2010年12月达到215，为近20年来最高，并预计2011年全球食品价格将进一步上涨。虽然价格波动影响因素众多，但2008—2011年的高温和气候灾害无疑是重要推手。

2.冲击农产品贸易格局，导致贸易不平衡

农业贸易格局将因气候变化而发生重大变化。从地区层次看，气候变化影响农产品贸易格局可能的变化趋势是，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国家可能会逐步丧失其优势。北美小麦出口的重心将从美国转向加拿大，加拿大小麦的产量和出口会增加，美国小麦的出口和产量会减少;欧盟将成为除渔业之外的农产品净出口国;亚洲地区以稻米生产为主，气候变暖有利于小麦生产，亚洲国家的贸易条件趋于恶化，中国情况不确定，稻米有时减产，有时增产，但中国将取代东盟成为主要的稻米出口国，东盟减产趋势明显，印度将成为农产品的净进口国。从发达层次看，发达国家处于有利地位，发展中国家将逐渐被动。靠技术吃饭的发达国家农业和靠天吃饭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受气候变化的影响程度显然不同。首先，气候变化主要影响加工深度低的农产品竞争力。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是3∶1，发展中国家仅为0.5∶1;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程度为80%以上，发展中国家却不足50%;发达国家深加工用粮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在70%以上，发展中国家只有8%。其次，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在农产品贸易中，出口价格没有反映气候治理成本，增加气候治理成本后发展中国家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将大大减弱。

二、农产品贸易气候变化间接风险及其影响

(一)气候变化间接风险的表现

1.低碳贸易措施风险

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社会共同行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签署了多项环境多边协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以下简称《框架公约》于1994年3月正式生效。截至2009年12月7－19日缔约方第15次会议在哥本哈根举行为止，加入该公约的缔约国有192个。在《框架公约》基础上的《京都议定书》规定了工业国的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指CO2)削减指标。近年来，各国也制定了本国的减排量指标。美国规定:2012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的水平上减少3%，2020年减少20%，2030年减少42%，2050年减少83%。中国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到一次能源消费的15%。在此背景下，各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低碳贸易措施”也相继出笼。

(1)碳关税。碳关税指一国在进口环节对进口产品按其碳排放量征收税费等各种边境调节措施。2009年6月26日美国国会通过《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规定，从2020年开始，对未达到美国碳排放标准的进口排放密集型产品征收高额碳关税。就世界范围来看，目前没有碳关税的征收范例，但是欧洲的瑞典、丹麦、意大利等十几个欧洲国家，以及加拿大的不列颠和魁北克已经在本国范围内开始征收碳税。英国征收的气候变化税也属于碳税范畴。最近，英国又开始征收“肥胖税”，即课征导致肥胖的“罪魁祸首”———高油脂高热量垃圾食品的税，税率高达17.5%，因此汉堡之类的高热量食物的售价涨幅高达19%。

(2)碳标准。碳标准即国际温室气体管理标准，是国际标准化的温室气体测量和监测方式。目前世界上现已的温室气体管理标准主要包括4个:2006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标准(ISO14064)，2007年的温室气体认证要求标准(ISO14065)，2011年颁布的温室气体—GHG审定员和核查员能力要求(ISO14066)，以及2008年商品和服务在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价规范(PAS2050)。ISO14064对温室气体资料和数据管理、汇报和验证模式等方面进行了规定。ISO14065是ISO14064的补充标准。ISO14066增加了对审定员和核查员的能力要求。PAS2050是世界上第一个衡量产品碳足迹(指产品在其生命周期中所排放CO2及其他温室气体的总量)的标准，由英国标准协会颁布，主要用于计算产品和服务在整个生命周期内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其跨度从原材料的获得到生产、分销再到使用和废弃后的处理各个时期。

(3)碳标签和“食物里程”。碳标签是指把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所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以量化的数值形式在产品的标签上标识出来，可以有效影响消费者选择倾向。“食物里程”是一种独特的碳标签，用以表明农产品贸易在运输中的碳足迹，即指量化食物从出产地到饭桌上所经过的距离，对原油的依赖等造成的CO2等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情况。2006年初，英国连锁超市乐购、博姿等企业在薯片、洗涤液等75种产品上加贴碳标签。2007年，英国政府成立了碳基金，通过这样的方式鼓励英国企业尝试使用碳标签。包括百事可乐在内的多家企业约有75种产品在碳基金的鼓励下执行了PAS2050标准，并将碳足迹标识于产品之上。据不完全统计，英国从食品、服装到铺路石等已有3000多种消费品加贴了碳标签。碳标签制度越来越受到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重视，美国、日本、加拿大、瑞典、韩国等多国在国内推广使用碳标签。美国一些非政府组织推出了“零碳证书”和“气候意识证书”，已在饮料、糖等产品上加贴。日本提出产品和服务的“碳足迹系统项目”，在食品、日用品、电器等行业十几种产品中开展碳足迹标签示范。图1是部分国家的碳标签图案。

(4)碳认证。碳认证是从产品设计、原料、制造、运送、使用及弃置等各环节盘查与计算CO2排放量。通过向产品授予低碳标志或者国际温室气体管理标准，向社会推荐以顾客为导向的低碳产品采购和消费模式。低碳产品认证近年来在发达国家发展迅猛，包括德国、英国、日本、韩国在内的十几个国家相继开展了低碳产品认证工作。一些跨国企业也纷纷响应低碳产品认证要求，其中，沃尔玛于2009年启动面向供应厂商的能效提升项目，帮助供应厂商在2012年之前将生产单位产品的能源利用率提高20%。

(5)“碳补贴”。“碳补贴”是指政府对于有利于低碳经济发展的企业或消费者行为给予的补贴。2004年8月1日，WTO成员达成的多哈回合谈判框架协议，对“蓝箱”政策进行了重新定义和限制，将蓝箱标准从原来的“限产”扩大到“不对生产进行要求”，从而扩大了其使用范围，称为“新蓝箱”政策，碳补贴属于“新蓝箱”政策。在“碳补贴”方面，许多发达国家已经走在了前列。英国对使用清洁能源的行为采取了一系列的财政补贴措施。丹麦对生物质能发电采取财政补贴激励。加拿大自2007年起对新能源汽车消费者提供1000～2000加元的补贴。

2.生物能源快速开发风险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减少CO2排放，越来越多的国家快速开发生物能源替化石能源。生物能源主要指利用玉米、甘蔗、薯类、作物秸秆、油料作物和废油加工而成的燃料乙醇、生物柴油等产品。各国生物能源开发思路各有不同。美国、巴西等国着力发展以玉米、甘蔗等粮食作物为原料的生物乙醇;德国、法国等欧盟国家主要利用生物质废弃物制造生物柴油;一些东南亚国家则致力于从棕榈油中提炼生物柴油;我国的燃料乙醇主要以玉米淀粉或蔗糖为原料生产。生物能源的快速开发导致了对粮食供给的压力越来越大。2007年，全球食用油产量的10%以上用于生产生物燃料，仅美国用于生产乙醇的玉米估计占其玉米产量的25%。美国预计2012年生物柴油产量将达到10亿加仑，这其中一半来自首次使用的植物油，其余的来自动物脂肪和回收利用的植物油。未来十年全球玉米消费量的36%将用于生产乙醇，玉米乙醇的产量占年均汽油消费量的比例将达到10%。欧盟要求到2020年，生物燃料的60%为生物柴油，40%为乙醇汽油。预计在粮食供给日趋紧张的压力下，很多国家将在生物能源开发中寻找更多的粮食替代品。我国的生物能源开发也逐步转向木薯、菊芋、油桐、麻疯树等非粮作物和玉米芯等生物质废弃物。

(二)气候变化间接风险的影响

1.增加农产品生产成本

美国已经把气候变化、贸易、环境都融入到其新的安全观内，尤其是“碳关税”政策，将引起欧盟成员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效仿，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会带来巨大的风险。从本质上来看，“碳关税”不符合WTO的规定，不容易普遍接受，但在个别领域试点比较容易获得立法通过。因此，发达国家在碳关税的征收上可能会经历一个从个别行业逐渐扩大范围，扩展到全行业的过程。如欧盟规定从2012年开始对进出欧盟的航空公司征收碳排放税。世界银行研究报告认为，如果碳关税成为国际贸易的正式规则，那么在国际市场上，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具有“高投入、高消耗”特点的中国产品所面临的平均关税将可能上升至26%，出口量因此将下滑21%。据世行专家2009年测算，如各国都按50美元/吨CO2分别征收“边境碳税”，俄罗斯、中国、南非、印度等新兴发展中国家所受影响最大，相当于出口面临的平均关税分别提高11.7%、10.5%、10.1%和7.8%。实施碳关税，虽然暂时对我国农业及农产品贸易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对农业周边相关产业的影响较大，如石油、化学和机械等行业，会造成对农业负面的连锁效应。一方面中国农产品生产还处在粗放经营阶段，对石油、化学和机械行业的依赖程度较高;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在追求高产、稳产、高效的利益驱动下，产业转型难度较大。更重要的是，如果碳关税征收逐步扩展到农业产品，那么对我国农产品生产成本的冲击及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

2.抬高农产品价格

生物能源是物质型能量源，需要大量的农作物做原料。美欧等纷纷使用玉米、大豆、甘蔗、小麦、油菜籽等生产生物能源，打破了世界粮食市场多年的供需平衡关系。美国燃料乙醇对玉米的需求、欧盟生物柴油对植物油的需求将使得玉米和油籽价格维持高位水平，并导致其他农作物种植减少，供应不足，价格上涨，并引发连锁反应。2007年1－8月，国际粮谷、食用植物油和肉类贸易价格指数分别上涨28%、34%和9%，其中美欧大规模的生物能源开发无疑起到了一定的推高作用。

3.影响农产品竞争力

虽然碳标签制度还不完善，发达国家各行其是，但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其中对贸易的影响将会逐步增大。发展中国家的商品要想获得碳足迹的认定和碳标签的加注，需负担一定的时间成本和不菲的申请费用，这是依靠低廉劳动力获得微薄利润的发展中国家厂商难以承担的。目前，PAS2050已将单一成分粮食产品和多成分粮食产品纳入其试点中，这无疑会对我国农产品出口产生直接负面影响。另外，“食物里程”标签的加注，导致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为降低碳足迹而购买本地农产品，在欧洲来自遥远中国的农产品将越来越失去竞争力。更为重要的是，全球消费者“低碳”认识在不断加深。以日本为例，其国内研究机构对消费者做的一项关于低碳产品认知度的调查显示，有71%的人认为“有必要”实施“低碳”农产品认证制度，有53%的人愿意购买获得认证的“低碳”农产品。日本瑞穗综合研究所以大米、西红柿和甜瓜为例，调查了消费者能够接受的“低碳”农产品的价格水平，发现假设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的CO2减排量达100%，消费者愿意接受:大米价格上涨24%，甜瓜价格上涨22%，西红柿价格上涨15%。很显然，靠价格优势占领市场，尤其是日本市场的我国农产品可能因此而失去比较优势。不仅如此，新蓝箱补贴(碳补贴)会造成发达国家竞相提高农业补贴和保护水平，使发达国家本来就有竞争力的产品竞争力更强。由于中国财政能力有限，对2亿多农户进行大量补贴是很困难的，这就对中国农产品生产和市场造成直接压力。例如，美国的小麦、玉米、大豆和棉花等农产品，由于继续得到巨额补贴，有可能进一步提高其竞争力，将挤占中国农产品市场空间，欧盟的高补贴现实也会造成同样的效果。由此可见，在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农产品竞争力明显受到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

三、积极应对农产品贸易的气候变化风险

2011年2月，美国农业部(USDA)公布的一份长达106页的远景预测报告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增长带动了食品消耗和饲养需求，成为世界农产品需求和贸易的主要增长点，尤其是非洲和中东的食品需求和农业贸易会出现最为强劲的增长。到2020年，这些地区的粗粮进口增长占全球进口增长的35%，小麦、大米和豆油分别为58%、35%和27%。但是大部分国家，所有农作物的总收获面积每年仅增加不到0.5%，再加上频发气候灾害，使农产品需求和供给之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逐步拉大，因此，农产品贸易规避气候变化风险，保持稳定和快速发展，应该引起各国的高度重视。我国气候中心主任宋连春认为，极端气候给人类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人类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以下是对中国农产品贸易应对措施的具体建议。

(一)发展“气候智能型”农业

“气候智能型”农业是人类为应对气候变化而提出的新型农业发展模式。2010年10月28日，FAO的报告提出，发展中国家需要发展“气候智能型”农业，以应对日益变暖的世界并养活其日益增加的人口，并强调，“气候智能型”农业应该是:能够可持续地提高工作效率、适应性、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可以更高目标实现国家粮食生产和安全的农业生产和发展模式。中国应该以“气候智能型”发展为基础，提升农产品贸易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能力。为此，一要改良固碳型农业品种。目前各国比较注重发展防洪和抗旱作物，但能长期暴露于高温下、扩大碳的吸收存储的农作物却未被重视。为此，我国需要大量培育或引进具有对高温、干旱等极端气候及对病虫害有抵抗性的作物品种。二要鼓励农业“气候智能型”技术创新。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0%左右，其中高新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2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的贡献率。为此，既要加大职能应对气候变化产品的研究与开发，又要加快对农业气象灾害预警和应急技术的研发。三要提高农业基础设施建设。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力争通过5年到10年努力，从根本上扭转水利建设明显滞后的局面，10年水利建设4万亿的投入，是农业应对气候变化的一场“及时雨”。除此之外，地方政府、民间力量也应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四要扩大特殊农产品种植面积。气候变暖将会导致各种病菌、病毒活跃，病虫害孳生蔓延，传染病等疫病爆发、流行系数提高，因此，人们普遍对大蒜、食用菌、蜂蜜、茶叶等健康食品需求量增大。此外，草木、花卉也有很好的市场前景。

(二)积极应对农产品低碳贸易措施

对于“碳关税”，因其违反了WTO的基本规则，也违背了《框架公约》“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我国既要表达坚决反对，又要尽快建立国内的碳税机制。征收国内碳税将使欧美对我国征收“碳关税”失去合理性。对于碳标签、碳认证制度，2010年9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多部委参与的低碳认证制度研究正式启动，环境保护部已初步将汽车、家电和办公设备等产品种类列入开展低碳产品认证的优先领域。但对于农产品的低碳认证还很少，这将使农产品贸易处于被动地位。因此，可以选定一些农产品或食品行业的部分产品进行碳标签试点，并在三年内向其他行业推广。对于“碳补贴”，我国可以利用“新蓝箱”政策尽快出台针对农业及农产品贸易的碳补贴。德国通过高碳补贴低碳的“交叉补贴”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三)有效利用涉农低碳国际资金

减排项目CDM在全球发展速度很快，但是农业CDM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根据UNFCCC的数据，截至2010年4月，在CDM执行理事会注册的CDM项目共3014个，正在申请注册的项目有74个，其中，已注册的农业项目仅有139个，只占已注册项目总数的4.6%，正在申请的仅2项。截至2011年2月25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的全部CDM项目2941个，但农业CDM项目的比重很小，从2005年以来我国农业CDM项目注册仅有3项，均为沼气工程项目。为此，我国应该加大对涉农CDM项目的引导和申请补贴。此外，还要积极利用全球环境信托基金(GEF)、WMO等机构对农业及农业贸易应对气候变化的支持资金。

(四)建立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农产品贸易促进机制

一是完善农业应对气候变化的应急机制。一方面要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农产品进出口稳定增长机制，确保在受到重大恶劣气候事件影响下，维持国内粮食、肉类、蔬菜等食品价格的稳定;另一方面要建立农产品贸易应对气候灾难的预警反应机制，提高农业应对气候变化的快速反应和预警能力。二是建立农产品低碳贸易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建立的目的是对一定时期内中国农产品贸易的低碳与生态经济效益进行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