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教育事业 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加速转型

本世纪前20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和社会将加速转型。为实现“富民强国”的战略目标，我们需要强大的人力资源支撑。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教育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石，将成为我国社会加速转型的助推器。

一、教育是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助推器

1、推动经济增长

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国际经济竞争将主要表现为技术竞争，而作为科学技术载体的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源泉。大量实证研究结果都证明，国民受教育水平对于国民经济的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世纪70年代的统计，当盲率从66％降到10％以下、高等教育入学率从1．6％上升到24．9％时，人均GNP也相应地从200―300美元提高到5000美元以上。另据测算，教育对GDP增长的直接贡献率一般不少于4％，在发达国家可以达到6－7％。我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同样不容忽视，一项研究表明，1997年教育支出对上海GDP增长的贡献占GDP总量的2．9％。如果考虑到关联产业，教育的贡献率远远超过这一水平。

2、提升人力资本

19世纪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经验深刻表明，后发国家对先进国家的经济追赶同时伴随着人力资本的超常规积累与追赶，人力资本追赶是经济追赶的先导。美国1871－1913年对英国的赶超，包括经济总量超过英国，也包括以人均教育年限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综合指标的人力资源的加速追赶；日本作为世界上最成功的追赶国家，1920－1992年不仅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创世界纪录，人力资源发展水平与美国的差距也大大缩小；韩国自1965年以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同样也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中、高等教育的超常规发展。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最大、最现实的优势资源，同时人力资源整体素质偏低也不容回避。2000年，我国每100人中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仅有3．7人，而发达国家都超过20人。显然，我们现有的人力资源存量不能满足加速转型期对于各类人才的需求。目前，我国普遍存在的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就是这一矛盾的集中体现；从长远看，低素质的人力资源构成将影响到整个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要把潜在的人口优势转化为可利用的人力资源，就必须把教育搞上去。

3、启动消费

有效需求不足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而发展教育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有效措施。目前，我国居民储蓄存款总额高达10万多亿元，手持现金不下5千亿元。如果能将这些存款和现金转化为消费，将对拉动内需产生积极的作用。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院课题组对北京市居民的调查显示，41．4％的被访者储蓄的首要目的是子女教育，若排除未婚人群，这一比例高达58．5％。因此可以说，如果有足够而且合理的机会，人们是有充分的教育投资动机的。

4、缓解就业压力

本世纪初的前10年，是我国劳动力资源增长的高峰期，必然对我国的就业形成较大的压力。发展教育事业，不但可以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可以直接增加教育及相关产业的就业岗位，同时还可以通过降低年轻人口的劳动力参与率，从供给上缓解就业压力。1997年我国16－19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高达60％，18－19岁人口的比重更是达到73％，而1996年日本同龄人口中的就业比重仅为32．4％。我国16－19岁就业人口约5000万人，其中城镇人口约1000万人。如果其劳动参与率降低一半，全国劳动力供给就可以减少1500万人，其中城镇至少可减少300万人。

5、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为城乡居民提供充分、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第一要旨。按照人力资本理论，个人受教育水平与其收入水平、就业机会和社会地位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吉利斯等对若干发展中国家的个人收益研究表明，在30－40岁的就业者中，大学教育程度的收入水平要比小学教育程度的收入水平约平均高2倍。赵人伟等根据一项问卷调查数据测算，中国城镇个人教育收益率的估计值为3．8％，也就是说，在就业时间相同的情况下，每增加一年的教育可提高3．8％的个人收入，全国个人收入不均等的6％可以由教育水平来解释。由此可知，发展教育和培训是提升人力资本、增加家庭收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的重要手段，是劳动者提高就业能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关键因素。

二、转型期我国教育发展的新趋势

1、教育需求不断扩大

从社会来看，在我国加速转型时期，教育需求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一是需求总量增加。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及国内投资环境的进一步改善，会更有效地吸引国外资金，有利于国际制造业向国内的转移，从而推动就业岗位在中国的配置，就业总量将有所增加。据专家预测，中国加入WTO后每年GDP可增加3个百分点，按GDP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带来400万个就业机会计算，中国每年可增加1200万个就业机会。虽然对具体的岗位增加数存在较大分歧，以及短期内存在结构性失业增加的可能性，但各界对入世后的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前景和带动就业岗位增加的趋势普遍看好。二是需求结构分化。加速转型期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经济将由生产主导型转向为流通主导型，从产业构成来看，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第三产业中的现代服务业正在改变服务业的传统面貌。同时，考虑到加入世贸组织的影响，一些传统产业的人才需求会日益减少，而某些具有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的行业则面临更大的发展空间，与此相适应的人才需求更为迫切。如纺织、食品加工等劳动力密集型的成熟工业，现代服务业、旅游业等新兴产业，各类高层次管理人才和科学技术人才，以及跨领域、跨行业、跨学科的复合型人才等。进一步扩大我国教育培训规模，提供多形式、多层次的教育服务，是入世提出的迫切要求之一。

从个人来看，教育需求的迫切性、自主性、多样性被大大激发起来。首先，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更多高素质的人才，表现在微观上就是人们对接受高质量教育的需求，而教育的高回报率更促使人们的教育预期不断提高。这种需求的迫切性集中体现在居民对接受高等教育的渴望。根据对北京市居民的调查，97％以上的居民希望子女接受大专以上的教育，其中有71．6％的人希望自己的子女接受大学本科以上的教育。其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统的同质单一社会逐步向异质多样性社会过渡，公民的个人主体地位逐步确立，主体意识得以恢复。在教育需求上主要表现为个人和家庭能够自觉维护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决策上可以在国家政策范围内从自身的需要出发、做出符合自身意愿的理性选择。而且，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多数个体（或家庭）有足够的经济条件满足自身的教育意愿。第三，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和社会结构的异质性，为个人多元化的教育需求拓展了空间，进而要求教育体制和教育机构更加多元化，教育质量、个人兴趣、教育内容等都成为选择学校的重要因素。人们不仅对普通高等教育的需求强烈，在职培训、成人考试、自学、返校学习等都成为可供选择的途径，近年来不断升温的出国留学热也是这一特征的一种反映。

2、教育发展面临全球化的挑战

21世纪高新技术人才短缺将是一个世界现象，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也同样存在着人才短缺的困扰。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优越的科技环境吸引利用发展中国家人才的现象会愈演愈烈。如美国预测其到2006年每年计算机人才缺口约9．5万人，其中大部分需要从中国、印度等地招聘，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提交国会的一份人才引进计划中，将原来每年引进的人才数量11．5万人，扩大到20万人。因此，在扩大我国人力资源投资和储备的同时，还必须面对高级专业人才流失的问题。另一方面，目前国内的人才储备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需要我们大量引进海外的人力资源。近年来海外留学人员回归祖国和外籍专业人才到中国就业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今后这一现象将更为普遍，要求我们相关的法律和制度建设以及人才政策更加完善和具有针对性。

国内企业间的人才流动也进一步加快。在国内市场国际化的大趋势下，企业间的人力资源竞争也被打上了国际竞争的印记。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期内，人才流向仍将保持“国有企事业民营企业外商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这一趋势。目前来看，国有企业是人力资本的净输出端，在人力资源竞争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外商投资企业所需的专业技术人员中有较大的比重来自国有企事业单位，尤其是培养成本较高、市场需求较为紧缺的人才。但是我们也会发现，人才在流动的过程中也会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技能和知识水平，有利于我国人力资源整体素质的提高。只要能够在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方面进行有效调整，国内企业也可以通过发掘和确立自身的优势，在人力资源的流动和竞争中受益。

与此同时，教育服务市场的竞争进一步加剧。一是国外教育机构到国内办学，抢占国内教育服务市场。入世后，我国对于高等教育、成人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学前教育和其它教育做出了有限开放市场的承诺，放宽了国外机构进入我国合作办学的条件。在资金投入、办学模式和办学经验方面具有相对优势的外资高等教育机构，进入我国之后教育成本会大幅度下降，从而对消费者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对我国现有的教育和培训市场形成冲击。二是把国内的学生吸引到国外就学，学生要支付比国内高几倍甚至十倍以上的成本完成学业。这种付出所形成的超额利润被国外拿走，从而导致国内教育产业的损失。近年来，许多国家十分看好中国教育服务市场，纷纷采取办教育展、放宽签证和工作条件等多种措施吸引中国学生出国留学。我国学生出国留学人数不断增加。显然，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是教育发展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课题。

3、“终身教育”将成为教育的主体形式

工业化社会初期及以前，人们在学校学习的知识技能几乎可以受用终身，而进入工业化社会中后期，90％左右的知识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才能获得。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摩尔定律已经成为技术进步的普遍规律，人们需要“终身学习去建立一个不断演进的知识体系”。因此，21世纪将进入一个“学习型”社会，终身教育将成为未来教育的主体形式。

知识更新是技术进步提出的客观要求，而劳动者接受继续教育和培训的愿望也与日俱增。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院课题组的调查，有超过半数的被访者表示自己目前的文化程度不能满足岗位需要，并打算继续深造，其中高中学历以下的被访者对自身文化程度不满的超过70％，具有大学文凭的被访者中也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希望能进一步深造。

尽管至今各国对终身教育概念的解释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比较共同的认识是：终身教育是人们在一生中所受到的各种培养的总和，包括各个年龄阶段的各种方式的教育，如正规、非正规和非正式的各种教育，还有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社区）教育等。终身教育既有专业性的教育，也有社会、文化、生活方面的教育。除了传授知识技能的形式外，还与社会文化活动和实际生活环境密切联系。在转型期，教育发展的目标和方向是：“形成社会化、开放式的教育网络，为适应多层次、多形式的教育需求开辟更为广阔的途径，逐渐完善终身学习体系”。

三、我国教育发展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1、如何保证教育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优先地位

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就意味着在资源配置上必须保证教育的优先权。从“九五”以来的发展实践看，两者并未保持一致。从国际竞争力的角度看，我国教育投入仍显薄弱，全国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从1995年的3．2％上升到2000年的4．3％，但与发达国家平均5．5％的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近年来中央、国务院已出台若干关于增加教育投入的政策、法规，但落实起来举步维艰。如《教育发展纲要》和《教育法》提出，逐年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2000年达到4％。但由于缺乏切实的、可操作的实施方案，致使这一目标近年来不但没有日益逼近，反而呈停滞或下滑之势，到2000年这一比重仅为2．87％。

教育经费投入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直接的原因是没有按法律规定和政策要求保证经费的增长。从发展理念上看，是各级政府仍然把教育投资当作消费性投资，没有真正认识到教育作为基础性投资、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的极端重要性。更深层次来说，则是各级政府“有法不依”的责任认定问题。《教育法》对“教育投入”落实情况的论述较为原则，实际工作中相应的监督、考核机制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不相匹配。因此，我们不能仅停留在转变观念的呼吁上，更重要的是明确各级政府部门承担的法律义务和责任，坚持监督考核。

2、如何实现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我国教育发展水平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这种人力资本投入和积累的不均衡，最终会导致经济和社会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并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转型、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目标的瓶颈。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普及义务教育是实现教育均衡发展的首要任务。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基础教育投资在教育经费中所占的比重大体相当，2001年三者分别为26％、28％和28％，客观上削弱了国家对义务教育的投资力度。作为沟通教育和就业市场桥梁的职业教育发育明显不足，2001年我国中等技术学校、技工学校和职业中学教育经费合计占教育总经费的比重也不到10％。在高等教育经费分配中，一般普通高校与名牌高校之间相差悬殊，民办高校经费投入面临更多的问题。

为此，有必要调整政府教育投资结构，逐步减少高等教育投入，在确保义务教育投入的前提下，增加中等教育投入。与义务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相适应，对目前尚未实现“两基”的地区，应明确义务教育财政经费投入额度，这个额度为上年全国生均教育经费乘以该地区义务教育阶段人口数。其中地方投入应不低于本地区财政增长速度，其余部分由中央财政补足。地方政府负责经费的使用和管理，并明确实现义务教育普及的目标。

我们初步估算，按以上方式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就财政承受力而言完全可行。2000年小学和初中预算内事业经费不到1000亿元，如果占总人口15％、尚未实现“两基”地区的生均经费达到全国平均水平，总投入不到150亿元；如果政府和地方按50％的比例分担，中央财政不到75亿元。即使我们将小学和初中毛入学率都提高到100％，增加的事业经费支出约不过60亿元。

3、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教育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定位，集中体现在正确处理政府投资与社会投资的关系。国家财政是教育投资的主要来源，而动员社会力量办学，充分开发和利用各种教育资源，是促进教育投资结构合理化、解决教育经费不足的有效手段。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捐资助学以及集资办学等教育投入从无到有，到2000年占总教育经费的比重达到5．2％。从国际上几个主要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民间教育投资的比重都在20％左右，因此，我国在扩大社会教育投入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出台，从法律上明确民办教育地位的同时，在鼓励和扶持其发展方面的一个重要突破，是允许“出资人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这一举措必将极大地调动社会力量办学的积极性，目前应尽快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出台具体的实施办法，一方面保障社会力量办学举办者的合法收入，保障教育捐赠者享受国家有关优惠政策，另一方面，提高公众对民办教育的认可和接受程度。

同时，综合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也有助于提高教育融资能力。如利用政府债券资金开发教育设施建设；争取更多的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民间的外资贷款和赠款；完善学生贷款体系，扩大学生助学贷款的范围和额度；改进现有高等学校教学基础设施投入模式，融入银行信贷资金，采取拨款与贷款相结合和政府贴息的方式，发挥政府有限资金的扩张效应。

4、如何界定和推动教育产业与教育产业化

教育产业化的提出大致始于90年代初，其背景是“十四大”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国务院1992年颁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中把教育列为“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产业”。此后，对教育产业化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直是教育理论界的热点之一。如有的观点认为，教育产业化就是将教育按照产业经济活动的一般规律来办，完全通过市场需求来调节教育的发展；也有的观点认为非义务教育可以推行产业化，而义务教育则不能实行产业化；还有的观点则认为“教育是产业，但不能产业化”。

事实上，关于“教育产业化”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教育产业化概念的不确定性引起的。我们认为，教育产业化本质上并不是将教育变成一种传统意义上的产业，而是试图将一些成功的产业经营机制和方法引入到教育活动中，使教育体制能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合理利用资源，提高教育效益。这种引进是在尊重教育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实现教育运行和产业经营的有机结合，激发教育产业的内在活力。从这一定义出发，教育产业化可以覆盖教育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阶段，不仅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可以产业化，义务教育同样可以产业化（如引进竞争机制，调动学校、教师的积极性、创造性，制定产业政策，鼓励社会办学，满足多种教育消费需求等）。

教育普及程度较高的国家，教育已成为一种合理的智力消费商品，教育产业也逐步成为知识市场化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非营利性的教育机构在完成其社会职能的前提下，逐步派生出获利性分支机构，教育产业中商业化运作的成分逐步加大，形成包括公益性机构、非营利性机构、获利机构在内的“教育大产业”体系。“教育大产业”的发展是未来教育产业化的一种新趋势，如美国教育产业的产值处于美国经济所有产业的第三位。在知识经济的构架中，教育产业将成为继传统的三次产业后的第四产业。

我国在经济社会加速转型的初期，一方面，由于九年制义务教育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普及，高等教育刚刚实现向大众化发展的转变；另一方面，产业化运营的市场机制还不完善。因此，教育产业化应该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教育产业化的重点也主要集中在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及高等教育等非义务教育领域。随着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教育已经摆脱稀缺资源的特征，人们的教育需求也日益多样化，教育体系也应该逐步向“教育大产业”转型。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