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产品责任中的惩罚性赔偿

摘要：美国自18世纪接受英国法上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后，惩罚性赔偿制度就开始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在美国得到运用。20世纪以来，惩罚性赔偿制度越来越广泛地被用于产品责任的案件中。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美国在产品责任中的惩罚性赔偿已经日趋完善和成熟，但仍有不少问题有待探讨和解决。

关键词：美国；惩罚性赔偿；产品责任

中图分类号：D971.2；DD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8-0106-04

一、惩罚性赔偿及其在产品责任案件的实践

美国《惩罚性赔偿示范法案》将惩罚性赔偿定义为“给予请求者的仅仅用于惩罚和威慑的金钱”。

美国关于惩罚性赔偿的第一个案件是1784年的Genay v. Norris案[1]。在18世纪的美国，惩罚性赔偿主要用于诽谤、、恶意攻击、私通、诬告、不法侵占住宅、占有私人文件、非法拘禁等使受害人遭受名誉损失及精神痛苦的案件[2]。这些案件所共通的特点就是被告行为的恶意性，并且被告的这些行为都侵犯了被害人的尊严。到19世纪中叶，惩罚性赔偿已被法院普遍采纳[3]。到现在，美国除了内布拉斯加、新罕布什尔和华盛顿州3个州不承认惩罚性赔偿制度外，其他47个州基本上准许惩罚性赔偿制度[4]。

进入20世纪后，大公司和大企业蓬勃兴起，各种不合格的商品导致对消费者损害的案件也频繁发生。由于大公司财大气粗，对于消费者补偿性的赔偿难以对其为追逐赢利而制造和销售不合格甚至危险商品的行为起到遏制作用，惩罚性损害赔偿遂逐渐适用于产品责任，同时赔偿的数额也不断提高[5]。20世纪60年代，美国法院开始将惩罚性赔偿用于产品责任案件。

在产品责任领域，较早对被告施加惩罚性赔偿的案件是1852年的Fleet v. Hollenkamp案[6]和1937年的Oil v. Gunn案[7]。在Fleet案中，虽然被告辩称其已尽了药品生产商的合理注意义务，但并未被法院采纳和接受，初审法院的陪审团裁决Hollenkemp给予原告Fleet1141.75美元赔偿，由于该赔偿额超过了原告实际遭受的损失，因而被认为带有惩罚的性质。

1967年的Toole v. Richardson- Merrell. Inc.案[8]是真正意义上的产品责任领域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典范案件，具有重大意义，使惩罚性赔偿在产品责任领域获得广泛的正式认可。本案中，被告公司存在明显的故意，明知其出卖的药品会使多数使用者发生白内障的副作用，却未将此事实予以公开，也未在注意事项上标明，最终侵害了被害人的健康权。然而，此案在重审时，法院将初审时的50万美元惩罚性赔偿金降至25万美元。

惩罚性赔偿之所以用于产品责任案件，主要是因为，政府的安全标准无法向消费者提供适当的、安全的保护，以对抗缺陷产品的制造与营销。而产品制造商则因利益的考虑往往不会投入成本增加安全设计，漠视消费者的权益[9]。因此，惩罚性赔偿成为了消费者们的福音，高额的赔偿不仅仅是为了弥补受害者生命、健康、知情等权利受到的损害，也警示产品生产者审慎对待其所生产的产品。

在过去的30余年间，惩罚性赔偿被大量用于产品责任案件，特别是涉及侵权的案件，因为现代产品责任法至少在名义上是以无过错原则为基础。然而，惩罚性赔偿仍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尤其是其是否具有合宪性，以及其是否可以由生产商事先投保，产生赔偿后由保险公司支付的可保性问题。以下，笔者将对这两个争议进行分析。

二、惩罚性赔偿的合宪性与可保性

（一）惩罚性赔偿是否具有合宪性

所谓惩罚性赔偿是否具有合宪性，就要看它是否符合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以及是否违反禁止过重罚金原则。

1.惩罚性赔偿与正当程序原则

正当法律程序作为一项宪法原则最早出现在1780年马萨诸塞州宪法之中，不过，正当法律程序作为一个宪法原则而被纳邦宪法条款之中，却是在1791年的《权利法案》中，该法案也是最早用“正当法律程序”取代最初来自英国大的“国家的法律”的措辞的美国法规[10]。第五宪法修正案规定：“无论任何人，除非根据大陪审团的报告或，不得被判处死罪或者其他不名誉罪行之审判……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罪行而两次遭受生命或身体的危害；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和财产。”但是，不难看出，该宪法修正案的规定是从程序性的正当法律程序（procedural due process），它使人民免受政府滥用权力的侵害，但并不针对政府权力进行实质性的审查。

内战后，美国于1868年通过了第十四宪法修正案，正式将实质正当程序原则（substantive due process）确立于联邦宪法之中。该修正案第一款规定：“无论任何州，不得制定或施行剥夺合众国公民之特权或特免的法律；未经正当法律程序前，不得剥夺任何人生命、自由和财产；在州管辖范围内，也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护。”

早些年，美国法院对产品责任案件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程序合法性进行审查，即此赔偿责任在适用时只需符合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即可。如此一来，惩罚性赔偿额与补偿性赔偿金之间的比例是否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不是判断其是否违宪的唯一标准，其判断标准明显降低了许多。

在1995年的BMW of North America， Inc. v. Gore案[11]中，联邦最高法院首次从实质性正当程序的角度对惩罚性赔偿的数额进行审查。该案中，BMW公司没有将汽车在销售前受损并重新喷漆的事实告知Gore，初审时陪审团以BMW公司的行为构成了不可忍受的或者恶意的欺诈为由判决给予原告Gore4000美元的损害赔偿，以及40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而阿拉巴马州高等法院将惩罚性赔偿的数额减到了200万美元，因为陪审团根据BMW公司在其他州的行为不恰当的计算了赔偿数额。BMW公司又将该案上诉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肯定了阿拉巴马州高等法院关于陪审团根据BMW公司在其他州的行为不恰当的计算了赔偿数额的意见。同时，它还提出了审查惩罚性赔偿数额的三项准则：被告不法行为应受谴责的程度；损害赔偿和惩罚性赔偿之间的比例；以及类似行为可能判处的罚金数额与惩罚性赔偿金数额的差距[12]。这三项准则即是要求惩罚性赔偿的数额要合理、公平，也就是要符合实体性正当程序原则。

产品责任案件中高额惩罚性赔偿裁决的数目在近几十年有所增加，但这也只占产品责任案件总数的2%[13]。最高额的惩罚性赔偿裁决通常会被初审或上诉法院或者二者都实质性地减免或，特别是现在联邦最高法院已经宣称，过分的惩罚性赔偿裁决违反正当程序[14]。

2.惩罚性赔偿与禁止过重罚金原则

禁止过重罚金原则是宪法第八修正案中的条款：“不得要求超额保释金，不得课处过度的罚金和残忍的、非常态的惩罚。”[15]其源于英国法上的“相称原则”，即处罚的目的与处罚的手段必须相当。

1989年的Browning Ferris Industries of Vermont v. Kelco Disposal， Inc.案[16]中，州法院判决被告承担5万美元的损害赔偿及60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惩罚性赔偿金与损害赔偿金之比高达120比1。但正如前文所述，此比例只是评断惩罚性赔偿金是否违宪的标准之一，并不因其数值之高而判定该判决违宪。上诉人就此600万美金的惩罚性赔偿进行上诉时所提出的理由是该金额违背宪法第八修正案所确定的禁止过重罚金原则，然而最终，联邦最高法院却没有确认该上诉理由。因为从禁止过重罚金适用的对象上来看，美国最高院认为，宪法第八修正案不适用于私人间的民事诉讼，而仅仅是在政府介入时，该条原则方有适用余地[17]。笔者认为，《权利法案》的制定目的就是为了尊重和保障人权，其主体为政府机关，而第八修正案中确立的禁止过重罚金原则，其适用主体也不可能为私人。尽管本案是民事诉讼，但惩罚性赔偿金却不是原被告间可以任意约定的，600万美元的赔偿金是由法院判决而来的，因此已经存在政府机关的介入，最高法院的判决意见并不能很好地为其判决作注解。

要解决惩罚性赔偿是否违法禁止过重罚金原则，首先要解决罚金轻重的“度”的问题，这个“度”事实上就是惩罚性赔偿的上限。对此，美国有些州已经通过立法加以确定，比如科罗拉多州规定惩罚性赔偿金不得超过填补性赔偿金额[18]；康涅狄格州规定在产品责任诉讼中不得超过填补性赔偿的2倍[19]；佛罗里达州立法规定，原告如果提出明确的证据以证明较高的惩罚性赔偿金不会过高，则最高额可以达到填补性损害赔偿金额的3倍[20]；印第安纳州规定惩罚性赔偿金额不得超过填补性损害赔偿的3倍或5万美元中的较高者[21]；新泽西州规定其不得超过填补性损害赔偿的5倍或35万美元中的较高者。可见，各州的规定各不相同，但多是将赔偿限额限制在固定金额或填补性损害赔偿一定倍数以下[22]。

在联邦层面上，国会也曾试图立法以限制产品责任诉讼惩罚性赔偿的最高额，包括1993年和1995年的产品责任公平法案（Product Liability Fairness Act）、1997年的产品责任改革法案（Product Liability Reform Act of 1997）、1998年的产品责任改革法案（Product Liability Reform Act of 1998）等[23]，但由于这些法案中的内容分歧太大，导致产品责任诉讼的惩罚性赔偿上限至今没有定论，在案件的审判中，多是依靠法官或陪审团的裁量来确定惩罚性赔偿金。

过去20多年，在美国共有8项关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实证调查报告，每一项报告都得出相同的结论：“惩罚性赔偿金并没有失去控制。”[24]因此，笔者认为，惩罚性赔偿存在的目的在于在有限的补偿性赔偿之外，给受害人多一份保障，同时警示生产商尽到应尽的主义义务。出于对产品责任案件损害结果的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将惩罚性赔偿金设定最高限额，在限定了法官和陪审团的自由裁量范围的同时，也会令生产商有恃无恐，无法达到惩罚性损害赔偿设立的最初目的。

（二）惩罚性赔偿是否具有可保性

以保险来抵消风险是现代人较为常见的一种做法，生产商同样也想通过保险来降低甚至抵消其所可能承担的惩罚性赔偿风险。

在美国，已经有40个州对惩罚性赔偿的问题进行了规定，而实质多数的州都允许保险项目包含惩罚性赔偿[25]，仅有约10个州通过立法或者普通法禁止或者限制惩罚性赔偿的可保性，这其中就包括德克萨斯州[26]。而华盛顿州、新罕布什尔州、内布拉斯加州在民事责任中对惩罚性赔偿责任直接予以否定，自然谈不上可否对其承保的问题[27]。

虽然多数州允许对可能发生的惩罚性赔偿进行投保，但对于惩罚性赔偿是否具有可保性的问题，美国社会始终争论不休。反对者们认为，由保险人代替被保险人缴纳惩罚性赔偿金，违背了该赔偿责任所想要达到的惩罚和警示作用。支持者们认为，虽然将惩罚性赔偿纳入可保范围，但该保险并不具有强制性，由于惩罚性赔偿的不可预见性和高额性，与之相应的保费也可能因为保险人对于被保险人的评估而非常昂贵，被保险人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进行投保，高昂的保费可以成为对被保险人的变相惩罚，这并不违反惩罚性赔偿发挥惩罚功能的初衷。

1987年，美国奥斯丁上诉法院在American Home Assurance Co. v. Safway Steel Products Co.案[28]的判决中，认定惩罚性赔偿是可以投保的，因为保险公司可以隔离高风险保险客户或者“拒绝全部惩罚性赔偿的保险范围”，因此，惩罚性赔偿是可以在保险范围之内的，并且仍然具有有效的威慑作用[29]。

另一个认为惩罚性赔偿金可以承保的代表案件是Lazenby v. Universal underwriters Insurance Company案[30]。本案中，法院的判决理由认为，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包括填补性赔偿和惩罚性赔偿，保险人若不愿意对惩罚性赔偿进行承保，那么需在保险合同中明示排除。法院认为，将惩罚性赔偿列入承保范围，无损社会善良风俗、公共利益或公众福利，也没有违反宪法、法律或法院判决，因此不构成对公共政策的违反，因而也就不用考虑可保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