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市场化

关于政府和市场的争论由来已久，但是将二者对立起来是错误的。

政府和市场都是社会公共机构，二者不是相互独立，而是不可分离、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人类的发展和进化就是二者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反馈的过程。《小即是美》的作者舒马赫认为，“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政府或市场，而是同时需要这两者。”亚洲国家有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传统，亚洲市场的效率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前提是制定好发展计划。

伦敦商学院教授约翰・凯(John Kay)把市场定义为相对透明、自行组织、激励相容的机构，用于产品和服务的交换，且通常以货币为交易媒介。更通俗地说，市场帮助匹配买者和卖者，并在某种游戏规则下确定市场价格。

但是，企业是在更大的社会机构中（国家体系）运营的社会机构，而国家则在更大的全球经济中运行。由于经济全球化，政府政策如货币政策、汇率和国际贸易，不能脱离全球环境。没有一个人、企业或国家是一座孤岛。全球化已经不可逆转地改变了游戏规则。

政府是什么？为什么政府比以前强大这么多？

政府本身是一个由不同相关利益者（政治家、官员、商人、公民和外国人）构成的复杂市场，用于非货币产品和服务的交换――从政治、社会、军事、伦理和生态的维度。

我发现，可以把政府看做用于权力交换（以非货币形式）的类市场机构。权力来自于社会代表――人们把权力授予政府，希望政府保护他们，以及公正地执行社会规则和法律。因此，“政府的市场”有和真正市场一样的要素――信息不对称和委托问题。这是新古典理论失败的原因――它假设社会生活中最有趣的部分是不存在的――我们对未来都是不确定的，不产生背叛的信任是一种稀缺商品。当市场和政府串通时，腐败就随之而来。

在原始社会，政府是一个家国，封建社会就是从家族演化而来变成国家。今天，政府是一个复杂的机构，发达国家政府的经济规模有时达到GDP的50％，人数达到人口的三分之一。在很多大国，政府有很多层级――中央、省、市、县、镇和乡，每一级都有自己的部门，甚至有企业。大多数公民都发现，和复杂的政府权力打交道是困难和迷惑的。秘鲁经济学家赫南多-迪索托（Hernando de Soto）首先提出，农村地区之所以贫困，是因为贫穷人口的财产权没有得到充分保护，而且由于复杂的政府，交易成本变得很高。

换言之，当政府有效和稳定时，市场也是有效和稳定的。从最近的经验中不难得出，金融危机是政府管制失败的结果。欧洲债务危机充分显示，当政府财政状况岌岌可危，且没有机构能作出快速、简单、清晰的决定时，金融市场就开始出现危机。

政府和市场是复杂、动态和相互影响的系统，并且生存于人类和生态限制的大系统中。要使人类系统稳定、包容，且生态上可持续，需要在这种动态的复杂性中实施包容性发展。这种复杂性由于一些大国之间的相互作用（通常是集体行动陷阱）而被放大，这些大国通常都在地缘政治上有重要的人类和生态的足迹，例如印度、中国、欧洲和美国。

所有的政府和市场都在人口、资源和权力的集中和分散化之间竞争。系统要保持稳定和可持续，必须要适应来自内、外部复杂的变革动力。要保持完整性，每个社会的赢家和输家都要有复杂的利益交换。当损失的原因和影响不清楚（如危机），既得利益者为保护利益阻碍变革时， 这种规则和交易是困难的。

这是为什么改革总很困难，并且通常只有从危机中感到危险时才会发生，因为既得利益者愿意用当前损失换取未来利益。既得利益者通常不愿意改革，因为当前的利益远胜于不确定的未来。政治则是各方利益斗争的妥协结果。

认为市场总是正确的观点有个前提假设，即市场总是均衡的。但是，当政府失衡时市场也会失去平衡。当不考虑个体行为合计的后果时，集体行动的陷阱就会发生。次贷危机已经表明，当行业的领军者自身是一个公共利益免费享用者(free rider) 时（贪婪是好的）， 体制是不稳定的。集体行动的陷阱是比较普遍的。全球正面临集体行动的陷阱，因为没有任何国家愿意为全球的公共物品做出牺牲。只有当每个人共同地为社会稳定而努力时，社会才能稳定。

下一次专栏，我会探讨如何走出集体行动的陷阱。

作者为中国银监会首席咨询顾问和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香港证监会前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