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秩序”言之尚早

中国是亚太新秩序的参与者与构建者，而非中国的亚太秩序。一种秩序的建立需要杂糅利益、暴力与正义等三种不同的要素，中国的倡议、方案以及红利只是亚太秩序变革的增量，要改变存量，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与努力。

“中国秩序”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的变种，夸大了中国在亚太秩序中的分量，将中国提出的一些外交主张视为颠覆既有秩序的举动。中国的亚投行与丝路基金被认为是与美日主导的亚洲开放银行竞争，而中国推动的亚太自贸区（FTAAP）也被视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间接挑战者。而中国关注的是打造大周边外交，为中国发展赢得更多的空间。

中国愿意让周边国家分享中国的发展红利，并非建立“中国秩序”，换个词汇就是中国治下的和平。至少从话语角度，把中国目前的外交努力与尝试带进了西方霸权更迭的历史谱系中，把中国目前的发展与外交方略嫁接到欧美历史的枝蔓上。于中国而言，大周边战略初具雏形，更需谨慎，不能轻言“中国秩序”，引来不必要的纷争。

的南太之行意味着“一带一路”的框架已经搭建起来。蓝图已经画出来，中国可利用的思想和模式又有哪些呢？朝贡体系算是其中一个，现在不少人热衷于讨论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朝贡体系是一种等级性的国际秩序，中国是施惠者，周边的藩属国是受惠者，并非平等互利，在观念尚未出现的时代，朝贡体系其实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国际秩序，并非中国独有。

在国家时代，平等和尊重是最重要的诉求，另外东亚已不是一个封闭的地区，而是高度开放的地区，各种域外力量可以介入，提供了多种秩序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朝贡体系没有存在的空间，反倒会引起周边国家的疑惧和域外力量的制衡。

还有就是现代国际关系中的霸权秩序，二战之后美国在东亚就是一个域外的霸主，通过占领日本、双边军事同盟，甚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美国实现了在东亚地区的内在化。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除了缓解中美双边的竞争和博弈，还要改变美国对东亚的霸权秩序。

到目前为止，中国提供的秩序的菜单已经端上饭桌，核心还是以中国经济力量来推动亚太地区的持续繁荣，包括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位次，与周边国家携手发展。中国不能是美国的替代者，若是如此，那么对亚太国家来说，不过是换了个霸主而已。

中国是亚太新秩序的参与者，而非革命者。中国是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中国的优势在体量和超大规模，世界经济已经出现了中国周期，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美国。中国经验也被世界和周边逐渐接受，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既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区域合作的重要纽带。

中国倡导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利益是基础，责任需要理清划定，命运共同体则是未来的愿景。亚太秩序是开放、多元的秩序，并非某国秩序的延伸，这才是真正的历史性变革。

（摘自《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