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之痛 第10期

想象一下,如果今夏发生在莫斯科附近的干旱发生在芝加哥或者北京会怎么样。

Lester Brown可能是世界上最顶尖的食品安全专家。自从1963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人、土地和食物》之后,这位多产作家的作品超过了50部,他一直致力于食品政治问题的思考。他最著名的《谁来养活中国》一书的出版,引起了华盛顿、伦敦和北京这些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间关于农业生产的对话。他关于国际环境问题的著作已经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出版。

今年夏天,在遭遇严重干旱之后,莫斯科附近大量的土地陷入大火之中,数量可观的粮食也随之被火海吞噬。布朗马上陷入了他最担心的问题――全球食品安全问题未来的发展。

《外交政策》:俄罗斯上次面对如此干旱的困境是什么时候?

Lester Brown:确切地讲,俄罗斯以前没有碰到过这么严重的旱灾。今年此次袭击俄罗斯的热浪最有趣的一点是,它持续了两个月的时间,从6月中下旬一直持续到8月中旬。

另外一件事情是,墨西哥今年七月的平均温度比往年同期高出了14°C。我的意思是,这是一个很大的跳跃。如果只有一天或几天的温度高,那是一件事,但整个月的平均温度都这么高,问题就有些严重了,因为这是一个出现极端气候活动的样本,而这个气候模式是随着温度升高而发生的事。

《外交政策》:如果这种高温和干旱发生在世界主要粮食产区,比如美国中西部或者中国,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Lester Brown:这次俄罗斯的热浪造成粮食的减产,用一组数字来说明,是产量从1亿吨下降到6000万吨,所以它们损失了4000万吨的粮食,甚至可能会更糟。

如果此次热浪发生在芝加哥的话,我们将至少损失1.5亿吨粮食,甚至可能是2亿吨。如果芝加哥的温度在7月份比往年平均高出14摄氏度的话,世界粮食市场将会陷入一片混乱。

这是因为芝加哥周围地区都是肥沃的良田。举个小小的例子你就知道当地的生产量了,仅美国爱荷华州一个州的粮食产量就远远超过整个加拿大。

俄罗斯与加拿大的情况相似。那里降水量相对较少,地理位置太过偏北,只能种植小麦而不能种植玉米,所以亩产量并不是很高。即使使用最有效率的增产技术,加大投入,你还是不能在加拿大和俄罗斯取得好的收成。

《外交政策》:如果旱灾发生在中国的北部平原呢?

Lester Brown:那是另外一种令人不安的情况。今年夏天发生在莫斯科附近的旱灾,如果发生在世界上两个地方是最危险的,一个是芝加哥,一个是北京。

北京位于华北平原。华北平原提供了整个中国一半的小麦和三分之一的玉米产量。中国,与美国一样,每年生产4亿吨粮食。所以,任何对粮食产量有破坏作用的事情,都会给世界带来巨大影响。

有趣的是,如果中国遭受干旱灾害的话,他们极可能的粮食购买地就是美国,因为我们都是世界粮食出口巨头。所以,对美国消费者来说,如果莫斯科的热浪发生在北京的话,我们将看到粮食价格会急剧提升,结果可能提高到政治高度,强制限制出口,以保证美国的食品价格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但中国是我们的债主,所以限制措施会很有限。

《外交政策》: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在最近的十多年以来,中国第一次从美国大量进口玉米。这是反常情况吗?是因为今年频发的洪水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导致中国的粮食产量下降?或者,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现在正成为世界粮食市场巨大的进口国?我知道,北京不会就粮食收成问题详细的数据。

Lester Brown:没有人确切知道中国是否真的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粮食缺口,也不确定中国是否会永久成为世界粮食市场上的大客户。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高温、热浪和干旱肯定会对粮食产量有影响,一旦发生,粮食就会大量减产。而今年,洪水虽然会带来地区危害,但通常不会对一个国家的粮食产量造成严重冲击。

另外一个影响因素是,因为修建工厂,城市扩张,以及修建公路、高速公路和停车场,中国失去了大量耕地。去年,在中国的汽车销售量是1200万辆,超过了美国,我们仅为1100万辆多点。今年,他们预测会达到1700万辆,这将把我们远远地甩在后面。

当汽车增加的时候,就需要铺更多的路。你不能只保持汽车数量增长而路面不变。这样就需要更多的公路、高速公路和停车场。中国现在耕地流失速度非常快,部分的原因是汽车销售的巨额增长。在这个国家,根据经验,每增加5辆车就需要铺设一亩地左右的路面,相当于一个足球场的大小。

所以对中国而言,供给方很难跟上需求方几乎创纪录的增长。这是因为,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大部分人正在走向食物链的高端,消费更多的以粮食为生的家畜产品,中国现在消费的肉食总量比美国还要多很多。它几乎占据了世界猪肉消费总量的一半。世界上一半的猪都在中国,而饲养这些猪需要大量的粮食。

《外交政策》:自从1995你出版了《谁来养活中国》这本书之后,你怎么看待中国的变化?

Lester Brown:首先,那本书在推动开始与北京对话上起了巨大的作用。书中认为,中国必将从世界进口大量的粮食,而很重要的一部分要从美国进口,这非常容易引起恐慌。

尽管我很理智,但我还是在这样一种情绪中很难出来――北京的领导人,包括当时和现在的,都是从1959-1961年的中幸存下来的,根据官方的口径,当时有3000万人死于饥饿。这种经历会影响到一个人对粮食安全的看法。因此,中国的领导人开始在农业领域投入大量资金;他们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以鼓励农民尽可能多的生产粮食;他们投资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如灌溉,还大大提高了对农业研究的投入。

但是,他们还能有什么更多的举措来持续增加生产呢?今天的问题是,他们的水稻产量已经达到了日本的水平,而日本在十年前就已经达到了水稻产量的极限。在日本水稻产量不可能再有更多的提高,同样在中国也不能。中国在过去15年中粮食产量确实有了大幅度提高,但他们现在已经遇到了技术瓶颈。

1996年,中国生产了将近1500万吨大豆,他们也消费了1500万吨。2010年,他们的大豆产量仍为1500万吨,而却要消费6100万吨,这意味着他们要进口4600万吨大豆。就现有的土地、水等资源而言,生产一亿吨粮食是基本平衡的。而需求却越来越多。

可能我想法上有所改变的地方是,我以前不太愿意从更广的历史视角考虑。但我们知道,历史上早期文明的衰落和崩溃多半是由于食物供应的短缺。对苏美尔人而言,是土壤中盐分的增加,对玛雅人而言,则是滥伐森林和过度耕种导致的土壤流失。

我曾假定,在现代社会中,食物不可能成为致命的短板。现在,我不仅认为是有可能的,而且可能性非常大。如果让我做一个脚本,预测国家甚至全球文明没落的话,其中的情形之一就是我刚才说的那样――莫斯科式的热浪在芝加哥附近发生,这将导致彻底毁坏美国的粮食产量。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热浪发生在同重量级的北京。

来源:美国《外交政策》2010年8月26日

作者:Christina Larson

编译:高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