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的超产权论

内容摘要：产权论与超产权论的争论焦点在于谁才是改善我国公司治理的根本道路。产权不清，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不对称是造成国企无效治理的主要原因。产权改革应是国企下一步改革主要方向和必然归宿。超产权论是产权论的重要补充，且以产权改革为前提方能发挥作用。

关键词：产权 超产权论 公司治理

产权国有条件下治理机制的弱化表现

国有股本投资主体缺位而产生的问题

国有企业的财产是公有财产，公有资产属于人民。从上市公司的情况看，由政府机关代表国家行使股东权利有多种弊端。首先，国有产权的委托人虽是国有资产的合法人，但不能保证人都是国家利益的取向者。其次，国有产权控制者的权利和责任是不对称的，他们是国有产权唯一的人，但却不是投资的受益人，他们不能得到国有股权因其努力工作而带来的全部增值，因此，他们没有足够的激励有效地选拔、监督企业经营者。企业利益相关人便有机会为了自己私利向当政者行贿，诱使当政者、权钱交易或滥用手中的职权。即使由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或国有控股公司代表国家行使股东权利，也不能完全解决上述国有股本投资主体缺位而产生的问题。

有的经济学者认为建立经理人才市场对于选择和约束经理人员是重要的。但是，经理市场本质上是一个资本市场，只要资本市场的行为主体是国家，只要经理服务的购买者是政府，经营者就只能取悦并依附于政府官员，根本不可能形成以“牟利为目标”的职业化经理阶层。

内部人控制

在国有企业内部，经营者很难享有较大利益。当他们掌握了企业较大的经营控制权时，自然会发生以经营者为首的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在我国国有公司制企业的股权结构中，由于国有股份所占比重过大，公司的内部人控制较强。但在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中，由于国有资本投资主体缺位，国有产权人没有最终剩余索取权，他们没有足够的动力搜集信息，监督和激励企业经营者，公司治理结构中不存在对经营者的约束和替换机制。

在资本市场完善的情况下，如果内部经营者对企业实际控制摆脱了对所有者的影响，而所有者则控制无能、监督无效，所有者便会以股权转让出售的方式，来结束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委托关系。然而，因为国家对国有产权交易范围的限制，国有产权退出权的弱化，导致股权交易和公司兼并对上市公司经营者行为约束的失效。

政企难分

政企不分本质上是一个产权性质的问题。按照现代企业理论，为捍卫所有者利益不“受损”，任何所有者都要以其所有权份额大小与其它股东分享对企业的控制权来监督和约束经理。国家作为所有者，自然要干预企业事务，在目前国有控股企业仍是国家股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国有股的控制权实际上是对该企业的全部控制权，国家及其人所具有的特殊地位使得他们常常以“婆婆加老板”的身份对企业进行过多干预，经营者没有充分的自由管理好企业，最终只能回到政企不分的老路上来。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

产权论主张产权归属应该是决定企业治理和绩效的基本因素，而植根于产权基础的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匹配状况是决定治理机制优劣的直接原因。剩余索取权是企业股东作为所有者拥有企业剩余的权利，它以清晰的产权为基础，没有清晰的产权就没有受保护的剩余索取权。产权是人们在财产上所发生的经济利益关系。产权的清晰可以通过明确人们在企业财产上产生的经济利益关系来驱动企业的利益激励机制，努力提高生产效率，产权明晰是决定治理与绩效的决定性因素。当产权被清晰界定并可自由流动后，企业的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将在相互的追逐中逐步达成治理机制的完善。

在产权被清晰界定的条件下，股东为追求剩余索取权的最大化必将通过董事会、权竞争等具体的治理形式来取得对企业的控制，贯彻股东意图，千方百计减少成本。

超产权论的基本观点是强调竞争的作用在产权改革之上。这一理论从现代企业委托―关系下产生的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及责任不对称的问题出发，认为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症结并非源自产权方面，而在于缺乏充分、公平的竞争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者缺乏考核企业经营绩效的充分信息指标，因而监督经营者的成本过高，导致上述问题无法克服（林毅夫等，1997）。反之，如果形成了充分、公平的竞争环境，不仅所有者可以利用竞争中形成的平均利润率作为考核经营者业绩的廉价、有效指标，最大限度地克服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而且会使对经营者选拔与激励问题得到解决。

这种建立在强调竞争作用基础上的所谓“超产权论”，并非对产权改革的作用做完全的否定。它真正强调的是竞争的重要性要在产权改革之上，即认为公司治理机制的基本成分是市场竞争所形成的外部、间接控制机制，而产权治理只是一种“派生的制度安排”（林毅夫等，1997）。

这一强调竞争先于产权的理论，虽然有自身的逻辑支持与实证依据，但在分析我国的经济改革时，其对现实的认识与理解却是远远不充分的。这一理论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忽视了我国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天然具有垄断与超经济性质产权主体即政府产权的大量、普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其在应用中就要遇到一些难以逾越的障碍。

首先，政府作为产权主体，追求的是公共目标，而非资产增值目标。而且政府作为非自然人格化的抽象主体，其产权的行使必然要落实到具体自然人头上（例如政府官员及其人），因而在产权行使过程中渗透入具体行使者的个人意志与利益；而由于层次过多等原因，个人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会出现严重不对称，因而这些渗入产权行使过程中的个人意志与利益同样不会是或很难是以资产增值为目标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假定充分、公平的竞争环境可以形成，但对平均利润率指标作出反应的主体却并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因而不会做出合理而恰当的反应，依靠竞争来形成对经营者的有效选拔与激励机制的愿望自然也就会落空。可见，竞争本身并不能提供所有者监督经营者的激励。由此进一步而论，竞争所产生的结果必然是那些不能对经济环境变化作出及时、合理反应的国有企业被淘汰，竞争实际上成为产权制度的优胜劣汰的工具。既然如此，强调竞争与强调产权改革也就没有实质性分野了。

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在政府产权大量、普遍存在的情况下，能否真正形成充分、公平的竞争环境，本身就是大可怀疑的。政府作为一个独立的利益实体，维持垄断地位是其实现自身利益目标的一个重要手段，而其拥有的超经济性质权力恰恰可以强化其垄断地位。除此之外，在我国非国有经济在现实中己获得很大发展的情况下，把这两类利益、目标迥然不同，并且在市场规则建立与运用方面的地位与身份存在很大差别的主体放在同一市场上竞争，必然会造成市场体系运行的混乱与磨擦，产生垄断、寻租及国有经济歧视与排斥异类经济成分等不合理、不规范的现象，结果只会是既无效率，又难以体现公平。从我国现实实践看，一方面，那些受惠于垄断的既得利益集团（如电信、邮电等部门）总是千方百计维护自身垄断地位不受侵犯；另一方面，对于新发展起来的非国有经济成分，政府又在融资安排、产权保护等方面往往做着与其身份和职责不相符合的事情。因此，不打破政府产权的垄断、支配地位，谈论竞争的作用只能是一种空中楼阁式的幻想。

参考资料：

1.刘芍佳、李骥，超产权论与企业绩效，经济研究，1998年第8期

2.梁能，公司治理结构：中国的实践与美国的经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3.刘伟，国企改革，北大讲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