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从享乐时代走向节俭时代

跟一年前相比，曼哈顿中城区的喧闹声低了许多，公园大道投资银行外面停放的黑色轿车也少了很多，第五大道萨克斯公司的商店安静得像图书馆一样，洛克菲洛中心的餐馆和商店照常开张，但却很少有人光顾，昔日挤满星巴克咖啡馆的那些游客和白领都到哪里去了呢？

跟一年前相比，缺少的还有某种无形的东西，那就是喝了咖啡冲动的冒险精神。现在全球经济衰退进入第16个月了，国际市场衰减一半，看来，我们都改喝无咖啡因的咖啡了，或者我们根本失去了冒险的冲动。

受泡沫心态的影响，我们――作为投资者、消费者和企业家――漫不经心地承担风险并认为这样做非常安全。我们超出自己的经济能力购买住房，借了大量的债务，让繁荣的股市和房市承担储蓄的重任。结果，凭借各种新技术、证券化和衍生物，任何种类的风险，金融奇才都能把它们分割、打包、销售并使之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支持这种债务和风险文化的基本理念随着花旗银行集团和美国国际集团的股票一起轰然倒塌。现在，时代思潮又出现180度的转变。捂紧钱包、削减债务、停止赌博。内华达州的赌场报告说，赌客在今年1月份输掉的钱比去年1月份少了14.6%。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埃尔•阿里安对媒体说：“全球经济每个实体都成惊弓之鸟，我们已经从享乐的时代走向节俭的时代。”

陷入“节俭悖论”

把它叫作寻求安全、躲避风险、一种新的节制。哈得逊城市银行的存款自从2008年年初以来增加了将近1/3。该银行首席执行官罗纳德•埃尔芒斯说：“人们把钱存入他们认为仍然安全的银行。”在1月份，美国人的储蓄达到可支配个人收入的5%，而2007年第四季度，他们的储蓄只占可支配个人收入的0.4%。我们想要存钱的新习惯很可能还会继续。当民意调查人员斯科特•拉斯马森问投资者2月份新获得的资金愿意拿来干什么时，32%的人说储蓄，只有16%的人说他们想投资股票。尽管实际上没有什么回报，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现在得到联邦政府担保，已经吸引了3.8万亿美元，而一年前只有3.4万亿美元。全球抢购美国政府债券――世界上最安全和流动性最好的投资――使债券利率降得那么低（10年期债券收益率只有2.9%），以至于投资专家沃伦•巴菲特告诫大家要注意“美国国债泡沫”。

鉴于从2007年年中到2008年年底有大约13万亿美元的净价值蒸发掉了，有钱不敢花和精打细算是可以理解的。虽然从微观经济的角度看，家庭和企业这么做是完全合理的，但从宏观角度看，冻结开支和不敢进行无担保的投资是个很麻烦的问题。特别是，如果在信贷危机过去后仍然坚持这么做的话。

为了我们14万亿美元的经济的复苏和繁荣，有钱不花的人必须打开他们的钱袋积极消费，企业必须敢于冒险。没人鼓吹重新回到购买4000平方英尺的第二套住房、1000美元一个的手提包和6美元一杯的精制咖啡的那种举债消费的时代。但是，在我们的经济中，70%的活动来自消费者，我们确实需要邻居们消费。否则，我们就陷入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说的“节俭悖论”。如果在萧条时期大家都存钱不花，经济活动就会减少，结果使每个人都变得更穷。我们还需要再次启动投资――不一定投资于花旗银行集团的股票或迈阿密的公寓。但是，我们必须提高技能，创建新公司，为经济复苏和新技术的开发提供资金。

召唤美国精神

这种节俭时代是一种暂时现象吗？我们下次遇到新东西时会不会又恢复我们敢于冒风险的本性？这是一个涉及14万亿美元经济的大问题。在这个十年的早些时候，我们毫不费力地从网络泡沫转向住房和信贷泡沫，这说明我们的经济充满活力。但是，金融海啸会留下很深的伤痕，就像大萧条之后发生的情况一样。

道―琼斯指数花了25年才恢复到1929年的最高点。查尔斯•梅里尔是早期的股票经纪人，他为股票所有权大众化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使他感到苦恼的是，花了很长时间才使美国中产阶级相信股票是安全的。在1952年，布鲁金斯学会的一项调查发现，82%的家庭拥有人寿保险，而拥有股票的家庭只有4.2%。上个世纪30年代的年轻人对金钱和风险养成一种态度，这种态度伴随他们度过终生。我的一位亲戚经历过大萧条时代，他建立了几个成功的企业。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他卖掉这些企业退休，他拒绝拥有国债以外的任何证券。

值此经济紧缩时期，人们很容易模仿梭罗，追求简朴而悠闲的生活。但是，如果我们失去了赚钱和冒险的冲动，我们就失去了美国精神。在《轻躁狂症的优势》一书中，心理学家约翰•加特纳令人信服地论证说，几个世纪来，美国民众――不断有移民加入――养成了轻躁狂症：勇于采取行动、敢于冒险、相信人的机会是无限的。加特纳说，上个世纪90年代是“经济轻躁狂症表现突出的时期，而如今的民众情绪中却见不到一丝经济轻躁狂症”。

经济学家警告说，如果我们不设法使经济很快恢复活力，我们就可能会重复日本在上个世纪90年代所经历过的“失落的十年”。会那么糟吗？说到底，日本虽然经历漫长的低增长时期，但没有人挨饿，在那个老龄化国家没有出现社会骚动，其最大的公司不断壮大。但美国的情况完全不同。鉴于我们的人口不断增长，我们需要很大的经济增长才能保持我们的生活标准并确保民主制的健康发展。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经济增长对道德的影响》一书的作者本杰明•费里德曼说：“在物质生活标准提高后，人们就会产生某种程度的乐观情绪，这种乐观情绪会延续下去，使人们乐意支持反映宽容、开放机会和支持民主的公共政策。”道德需要要求美国回到经济增长的轨道。美国仍然是需求最大的国家。在美国摆脱困境之前，面临二战以来第一个紧缩年的全球经济很可能仍然会一蹶不振。

增加投资信心

储蓄现金和积累储备是复苏所需要的第一步。但储蓄的现金最终必须拿出来使用。股市近期大幅度上涨，这肯定是一个迹象，说明投资者再次把钱投入使用。2月份的零售情况提供了另一个迹象，表明钱袋的扣绳可能正在松开。但是，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奇怪的是，后泡沫时期经济是开始新的冒险的大好时光。开始网络时代的最好时光不是1999年首次公开募股市场发热的时候，而是2002年跟该行业有关的每样东西――写字楼和编程人才――的价格下跌的时候。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由于联合公司不想开发基于全球卫星定位技术的消费产品，加里•伯勒尔离开联合公司创建Garmin公司，该公司现在的员工达到7000人左右。

但是，在不景气的时候进行投资需要很大的信心。从1931年－1935年，IBM首席执行官托马斯•沃森每年都增加研发经费。哈佛商学院历史学家南希•科恩说：“公司董事会认为他疯了。”但是，后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时，只有IBM能满足数据处理需要。西南航空公司和联邦快递公司都是在1971年经济增长缓慢和能源价格飞涨时创建的。《新闻周刊》也是在1933年印刷广告业最不景气时创建的。

要使国家摆脱困境，我们所需要的也许只是再次拿出我们的热情。讽刺杂志《洋葱》的一个标题是《陷入衰退的国家需要新的投资泡沫》。风险这个词现在背上恶名，部分原因是因为前几年投入的风险资本都没有起到为创业和梦想融资的作用。它们只是债滚债，目的只是收取手续费和获取交易利润。

据考夫曼基金会说，从1996年－2007年，每月有大约0.3%的成年人创办新企业，或者说每月有495000人创办新企业。没有理由认为在这次经济衰退中这种创业活动会有所下降，尽管会碰到一些障碍。在最近几年中，许多新企业通过退休储蓄、第二次按揭和信用卡债务融资。

即使如此，裁员也可能是促使人们创业的强大动力。去年10月，在旧金山一家建筑公司工作的苏珊•达雷特失去了工作。她说：“创办自己的企业实际上是最佳选择。”她推断，人们可能放弃大的重组项目，选择小的项目，因此她创办了自己的公司――苏珊•达雷特园林建筑公司。

新的节俭理念既注重效率和可持续性，又注重节俭，除了绿色屋顶以外还可能有重要的商业用途。风力发电和智能电网技术领域的创业公司仍在寻找资金来源。安装太阳能设备和从事能源审计的小企业正在扩大。它们和一些其他企业会得益于最近通过的刺激计划的增强房屋御寒性能和提高政府楼宇能源效率的措施。当然，政府可做的工作更多。一个例子是全国保健政策。它允许人们辞去工作创办企业，而不必担心令人无法承受的保险费或医疗费。这可能是促使人们冒险而不依赖对象明确的小企业贷款的更大动力。

市场以及整个经济不断地受到恐惧与贪婪的双重力量的冲击。过去一年里，恐惧显然占了上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恐惧消退，我们天生的贪婪本性――亚当•斯密称之的私利――会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