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国通俗文学的发展过程

摘要: 通俗文学是相对于高雅文学或者纯粹文学而言的,通俗文学在韩国历来受到歧视,基本被排除在研究者们的视线之外。但韩国通俗文学具有旺盛蓬勃的生命力,广受大众读者的欢迎。本文主要就韩国通俗文学,特别是通俗小说的有关论述进行了梳理,阐明了通俗小说在韩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 韩国通俗文学起源发展过程

韩国通俗文学在语言使用上比较混乱,即通俗文学与大众文学,通俗小说与大众小说、报刊小说、商业小说、历史小说、家庭小说等概念没有十分明确的划分,根据论者侧重点的不同而随意使用。一般来讲,“大众文学”或“大众小说”使用频率较高,是与“本格文学(纯粹文学)”和“本格小说(纯粹小说)”相对的概念。“大众小说”侧重的是读者,而“通俗小说”侧重的是内容。“大众小说是为了迎合大众而产生的低级的商业小说”,对大众小说的这种否定性认识使大众小说的研究比较滞后,而随着很多通俗类大众小说的畅销,对通俗文学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关于韩国通俗文学和通俗小说的论著和论文也大量涌现。本文对韩国通俗文学的起源与各个时期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推理。

一、 韩国通俗文学的起源

韩国通俗文学是随着近代报纸的发行而发展起来的,比起诗歌等其他文学体裁,首先在报纸上连载的小说被看作是韩国通俗文学的起点。近代报纸发展初期主要是连载纯文学作品,而随着报纸商业性的加强,大众文学作品的分量逐渐变大,直至超过纯文学作品。

然而也有人认为韩国通俗文学可追溯到18世纪朝鲜后期的“坊刻本”小说(朝鲜民间出版业者以赢利为目的出版的小说),当时出现了职业讲故事的人和以出租图书为生的商人,而且中间阶层的势力扩大,韩国特有的说唱形式“盘索里”登场,小说的读者群也随之扩大,小说的商业化现象出现。在此之前的小说读者主要是上层贵族,随着中间阶层势力的扩大,一般平民也成为读者,小说内容也由符合贵族阶层的教训性内容转变为能够引起读者兴趣的娱乐性内容。但是这一时期的读者层是不是现在所说的“大众”的概念,“文学的商品化”是不是规定大众文学的唯一尺度等还是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高丽大学教授金明石认为:“朝鲜时代的坊刻本小说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大众小说,而是传统通俗小说的末流、现代大众小说的源头,类似于中国的晚清新小说。”

虽然韩国通俗文学出现得比较早,但是对于通俗文学性质的理论性探讨却是始于金东仁(1900―1951),1919年,他在《朝鲜人对于小说的思想》一文中提出了他对于小说的见解。他把小说分为“纯艺术或纯文学的小说”和“通俗小说”两种。大众文学论就是从他对于通俗小说的分析出发研究的。但是,他对于通俗小说的评价是低级劣等的,持否定性的意见。标榜艺术至上主义,强调文学纯粹性和高尚性的金东仁,对通俗文学持否定态度是必然的。但是,把文学分为纯粹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两分法至少认定了通俗文学的存在,有一定的文学意义。由此可见,对于通俗文学的研究一开始就是在否定的态度下进行的,而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没有脱离这种偏见。

二、20世纪20年代的韩国通俗文学

对于20世纪20年代的韩国通俗(大众)文学的看法或评价与之前并没有太大区别。1924年,徐右俊发表《恋爱文艺扑灭论》,站在拥护无产阶级文学的立场,认为恋爱文学追求猥亵性和性,危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主张把恋爱文艺即大众文学驱逐出文坛。此主张基本是金东仁思想的延伸。在通俗文学研究的初级阶段,除了金东仁,基本都是在无产阶级文学阵营中进行的,所以他们所持的态度也大体是否定的。

对通俗文学有肯定性认定是从李益相(1895―1935)开始的,他在《为了读的小说》中指出报刊小说作家分为通俗作家和艺术品作家(纯粹文学作家),通俗小说和纯粹小说只是为了方便区别而进行的划分,并不能本质上决定作品水平的优劣。通俗小说不一定就是非艺术品,纯粹小说也不一定是艺术品。作家是否站在读者的立场上去创作是判断通俗还是艺术的标准。他写这篇文章的终极目的还是为了鼓励在报刊上多多连载趣味性强并且读者喜欢的小说。

20世纪20年代韩国大众文学论的研究和讨论主要是集中在20年代中后期,以阶级文学论和批评为主,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当时关于大众文学的理论还没有形成体系。以廉想涉和梁柱东为首的民族阵营和以金基镇和朴英熙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阵营在报纸和文艺杂志上展开讨论。初期的讨论并没有派别之争,主要是对于文学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而且大部分研究者对通俗文学持否定态度,贬低其美学价值。另外,“朝鲜无产阶级艺术同盟(KAPF)”的成立使当时文坛分裂为民族阵营和无产阶级阵营,从而出现了“轻创作重争论”的现象。他们带有很强的目的意识,但是多角度的讨论和研究,客观上使大众文学的受关注度提高,对于批评的本质和认识也进一步深入了。这就为1930年代大众文学更深一步研究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三、20世纪30年代的韩国通俗文学

把大众小说看成纯粹小说的对立面,这种两分法的见解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

白铁(1908―1985)在《1933年度朝鲜文坛的展望》一文中指出,作家们正放弃艺术性的追求,转变为“低俗的通俗作家”。他指出,通俗文学的特质是色情性、荒诞性和推理趣味性。换句话说,他把通俗小说看作小说、空想小说和推理小说。

金南天(1911―1953)在《近来的新闻小说》中把当时报纸连载的长篇小说分为纯粹小说、纯粹与通俗之间的小说、现代通俗小说、侦探小说、电影小说等。但是纯粹小说并不多见,而那些局限于时事性、日常性的迎合低级读者兴趣和爱好的报刊小说比较泛滥。报纸追求商业主义的结果就是这些猎奇、感性、色情的要素增强,因此提议报刊小说中的这些要素应该马上去除。

20世纪30年代的通俗文学主要是就纯粹和通俗两面展开了拥护论和批判论的争论。大众文学拥护论者认为纯粹小说和通俗小说的目标和指向性不同,不能判断谁优谁劣,比较高地评价了通俗小说的价值。相反,通俗小说批判论者基本是无产阶级文学阵营的作家,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大众文学是颓废的大众文学。这些讨论基本脱离了本格和通俗、高级和低级、纯粹和大众两元对立的文学馆,以更加开放的视角来解释通俗小说。

四、光复以后至20世纪50年代的韩国通俗文学

1948年,金来成(1909―1957)在《大众文学和纯粹文学――幸福的少数者和不幸的多数者》一文中指出:“如果全体国民的文学修养、感受性以及作品鉴赏力提高的话,纯粹文学和大众文学的区分也就没有必要了。”文学就要为了不幸的多数者而存在,而且要利用它的先导作用提高大众的文学修养。

20世纪50年代的通俗文学论在“纯粹”和“大众”这一问题上展开了拥护论和批评论之间的论争。郑飞石认为要抛弃轻视通俗小说的观念,绝不能忽视通俗小说的社会教化作用;方仁根认为具有大众性的小说才是真正的小说;李奉来(1922―1998)在肯定通俗小说的同时,认为通俗小说和纯粹小说的分歧来自于“文学创作中作家的态度”。不论他们批判还是拥护,二元对立的近代文学观思维方式还是没有能够得到克服。但是这些多视角的讨论,使大众文学论的探讨有了一定的深度。

1957年以后,对新闻小说和历史小说的探讨占了很大的比重,主要是因为战争后社会进入了某种程度的安定期,教育的发展使人们的识字率提高,报纸的商业主义性质更加浓厚,人们对报纸小说的关注度也随之提高。

李宗明的《侦探小说论》可称得上韩国文学批评史上最初关于侦探小说的文章,之后侦探小说的创作可以说一片空白,除了金来成和方仁根的几部作品外,市面上流通的侦探小说基本都是通过日本引进的西方侦探小说。金来成作为专门的侦探小说作家,创作和理论并行,对侦探小说的本质和体裁特征的探究上做了不少努力。

总之,20世纪50年代,通过金来成、方仁根、郑飞石、金东里等人创作和理论的展开,通俗小说的否定性层面的相当部分已经成功去除,因为读者的大众性和内容的通俗性而混用的“通俗小说”这一名称也修改为“大众小说”。

五、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韩国通俗文学

1972年,崔仁浩(1945―)的《星星们的故乡》在《朝鲜日报》上连载,标志着把女性肉体看成具有商品价值的商业主义小说的诞生。此后,一系列商业小说陆续发表,繁荣一时。1970年开始的产业化发展是商业主义小说产生的社会基础,是大众媒体的发达、读者购买力的提高和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这一时期的大众小说论还是仅仅停留在对文学现象的肯定或否定立场的揭示上。

这一时期的大众小说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表现城市生活,展现产业化时代的价值观。资本主义的发达带来拜金主义和金钱万能主义思想,逃避现实的思想也随之出现,由此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成为大众小说涉及最多的题材。第二,出现否定现实和抵抗现实的意识。对现实的否定以对家长制的否定为根本,挑战性伦理,否定婚姻制度。第三,具有以女性人物为中心的爱情剧特征,强调作品中女性的作用。通过以爱为中心的爱情关系和夸张的感情表现,塑造典型人物,体现爱情剧的特征。

20世纪70年代大众小说的最大特征是对现实的否定,而对否定的现实则具有一种抵抗意识。以前的小说大多是以现实逃避和趣味性为主,因而被认为具有一定的低俗性,而20世纪70年代大众小说部分扭转了这一看法。

1990年研究者开始了对大众文学美学、哲学性理论体系的研究和探讨。其中,朴成峰(1956―)的《大众文艺的美学》是对大众文艺美学和批评论进行体系化研究的代表作。他认为通俗性一直被人们误认为是低端的、猥亵的、模式化的、低贱的、批判性的代名词,但是现在的时代是大众性的文学、音乐、美术、电影、舞蹈、漫画和广告大受欢迎的时代。比起一部分精英阶层喜好的高级艺术,具有通俗性的通俗艺术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支持。

参考文献:

[1]姜万吉.韩国现代史.创作与批评社 ,1984.

[2]姜炫斗.韩国的大众文学.信任社,1987.

[3]金友宗.韩国现代小说史.省文阁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