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家族企业传承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摘要：代际传承是关系到家族企业持续发展、乃至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随着全球家族企业交接班高峰的到来，传承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国内外家族企业传承领域的研究已获得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着重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辨析，并提出了相关的研究建议。以期对中国家族企业传承研究有所裨益。

关键词：家族企业；传承；继任

中图分类号：F2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7)06－0031－03

外国统计资料显示，传承是家族企业难以跨越的一道“坎”。大约只有30％的家族企业能成功进入第二代，只有10％的家族企业能成功进入第三代，能进入第四代的仅有3％。正因为此，自家族企业研究领域开创以来，代际传承就一直是学者热衷探讨的话题。Dyer&Sánchez(1998)对美国《家族企业评论》(Family Business Review)杂志在1988～1997年间发表的全部家族企业研究文献做了统计分析发现，关于传承问题的研究占到12.45％，在家族企业10大研究热点中排名第2位(见图1)。同时，我国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家族企业经历二十几年的打拼，也正面临着如何将权力和财富传递给下一代的继承难题。通读国内外相关的文献，笔者发现，在家族企业继承的研究领域中已经获得了一些富有价值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果不正视这些问题，将不利于家族企业继承研究的讲一步深入。

一、家族企业“传承”与“继任”并不等同

家族企业传承(Transferring)是指将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从创始人－所有者移交给继任者的过程，于是家族企业传承可以相应划分为两个维度：所有权继承和管理权继承。其中，所有权继承关注的是谁将拥有企业、什么时间、如何发生；管理权继承通常也称为“继任”(Succession)，关注的是谁来运行该企业、将发生什么变化、继承人将在何时对结果负责以及结果是如何实现的。继任者可能是家族成员，也可能是非家族成员即职业经理人。目前，对家族企业管理权继承(继任)的研究涉及较多，而对所有权继承的系统研究则非常缺乏。盖尔西克(1998)提出：对于家族企业来说，传承远远不只是一般企业老领导人的退出和新领导人的进入这么简单，其整个过程需要运用到所有权、家庭及公司的发展原理。家族资本是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之间最为显著的区别之一，忽略了所有权的代际传承无疑是家族企业继承研究的致命伤。

之所以会造成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有学者认为，家族企业所有权的转移相对于管理权转移来说较为简单一般来说，创始人都会将家族企业财产传承给他们的子孙，以延续他们的希望和梦想。所以家族企业所有权家族控制的地位是轻易不会改变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历史上不同国家家族企业所有权转移的模式却存在极大区别，而不同的所有权继承模式对管理权继承(即继任)选择起着重要的牵制作用。比如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所有权继承的模式迥异(中国传统社会的诸子析产制度、日本的家督继承制和西欧传统社会的长子继承制)，由此也影响了家族企业继任者的选择。除了文化因素之外，政治体制、资本市场和法律制度都会对所有权转移产生作用，所以，所有权的转移是复杂的，并非看上去那样简单。漠视所有权继承研究的后果就是将“传承”直接等同于“继任”，这既不利于研究的完整性，也将阻碍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二、诸子析产制并非导致“继承困境”的唯一动因

在家族企业继承的文献中，似乎存在这样一个“公理”：即“诸子析产制”是华人家族企业做不大且短寿的罪魁祸首；而西方国家许多百年老店的家业永续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长子继承制”。是否真的如上所言，诸子析产制是因为“规模限制”对家族企业产生影响的?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1、一般家庭的家产继承与家族企业的家产继承是有所区别的

中国历史上的诸子析产制是从秦代商鞅变法开始的。当时为了加强秦国在争霸中的实力、扩大农业人手和士兵的来源，商鞅采取措施强行拆散父子兄弟同居的大家庭，推行一对夫妇组成的小家庭。其中推行的一个重要法令便是诸子平均析产方式。在这种制度下，家产随着每一次分家而逐渐缩小。然而，这种一般家庭的家产继承与商人家庭(家族企业)的家产继承是有所区别的，正如Freedman所说：“企业财产相对于农业财产(如土地)而言是更为有效的向心力量”，它本身会对“分家”产生抵制效应：

(1)商业财产在通常情况下都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运营的，一旦分割之后就没法产生效益。即使这种财产的进一步细分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由于规模经济等原因，其结果也可能造成效率和生产上的损失。

(2)家族企业的价值要比其实物资产的价值大得多，因为还包括了无形资产(比如手工业者的专门技艺和商人的店铺字号等)的价值；而这些特殊资产与田宅、钱物的最大不同，在于其不宜或不能分割。邢铁(2000)以同仁堂的案例清楚地阐明了这个道理：在清朝初年创办的“同仁堂”药铺历经几朝发展，到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乐印川去世后，其四子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很难协调的地步，但他们很明白不能分家把同仁堂弄散了。为了维系老字号的完整，同仁堂采用了合股共管方式使得子孙们仍然依靠老字号生活，合力经营，保持和增大向心力。

除了以上因素之外，还有一些法律规定防止私营企业的“分家”。比如在近现代的香港，绝大多数家族拥有的纺纱工厂都对“公司股份不能自由出售给外部人”做出了规定：董事会有权拒绝股权转让登记，如果家族成员意欲放弃公司所有权，他们必须首先以“公允价值”将其份额出售给其他现任股东。一般来说，由于抵押和未偿付的债务往往是企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公司股份的“公允价值”在转换为现金的时候往往会比其名义价值低得多，从而促使继承人为未来的稳定收益而保存股份，这在客观上对“分家”也具有抵制效应。

2、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的权威消散是重要原因

美国籍社会学家林南在他的“家庭资源转移理论”里提出，家庭中存在着权威(这里指的是家长权)和财产两种资源的代际转移，如果它们在家庭资源的转移上都选择了一致性的方向，保证了把权威和财产一起传给同一个继承者，则资源的代际转移比较稳定；相反，如果家庭的资源转移方式是异质性的。即财产与家长权的转移方向不一致，则会给代际传承带来潜在的忧患。中国家庭的资源转移方式就是典型异质性的，嫡长子可以得到权威，但却不能同时得到财产，反之，能得到等量财产的诸子却不能获得权威。林南认为，这种家庭资源转移上的不一致性会导致社会行为复杂化，因为资源之间的相互分离造成家族成员中个体占有的资源呈现一种抗衡性的特征，资源的抗衡性使关系互动的网络呈现出牵制性。

林南的观点很有见地，他将解决华人家族企业继承困境的研究视角扩展到了“权威”。科斯(coase，1937)认为“权威”是市场与企业的根本区别所在：市场是以非人格化的价格调节来实现的，而企业则是通过企业内部的权威关系完成的。企业是运用权威协调生产，即不同要素所有者达成一组契约，赋予某些人智慧、影响其他人的合法权力来整合资源。只有认识到“权威”传承的重要性，我们才能解释以下事实：欧美等国在资产阶级革命后就通过立法，明确了所有子女平等继承的原则，但他们的家族企业却没有像中国那样陷入继承困境原因就在于他们较好地解决了企业权威传承的问题。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将另文专门探讨这一问题。

三、研究方法的采用应该多样化

家族企业的传承问题虽然在80年代就已经得到中国学者关注，但是由于中国目前的民营企业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陆续成立的，所以家族企业的权杖交接还是在近些年才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这从我们的研究方法单一问题上可以得到反映，见表1和表2的对比：

经过比较可以发现，国内研究以理论型为主，而且介绍外文文献和模型的居多；以轶事型为辅，很少通过企业实践及系统调查研究得到结论，使用实证研究法的仅有一篇，研究方法极不平衡。

这些年来，经济学和管理学中逐渐提倡定量研究方法，这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从国外的研究来看，定量研究所占的比重近1/3，而国内的研究与其差距较大。不过，对定量研究的过度呼吁往往导致家族企业继承研究走人另一个误区。大家知道，现在的定量研究中经常要通过深度访谈和调查问卷等方法来获取数据，可是(1)家族企业继承的频率大致是20年左右为一个周期，这使得样本的获取受到极大的限制；(2)无论是对国外还是国内的家族企业，继承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其中会涉及到众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可以想象，针对这种隐私的调查问卷效果肯定好不到哪里去。在此基础上所做的数据分析结果是否有效值得怀疑。所以很有必要引入一些富有创造性且更为缜密的方法来予以补充。邓小平(2004)指出，家族企业的研究是一个需要运用所有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的丰富传统的领域。仅从单一学科的角度来探讨家族企业传承是无法把握家族企业全貌的。也就是说，虽然不可否认定量研究是重要的方法之一，但面临家族企业内部的各种复杂性问题，我们有必要考虑借鉴其他学科(包括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等)中富有创造性的有效方法，不应该唯“定量研究”马首是瞻。

综上所述，家族企业传承问题是一个既有现实意义又具有丰富理论研究价值的课题。笔者以上分析评论了该领域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研究建议。以求教于各位专家学者，希望能对家族企业传承研究有所裨益，为中国家族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责任编校：齐　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