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艺术守与变的一点认识

艺术家谈起艺术来往往从经验到经验，理论家说起理论又常常是从概念到概念，两者若互渗一下当会对艺术的认识更加贴切与透彻。如果对一个艺术思潮或个体性经验进行批评，没有一定的感受或实践经验和对文、史、哲的一定把握，便不能切中要害，自然会陷入到了套用概念或以热点现象解说艺术现象的套路中，这种隔靴搔痒的状态是不解决问题的。如果对一种材质或一种风格的试验没有深入到自己内心世界的深处。没有在试验中去定义一种摆脱已知已见的语言方式(当然，这里讲的“摆脱”并非简单的逆反和出点子)，说得理论一点就是，没有深入到形而上的思辨之语言系统中，那么其作品也不会真正的新颖和具备超越表面魅力的价值。

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有一位学者提出应以古代工匠的心态去体会中国古代的雕塑艺术，又认为用西方素描的方式去写生中国传统雕塑是很可笑的事情。此言一出，顿遭驳斥。我认为此观点是值得讨论的。因为中国传统雕塑的结体方式，是以“线”作为对形体的理解的，是根据从物体中概括出的“线表达”过渡到形体的“体量表现”之中的，不应当以西方的“体量”之形式美法则来认识中国的传统雕塑。譬如在佛教造像上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佛像的五官及衣饰的处理不是依照人体解剖学原理，而是从形体中提取出的“线”作为表现方式再由线结构扩延到体与面之间的。我在一篇文章中曾指出，中国传统绘画或雕塑对于人物形象的表现是基于对物体形态的“传移模写”“应物象形”之类的智性经验。这种经验是通过感性认知的长期积累而形成的理性方式。有意思的是，这样一种造型方式却有着极为严谨的规则，如果你尝试一下用“线表达”的方法来描摹中国古代的绘画或雕塑，就会发现你的每一笔必须很忠实地与所描摹的对象保持一致。若改变了一点点形体的位置，也会感到很不准确。笔者还有一点感受是当看到南京博物院馆藏的南朝模印砖画“竹林七贤”时，会觉得表现的人物的形体似在水流滑动般的线条之间完成的造型方式。试想，若将之推演成雕塑，想必也是在线条的流变转折中构成的线型体量。所以用西方素描的方法来写生中国的传统雕塑是不会真正体会和理解中国式的造型方式和精神涵义的。

当然，讲到用古代匠人的心态去体会传统雕塑则未免牵强，因为人的个体意识的存在是时代环境背景的反映，我们现在不能真正地复原古代，如果要进行这方面的探索，除了史学方法之外，比较具体一点可以参照试验考古的方法，即从痕迹与发生上来进行模拟，但这也仅仅可能会领略到一点“原本”的感觉而已……

本文无意对此进行探讨，只是试图通过以一个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局部的具体的问题，来引发对于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该如何领会，又该怎样变化使其能走向更广阔的思维空间中去?对此，我想从文化的具体案例上人手会比仅在大概念上打转转，讲一些套话要有价值一些。

对于既有价值的对抗可以产生个体的或群体的新锐，而对于既有价值的守成关键在于这个固有的价值是否继续具有灵感来源的潜力，如果是这种意义的守成那么传统的价值不仅成为了我们创新的能源储备，而且成为了我们可以介入到世界大文化背景中的“有效资本”。保守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人的生物学的需要，它带有理性的经验认可和对成功的价值的守控，但这种守控会不时地遭遇激进意识的冲击，因此保守者若想把既有价值当做永恒的模态来对抗激进的事物，这是不可能的，也是愚蠢的。因为历史上的成功经验一般都是在对抗之中发展并存活下来的。我们可以把传统价值置于进行式中积累我们的精神财富和开拓新的文化生存方式，这种意义的“保守”才是有意义的，这个焦点应掌握在传统价值延伸和创新上，因为保守虽不具备创造性原发性动力，但它可以在新事物的冲击下确立自我价值，并具有一定的整合功能。所以这就要怎样看待“保守”。保守只有在新的刺激下才能释放它的能量，在此保守几乎成为了我们走向新方式的“后勤保障”，为了更加清晰保守的概念，所以需要重申它的确切含义。我们国人往往认为“保守”这个词是贬义的，这可能源于对“革命”的情结。然而查一下英文辞典“保守”conservative可知这个词是做“稳健的、谨慎的、守恒的、保持的、老式的”，当然也有“守旧的”，甚至还延伸到“防腐的，有保持力的”等意思解释，就此可以看出“保守”这个字眼并不像我们所理解的那样狭隘。

保守不是相对进步而言，它往往是相对激进而言的。富有前瞻的前卫或时尚者，虽表明了它的现时存在，但若这个“现时”没有一现即逝、昙花一现的话，那么它就有可能沉淀到人们的价值认可之中了，如果对它的价值认可持保持的，甚至“守恒”的态度，那么它便进入了“保守”之中，甚至还可能形成一种“范式”。譬如流行歌曲，如果若干年后人们还不时地将其记起，那么说明它是具有生命力的，是具有继续传承下来的可能。如果这首流行歌曲，在当时能阐发当时人们的某种典型意识，具有一定的影响力，那么它又可能进入新的传统。在此，可能涉及到对于“范式”“传统”之概念运用得是否恰当的问题。但这不是问题的要害，本文只想以此推演出一个规律性的逻辑以避免我们当下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所认为的“西方已经进入后现代我们该怎么办”之惶惑。从事实上看西方的后现代并非一种思想现实，更不是一种社会现实，而仅仅是作为现代性中的一个“问题”。(西方的有识之士一直针对社会现实和思想现实进行批驳与质问，贝格尔曾从社会现实角度指出：“……我们在理解当下变化时务须小心谨慎，不能幼稚地把它们估价为划时代的转变的迹象”。)

我们不可以用一种时兴的、跟潮流的缺乏独立思考的方式，来盲目地驳斥有价值的守成，我们可否自觉认识到当我们正在追逐这种潮流性的事物时，并视其为理所当然的法则之时，我们自己正在不自觉地进入真正的“保守”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