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忘:“五四”批儒话语的背后

提起1919年5月4日那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我们此刻似乎还能感觉到回环在耳边的那一声声振聋发聩的口号：“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在这一声声的呐喊中，中华民族百余年来的怨气、怒气与志气都倾吐了出来，可谓是不吐不快。想想鸦片战争时，西方列强的一座炮台、几杆火枪就足可以打得清政府抱头鼠窜、哭爹喊娘；想想中日甲午战争时，号称威猛无敌的北洋水师，在日本军舰面前却是如此不堪一击，以至于几乎全军覆没，大败而归。时光转瞬即逝，到了1919年，中国终于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一（虽然没什么实力，但终归也是个战胜国）。中国民众似乎还在心里暗暗幻想，这下咱可以扬眉吐气一回了吧！可谁曾想到，西方列强硬是不给中国人面子，不仅拒绝了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正当要求，反而还把德国在山东的所有特权都转让给了日本……一个国家政府的虚弱、无助、窝囊到了这种地步，而西方列强的张扬跋扈、颐指气使到了这样的程度，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言说的呢！

民众愤怒了，知识分子绝望了。于是，他们开始努力去寻找中国为什么如此羸弱、如此不堪一击的原因。最终，他们找到了答案――中国之所以如此落后，如此任人宰割而无力还手，不仅是因为中国的器物、技术和制度不如人，更根本的原因是文化不如人。所以，中国要想强大，就必须批判儒家文化，学习西方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五四”的批儒话语应势而生，成为一种主流的知识分子学术话语和普通民众的民间话语。

“五四”的批儒话语以打倒儒家文化，建设新文化为己任。它驳斥儒家礼教，倡导民主、科学和自由等新观念，在当时引领了思想的潮流，在中国的现代性征途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五四”批儒话语的功绩在于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它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进行了最无情的批判。“五四”知识分子将中国文化中的阴暗面都展现在了世人的面前，把我们文化中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专制蛮横、封建等级等等都逐一加以批判，让中国人重新审视自己文化中的问题。这是非常及时的，也是非常必要的。“五四”批儒话语对于传统糟粕的批判，为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文化的新生提供了一个基于否定性的机遇和基础。

第二，它使国人更加重视学习西方的现代性理念，开启了中国的现代性之路。可以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性的开端。中国人的现代性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肇始于“五四”时期，并且在“五四”运动中逐渐走向了成熟。在“五四”运动之前，洋务运动只关注学习西方的器物制造技术，维新运动则更多地希望模仿西方的政治制度；而到了“五四”时期，人们才终于自觉地意识到了民主、科学、自由等等现代性理念的重要性。这种现代性意识，已经不再只是一种朦胧的意识，因为“五四”运动将“这种朦胧的表达发掘了出来，并解释和转换或者说将其激活为真正现代性的力量”[1]。可以说，“五四”运动使国人第一次自觉地意识到文化、价值理念的落伍才是中国长期落后于西方的关键，因此，中国要想强大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和价值理念。这无疑是“五四”的一个不可磨灭的功绩。

当然，如果说“五四”只有功绩没有错误，那也是不切实际的。古人云：“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论多么伟大的人物也总会有他的瑕疵，无论多么伟大的事件也总会有它的不足之处。“五四”对于儒家文化的批判，对于西方文化的钦羡，虽然加快了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民众对本土文化的漠视甚至仇视，导致了对儒家文化的贬斥和抛弃。在“五四”批儒话语体系的正面，我们看到了一切伟大事件所体现出来的辉煌和进步意义，但是，在“五四”批儒话语的背后，我们也看到了它的不成熟、情绪化的一面。“五四”知识分子所持有的彻底批儒、以儒家为中国落后于西方的罪魁祸首的姿态，并不能给中国带来更多的实际效用，反而可能造成民众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集体失忆”。正因为如此，著名伦理学家万俊人先生才不无感慨地指出：“五四”运动出现了“文化遗忘”，它的新文化表达是不完整、不充分的，因此难以完成中国的现代性谋划。[2]

追踪“文化遗忘”，我们可以发现“五四”批儒话语背后所隐藏的另一条文化线索――大多数的中国人开始改变了自身的文化心态，几千年来儒家文化传统在民众心中的地位急剧下降。简而言之，儒家文化开始从中国人的内心深处“退隐”，中国人逐渐“遗忘”了儒家文化，而知识分子也纷纷将矛头对准了儒家文化。这种“文化遗忘”主要表征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显著表征，即对于西方文化的全盘肯定，对于儒家文化的全盘否定。对西方文化的全盘肯定，形成了“全盘西化”的思潮，其最有力的鼓动者和提倡者是胡适、陈序经等人。陈序经认为，文化是一个整体的存在，不能说有一部分是好的，有一部分是坏的。如果是坏的，那就是整体性的坏；如果是好的，那就是整体性的好，而文化调和主义的错误正在于，他们“以为文化的全部，好像一间旧屋子，我们可以毁拆它，看看哪几块石头或是木料可以留用；他们忘记了文化的各个方面的分析，不外是我们自己的假定，而文化本身并没有这回事”。[3]基于这个论断，陈序经驳斥了文化调和论，认为传统的儒家文化如果是坏的，那它就是完全的坏，抛弃儒家文化就没有什么可惜之处；而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好的文化形态，它就是完全的好。因此，我们必须全盘西化，全面地学习西方的文化模式，而不是局部的学习或者模仿。全盘西化论的另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是胡适。胡适在文化态度上与陈序经有很多相似之处。胡适也声称：“我是主张全盘西化论的。……完全赞同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4]胡适在《吴虞文录•序》中更是指出：“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5]胡适夸赞吴虞为批倒孔教的英雄，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6]在胡适和陈序经等人的“全盘西化”论的推动下，国人对于儒家文化的认同度急剧下降，而对于西方文化的羡慕与追求却直线高涨，最终形成一股影响深远的“西化”思潮。而儒家文化的颓势则长期难以得到扭转，在当时甚至出现了儒家文化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局面。

“文化遗忘”的第二个表征，即采取一种“矮人策略”来驳斥儒家。所谓“矮人策略”，既以别人的长处来比较自己的短处，以别人的优势来比较自己的劣势。在这种比较中，自己永远都不如人，因为你用自己的短处、自己的劣势来比较别人的长处、别人的优势，结果当然可想而知。通过“矮人策略”的比较方法，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的心理开始极度自卑、缺乏自信，直至产生了“百事不如人”的悲观感慨：“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7]通过这种不平等的比较方式，“五四”知识分子所看到的总是我们民族文化、儒家文化的缺点、伤疤和阴暗面，而所看到的西方文化则总是充满了优点、完美和光明面。于是，胡适把儒家文化比做中国女人的“裹脚布”，认为我们必须除掉这块“裹脚布”，中国才能富强。而事实上，“裹脚布”与儒家的关系纯属“莫须有”。丁文江把传统文化缺乏科学理性与西方文化的科学理性相比较，从而认为传统文化根本就是一无是处，只会阻碍我们民族的发展。吴虞把儒家“吃人的礼教”与西方文化的平等、自由相比较，从而得出“儒家不死，中国必亡”的结论。姑且不论这样的论断是否符合事实，单从这种言论的逻辑和话语方式出发，我们就可以发现其采用的是一种“矮人策略”的比较方式，用“他山之玉”来攻击“本土之石”。而“玉”与“石”比较的结果，自然是“玉”显得更加辉煌、灿烂和美丽。但是，如果换一种方式来思考问题，我们或许就会发现，这块“本土之石”不一定只是一块顽石，而是具有雕琢成“玉”的潜质的；而“他山之玉”虽然外表美丽而富有光泽，但是很可能在光鲜的外表之下隐藏着许多的瑕疵，甚至这块美玉原本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只是到了我们钦羡的目光中才变成了一块“玉”。儒家文化岂不正是这样一块“本土之石”，而西方文化在时人的眼光中则成了“他山之玉”！

“文化遗忘”的第三个表征，即采取一种过于情绪化的方式来批判儒家。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对于儒家文化的批判，往往表现出很强烈的情绪化色彩，不是基于理性的判断，而是基于情感的判断。这种情绪化的批判方式，首先表现为他们在情感上排斥儒家，认为儒家文化对于现代中国完全没有意义。胡适把儒教中国比喻成充斥着“孔渣孔滓”的大街，它需要一个清道夫来清扫，而知识分子对于儒家的批判，正是发扬这种清道夫精神。[8]我们暂且不论胡适的这个观点是否正确，但从其将儒家文化比喻成街道上的肮脏碍人的“渣滓”、“尘土”中就可以看出，胡适在情感上难以认同儒家文化，而认为知识分子必须拿起“扫帚”清除这些“尘土”和“渣滓”。吴虞则干脆用“孔二先生”或者“孔老二”来称呼孔子，以示情感上的蔑视和不屑。他说：“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惨酷极了！一部历史里面，讲仁义道德的人，时机一到，他就直接或间接地吃起人肉来。”[9]儒家礼教在封建时代确实有限制人、迫害人的一面，但是儒家礼教的哪些方面是限制人的，哪些方面是迫害人的，而哪些方面又是对人、对社会有好处的，吴虞没有进行一个更严肃的学理探讨。归根结底，他对于儒家文化的批评未免有流于表面之嫌疑，更多地是一种情感的发泄，而不是一种理性的分析。情绪化批判方式的另一种表现，则是情感上的自卑，导致无法理性地看待儒家文化，同时也无法理性地分析西方文化。“五四”时期的主要社会思潮，即是主张西方文化完全优越于儒家文化，“西方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这种心态上的自卑，使得民众与知识分子大多不能理性地认识儒家文化的优势，也不能理性地分析西方文化的缺陷。当时的著名学者如赵元任、钱玄同等人甚至高呼，我们必须废除汉字，实现汉字的拉丁化，这样才能拯救中国。这样的呼声，我们必须承认更多地只是一种情感的反应，一种自卑心态的外化。它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对于民族危亡的情感上的关切，而不是理性的分析与思考。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已经能够看出，“五四”时期的批儒与反儒，实际上体现了非常深刻的文化心态。这个文化心态就是，“五四”知识分子太爱中国了，他们太希望中国能够走向强盛，太希望中国人能够扬眉吐气地站立在这个世界之上。正是因为他们的这种殷切的希望与爱，才产生了他们那刻骨铭心的恨。他们恨自己的，恨自己的文化无用，恨自己的炮船武器落后，恨自己的科技不如人，甚至恨自己的文字不是拉丁文……最终，他们把这一腔的爱与恨都集中在了对儒家文化的批判上。他们爱自己的文化，所以他们也恨自己的文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是“五四”知识分子对待儒家文化的一个基本心态。

如今，“五四”运动已经悄然走过了90年的时光；“五四”似乎也已滑进了时空的另一边，开始远离普通民众的视线。但是，关于“五四”的思考以及“五四”所形成的精神姿态，却可能是永恒的。它一直激励我们不断地去审视自身，审视自己的文化。可以说，没有“五四”运动，没有“五四”运动为我们留下来的丰厚遗产（不论是政治遗产，还是文化遗产），那么很可能就不会有现代中国，很可能不会有中国的现代性征途中的种种成就。当然，在评价“五四”文化遗产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持一种理性的态度，过度的“文化自卑”或者“文化自大”都是不对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才是今天的我们所应持有的基本态度。儒家文化确实有许多糟粕，需要我们继续不断地去批判，这一点正如当代新儒家杜维明先生所说：“我们对于儒家糟粕的批判，不是批判得太多了，而是批判得不够。”传承和发扬儒家文化，并不是说不要批判儒家文化，而是要进行理性的批判。

那么，回过头来，在批判儒家文化的同时，我们也应继承儒家的优秀文化遗产。批判儒家不是最终的目的，而只是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而已。“儒教已死，我也可以成为儒教徒”（胡适语）。作为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者和西化论者的胡适，他的内心世界我们已经难以透彻知晓。但是，他的这句话无疑是在告诉国人，当体制化、意识形态化、压抑人性的儒家礼教被批倒之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成为“儒教徒”，也即是说都应该去维护儒家文化，传承儒家文化。这是中国人的文化使命和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张光芒.启蒙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11.

[2]万俊人.思想前沿与文化后方[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62.

[3]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82.

[4]郭建宁.当代中国的文化选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51.

[5][6][8]胡适文存（卷四）[M].上海：亚东图书馆，1925：259.

[7]胡适论学近著[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639-640.

[9]吴虞文录[M].合肥：黄山书社，2008：31.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