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灾区重建的基石

2008年5月12日，我正在成都参加中英项目西南四省区寄宿制中学的工作会议。地震发生时，我们正在二层会议室热烈讨论。很短的时间内，集体的思维迅速地流动：风的吹动？房屋修建？再清楚地锁定是地震。我看到屋里的花盆猛烈地摇动，刚倒好的咖啡洒了满桌子。

我倒是出奇地冷静，收拾电脑，和大家一起快速往外疏散。跑到屋外的停车场时，看到大地在移动，汽车上下颠簸，这时，我的脚开始发软，心也开始不踏实。

之后的25小时，我们和成都人民一起经历地震。从最初的激动紧张，到平静达观，再到焦虑恐慌。那个夜晚和白天，我们和数万成都市民一起露宿街头，后半夜开始下雨，且越下越大。

我们试图用继续工作来缓解紧张。但宾馆不断发出命令让我们离开房屋，我们的会议不断被中断。大多数时间，我们是几个人撑一把伞，站在越来越大的雨中。简单的食物也很难再有保证。在一天一夜无睡少吃后，参会人员很难再将精力拉回研究本身。再坚持在成都，我们将给四川的同志带来更大的困扰。经国家项目办、英国剑桥教育咨询公司的批准，在地震后的第25个小时，我们决定中断这次会议，取道重庆，返回各地。

从做出会议中止的决定开始，解脱和恐慌同时袭来，还有前所未有的疲倦。我感到地壳是软的，不知是地在摇，还是脚在颤，或者是心在动（在此次地震后的24小时里，据说有近三千次余震）。在离开成都的车上，我真正睡着了。事实证明，离开成都、取道重庆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每一个参会者都平安顺利地回到了家。

地震的噩梦似乎留在了身后。

这次地震的重灾区绵阳是我的老家，留在家乡的亲人并无人员受伤，房屋有轻微受损，但并无大碍。北川、汶川、平武、都江堰等重灾区，在过去的工作中，我都去过数次。那个区域，一边是高耸的群山，一边是奔腾的岷江，中间是崎岖的道路，夏天常有泥石流发生，艰苦的地理环境与奇美的自然风光相映。在所涉及的地带，有原始森林，有丰沛的水资源，有草甸，有金矿，有羌、藏、回等民族兄弟，还有国家三线建设的重要工厂，有一些秘密的军事基地、科研基地……我过去的同事们，也都坚持在各自的岗位上，不时发来短信，告知灾情。

四川在哭泣，哭泣的却不仅是四川。如果人类更能节制自己的行为，不过度砍伐森林，不过度开发水资源，不在长江上游修建那么多水库，也许会有所缓解？四川应检讨将自己定位为能源丰富型省份这一发展战略。不学习倾听地球的声音，所付出的代价是数万人葬身山体之下；希望真正能尊重自然的声音并修正自己的行为，不再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

这次地震中，自然倒塌的房屋中，中小学的校舍质量问题被凸显出来。我正在从事寄宿制中学改进研究，希望未来能将这一点充分落实其中。对于家乡，这是我现在所能做的最切实的事情。

天佑四川，天佑人类，天佑地球。

这是5月15日清晨，回到北京后，我用电子邮件告诸师友的平安信。

直至今日，我都不能释怀：我有最便利的地理位置，却选择了迅速地“离开”而不是更进一步地“进入”。当我站在大雨中，为自己和同伴鼓劲时，成都的出租车司机正自发地赶往都江堰；我在撤离的汽车上昏昏沉睡时，塌陷房屋下的很多孩子还在期待与坚持；就在我写这封信的清晨，企业家陈光标组织了一支120人、60辆工程车的救灾队伍，千里大救援，已经从江苏抵达了都江堰；而我的一些从事心理与社工专业的朋友，也在灾区开放的第一时间，迅速前往，用专业知识与专业精神服务社会。

我清醒地认识到，在危机情境中，我不是一个有大能的人，也不是一个有大勇的人，虽可以做到猝然临之而不惊，仍然坚持于自己的责任与岗位，却缺乏敏感于环境的应变能力；我认识到“不添乱”就是最大的“支持”，却缺乏决然舍身、投入其中的行动能力。我只是一个会被感动且尚有忏悔意识的普通人。

此后一年，因为联合国儿基会灾区“儿童友好家园”的监测工作，我数度深入灾区，但有一道坎，我一直没能迈过：我尽量回避与丧亲者有深入的话题。“与哀哭的人同哭”，我可以做到“同情共理”，但“感同身受”――这一层面却因为我当时身体的撤离而大打折扣。我用认真而谨慎的工作来舒缓复杂的心理：从最初的疼痛与内疚，到爱与信心的重建。

在大灾难前，所凸显的不是作为“个体”的人，而是作为“类”的人。日常的家庭组织、亲情连带可能被残酷地击毁与切断，个人习焉不觉的生活方式、生活空间以及生命规划可能被强力不容分辩地改写，在自然的震怒面前，人、人群需要以“类”的形式完成新的团结与凝聚，而这凝聚的基石是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有两个基本层次：一是微观层次（又称为个体/外在层次）的社会资本，它是一种嵌入于个人行动者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产生于行动者的外在的社会关系，其功能在于帮助行动者获得更多的外部资源；另一种是宏观层面（又称集体/内在层次）的社会资本，它在群体中表现为规范、信任和网络联系的特征，这些特征形成于行动者内部关系，其功能在于提升群体的集体行动水平。在个人层面的社会资本，可以体现为你能借助的关系是什么，你能占有的资源是什么；而集体层面的社会资本，体现为你的贡献有多少，你的奉献有多少。此处的社会资本不同于经济资本，它非“消耗”即“枯竭”，而是“枯竭”于“不用”。经济资本的大小在于“占用”的多少，而社会资本的厚薄在于“贡献”的多少。社会资本不是建立在指令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共同愿景的基础上。社区成员们达成一致有这样三个目的：关照自己，关照彼此，关照这个地方。

大地震在摧毁个人层面的社会资本的同时，又用新的方式建设着集体的社会资本。学校正是营建社会资本最有力的机构。关于灾区的报道中，我兴趣最厚的是一场“凯旋的撤离”[1]，北川刘汉希望小学的483名学生和27名教师“一个也没有少”。没有野外生存经验的教师用树枝、竹子和彩布条搭起了帐篷，几百名学生紧紧挤靠在帐篷里。几名女教师把胆小的孩子集中在自己身边，像老母鸡护小鸡一样张开双臂护住他们；男教师们则头顶着塑料布和树叶，在帐篷周围站岗。经过一夜之后，8名教师和尚未被家长领走的71名学生决定转移。这支特殊的队伍出现在崇山峻岭间的森林里，地震破坏了山体，到处都是裂缝、滚落的石头和倒下的树木。几名武警战士在前面开路，8名教师分别在队伍前方、中间和最后，生怕不小心落下一个人。雨越下越大，不时有余震发生。农村孩子表现出极高的忍耐力，就连学前班最小的一个5岁男孩，鞋子掉了之后，也坚持光着脚走到了目的地；所有的学生都是饿着肚子在行进。经过6个小时的艰难跋涉，这支队伍翻越了三座大山和原始森林，终于撤离了“死亡地带”。县长经大忠得知刘汉希望小学的师生逃了出来，第一句话就问：“你们还有多少人活着？”当听说510名师生一个都没有少时，经大忠惊呆了，流着泪不断地说：“好！好！好！活着就好，活着就好。”――这是一个普通群体求生的意志，对生命的爱，对职责的忠诚，以及内心的善良与坚持的故事。

同样值得尊敬的人物还有桑枣中学“矮矮、胖胖”的校长叶志平[2]，因为学校有危楼，所以经常对学生进行逃生“训练”。这个校长心细到明确每个教师的位置：各层楼梯的拐弯处，因为娃娃在这里容易摔倒。大地震时，全校2200多名学生，上百名老师，从不同的教学楼和不同的教室中，全部冲到操场，以班级为单位站好，用时1分36秒。叶校长冲进学校，看到的是这样的情景：他的学生――11岁到15岁的娃娃们，都挨得紧紧地站在操场上，老师们站在最外圈，四周是教学楼。8栋教学楼部分坍塌，全部成为危楼。大地震后，他们把孩子们送到家长面前：娃娃连汗毛都没有伤一根儿。――这是一个关于责任的故事。

我想，这些故事拍成电影一定非常好看。悲中有喜，含泪带笑，戏谑如同标点符号，点缀其间，让庄重静穆的主题变得妙趣横生。这些故事有人性的丰满，具备成为伟大的戏剧的条件。这些故事本身就是伟大的作品，是中国师生在大灾难前，用平实的言行所创作出来的伟大经典。

社会资本的建设还在于一个“大社会”正在形成，我们正在探索由一个大政府的时代向大公民的时代的过渡。地震后，汽车系着绿丝带，繁忙地穿梭于城市中，此间的情谊也到处传递。在全社会的捐赠中，我们不仅看到富人与知名者的大额捐赠，更看到穷人与无名者的捐赠，他们的价值一点都不逊于前者。财富有不同的类型，对于“物”与“钱”的财富，也许我们可以提倡分享，“财富如水，如果你有一杯水，你可以独自享用；如果你有一桶水，你可以存放家中；但如果你有一条河，你就要学会与他人分享”（陈光标语）。物与财的捐赠是建立在“充裕”――超出你的需要的基础上的。但还有另外一种财富：关心、惦记与同情，这种财富的积累是建立在“给予”的基础上的，给予的越多，积累的越多，社会资本越丰厚。

在绵阳希望九洲的志愿者团体中，他们坚持用一条蓝丝带维系志愿者：老志愿者离开时，将蓝丝带系于接替的新志愿者手腕上，同时将他未完成的工作、不能割舍的惦记传递给下一任。志愿者个体是流动的，但志愿者群体却是稳定的。我们有着最丰富、充裕的志愿者队伍，他们绝非简单的人力资本，他们在走出自己、走向他人的同时，复苏这个社会“邻里守望、民间互助”的记忆，积累这个社会新的智慧资本与精神资本。

西方社会有政治家提议，在一个强大的社区中，每个成员都应该有一种服务的意识，奉献十分之一的时间去做志愿工作或义工。超过50%的美国人每周至少在某个志愿组织、教会和社区中做4小时的义工。有人提议2008年应该成为“中国的志愿者元年”。蓝丝带如同醒目的坐标，手拉手，群的力量在形成，勾勒出大社会的轮廓：在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社会部门正在形成。政府建立在权力的服从上，市场建立在利益的交换上，而社会部门则建立在给予的奉献中。这是中国社会新的情感连带，也如一场春雨滋润着日渐干枯浮躁的民众心灵。

社会资本建设的最根本处，不在于自上而下的命令，也不在于自外而内的输入，而在于社区民众的日常生活的坚实中，在于其千百年所形成的文化历史与智慧中。因此，我们还应该有足够的细腻与耐心，体察并陪伴具体个人的复苏与康健。2008年11月中旬，在北川的永新板房安置点，县妇联的母主席告诉我们：相比较简单的钱与物的捐赠，我们更需要“有事情做”：如果有可能提供毛线，并找到毛衣的销路，那么，失去孩子的母亲，没有丈夫的妻子，可能找到事情做。――在专注、单纯的编织毛衣中，或许可以暂时作别伤痛。羌族女性心灵手巧，羌绣是活着的具有灵性的景观，是千年来，在大山大川深处，坚毅沉朴、骁勇善战的羌民族在精神上开出的奇丽且温柔的“花儿”，如果能打开羌绣的市场，她们――柔弱而坚强的羌族女性，在民族精神的继承与创造中，或许能找到支撑其超越当下困窘、超越个体悲喜的力量。

“儿童友好家园”正是这样的一个尝试，置身于社区中间，让儿童在游戏与合作中，重新绽放笑容，点燃社区的希望，缔结新的社会网络。在可见的未来，它有可能转型为“社区友好中心”，在疏离的个体、蛋壳般封闭的家庭、差序格局般亲疏有致的家族外形成一个公共场域――互助、分享，共同的创造。

灾区重建更美好，这是地震灾区的政情民意。更好、更结实的房子正在拔地而起，规划更科学、功能更完善的居住区正在成形。灾区重建最重要的基石是社会资本，这一资本缘起于人心的善良与纯正，积累于人性的丰厚、无私与奉献，体现于对岗位与责任的坚守与忠诚，成就于社会信任与社会规范的确立。

从此意义上来说，这一场重建不仅在地震灾区，也在所有人的心里。如果有“得胜”，那绝不是针对自然，而是在我们的内心，在我们的社群中，重新唤起新的社会信任与社会规范。

参考文献：

[1]刘汉希望小学：师生一个都不少[EB/OL]..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