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公开有法更需落实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下称《条例》)自公布到正式实施，准备工作历时一年有余。这部旨在为打造“阳光政府”与“透明政府”提供法律依据的行政法规，被普遍誉为继行政许可法实施之后又一次深刻的政府“自我革命”。

政府信息为什么要公开?简而言之，这是尊重公众知情权的需要，也是改善政府工作，遏制过去由于信息不透明、暗箱操作导致的大量腐败现象的需要。在一个现代法治社会里，公众知情权如果得不到必要的尊重，其自由表达权也就更无从谈起。同时，透明政府信息，破除政府部门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对于打击腐败行为的作用，不言而喻。正因如此，《条例》自去年刚一公布，就备受赞誉。

以往，政府信息公开与否，公开的程度如何，取决于政府机构领导者的开明程度与改善政府服务的决心。如果政府部门的领导者心仪于改革事业，那么政府信息向社会开放，就成为一种可能。也就是说，以前的政府信息公开，是由行政权力推动的政务透明化。在没有更硬性的法律约束前提下，政府信息当然可以选择公布，也可以选择不公布，实际裁量权掌握在权力拥有者手中。但从今天开始，这样的情形有了彻底的改变。原因简单，政务信息公布的推动者，已由法律替代了行政权力――权力的弹性也自然将为法律的刚性所替代。

这也意味着，随着《条例》的正式实施，比之从前，中国民众在知情权的满足上将有较大的、明显的改善。无疑，这是中国政府自身改革进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

但是，政府的“自我革命”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政府的信息公开，并不仅仅停留于一种决心和理念，也是需要技术支持和强大执行力的实践行为。毋庸讳言，各地因为信息化水平的差异，人力、财力的差别，对于政府信息公开这样一件需要耗费时间、精力和经费的事情，执行起来很难做到在同一条水平线上。

即使是在应用层面看，仅有《条例》作原则性的保障，也不能使得这份工作的推进迅速臻于完美。据了解，目前，光是各级政府所编制的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就存在着一些问题，如缺少一套全国统一的政府信息公开的标准，包括资源目录体系、数据交换体系等；也缺少一套科学的、可操作性强的评价体系。这意味着，《条例》尽管从今天起已经开始正式实施，但政府信息完整、到位的公开，恐怕在短时间内还很难做到。

更须看到，政府机构也是利益主体，信息公开将直接影响到政府机构作为利益主体的既得利益。必须承认的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征程已满50年之际，一些植根于政府内部，或与政府机构利益相连的既得利益集团的现实存在，恐将对政府信息公开产生一种反弹力量――当然，在法律保障的条件下，反弹行为不会那么直接而显眼。

政府信息公开的阻碍者，或将以信息需要保密为由，或在时效上加以拖延，或在公开内容上作出删减，或利用很多民众对政府信息公开的必要性认识并不深刻，有意无意地阻隔政府信息在政务部门与民众之间较为通畅地交流。遗憾的是，在一些机构将“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的情形下，上述现象恐怕更有可能出现。而这样的状况，远不是所谓的行政惯性与惰性所能解释的。

目前，不少地方已经成立了信息公开办公室之类的办事机构。这类专门机构的设置，无疑有益于推动政府信息的公开。但正如一些有识者所称，光有“信息公开办”，权力的制衡问题若难以解决，将会影响到政府信息公开的质与量。比如，一些政府机构可能会以信息需要保密为由，不愿公开本应公开的政府信息，如果缺少更独立的第三方审查机构，希望查看相关信息的民众又能如何?付诸行政诉讼固然是一条通道，但也要认识到，过多依赖法律途径，可能的社会成本将会十分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