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原则研究

[摘 要] 未成年人由于年龄的特点在社区矫正中存在特殊性，他们的犯罪行为特点不同于成年犯，因此，对他们实行社区矫正的标准也应该区别于成年犯。为了有效预防未成年犯在矫正结束后再次犯罪，设计出合理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原则至关重要，它能充分体现和贯彻未成年人刑事政策，从而维护未成年犯在社区矫正中的权益，从而使他们得到有效的矫治，顺利回归社会。

[关键词] 刑事政策；社区矫正；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原则

【中图分类号】 D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8-021-2

一、问题的提出

在刑法刑事政策化的今天，社区矫正作为刑法活动的组成部分必然受刑事政策的指导，然而，刑事政策调节的是整个宏观的刑事法制活动，落实到具体工作则仍需原则和规则来体现与贯彻。我国的社区矫正起步较晚，至今并没有专门的“社区矫正法”，而社区矫正制度也是2011年才在《刑法修正案（八）》中被立法正式确立起来的。正是由于该制度的诸多不成熟使得当前社区矫正工作存在较大随意性，为防止社区矫正工作不恣意偏离轨道，能够正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精神，各地的社区矫正机构均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确立了各自的社区矫正原则来指导工作。如北京市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提出的十六字基本原则和上海市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提出的五项基本原则。有了这些原则，再加上已有的有关社区矫正的制度内容，对于轻型犯的非监禁处罚得到了较好的推广与实施，但这些原则都仅具有本地社区矫正工作的普适性，针对的对象也应该只是成年犯。

未成年人作为一类特殊群体，仅适用社区矫正的普适原则来指导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工作，显然不能充分保护好未成年人的权益。我国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遇，有专门的未成年人刑事政策指导，但由于我国不仅未出台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专门法律，且已有的社区矫正制度中对未成年人的相关规定也是非常概括且不明确。司法实践中缺乏法律程序的规定，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对未成年人的的矫正工作无法可依，加之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没有统一的、能够贯彻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的原则来指导工作，未成年人的刑事政策无法得到体现与贯彻。实践中各地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方式各不相同，存在较强的随意性，多数地区甚至直接将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的矫治不加区分，从而使未成年人在社区矫正中的诸多应有权益无法得到保护，最终导致未成年人社区矫治的失败。

二、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原则的确立意义

（一）政策与原则的区别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原则是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与贯彻，由于有关未成年人的专门“社区矫正法”尚未出台，仅仅依靠政策的指导显然无法保障未成年人在社区矫正中的权益。因此，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原则的确立存在必然性与紧迫性。笔者认为法律规范与政策具有紧密联系，但二者具有以下几点重要的区别：第一，从是否体现国家意志上看，法律规范是国家制定和认可的，因此会充分体现国家意志；而政策是党的领导机关依照党的章程规定的，它是全党意志的集中，不体现国家意志。第二，法律规范具有高度明确性，它不仅限于原则性规定，而政策都是原则性和概括性的，往往是一种号召和期盼。第三，法律规范具有强制性，它依靠的是国家强制力去实施，并可以对违反者实施制裁，违反者一般需要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政策不一定都以强制力为后盾，它更多地是通过对受众思想的统一与整合来实现其目标的，国家的政策也有一定的强制力，但这种强制力较弱，对违反政策的人一般是通过行政手段予以处分。综上，我们可以知道法律规范与政策对于公民的行为都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但是政策的约束力是更具原则性与概括性的。

（二）原则确立之必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领域一些新制定的法律仍然以“法律政策化”的方式存在着，笔者认为，出现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不能清楚的区分开法律原则与政策的作用和关系。通过上文法律规范与政策的区别比较可以类比得出法律原则相比政策更加具有明确性、强制性、且对司法实践更加具有可操作性。诚然，相较于法律规则的优先性与明确性，法律原则并不能具体规范公民的行为，但它属于法律规范的组成部分，与政策的上位性和全局性相比，原则具有下位性、具体性，它指导立法、司法以及在法律出现空白时起补充规范的作用。当一项活动还没有出台规则去规范时，假若用政策先暂时去调整，其对活动的规范仍然是非常概括与无力的，行为人即使理解并贯彻执行了该政策的精神，也会因具体规则与原则的缺失加之强制约束力的不足而使行为充满随意性，无法体现政策的效果。因此，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构成的法律规范才是制度运行的必备条件，而刑事政策的指导与调整具有它的局限性，在规则尚未正式制定前，原则的确立具有相当大的必要性。

三、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原则的应有内容

（一）教育完整性原则

《教育法》第39条规定：“国家、社会、家庭、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为有违法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接受教育创造条件。”这一条明确规定了未成年犯享有的受教育权利。一般而言，服刑人员的思想意识、法制观念、道德文化都存在一定的缺陷，而未成年犯由于未满18周岁，自身的意识和行为控制能力都比较薄弱，现实中，他们之所以会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其受教育权得不到切实的保护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如那些辍学儿童、流浪儿童等，他们本身就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就是因为诸多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而极易走上犯罪的道路。因此，强制没有完成义务教育的未成年犯继续完成曾经中断的义务教育，实际上是国家完成自己应尽的责任且挽救这些弱势群体的一种手段。

面对未成年人，国家不能一罚了之，而是要寻求积极合理的应对方案，其首要考虑的就是始终坚持对未成年人受教育权的保护。首先，对于尚处义务教育阶段或者虽已过义务教育年龄但因种种原因中断了义务教育的未成年犯，我们应该想办法帮助他们继续完成义务教育，如通过矫正机构联系社区学校，将未成年犯的在校学习成绩作为社区矫正结束的评价标准之一；其次，对于已经完成义务教育的未成年服刑人员，我们要在加强法制观念教育、德育教育的同时，将他们送到职业技术学校进行技术培训，只要有了生活中的一技之长，在回归社会后他们便不会因为游手好闲而再次犯罪；最后，《刑法修正案（八）》免除了未成年人的前科报告义务，使有犯罪经历的未成年人免遭歧视，平等就业、求学，重新融入社会成为了可能。刑法上的任何刑罚措施对于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来说都只起到微乎其微的补救作用，因此，“刑罚的目的只能是预防性的，即只能是为了防止将来的犯罪。”对于未成年犯罪的处理更应该是把犯罪预防作为一项基本的刑事政策内容，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根本目标不是惩罚犯罪，而是预防犯罪、减少犯罪，这是一种新的少年司法理念。社区矫正作为刑罚执行活动的一个环节，对于预防未成年人再次犯罪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能够进入这个环节的未成年犯都是犯罪情节较轻的，改过自新的可能性是较大的，由于处于年轻时期，他们的人格尚未定型，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对于这些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就不能仅强调惩罚了，应该更强调预防，而犯罪预防的实现就有赖于帮助他们继续完成义务教育。《刑法修正案（八）》中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的规定中，一个极大的亮点就是注重社会力量在未成年人犯罪中处理的运用。因此，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不仅仅要注重在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事执法中充分贯彻未成年人的特殊刑事政策，更要注重建设社区矫正这样的“未成年人治病”场所，集学校、社会、家庭和全社会之合力对未成年服刑人员进行教育挽救，共同消除可能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种种诱因。

（二）适度干预原则

适度干预原则实际上是讲社区矫正主体对未成年服刑人员的监管之宽严的问题。它既是研究监管主体的问题，又是研究管理方式的问题。强制接受教育原则是从服刑人员的角度谈未成年人在社区矫正的权益保护，而适度干预原则是从管理主体和管理方式的角度谈未成年人在社区矫正中的权益保护。有学者指出，未成年人的违法行为具有反复性与纠合性。首先，未成年人在违法行为上初试得手后会得到物质上、精神上或生理上、心理上的与满足感，而这些感觉又会促使其进一步去尝试，久而久之就会形成瘾癖，最终在犯罪道路上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其次，少年犯罪往往是纠成一定的群体，他们讲究江湖义气、兄弟义气，在一起犯罪时相互寻找安全感和寄托，对于恶行的不安和羞耻也会在成员的共同氛围中归于泯灭，相反会助长恶势力的蔓延，甚至最终发展成犯罪集团。对于这些问题，我国的大部分群众甚至司法人员都认为将他们送入监狱才是矫治他们最安全，最可靠的办法。同时，一些地区的社区矫正实践中，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为了对服刑人员充分教育、矫治，将其置于严密的管控之下，过度干预服刑人员的正常生活，这种“过度干预”会演变成“频繁提醒”服刑人员“我是罪犯”的问题。这很容易会引起服刑人员的自卑情绪以及情绪，且未成年人的心灵相对成年人是更加脆弱的，影响会更加恶劣。相反，如果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对未成年服刑人员管理过松，那么矫治、教育就会流于形式，该少年犯自由之后很容易重蹈覆辙，继续独自或者找“老朋友”一起犯罪。

因此，社区矫正的主体即工作人员的设置及管理方式的提升，是贯彻好适度干预原则的关键。《刑法修正案（八）》在第二条“对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实行社区矫正”，删除了由公安机关执行、管理或监督的条款，却没有再立明文由哪个部门主管。一般而言，由公安机关执行是从监禁刑的角度来看的，是“重打轻防”的产物。而社区矫正带有司法的宽容性和刑罚的谦抑性，尤其对未成年人是“重防轻打”，这也是当前实践中社区矫正改为由司法行政部门主管的原因。所以改变原有的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双层主体管理模式，由司法行政部门单独执行社区矫正是合理的。

把握好适度干预原则，除了要合理设置工作主体以外，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利用高科技提高监督管理手段，把对未成年犯“看得见的监管”尽可能的转变为“看不见的监管”，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的减少工作人员与未成年服刑人员的摩擦，降低由于监督过严而引起的反感情绪。高科技的电子监督设备的充分运用，能有效、全方位的进行监管又不至于干扰破坏服刑人员的正常生活，尤其对未成年人的心理保护会产生较好的影响。

四、结论

未成年人在社区矫正中属于弱势群体，他们都是由于较轻的违法行为而被执行社区矫正，因此对他们的矫治教育应当宽严适度、合理充分，甚至将他们视为服务对象，把挽救、人格重塑作为矫治的根本目标。在《社区矫正法》尚未出台的今天，设计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原则的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它是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又是未成年人在社区矫正过程中的权益保护伞，保护好他们的应有权益就是改造他们、防止他们再次犯罪的重要途径。在研究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法律规范的同时，设计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原则，对未成年犯在社区矫正中的各项权益保护至关重要，也对未成年犯得到彻底的矫治、顺利回归和融入社会具有极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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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郑新（1989-），男，浙江永嘉人，中央民族大学法律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