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初探

未成年人犯罪作为全球性问题一直广受关注，世界各国无不将关怀和保护未成年人作为国家法律的重要方面。我国在实践中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已经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但从建立和谐社会的视角来看，还是远远不够的。笔者拟从未成年人犯罪刑罚执行制度的基本理念，结合国内外未成年人犯罪防治及矫正具体做法，探索我国现阶段推行社区矫正制度的理论依据及相关构想。

一、 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司法理念及分析

刑罚是国家为了防止犯罪行为对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与公民合法权益的侵犯而制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刑事立法对犯罪人适用的，建立在剥夺性痛苦基础上的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1]。剥夺犯罪人享有的某些权益而使之感受到一定的痛苦，是刑罚的本质属性，却不是刑罚的目的，我国刑罚制度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

（一）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执行制度的基本理念

从我们在工作中遇到的各种案例来看，生理年龄与心理年龄的不成熟导致未成年人对于自己的犯罪行为后果的预见性不强，自我保护能力的缺乏使得他们在面对社会各种诱惑时不知所措，而这些生理和心理上的特征是不能单靠法律的强制而予以改变的。所以，刑法界普遍认为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应结合未成年罪犯的身心特点适用特殊的刑罚制度。从我国施行的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在司法实践中注重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以教育与保护相结合为方针，采用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色的审判方式，并建立起家庭、学校及其他相关单位形成的三位一体的防护体系，共同做好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教育挽救工作。

（二）国外未成年犯罪刑罚制度的基本概况

在英、美、日等国，人们普遍认为未成年人犯罪既是刑事法治问题，更是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教育的刑事政策问题。1899年美国率先制定了少年法，确立了少年法院审判制度。按照少年法的规定，对于少年犯即使认定其有罪，一般也不处以刑罚，一般交付保护观察人员予以教育、委托环境良好的家长教养、送入特设的教育机构、责成家长教养，恶性较深者交付特定的感化机关加以矫正教育，即使在非处刑不可的情况下，对少年犯的配刑也有别于成年犯，通常不适用死刑或无期徒刑，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2]。英国法学家莫里森认为监禁会将一个天真的少年犯罪人变成一个顽固的、习惯性的犯罪人，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能使用监禁，监禁机构不可能交给少年犯罪人在自由社会中所需要的行为方式[3]。在未成年人犯罪持续增长的今天，日本政府认为国家如同公民的父亲应对孩子负养护教育之责，形成了以犯罪人为中心的矫正和保护观察制度[4]。

（三）未成年人犯罪刑罚执行制度现状的分析

我国对未成年罪犯在处理上经历了一个从打击到挽救的转变过程，完成从单一审判方式向多方位、多角度建立“家庭、学校、社区三位一体”帮教体系的过渡，绝大多数服刑人员由自卑、消沉、缺乏信心转变为服法、向上、自信，在思想、认知、行为等方面发生了较明显地变化，重新违法犯罪率很低[5]。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但仍有不尽人意之处。在我国，现阶段普遍施行的“家庭、学校、社区三位一体”的未成年罪犯防治体系仍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由于这个体系没有相关的法律制约，导致该体系中的三个关键点在发挥作用时没有明确的职责和制约，也没有细致的规则指导，更没有一个完整的执行体系及保障，当其中一方放弃自己职责时就使这种体系形同虚设，流于形式了。因此，我们必须借鉴国外的先进做法，结合我国的国情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职责确定、体系完善的未成年人犯罪的社区矫正体系，并将其置于法律调整的框架内。

二、未成年人犯罪防治及矫正的成功经验

（一）澳大利亚的青少年司法制度

澳大利亚学者毕利威积极倡导复和司法和羞耻再建的理论，强调给犯事人和受害人调和的机制，双方在协调者的协助下，找出一个最适当的方法解决问题，使青少年罪犯在被尊重的环境下，明白其行为不被社会接纳的原因和对受害人的伤害，让犯人有机会向受害者做出补偿[6]。

格力蕾特殊教育中心是一个挂着“有花草出售”牌的园艺工场，主流学校拒收的问题少年是该中心的接收对象，适当的劳动使孩子们找到了自己的新感觉。澳大利亚的儿童法庭布局像我国的圆桌审判一样，法官在听取了法律援助组织、社区与家庭服务机构、青少年司法署等的建议后，会做出：一是判处监禁，二是判令提供社区服务，三是判处罚金或令其接受特殊教育。堪培拉还有一个由警察主持的“改过会”，警察将所有涉案当事人找来开一个恳谈会，让违法少年叙述自己犯错的过程及对他人的侵害后果，再听受害人等陈述令其痛苦的遭遇，在双方间架起沟通的桥梁，真诚交流后大家心平气和地讨论着怎样处罚和矫正违法者，怎样补偿受害人等。这样做，往往会一举多得[7]。

（二）我国香港地区现行的未成年人犯罪防治制度

我国香港地区将未成年罪犯的矫正主要交由社区完成，在矫正时注意对未成年罪犯的感化，加强对未成年罪犯的能力培训，帮助其重新树立生活的信心。

香港推出了“社区为本”的自新计划，包括“感化令”、“社会服务令”和“社区志愿服务计划”。感化令采用了是非控制、惩罚或监视的诱导方法，接受感化主任为期一年的监管，定期进行家访和面谈。感化主任有义务协助当事人处理个人或家庭问题，充分运用社区资源协助当事人解决居住、就业、医疗、学习、职业训练等问题[8]。社会服务令则是为14周岁以上的犯有可判监禁刑的罪犯规定的须从事对社会有益无害的工作来代替监管。它本着“自信”、“建设性”和“补偿”的目标原则，要求罪犯做一定时间的无薪工作，给罪犯一个贡献社会的机会[9]。社区志愿服务计划以接受感化的青少年为对象，由感化主任将犯罪青少年转介到有关社区支援中心参加短时间的密集小组活动，使其接受不同内容的训练，增加其重新融入社会的技巧和能力，并获得改善自我形象、树立信心的机会。

（三）我国大陆地区对未成年人犯罪防治的相关尝试

1、青岛市实行“红黄绿”青少年违法犯罪社区预警机制。该机制以“预防为主，防患未然”为初衷，是通过建立学校、社区、家庭“三位一体”的青少年成长评估体系，以青少年日常行为表现所折射出的可能走向违法犯罪的威胁性程度为判别依据，将社区青少年大致化分为“红”、“黄”、“绿”三大群体。该机制的主旨在于建立一支专业化、分工明确的帮教小组，针对三种群体的特点和存在的突出问题，采取灵活多样的预防教育和帮教措施。

2、广州市社会教育、感化、挽救违法犯罪青少年金不换工程。以教育、感化、挽救迷途少年为主旨的羊城“金不换”工程，其审判方式符合少年身心特点，如缓刑帮教制度，规定在判决生效后，法庭指派2名陪审员跟踪帮教，并将少年的表现写成书面报告呈报主审法官。法官、陪审员与少年犯的家庭、派出所、街道居委会、学校等帮教小组须保持经常性联系，定期回访考察，帮助其解决上学、就业困难。“金不换”工程还开通了“羊城青年热线”，由法官、团委干部、资深律师、心理学家等当场解答青少年的心理、生理和法律疑惑。

3、首创暂缓制度和暂缓判决制度。2002年3月，南京市某检察院对中学学生引发的故意伤害案件审查，考虑到这些学生平时表现尚可，若以故意伤害罪，他们将面临失学。最终，检察院作出了《“暂缓不”决定》，规定对犯罪嫌疑人的考察期为3个月，在此期限他们如能圆满履行所规定的义务，就作不处理，否则将追究刑事责任。2004年12月，重庆市某法院对4名被指控犯抢劫罪的未成年被告人宣读了《暂缓判决决定书》。4名被告人获得了3个月的考察机会，如果在此期间表现良好，4人可获大幅减刑，甚至可以“定罪免处”。

4、2004年，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提出了“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实施办法。此办法以激励失足青少年改过自新[10]，对实施了犯罪并被判处刑罚且刑罚已执行完毕的未成年犯罪人，由原审人民法院对其在服刑期间、服刑期满后的悔过表现是否达到不致再犯新罪等指标进行考核，法院审查通过后，为申请人出具前科消灭证明书。此时，该未成年人的前科归于消灭，视为未曾犯罪，并依法恢复先前的法律地位，其刑事处罚、法律文书不再记入其户籍及人事档案，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与其他未成年人享有同等权利，任何人不得歧视。

5、2001年5月，河北省石家庄长安区出台了《关于实施“社会服务令”暂行规定》。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社会服务令制度的规定，对符合不条件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由检察机关下达“社会服务令”，推荐到社会公益性机构，由检察机关聘用的辅导员对其进行思想感化教育，并在规定时间内从事有益的无薪工作，对社会做出一定补偿，使其重拾自尊，早日回归社会。

从以上尝试可以看出，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仍属探索阶段，这些制度虽各有侧重，但都强调了将对未成年人罪犯的刑罚交给社区来完成。然而，由于我国尚未将社区矫正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内，未形成一个相对稳定、完整、独立的专用性法律体系，同时存在管理手段的现代化程度不高、社区功能尚不完善、矫正专业团体队伍相对弱小等问题，所以，在试行的过程中，不断传来置疑、叫停的声音。究其原因，主要是未建立起相应的法律体系而导致与我国现行的立法、刑罚制度相冲突，权责不明使这些好的做法在执行环节有所缺失，最后流于形式。为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罪犯的保护、矫正力度，我们必须创建中国特色的社区矫正模式，促进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制化、科学化和规范化进程。

三、现阶段推行社区矫正的法理分析及理论构建

我国有着特有的道德、宗教、历史等文化遗产，因此不能照搬别国的先进做法，而应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罪犯社区矫正体系。社区矫正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的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11]。

（一）我国建立社区矫正体系的理论依据

总书记提出：“我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和谐，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可见，“和谐社会”的基本是有序。要实现有序，就必须有良好的规则，法律是国家和社会的最高规则，因此，制定完备的法律是进行法治建设的前提和基础。

通过我国对于未成年罪犯矫正进行的一系列探索，可以看出社区矫正不仅能充分彰显人文关怀，体现法治文明而且有利于防止交叉感染和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是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秩序的良好方法。该项制度弥补了现行法律中对于未成年罪犯实行非监禁教育的空缺，故应将未成年罪犯的社区矫正上升到法律调整的高度，将探索中形成的一系列经验和先进做法用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定和完善，解决社区矫正制度所遭遇的法律阻碍，使之形成一个完备的法律体系。

（二）我国建立社区矫正体系的目标及意义

司法部社区矫正制度研究课题组这样阐述社区矫正的目标：“解决监狱拥挤状况，降低监狱行刑成本并改善监狱行刑的实际效果；增进犯人与社区的联系，避免监禁执行方式对犯人心理和行为的负面影响，促进其最终回归社会；同时这种执行方式也有助于促进犯人社会责任感和公民觉悟，并使社区服务成为犯人有意义的实践活动，为社会做出一定的补偿；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刑罚执行制度，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12]。

社区矫正制度之于未成年犯罪人更体现出其他制度难以比拟的优越性，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能够避免未成年犯罪人过早贴上犯罪人的“标签”。人们普遍观念是“一朝做贼，终生为贼”，如果过早给他们贴上“犯罪人”的标签，势必使他们幼小的心灵受到扭曲、挫伤，一旦他们将自己归类到违法犯罪的人群中，对社会产生反感与叛逆，就会出现再犯[13]。而社区矫正对于可塑性强、思想容易接受改造的青少年而言，正是一种温和而有效的教育、挽救方法。其次，社区矫正能避免未成年人受到交叉感染，更能达到教育、挽救的目的。劳动改造是刑罚的主要方式，它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但不是万能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监狱会成为未成年人学习犯罪的场所，“一专进去，多能出来”的交叉感染是副作用之一。因此，从教育、挽救未成年人的目的出发，对未成年罪犯采用社区矫正，能使未成年罪犯既受到一定的惩罚，又在社会的关心、指导和帮教下，重塑正确的人生观；再次，对未成年人实行社区矫正是刑罚谦抑性和刑罚人道化的要求。社区矫正是实现刑罚非监禁化的重要内容，同时也尊重了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有益于他们以健康的心理状态回归社会并被社会接纳。

四、对未成年罪犯进行社区矫正的立法构想

从审判实践来看，主观因素虽是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的主要方面，但外界因素、家庭教育、社会背景等客观条件对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乃至违法犯罪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因而，我们应当广泛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净化社会环境，形成社会联动机制，尤其要充分发挥社区在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中的作用。笔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对未成年犯罪的社区矫正提出如下立法建议：

（一）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一个法律制度是否能落到实处，首先要看该项法律制度的规定是否明确，在实践中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因而，我们应将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予以准确界定。笔者认为将执行非监禁刑的罪犯均纳入到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中来，可规定社区矫正制度适用于因犯罪情节轻微危害不大而被判处免予刑事处罚、缓刑的未成年罪犯以及被判处监禁刑而刑期未满的认真悔改并不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未成年罪犯。

（二）关于社区矫正的实施主体及分工。从我国试行的各项制度看，都不同程度存在着权责不明的情况，缺乏相互配合和制约，从而影响了效果，因此，建立一个完整且密切配合的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在机构方面，应确立由司法性质的行政部门（即司法局或公安局）承担起社区矫正之管理职能。在工作系统方面，应确立以社区为基地，以家庭、学校、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共同参与的社区矫正工作系统。笔者认为，具体的操作流程可规定为法院在定罪量刑后，将生效的法律文书交由司法性质的行政机关执行，再由该行政机关将相关的手续交由社区进行考察，社区定期对未成年罪犯安排形式多样的帮助教育措施，社区可邀请学校等相关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参与到矫正工作中来，并根据其矫正情况书写评语，将这些评语用来推荐读书或就业。

（三）制定相应的执行方式，完善社区矫正的实施内涵。我国已建立的缓刑考察制度只是规定了公安机关对罪犯予以监管达到不再犯罪的程度即可，却没有将教育、挽救的方针体现在其中，故应为社区矫正制度的实施制定出更为丰富的内涵，使执行有据可行。笔者认为其中的社区服务令比较适合未成年犯罪人的改造。社会服务令制度最早源起于英国在1973年通过的《刑事法庭权力法》之规定[14]。偏重于教育而不是惩罚的社会服务令在放宽罪犯自由、拓宽罪犯与社会联系、促使罪犯掌握生活技能与相关社会知识、塑造罪犯符合社会正常生活的信念和人格，最终促成罪犯回归社会方面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我们在规定社区矫正时可借鉴社区服务令中的积极做法。

（四）社区矫正的教育内容。1、对未成年罪犯进行适当的心理引导。未成年人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当面临恋爱、婚姻、升学、就业、交际等实际问题时容易发生错误思维，可能演化成犯罪。其在被判刑后由于其心智不成熟、容易留下心理阴影等特性，若没有正确的心理引导，他们可能会远离人群，从事更加危害社会的行为，以获得内心的平衡、受重视、满足的心理。故应对他们进行适当的心理引导，告诉他们应如何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和困难，如何正确分辨各种社会现象。2、让未成年罪犯进行适当公益劳动。进行公益劳动不仅能使他们对自己给社会造成的危害予以弥补，而且可以增加他们的社会荣辱感、社会责任感，改正生活中的一些不良习气。3、加强对未成年罪犯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其生活能力。未成年罪犯一般受教育程度很低，有的人连九年义务制教育都未完成，大多生活贫困且缺乏谋生技能，很需要各方面社会生存能力的提升。

（五）其他方面的设想。1、在队伍建设方面，要加强社区矫正理论、宣传和实务研究，建立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培训、考核、奖惩制度，组建一支专门化、专业化的社区矫正队伍。2、在具体制度层面上，还应建立包括诫勉制度、定期谈话、回访制度、矫正对象监控、教育、评估、训诫警告、矫正对象救济制度等规范；3、在管理方面，实行以属地化管理为主，在确有必要的情况下也可进行异区管理，建立起人性化的管理，确立对社区服刑人员科学评估、分类管理的模式；4、建立司法裁决、社区警务、学校教育、家庭帮助、政府管理互动互补机制，建立适合青少年违法犯罪人员特点的专门教育和矫正制度，有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激励机制。

法国刑法理论家卡斯东·期特法尼指出：“刑事政策极其严重的困难之一是，我们尽力使犯罪人能够适应社会，其本人也恢复了信念，尽管如此，这些人却发现对他们的真正惩罚是在他们走出监狱之后才开始的，社会专门排斥他们，使他们的全部生活都由犯罪打上了烙印”[15]。可见，减少重新犯罪并帮助未成年罪犯回归社会是我们进行社区矫正的最终目的，才能最终实现和谐社会。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是令人鼓舞的，但真正达到和谐社会的状态和境界，却是非常艰难且漫长的过程，需要我们付出长期和艰苦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