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防止公仆变质的思想及意义

[摘要]公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社会主义国家应以马克思主义公仆论为核心，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但由于种种原因，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长期坚持“阶级斗争为纲”，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公仆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这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公仆　主人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8－0044－05

一、马克思主义公仆论的理论渊源

作为国家和人民关系上的公仆论，在西方历史上早有萌芽。早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总督和政治家伯利克里的一篇歌颂雅典民主政治的演说中就包含了公仆的思想。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也提出，应把官吏看成是人民的卫士、助手、管理人兼仆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诗人但丁在《论世界帝国》(朱虹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中明确使用了“人民公仆”一词。如果说公仆在西方历史上早有萌芽，则公仆的理论及实践与法国的历史传统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恩格斯说：“法国的新兴城市，甚至在它们从封建领主手里争得地方自治和‘第三等级’的政治权利以前，就已经称为‘公社’了”。中世纪中期，法国一些城市中的商人和市民为了反对城市领主的压迫而联合结成了自治团体，建立自卫军反抗封建领主对城市的控制，这种城市组织就称为“公社”。1077年康布雷通过斗争取得了建立公社的特许证，成为法国历史上第一个公社。1792－1794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市政自治机构也称为公社。我们熟悉的巴黎公社，正如法国学者利沙加勒所说，不过“是1792年公社的复活”。

公社与公仆、公民有关。公社的成员是公民，公社的管理者就是公仆。法国不仅为公仆提供了历史的实践，而且也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这就是法兰西空想社会主义和法国启蒙运动中的社会契约论。与法国公社相联系的“公仆”思想是对法兰西空想社会主义和启蒙运动的继承，正如德国史学家耶克所说，公社“具有浓厚的纯法国精神”。1828年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邦纳罗蒂在《为平等而密谋》一书中曾提出建立“大国民公社”的思想；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也强调：人民是者，政府是人民的创造物和所有物，社会服务人员是人民的公仆。

公仆论最完整的理论是社会契约论，它由洛克于1609年在《政府论》中系统提出。洛克指出：“如果统治者对臣民管理不当，他们就会因这种失职行为而丧失早先人民为着完全相反的目的而授予他们的权力，权力就会被移交给人民，人民有权恢复自己原先的自由。”如果说在洛克看来契约是政治性的，而到卢梭那里契约就变成了社会性的，契约是一种人民之间的协议。国家及其公职人员作为契约的另一方，通过人民的授权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行政权的受托人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人民的办事员；人民能如心所愿地使他们掌握和把他们拉下台；对受托人来说，不存在契约问题，只存在服从……。”

社会契约论主要的贡献在于明确了国家及其工作人员和人民的关系是一种公仆和主人的关系。政府只是人民者的执行人，行政官吏只不过是人民的仆役，绝不能高居人民之上。他们承担职务是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而不应有任何特权。人民之所以需要国家及其公职人员存在的全部目的不是统治人民，而是服务于人民、保障人民的自由，“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维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自由”。另一方面，人民虽然通过契约建立了国家，但人民并没有放弃自由，因为“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

社会契约论在同家观念上的变化是革命性的，极大地推动了国家理念的演变，并使公仆为人民服务成为一种普遍的不容置疑的信念。近代史上甚至一些专制君主也接受了这些概念。俄国的叶卡捷林娜大帝甚至表态：“所有公民在法律而前一律平等”，“君主应为其人民服务”。近代以后，随着民主法治的发展，社会契约不再是一种理论，而成了一种制度和习惯，就像一种“空气般地存在”，不但任何人必须习惯。而且成为人们社会和政治生活中须臾不可缺少的东西。社会契约论产生后，再也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动摇国家和人民关系上公仆和主人的基本关系。

诚然，近代的社会契约论在解释国家的起源上显然是不真实的，但它作为国家和人民关系的应当，却成为近代以后民主法治国家的基本目标和普世价值，并为马克思主义所采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许多场合都表达了国家和人民关系上的这种公仆理解。早在1843年马克思就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写道：“正如同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一样，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与所有那些对人民抱轻视态度的人不同，马克思坚持人民在国家活动中具有决定作用的思想，因为人民是国家制度的实际体现者。这个观点体现了马克思要人民解决国家事务的愿望。他认为，“必须使同家制度的实际体现者――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这时，进步本身也就成了国家制度。”当谈到国家究竟是属于国王还是人民时，马克思明确指出：“人民的不是从国王的中派生出来的。相反地，国王的倒是以人民的为基础的。”不可能有与人民的对立的国王的。“如果存在于君主这方面，那再讲到人民方面的与此对立的就显得太蠢笨了。因为这个概念本身就不能有双重的存在，更不可能有和自身对立的存在。”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指出：“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恩格斯也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而采取的两个正确方法――废除等级授权制和废除官吏的高新。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思想，他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新政权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广大干部(社会公仆)代表工人、农民的利益，是为无产阶级和整个人类谋利益的，不存在产生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必然。如果俄共(布)党员干部不为广大工农群众服务和谋利益，那它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工农群众有权起来把它推倒，“现在是工农做了国家主人”，“它就应当广泛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并且公开地挑选最优秀的经济建设人员，挑选专业的和一般的、地方的和全国的行政管理人员和组织人员”。

公仆也是同志常用的概念。《为人民服务》一文突显的就是公仆精神。《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明确指出：“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一文中，又指出：“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党的十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程》也明确规定：“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

二、马克思主义防止公仆变质的基本理论

马克思主义公仆论是近代公仆论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不仅科学地揭示了人民公仆产生的历史前提，而且为人 民公仆的实现指明了道路，提供了完整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公仆的理论前提是社会主义民主。人民公仆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表现，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人民公仆。马克思主义的公仆论不仅要求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而且要求这种国家政权是民主的政权。“哪里的政权落到资产阶级手里，哪里的无产者就必须将它。无产者本身必须成为权力，而且首先是革命的权力。”这是强调人民革命的必然性、正当性。而在革命成功以后，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必须是民主政治。“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民主已经成了无产阶级的原则，群众的原则。”反之，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的共同参与，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

巴黎公社是马克思、恩格斯亲眼看到的无产阶级民主。而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肯定巴黎公社，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巴黎公社是一个民主的政权。1871年3月18日，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第一次掌握了国家政权。马克思指卅：“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追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它是由人民自己当自己的家”。显然，马克思认为，公社的本质是国家政权的民主性。它是以人民群众经常地、不可或缺地、起决定作用地参加国家事务管理的原则为基础。而在这样一个民主的机构中任职的人员，就是人民的公仆。“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因此，公社和其他一切旧政权的本质不同。巴黎公社不是一般的政府。而是指工人阶级的民主政府，指“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民主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公仆论的理论前提，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公仆论的基本内容。首先，对民主制度的探讨衍生出公仆变质问题，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防止公仆变质的要求和措施。1891年，恩格斯在为《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中进一步指出：“公社一开始想必认识到，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它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还应当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们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这就明确提出了防止公仆变质的问题，并肯定了巴黎公社为防范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而采取的多项措施。其次，防止公仆变质的重要举措是人民参与民主管理，只有民主的管理才能防止公仆变质。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人民参与民主管理不仅正当、合理，而且是防止公仆变质的有效措施。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马克思指出，从前有一种错觉，以为行政和政治管理是神秘的事情，是高不可攀的职务，只能委托给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现在这种错觉已经消除。“所谓国家事务的神秘性和特殊性一整套骗局被公社一扫而尽。……公社一举而把所有的公职――军事、行政、政治的职务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使它们不再归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所私有。”这是强调人民参与民主管理的必然性和正当性。同时，由于人民群众普遍参加国家管理，使人民参加管理变为“许多人的附带的职务”，导致公共的、非生产性的管理费用“将会立即极为显著地缩减，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而这直接有利于防止公仆的变质。“公社实现劳动的解放――它的伟大目标――是这样开始的：一方面取缔国家寄生虫的非生产性活动和胡作非为，从根源上杜绝把巨量国民产品浪费于供养国家这个魔怪，另一方面，公社的工作人员执行实际的行政管理职务，不论是地方的还是全国的，只领取工人的工资。”

为了防止公仆变质，马克思曾高度肯定了巴黎公社的低薪制。马克思认为，公仆在获取报酬方面不搞特权，低薪是有效措施，具有重大意义：“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公社采取的这项措施“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这些观点，在当代社会都得到了验证。从前者看，当达国家的许多做法实际上正是朝这个方面发展的。凡是社会文明发展程度高的，社会比较和谐的，大都在“取缔国家寄生虫的非生产性活动和胡作非为”方面采取了严格的措施，并取得了明显的实效，从后者看，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公职人员虽然没有“只取工人的工资”，但在收入方面确实采取了许多措施，国家工作人员想要利用手中的公权以谋私风险极大。

马克思主义的公仆论还与普选制和监督制相联系，普选和监督是马克思主义公仆论的基本内容。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实行普选制不仅是保障人民管理国家的一项根本性措施，也是公仆之所以能够成为公仆的基本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的普选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由于公社“全体公职人员须经选举始得任命”，“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负责制来代替虚伪的负责制，因为这些勤务员总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恩格斯则明确地把人民的自由普选权和随时罢免权看作是人民群众管理和监督国家事务的主要手段。“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巴黎公社“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从来还没有过在选拔上进行得这样认真仔细的选举，也从来没有过这样充分地代表选举他们的群众的代表”监督则是民主的应有之义，这是主人把国家权力委托给公仆以后保留的权利，也是人民管理国家最重要的权利之一。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强调，一切公职人员必须“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这样才能“可靠地防止他们去追求升官发财”和“追求自己的特殊的利益”。与此相适应，列宁也特别关注监督，并在许多地方强调要加强各种监督，包括工人监督、国家监督。列宁说：“应当使工人进人一切国家机关，使他们监督整个国家机构。”新政权“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都暂时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一’”。同样，在谈到破除腐败“周期率”时也强调监督，他曾指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但是，由于种种原凶，马克思主义防止公仆变质的思想在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甚至在许多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公仆论存在一些误解。比如，在公仆和人民的关系上，长期认为公仆引导主人。列宁是主张公仆论的，但他又认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任务“决不是反映群众的一般水平，而是带领群众前进”。于是，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公仆在另一种场合就成了群众的引导者。在许多场合也都表达了公仆的思想。但他对公仆从哪里来的问题同样重 视不够。如在谈到领导机关和领导者的职责时指出：“归结起来，主要是出主意和用干部两件事。”事实上，公仆的选择权在人民。公仆必须由人民选择，而不能由公仆自我决定。如果领导者作为公仆，既出主意义选择干部，主人的权力就没有了。与这种公仆论相一致的是“让”人民监督的思想。因为公仆的来源问题没有解决，故主人对公仆的权威没有树立，人民监督政府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始终没有解决。迄今为止比较流行的“让”人民监督，即根源于此。在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大家都知道人民监督的重要性，但问题在于，如果政府不“让”，人民就不能监督，显然是不合民主逻辑的。在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绝不能因为政府不喜欢或不高兴就不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人民有权监督政府，不仅是政府法定义务，也是一个政府的合法性前提，是人民基于委托权而产生的性权利。

三、正确认识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公仆论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阶级斗争学说和公仆论不仅是“一整块钢铁”(列宁语)构成的，而且有不同的历史作用。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更多地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学说，特别是晚年“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基本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公仆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毫无疑问，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公仆论的历史前提。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公仆。但在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历史作用就应当出现变化，公仆理论成为社会建设的主导，并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理论的基本和主要的基础。因为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通过暴力夺取政权的问题，而是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如何更好、更科学地为人民服务的问题。

从阶级斗争为主导转向马克思主义公仆论不仅是一种理论的变化，更是一种重大的社会实践转变。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目标是夺取政权，而马克思主义公仆论的目标则是建设民主的国家：“政治的共和制是抽象的国家形式范围内的民主制。”马克思在总结欧洲1848-i851年革命经验时指出：“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就是公社。巴黎无产阶级在宣布二月革命时所呼喊的社会共和国口号，……即要求建立一个不但取代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取代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公社正是这个共和国的毫不含糊的形式。”恩格斯也明确指出：“如果说有什么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的特殊形式。”而共和国是国家权力受到严格限制的政治体制。在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创造的大量严格限制公权制度的肯定来看，他们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认为这是“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一个正确的办法，能够“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后来，这一思想同样为列宁所继承。为了防止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列宁警告说：“共产党员成了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为严肃吏治，列宁主张，“对犯有拖拉作风、不尽职、疏忽大意等过错的人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者必须撤职，送交法庭，由司法人民委员部组织威慑性的公开审讯。”150多年来，人类法治的实践证明，马、恩所设想的人民公仆的共和国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原则，也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

此外，我们还应充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公仆论的诸多理论原则。概括起来，主要有二三个方面：

一是关于社会主义公仆的权力性质问题。人民共和国的公仆需要受到严格的限制，也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要求。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公仆也是人，具有人性的弱点。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提出人的本质的基本概括时，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以这个观点去透视人民公仆论，就不能把人民公仆理想化。似乎无产阶级革命一旦成功，那些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就会白然地成为人民的公仆。人的本质既然“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要充分考虑到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后，必然会受到各种社会关系的影响，尤其是权力的影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影响往往表现为权力的滥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果对权力没有限制，权力的滥用同样可能。前东欧和苏联国家公职人员权力滥用并导致社会主义国家被颠覆的现实是最有力的证明。新中国建国60年，无论是改革前还是改革后，权力不受制约导致的腐败已经成了人民不能承受之重，必须受到全社会的重视。

二是马克思主义公仆论的普选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普选的地位比较特殊。在阶级斗争学说中，普选是一种阶级斗争的手段。马、恩早年强调阶级斗争，但到晚年却更看重普选。恩格斯在1874年的《英国的选举》一文中说，“暴力起义在许多年内是不可能的了……因此，只剩下一条开展合法运动的道路。”1886年恩格斯在为《资本论》写的序言中说，“英国是唯一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1895年恩格斯又写道：“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论，可以得出基本结论；没有普选就没有公仆。这不仅涉及到公仆的产生，而且涉及到公仆能否为人民服务，即真正成为公仆的问题。在社会主义革命前，革命的领导人主要靠理论和实践威望确立领导权。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成为国家公职人员，就有一个普选的问题。公仆之所以要通过普选的方式产生，不仅因为这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还在于它体现了权力的运行规律。权力运行的基本原则是，谁给我权力，我就为谁服务。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下，各级国家公职人员的权力都来源于人民。这就要解决一个人民如何将权力授于国家公职人员的问题。如果没有普选，不解决人民授权的合法性、正当性及公平性，则纵然我们天天把“为人民服务”挂在口上，仍然解决不了和腐败问题，也会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公仆论。此外，从当代社会看，防止腐败最普遍有效的方法和程序就是普选制。它决定了权力只能服务于授权者。这是公仆的制度前提。诚然，普选是资产阶级发明的，但对于资本主义的这个发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者都是充分肯定的。马克思曾经说过实现普选权“将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措施”；“普选权就等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1945年答路透社记者问时也明确肯定了普选：“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到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他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显然，绝不能因为资产阶级发明了普选，普选就变成了资本主义的东西。从我们国家来看，普选作为马克思主义公仆论的核心内容长期不受重视，这不仅会影响公仆的性质，也会从根本上影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三是马克思主义公仆论的民主参与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公仆论中，民主参与是保证公仆之属“公”的基本条件。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充分发展，才能保证公仆不变质。民主参与是保障公仆之所以为公仆的基本条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的之一正是在于保障公仆能够为人民服务。正如列宁所说：“只有当全体居民都参加管理工作时，才能彻底进行反的斗争，才能完全战胜”。民主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民主参与，民主参与保障了人民的实现。这一点，现达国家有比较成功的案例。如欧洲国家的一些高官很难有的机会，不是因为他们思想觉悟和道德素质好，而是因为这些国家普遍建立了民主的参与制度和严格的舆论监督制度，官员的风险极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世界正在以某种形式不自觉地沿着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方向发展。15G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曾庄严地宣布：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150年后的今天，当代一些发达国家(如北欧诸国等)正在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性的推动下，走向了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但从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看，人民的民主参与在不少地方还停留在形式上。如有的地方因重大决策开听证会，但听证会的程序、意见的民主程度显然不够，听证机关往往以“说过了、听过了、开过了”敷衍了事，使民主参与流于形式；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严重的卖官现象：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的实践。

总之，防止公仆变质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紧迫任务，也是当代民主法治国家普遍共同的主题。马克思主义防止公仆变质的一系列设想和理论无疑是社会主义国家构建防止公仆变质最优越的思想和强大武器。在我国民主法治建设中，深化马克思主义公仆论的基本内容，坚决遵循和全面体现马克思主义公仆论的基本思想，不仅是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也是实践科学发展观、增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凝聚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逻辑和实践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