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

[摘要]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体现在人类发展与自然界关系的实践活动之中，双方属于同一整体的不同环节，而并非体现在所谓不同“研究对象”的“内在相关”，并非属于“完全不同”、“相互独立”的领域。

[关键词]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　统一

[中图分类号]C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9－0028－05

汪信砚教授在《光明日报》2009年6月16日学术版撰文《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分野》，笔者写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光明日报》2010年2月23日学术版)对其观点表达了不同意见。汪在《学术研究》2010年第9期著《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统一性》(以下简称“汪文”)作答。在后一文章中，汪承认了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具有统一性，应该说，较之首篇单纯突出双方“分野”的观点，这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其思路的片面性，但由于他把“分野”作为前提来谈“统一性”，所以仍然存在着对问题的严重误解。

与自然界关系是人类所面临的基本关系，人类自身关系即社会关系属于其形式。历史发展归根结底是与自然界关系的发展；人类生命活动承载这一发展过程，其自由自觉性质推动理性成果持续积累。学科分类及其不断调整，体现了人们的认识水平和理性发展需要，其具体形态具有工具意义，虽应予重视却不宜使之绝对化。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都是从人类自身出发去认识并实现与自然界关系的发展，其内在一致性取决于双方反映了同一实践过程，区别仅仅在于关注角度不同：人文科学侧重于从整体人类出发，体现为对一般社会关系的判断，社会科学侧重于从具体人类出发，体现为对特定社会关系的判断。就此而言，双方统一是绝对的、主要的，对立是相对的、次要的。在时代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特别是当中国通过改革走上一条新路的时候，尤其需要立足双方的统一，审视关于社会规律理论并依据事实作出修正与完善，以助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笔者拟就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进一步阐释自己的观点，并对汪文的批评意见及其失误。以及涉及到的学术批评的原则问题提出个人见解。

一、仅仅是“学科”，还是也属于“科学”

汪文坚持使用“人文学科”而不用“人文科学”，强调只有社会科学才有可能面对规律问题，才称得上“科学”。按照这种理解，首先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学科”与“科学”并非同一种属的概念，“学科”是指“按照学问的性质而划分的门类”，而“科学”是指“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双方虽存在某种含义交汇之处，但汪文旨在以两个概念的区别立论，就不能不关注其种属不同。可以说，“学科”主要是知识存在方式的判断，突出了对内容的分门别类，它虽解说了其“学问的性质”却没有予以规定；“科学”主要是知识存在性质的判断，突出了内容与客观规律的联系，它既涉及“学问的性质”又规定了它。人们不至于把“装鞋的盒子”和“皮质的鞋”混为一谈吧?就此而言，汪文两篇文章的标题都不严谨，无论是讲“分野”还是讲“统一性”，“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很像“鞋盒”和“皮鞋”的比较，都是无法进行的。要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应该选择“社会科学学科”概念与“人文学科”概念对应，然后才能具体判断双方与规律之间的关系；但汗文主要问题并不在此，而在否认了人文学科具有科学地位。

从社会实践需要来看，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始终是一体的，前者属于思维方向、思维原则或实践意义、实践价值层面的判断，后者属于思维目标、思维立场或实践模式、实践策略层面的判断；双方呈现相互叠加、相互依赖状态。以人文科学中的哲学为例，英国哲学家罗素强调了哲学与社会实践的联系：“哲学乃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曾经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哲学，从远古以来，就不仅是某些学派的问题，或少数学者之间的论争问题。它乃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哲学家们既是果，也是因。他们是他们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的结果，他们(如果幸运的话)也可能是塑造后来时代的政治制度信仰的原因。”

在上述基础上，罗素分析了“哲学”与“科学”的联系与区别：“我们所说的‘哲学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乃是两种因素的产物：一种是传统的宗教与伦理观念，另一种是可以称之为‘科学的’那种研究，这是就科学这个词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的。至于这两种因素在哲学家的体系中所占的比例如何，则各个哲学家大不相同：但是唯有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同时存在，才能构成文学的特征。”“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是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管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一切确切的知识――我是这样主张的――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

罗素肯定了哲学与科学双方互为因果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正确的哲学成果将具有指导社会科学的价值，从而使自身具有了“科学”的地位。马克思明确指出了哲学对真理的追求，认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并说到，“哲学是问：什么是真实的?而不是问：什么是有效的?它所关心的是一切人的真理，而不是个别人的真理”。

汪文把人文学科驱逐出科学领域，无疑是从罗素立场上的倒退。这随之引发了新的问题：哲学属于人文学科，历史唯物主义属于哲学；如果人文学科不是科学，那么，历史唯物主义是否属于科学?如果作为基石的历史唯物主义不属于科学，马克思主义是否随之失去了科学的地位?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设立的理想社会目标，如果它不属于科学，即缺乏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支撑，当下的社会主义运动岂非水中捞月?

笔者并不认为不能够从学术角度讨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问题，也不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关于规律的认识已经具有绝对的意义。当年，罗素把哲学看作是介于神学和科学之间的东西，并认为“科学”所占“比例”取决于哲学体系本身的内容。他的观点应该说有一定道理。笔者认为：如果不是绝对的个人主义立场――由于个人生命的暂时性，该立场把衡量生命的价值尺度置放在相对主义的判断中，使之具有唯一性――就应该承认，人类的理性随着意识成果不断积累处在持续进步的过程中，表现为“神学”成分向“科学”成分的转移；至少，从马克思主义诞生起，人文领域的研究就开始了科学化的进程。虽说这一过程并没完成，但其科学成果不断积累却属事实。如果因为人文领域的成果不尽科学而拒绝其科学地位，那么，所谓社会科学中的政治、经济等学科形成诸多流派及不同甚至对立的管理模式，难道就都“科学”吗?其实，所谓科学，不过是人类运用理性对客观事物所形成的最合乎逻辑也最具解释力的知识体系，体现为追求客观规律的具有某种标志意义的过程；很难认为人们能够一次性地完成对于规律的认识，所以，当新的事实出现要求新的逻辑证明的时候，自然会形成更具解释力的知识体系。正如列宁所说：“在我们还没有看见另一种科学地解释某种社会形 态(正是社会形态，而不是什么国家或民族甚至阶级等等的生活方式)的活动和发展的尝试以前，没有看见另一种像唯物主义那样能把‘有关事实’整理得井然有序，能对某一社会形态作出严格的科学解释并给以生动描绘的尝试以前，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词。”在这方面，无论是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所处的地位并无本质区别。

正如笔者在《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中所强调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之所以都是从人类与自然界关系m发的，是因为这种与自然界的关系构成了人类生命活动的前提；双方区别在于：人文科学强调了人类生命活动的精神方面，立足于人类历史命运的探索，所认识的人类与自然界关系属于动态性质，包含了更多的不确定性，而社会科学强调了人类生命活动的物质方面，着眼于当下的基本事实，所认识的人类与自然界关系属于静态性质，呈现了更多的确定性。然而，双方的互通之处在于：都是以当下的生活实际和实践需要为基础去认识自己的研究对象，无论是抽象层次的人文精神，还是具体结论的管理原则，都具有无可置疑的时代气息。双方虽然构成了理性活动的不同层次，但由于都围绕着实践需要发生和进行，其边界不仅具有相对性，而且能够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在历史上，人文思想成果的运用程度和方式始终与人类发展水平相一致：一方面，它的存在是客观的；另一方面，迄今为止它仍然不能运用划一的内容支配所有人类。

二、是“完全不同”，还是“实质统一”

笔者在《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一文中认为：“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不仅存在着学科意义上的区别，更呈现出实质内容上的统一”。汪文则强调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完全不同”，其理由主要是：(1)人文学科对象是人，而社会科学对象是社会：二者作为学科“并不是从来都‘同时存在”’。(2)“人文学科是把人当做一种始终未完成的存在物，而社会科学则把人视为与任何其他存在物无异的完成了的存在物”。(3)“社会科学所要回答的主要是社会事物‘是什么’、‘怎么样’以及‘为什么’的问题”，“人文学科所要回答的主要是‘应如何’的问题”。

从单纯研究的角度来看，区别人和社会具有一定道理，但如果把这种划分绝对化，试图脱离人认识社会或脱离社会认识人，则是不客观的。人与社会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马克思曾指出：“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做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德意志意识形态》强调：“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

如果从学术史方面谈到某个概念的生成，人们可以梳理出一条渐次明确的发展线索；但如果从研究对象的存在及其性质谈到某一学科，则是另一回事：人类在没有形成“历史”学科概念之前就已进入历史了，而真正的历史学显然不能白有了“历史”学科概念开始，而必须从实际存在的人类历史开始。在人类文明的早期，由于社会实践领域有限以及与之相应的思维体系的初创，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所涉及的两个方面紧密结合，“哲学和科学原是不分的，因此它们是一起诞生于公元前第六世纪的初期。”最早的哲学不仅是人文科学的土壤，也是社会科学的土壤，也许西方迟至20世纪初还在争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科学地位问题，但是，人类的国家政治却等不到这么晚，无论在古希腊、罗马，还是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早已存在相关的理论与实践了。人们不能像莫里哀笔下的茹尔丹先生，需要等哲学教师告诉他在说“散文”时才明白自己“原来”说了“散文”。中国学者也没有必要等人家说出来这是“社会科学”的时候。才承认存在“社会科学”。

汪文虽然来到“统一”命题上，但由于他以“分野”为准则，因而很难再真正把握“统一”的实质。从形式上看，汪文立足于“分野”讲“统一”，而敝作立足于“统一”讲区别。但汪文主要是从“研究对象”和研究“过程”中认识二者的“统一”的，而忽视了二者具有共同的“研究目的”――即无论是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需统一在人类发展与自然界关系的生命活动过程之中；正是按照后一尺度，二者“统一”与否，取决于人类生命活动不断发展的需要，也正是根据这一需要，人们可以断言：不能脱离人去谈社会或脱离社会去谈人，因为社会是人存在的形式。生硬地把人与其社会剥离，是无法真正得出关于任何一方的正确认识的。

既然是从人类整体考察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问题，所面临的基本关系就是与自然界的关系，社会科学所描述的静止关系状态，只能是相对的；而诸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要想解决自身基本理论问题，都不得不延伸至哲学领域，形成所谓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等；而一旦进入到哲学领域，都需要面对一种意义世界，即寻找价值层面的解释。

只要历史在继续，人类始终属于“未完成物”，但同时，就其过去和现在而言，又可以被视为“完成物”；人类整体上是“未完成物”与“完成物”的统一。所谓人文科学，是以“完成物”为基础的关于“未完成物”的认识，而社会科学。是以“未完成物”为前提的关于“完成物”的判断。双方的共同对象是人类及其社会，共同目标是确定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共同路径是理性。既然人文科学是以“完成物”为基础的关于“未完成物”的认识，那么，随着“完成物”的不断积累，关于“未完成物”的认识也将不断深化。

汪文认为人文学科回答“应如何”，但真正的“应如何”如果失去了现实可能性，就会脱离人们的生活与实践，任何一个学者，都不希望自己关于“应如何”的答案根本不能实现；所谓“应”本身应该包括对实现目标的考量，否则就“不应”。因此，“应如何”至少表明其实践条件已经存在，客观趋势已经呈现，这种“应如何”显然不能脱离“是什么”以及“怎么做”的判断。

事实上，尽管人类2500年前就已经提出关于自我认识的主张，形成了关于“正义”、“善恶”、“民主”、“平等”等彼此关系的应然判断，并一直成为此后人文思想的主导话语，但是，人类真正走向一起却是晚近发端的经济全球化――利益实现方式不断发展推动了社会关系逐步扩大，物质活动的融合使“人类”概念从生物种属判断上升成为生存共同体的认同。正因为如此，所谓人文精神也正在经历由抽象转向具体的演变，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同样处在持续扩大和深化之中，与此一致，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领域不得不增加相应的国际关系视野。在一定意义上，“地球村”现象呼吁以人类整体关系为对象的科学研究，它使一向从“人”出发的人文思想体系开始具有一般社会管理的价值；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开始了空前的相互融合、相互渗透过程。

“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取决于这一基础，双方或近或远、或直接或间接面对与自然界的关系。汪文拿“谎言”与“真理”、“卑鄙”与“崇高”之间的差别为证，并不能够质疑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统一于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事实。首先，汪文的价值判断看起来迥异，但 在对立的阶级和民族利益面前，可以构成截然相反的理解；其次，社会个体所表现的品行差异，主要源于利益对立，后者表征的往往是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特定阶段，除非汪文有证据证明人类确有某个群体属于天生的“说谎者”和“卑鄙者”。

汪文把敝作中“人类生命活动归结为物种延续的需要”说成是“与动物的本能活动混为一谈”，显然忽视了这是指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宏观判断。马克思曾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过程的、人的身体。”劳动这种“类生活”“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一种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马克思所说“人为了不致死亡”或“维持肉体生存需要”难道体现的不是“物种延续的需要”吗?按照汪文逻辑，马克思岂不也“与动物的本能活动混为一谈”了?马克思具体解释说：“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无论人们多么急于来到“类存在物”环节，多么急于考察“自然人化”现象，也必须首先认同上述事实，即首先把“人类生命活动归结为物种延续的需要”，承认科学属于“广义自然科学”，而不能因人作为“类存在物”发展了“自然人化”实践，就否定“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一前提。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把上述思想同共产主义目标结合起来，认为扬弃了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与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马克思认为宗教、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等，“具有抽象普遍本质”。“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是同一个说法。”笔者所谓“人类生命活动归结为物种延续的需要，所有科学都是为了解决生命存在和发展问题，属于广义自然科学”，难道不是在坚持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吗?即便是在具体用语上可以探讨，但汪文指责其与马克思的论断“完全相左”，岂不武断?

汪文挑剔笔者的两个提法：“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共同构成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所谓社会发展规律，就是体现了必然性的人类发展道路，是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共同追求的目标”；认为“显然是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对象与目标混为一谈了，它无异于说：‘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社会规律的共同目标就是为了追求社会规律。”但敝说并无不妥：“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就是指以社会发展规律为目标的认识“过程”，社会发展规律作为“目标”是指的认识“结果”；这不过是说，通过认识规律的过程达到掌握规律的结果，又怎么能够将其视为对立呢?这一论难，包括敝作其他所谓“自相矛盾”的地方之所以“被”出现，主要是因为汪文阻断了人文科学与客观规律的联系，因而不能理解以存在这种“联系”为前提的观点的逻辑性，它看到的满纸烟雾，实由心“魔”所生。

三、是运用学术逻辑，还是运用语言暴力

汪文在“分野”中是在表达一种观点，即从学术上划清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界限，然而在“统一性”中，则变成了一种捍卫自尊的战争。

汪文全面否认了笔者的商榷文章的三个基本命题，认为都属“不当”之列；这本没什么，在学术上人们完全可以平等地、自由地发表不同意见。给人留下不寻常印象的是汪文的否定方式，笔者估计人们好久都没有欣赏到这种语言了，下面转录若干以飨读者：

第一个命题“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都是从人类与自然界关系出发的”：“毫不夸张”“足以雷翻整个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顿感无语”；“实在太离谱了”，“作任何反驳都是浪费气力”。

第二个命题“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共同构成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稍有一点人文学科常识的人都是断不会苟同的”：“命题的荒谬性”“一目了然”，“对社会规律概念作了一个大概称得上有史以来最为离奇、最不靠谱的界说”；“思维该是多么混乱”，“堆砌了不少自相矛盾、荒诞不经的论断”；“所有这些似是而非、不伦不类的论断，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驳斥的”。

第三个命题“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共同存在、相互补充、相互推动”：“同样充满了混乱”，“无论是在逻辑上还是在语言表述方面，都是矛盾百出、混乱不堪的”；“缺乏最起码的历史意识和于论题有关的最基本的常识”，“瞎说一气”；“在当下学界，像余文这样虽然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历史和概念规定性都不甚了了却也敢于谈论‘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的情形并不少见”，“缺乏最基本的逻辑思维”。

就学术争论而言，讲究的是理论逻辑，而不是语言暴力。在这方面，汪文有三点不妥：

一是观点的正确与否不在于拥趸者的众寡。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特别是在需要创新理论的时代。即便汪文是在描述自己观点被拥戴的事实，也需要提供客观依据，不应该随意冒用“整个学术界”、“绝大多数人”、“稍有常识的人”为自己的观点站脚助威，除非是它能够拿出足够证据证明确有这个范围和这么多的人对它施以援手。

二是正确的学术批评往往是扬弃而非抛弃。笔者对汪文评价概括起来只有十二个字：“不无意义；但抓的是次要问题”。他对敝作的代表性评价则是五组词：“荒诞不经”、“不伦不类”、“混乱不堪”、“缺乏常识”、“瞎说一气”。可是，让笔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如此缺乏学术含量的一篇“烂文”，怎么能够说“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并迫使汪写下万余字的《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统一性》，来制衡他的《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分野》一文的跑偏呢?在当今的学术批评中，这种把对方“斗倒斗臭”的类“”语言，以及所形成的几近霸道――当然扎的是学者架势――现象，已属罕见，不禁让人去类比恩格斯曾引用过海涅的话：每一句话，都是一块板砖，而且不是空心砖。

汪文对敝作大打出手，表明现今学界确有人被缺乏正常学术批评的环境宠坏了，已不会理性地对待不同意见，不懂得好好说话，然而对于搞哲学的人来说，把不同观点说得一无是处，看起来好像找到了孔雀开屏的感觉，殊不知在其高调出场、顾盼自雄的时候，也暴露了自身并不美丽的部位。

三是凡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已属公器而非私藏，虽仍需强调文责自负，却绝非仅作者一人之力，而多少包含了诸多编审者的寄托，汪文使用“自相矛盾、荒诞不经”、“混乱不堪”、“缺乏常识”这种刻薄语言评价一种作品，难免在高挑 自己的同时“一篙打翻一船人”，为人亏欠厚道。

笔者强调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属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面临的发展任务；从逻辑上判断，这一任务的完成取决于理论创新，需要全面吸纳马克思主义文化、西方文化、中华文化的成果。首先，马克思主义关于理想社会的设想体现了浓郁的人文精神，是人类进步思想体系的现代表达；其次，中华文化属于把人文精神与社会管理组合在一起的文化形态，是人类历史所形成的独特社会发展模式；更重要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人类越来越作为人类存在了――人文精神变得越来越具有针对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有责任研究时代条件的这种变化，哪怕西方学者还从来没有说过这方面的道理。

汪文以如此方式推介西方学界的观点，很难说就体现了西方学术发展的实际。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利奥塔认为现代性由“思辨理性”、“科学知识”和“人性解放”这三个大叙事构成，由此确立了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建立了“现代的神话”。后现代主义者借助德里达的“解构”策略把“理性”、“科学”和“人性”解构掉。应该看到，理论的“表述危机”和“后现代转向”具有客观性质，影响到诸多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美国人类学家安德鲁・斯特拉森、帕梅拉，斯图瓦特教授认为：“第一，表述危机大概出于两个原因。一是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等人类学一般理论遭到了质疑，另一个是人们意识到知识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人类学家表述别人生活的权威受到了质疑，因为表述可以有不同的方式，而且可能互相抵触。第二，这些想法导致了后现代转向，产生了一大批强调主观性和不确定性的言论，使提炼一般理论所需要的比较和概化工作十分困难。在具体阐释上有所斩获的研究，往往失去概化的力量。”这个理解应该说是中肯的。两人同时认为：“当代人类学必须有能力思考所有这三种分析性因素，即过程、历史、结构。”“所有对过程、历史、结构的强调，都呈现了一条从人类学的过去延伸出来的线索，那就是对意义和意义解释的关怀。没有意义关怀，过程研究将变得肤浅。”“贴近观察具体事物，运用整体论方法加以阐释，这可以说是我们研究的指南，也是一种把过去、现在、将来放在一起加以审视的人类学眼光。”“在这里，过程、历史、结构的道路相互沟通，又与意义、想象、能动性(或称为选择力和创造力，它们使过程逐渐变成历史和结构)的道路交汇在一起。”

显然，并不是所有西方学者因为“后现代”思潮的冲击而乱了方寸。他们追求的“意义”，实际是价值目标，而后者所具的客观性往往可与探索客观规律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