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产权改革亟待破题

阳春三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十届三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加快我国卫生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对于我国医疗体制改革问题，“两会”上众多代表和委员在提案中纷纷出谋划策。会议期间我们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立医院院长许戈良，作为一直在医疗战线上工作的一线管理者，许院长对医疗体制改革有太多的感悟，他从医院实际出发谈了医院在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以及医院在体制改革和发展方面的探索之路。

看病难如何解决

《财经界》：目前，越来越多的群众反映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你从医务工作者的角度怎么看这个问题？又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许戈良：对于群众反映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我们应该仔细地分析和研究。最近我查了很多资料，从全国就诊的情况来看，2002年我国每年有21亿人次看门诊，其中7亿人次选择的是乡镇卫生院。病人为什么选择乡镇卫生院，我分析有三个原因：一是就近，离住所近，方便。二是常见病和多发病，如感冒、发烧等病，不需上大医院就医。三是便宜。但是还有9亿人次的病人是到大中城市的综合医院看病，原因是综合医院设施全，技术力量强。如果能解决16亿人次的看病问题，就解决了很多群众看病难的问题。

从安徽的情况来看，2003年安徽省全年门诊人次是3000多万，那么安徽省有多少家医院呢？从大医院到小医院全部加上，有681家医院，就是说，这681家医院承担了3000多万人次的就诊。而681家医院中，达到一定规模、具有一定先进设备和技术的三级医院只有21家，基本上是一个城市只有一个这种上规模的大医院，而这21家三级医院又承担了780多万门诊量，接近全省门诊量的1/5，这个工作量是很大的。说明我们的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和患者就医的心理趋势。

要解决群众看病难我认为要解决三个问题，即看得起病，看得了病，看得好病。首先是看得起病，病人到医院看病要看得起病，看不起病，设立这个医院干吗？医疗费用既要便宜又要合理，这是我们现在抓的重点工作。另外，我国正大力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就是为了解决农民看不起病的现状。因为，我国是农业大国，13亿人口中农民就占了近10亿。所以解决了农民的看病难，就解决了一大半问题。安徽省去年有10个县推广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今年再扩大8个县。这个方案即是农民每人每年交10块钱，地方财政拿10块钱，中央财政再拿10块钱，30块钱组成医保，生病了从这里拿钱看，改变了过去农民看病全部自费的状况，解决了农民看不起病的问题。

在看得了病的问题上，由于农村乡镇卫生院基本上没有医疗设施，人员也很少有进修或学习的机会，所以说看得了病、看得好病是很难的。政府在这方面正在加大力度，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切实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加强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和卫生队伍的建设。

《财经界》：你能谈谈贵医院在这方面是采取何种策略的？

许戈良：就拿我们医院来说吧，它位于合肥市中心，占地60多亩，现有1200多张病床，每年医治病人129万人次，门诊量是每天4000多人次，门诊平均每平米5个病人，非常拥挤，所以病人常常抱怨看个病真难，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扩大医院规模，搞好环境。而医院在市中心，发展受到约束。我们先是向社会融资，想在合肥市南边和西边，分别新建两座医院，一个是安徽省心脑血管医院，另一个是安徽省肿瘤医院，以缓解医院超负荷的压力和群众看病难的问题。

在医院内部为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看病贵的问题，首先进行单病种费用控制，比如一个阑尾炎的患者，从诊断到治疗需要哪些检查和用药，经过专家论证和认可后，把这个程序定下来。医生在给病人看这种病时，不能超过这个规定，不能随便做检查或用贵药，这就从费用上控制了，如果超过了这个规定，我们就要严格管理。我们准备搞80个左右这样的病例，应该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病人看病贵的问题。另外，就是降低病人的平均住院日。据我所知，浙江的一所大医院把病人的平均住院日控制在7天之内，很不简单，这就大大地降低了病人的开销。我们医院也在努力降低病人的住院日，今年要把平均住院日控制在12天左右，去年是13.2天，这是医院的突破点。平均住院日降下来，住院病人增多了，医院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上去了。如果减少病人的住院天数对医院来说，可以收治更多的病人，医院的总收入也就上去了。而对病人来说他的费用减少了，这是一个联动效应。其次是控制病人的平均费用。我们现在在严格管理，这一块主要跟管理层绩效挂钩，跟每一个医生、护士的绩效挂钩，病人的平均费用降低了，我们就奖励。再次就是计算机控制，在计算机中许多病都有核定处方，医生不能随心所欲，比如感冒，以前病人上医院看个感冒要花几百元甚至更多，所以抱怨看病贵。现在看个感冒开什么样的药，开几天，电脑里都有程序，这样可以使门诊的平均费用很好地控制，把医生的随意性变成一个组织性去管理。但也有例外，因为病是千变万化，你不可能都用一种模式去看，在这种情况下，病人也会理解。

面临的困惑

《财经界》：在这样大的一个医院里，在这样一个体制下，你感觉在管理方面有什么难处？

许戈良：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去改变那些不合理的事情，或者说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具体表现在三方面：第一，医院体制和企业还不一样，企业的人事变动都由企业决定，而医院在这方面较难，不是说我们没有这个权力，而是很复杂，有些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事情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比如，我们如何把一些不适合搞行政管理，但是又有技术，又有权威的人调离管理岗位，这个工作不好做。

第二，环境设施方面也是严重困扰医院发展的一个因素。我们医院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现有的大部分建筑也有50年了，因为医院在合肥市中心，扩建或重建都是不可能的。我算了一下，如果重建需要6个亿，这钱从哪来，贷款光利息我们就还不起。医院的基础设施和环境实在是太差了，厕所是公共厕所，两个家属搀着刚开过刀的病人上厕所，忍着痛苦走呀走呀，看着真受罪呀！病房昏暗得打针都看不见，需要手电照着。我们的医院门诊当时设计的是日看病量800人次，现在每天达到4000人次，严重超负荷。所以到处都排队，挂号排队、看病排队、交费排队、取药排队，病人抱怨看病真难！老百姓不满意，医生也不满意，医生抱怨工作量大、负荷重，三分钟看一个病人，还不能喝水、上厕所。

第三、像我们这种医院，其性质是国有的、公立的，非营利行业，而国家给我们的投入不足我们支出的3%。我们医院每年支出4.3个亿，而国家每年给我们的投入却只有800万元。医院想正常运转，就得走市场。在医疗费用中，药费占了50%，如果把药品从医院中分离出去，国家在诊疗费上能提高多少？药品费用又会下去多少？是否能解决看病贵的问题，是值得很好地研究和论证的。

《财经界》：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能否靠社会融资改造医院的基础设施呢？

许戈良：社会融资的问题，在新建或兼并其他医院的过程中是可以尝试的，我们现在正在建的两个专科医院都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但是安徽省立医院总部向社会融资，国家政策暂时是不允许的。

《财经界》：国家为什么不允许你们总部向社会融资呢？

许戈良：因为投资者之所以投资，是因为他要得到利益回报。而医院的收益是不上税的，如果他从中利益分成，就等于偷逃税了。医院不缴税是因为医院是公益性的，他的盈利是要用于医院的再发展，改善环境和设施建设。而投资商则把钱揣进自己的腰包里。政府允许股份制医院是作为一种改革的尝试。

探索股份制

《财经界》：从社会融资在建的心脑血管和肿瘤医院，其运作是不是商业化或市场化的呢？

许戈良：不是，还是公有的、非营利性的。我们虽然从社会上融资，但我们是大股东，我们要控股。肿瘤医院的融资还在进行中，心脑血管医院的融资已完成。

《财经界》：这种股份制医院你们将如何管理？

许戈良：这种国有控股的股份制医院，其性质没有改变，还是事业单位，但在管理上严格了许多。由社会融资而建的心脑血管医院完全是在空地上盖起来的，管理是全新的。肿瘤医院是兼并了其他医院，人员及管理都需慢慢地改变，他们还不能胜任现在的工作，但我们又不能把他们推向社会，只能慢慢地换血，一步一步地来。

内部改革先行

《财经界》：你刚刚说过，作为医院来说还没有能力去改变大环境，但你们在先行的条件下，医院内部你们将如何改革？

许戈良：首先，我们对人才重新定位。过去我们对人才的定义是学位高，主要是针对博士、硕士这类人才，还有一种是写论文、写著作、拿国家科技进步奖或省里大奖的这类人也是人才。现在我们定的人才不是这样，尤其是医院。医院里有些人他不会说，但他会看病，还有的人他不会写，但他很会开刀，他开一个好一个，你说他是不是人才？病人来了不是让你给他写文章的，是让你给他看病的。所以我们把医院的专业人才划分为三种，一种叫学术人才，一种叫技术人才，一种叫综合人才。我们制定了几十条客观的指标，定期考察每一个医生，让专家去评，最后评出真正的人才进行奖励。比如，你一年只看了50个病人，别人却看了5000个病人，病人不找你看病，就能说明问题。你一年只做了50个阑尾手术，而别人做了50个十二指肠癌的手术，难度不同也可见分晓。别人做的手术两三天就出院了，而你做的手术不是发炎就是并发症，这也不行。另外，还有管理人才也被纳入考核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