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如何做教育叙事研究

教师如何做教育叙事研究,取决于教师如何理解教育叙事研究的不同类型。尽管不同类型的教育叙事研究之间分享了某些共同的精神,但不同类型的叙事研究在具体的做法和说法上仍然显示出不同的个性和不同的路径。

一、教育叙事研究的类型:典型的叙事研究、艺术化的叙事研究和科学化的叙事研究

典型的教育叙事研究就是用“讲故事”的方式提交的教育研究报告。这种典型的教育叙事研究可以朝两个方向拓展:一是艺术化的叙事研究;一是科学化的叙事研究。

(一)典型的教育叙事研究:教育自传、教育传记与教育故事

“有情节的故事”是所有教育叙事研究的核心精神。离开了这个核心精神,就失去了教育叙事研究的本分。如果某份教育叙事研究报告完全没有故事情节,那就是“伪教育叙事研究”。

所谓典型的教育叙事研究,意味着这种研究维护了教育叙事研究的核心精神,即“故事精神”。维护了“故事精神”的典型的教育叙事研究主要包括三个形态:教育自传、教育传记和教育故事。前两者是真实的教育叙事研究;后者是虚构的叙事研究。虚构的教育叙事研究在中国教育界一度引起非议,人们似乎有“虚构恐怖症”。如果承认卢梭的《爱弥尔》是经典的教育叙事研究作品,那么,就没有必要将“虚构的教育叙事研究”拒之门外。如果没有足够的想象力,可以扬长避短,不做虚构的叙事研究而只做真实的叙事研究。但是,没有必要以自己所做的真实的叙事研究而贬低虚构的叙事研究的价值,正如科学家没有必要贬低小说家的价值。

不过,从已有的教育叙事研究文献来看,在教育自传、教育传记和教育故事三者之中,一般研究者往往选择真实的叙事研究(教育自传和教育传记),较少有人创作虚构的教育故事。而在教育传记与教育自传两者之间,理论研究者(主要是大学研究人员)往往选择教育传记的形式,而行动者(中小学教师或校长)往往选择教育自传的形式。

唐代史学家刘知在他的《史通》中对自传做了详细的考察,认定屈原的《离骚》为“自传之祖”,而明确以“自序”为标题的作品首推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司马迁不仅开创了以“纪传体”的方式书写历史的传统,也开创了在书末的“后记”中撰写“自传”的传统。[1]中国近代意义上的“自传”与梁启超和胡适师生二人的努力相关。梁启超和胡适热心倡导介于文学和史学之间的“传记”(包括“自传”),他们自己发表了大量的传记作品。胡适在他的《四十自述》的“自序”说:“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地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照他的说法,“我们裸的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2]。

在西方传记领域,有人把自传追溯到旧约的《诗篇》和《先知书》,但“这个文类的第一部伟大作品被普遍认为是奥古斯丁的《忏悔录》”①。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开创了以“忏悔”的方式撰写自传的传统。这个传统在后来的各种“自传”中或隐或现地延续下来,卢梭的《忏悔录》将这个传统发挥到极致。卢梭因《忏悔录》而被视为法国乃至欧洲自传体的开山鼻祖。自传体裁不是卢梭发明,“但是他一下子挖掘出了它的几乎所有潜能”[3]。此后,只要有人准备写自己的生平,就可能会想到卢梭,不管他是想模仿还是想批判。

自传不只是一种文学的体裁,它还作为研究的方法而广泛应用于历史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教育学等研究领域。“传记法”正式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方法始于1920年代。当时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研究者开始将“传记法”作为社会学史的一个部分。至1970年代,随着解释学方法受到广泛的重视,“传记法”再度引起人们的兴趣。国际上出现“传记研究”的专门组织和专门的学术刊物。不少社会学专业杂志和人类学专业杂志也频繁地发表传记体的研究文章。[4]1998年阿本(Erben, M.)主编出版《传记与教育》一书,专门讨论教育研究中的传记方式。

教师在讲述自己的教育经历时,这种教育经历及其“体验”就为读者提供了理解教师的个人化实践知识的材料。同时,教师的个人自传也为推动教师本人“自我反思”和“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了启动装置。

表面看来,自传不过是“讲述自己的故事”。可是,“讲述自己的故事”主要的目的不在于炫耀自己的过去或给后来者留下经验教训,作为“教育自传”,教师在“讲述自己的故事”的当下,就可能发生“自我反思”“自我唤醒”的效应。人往往以机械重复的方式展开自己的日常生活,人在日常生活中不断重复,也因此而失去“反思”能力。对于那些长久地沉沦于日常生活中的人来说,“说出自己的故事”,就可能因此而引发“自我唤醒”教育效应。正因为自传具有自我唤醒和自我反思的效应,不少研究者鼓励教师以“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方式来构建自己的个人化教育理论或“保存自己的教育信念”[5]。教师个人自传的另一个价值在于:它使教师的“个人知识”(或称为“个人化实践知识”)在教师的“个人生活史”的叙说中不知不觉地显现出来,从而缓解“认识你自己”的疑难。

(二)艺术化的教育叙事研究:自传体小说、传记体小说与成长小说

典型的教育叙事研究可以朝艺术和科学两个方向拓展(如下表所示)。艺术化的教育叙事研究包括自传体小说、传记体小说和成长小说。前两者既有传记的真实,又有小说的虚构。后者(成长小说)则完全虚构。

典型的教育叙事研究之所以可能朝着艺术的方向扩展为自传体小说、传记体小说和成长小说,原因就在于:艺术化的教育叙事研究可以借助艺术的力量,借助小说的魅力,使教育叙事变得更加自由、更有情趣,也因此更有可读性、更有教育性。

如果说在教育自传、教育传记和教育故事三者之中最能够显示教育叙事研究精神的是教育自传,那么,在自传体小说、传记体小说和成长小说三者之中,最能够显示教育叙事研究精神的是自传体小说。

西方著名的自传体小说有俄国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托尔斯泰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英国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勃朗特的《简・爱》、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毛姆的《人性的枷锁》、理查森的《人生历程》、伍尔夫的《奥兰多》;美国马克・吐温的《苦行记》、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杜拉斯的《情人》、德莱塞的《“天才”》、哈伯・李的《杀死一只知更鸟》、胡赛尼的《追风筝的人》、普拉斯的《钟形罩》;德国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奥地利耶利内克的《女钢琴师》;缪塞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让・热内的《小偷日记》,等等。

中国虽然自古有自传的形式,但自传体小说发生较晚。曹雪芹的《红楼梦》一度被视为比较成熟的中国自传体小说,但一般认为清代的《浮生六记》才算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长篇自传体小说。中国近现代的自传体小说因“文学改良”运动与梁启超倡导“小说新民”观而获得发展的生机,并在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思潮中得到扩展。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写自传或自传体小说成了一时的风尚。此后,中国出现了不少有影响的自传体小说,比如老舍(1899-1966年)的最后一部著作《正红旗下》(1960-1966年)、林语堂(1895-1976年)回忆幼时故里的小伙伴的小说《赖柏英》(1963年)、高玉宝(1927- )的同名自传体小说《高玉宝》、萧红(1911-1942年)回忆寂寞童年的小说《呼兰河传》(1941年),以及张爱玲(1921-1995年)生前拒绝发表的小说《小团圆》(1970年),等等。

自传体小说大多显示出“成长小说”(或“教育小说”)的特征。它们看重童年生活在成人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叙述主人公从稚幼到成熟的受教育、受考验的成长历程。这些自传体小说可以被称为“自传体成长小说”或“自传体教育小说”。人们也因此将这类小说视为“励志小说”。

(三)科学化的教育叙事研究:调查的叙事研究、经验的叙事研究和类比的叙事研究

典型的教育叙事研究向科学化的方向扩展,就显示为经验的叙事研究、调查的叙事研究和类比的叙事研究。前两者是“求真”的叙事研究,后者是“诗化”的、“想象”的、“隐喻”式的叙事研究。

科学化的叙事研究之所以重要,主要的原因在于:它以“实证”的方式提供真实的事件。它以拿证据来的态度用事实说话。它少了虚构的浪漫,但增长了真实的信心(即便是类比的叙事研究,它也是事实和事实之间的比较和关联)。

在经验的叙事研究、调查的叙事研究和类比的叙事研究三者之间,类比的叙事研究虽然也是重要的方式和方向,但它要求研究者有发达的想象力和诗意的语言能力,非一般研究者所能操持。于是,理论研究者往往选择调查的叙事研究,而行动者一般选择经验的叙事研究。

也就是说,对行动者而言,最能够显示教育叙事研究精神的是经验的叙事研究。所谓经验的叙事研究,就是行动者以“教育自传”的方式提交自己的行动研究报告或经验总结报告。

经验的叙事研究以及教育自传的方法之所以被“重用”,主要受课程变革研究、教育行动研究的推动。在西方行动研究领域,不少研究者如英国学者埃利奥特(J.Elliott)、麦克尼芙(J.McNiff)等人就采用“自传法”来讲述行动研究的故事。[6]在课程改革研究领域,美国学者派纳(W.Pinar)把自传作为一个重要的“存在体验课程”(currere)和教师教育研究的途径,在美国一度掀起“传记运动”。[7]到20世纪70年代,自传理论成为派纳倡导的“概念重建运动”的重要一端(另一端是政治理论)。派纳本人说,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遇到困难时,他总是试着“重新回到自传”。[8]在派纳和他的合作者格鲁梅特(M. Grumet)的倡导下,自传成为课程变革、“课程概念重建”的一个重要途径。自传被用来重新发现“课程中的个体”。“许多大学和研究生教育中的教师教育者,为了把‘讲述他们的故事’作为考察和建构教学假设和实践的一种方法,鼓励学生以自传的形式来写作或讨论”[9]。

除了作为课程变革和教育行动研究的“自传法”之外,还有一种专门用来总结教育经验的教育自传。比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教育家成长丛书”系列作品中,每一本书的开篇都显示为“教育自传”。②除了教育自传之外,也有家长以自传的形式总结自己的家庭教育的经验。③另有学者沿着胡适当年期待的“给史家做材料”的思路,从名人传记中整理“童年”经验或“求学”经验。有研究者则从他人的自传中研究当时的教育历史。比如,张倩仪利用中国近代150多人的自传,专门研究他们的童年以及他们在童年时代所受的教育。④

二、怎样做教育叙事研究:教育自传与经验的叙事研究

叙事研究虽然有三种形式(典型的叙事研究、艺术化的叙事研究和科学化的叙事研究),常用的方式只有两类:一是典型的叙事研究(含教育自传、教育传记和教育故事),二是科学化的叙事研究。而对于中小学教师而言,可选择的方式主要有“教育自传”和“经验的叙事研究”。中小学教师虽然也可能偶尔做调查的叙事研究,但是,调查的目的也还是为了解决自己的教育实践中的真实问题。此类调查研究对中小学教师而言,只是辅助的方法。至于艺术化的叙事研究(包括自传体小说、传记体小说和成长小说),虽然也是重要的方法,但做起来更困难。

(一)怎样做教育自传

自传的撰写始于传记事实的收集,终于传记事实的选择和解释。自传的写作过程大体呈现为两个程序:一是收集和整理传记事实;二是选择和解释传记事实。

1.收集和整理传记事实

从收集传记事实的可能途径来看,作者可以采用的方式包括自由回忆,查阅日志、信件、档案、旧报纸、旧杂志,等等。

回忆是撰写自传时最频繁采用的办法。这使自传与“回忆录”保持了类似的形式。教师在撰写自传时并不需要回忆自己所有的经历及其事件,只需要回忆自己做孩子、做学生的故事,自己做家长或做老师的故事。除了“回忆”,自传的作者最好通过查阅传主的日志、信件、档案以及相关的旧报纸、旧杂志的方式来收集传记事实。

自传的作者通过记录传主回忆,查阅日志、信件或档案以及相关的旧报纸、旧杂志,获得了足够的经验事实之后,可以采用“年谱”的形式整理传记事实。“年谱”是传记的早期形式。“年谱”虽然在自传领域逐渐淡出,但它仍然可以作为收集和整理传记事实的一个有效的工具。自编“年谱”可以视为自己的“个人成长大事记”。“年谱”或“个人成长大事记”的完成,意味着第一个阶段(收集传记事实)的暂时结束和第二个阶段(选择传记事实)的开始。

2.撰写自传:选择并解释传记事实

完整的自传除了收集“经验事实”之外,还需要对经验事实进行选择和取舍,以便建立传主的“个性”和故事的“情节”。

为了建立传主的“个性”和故事的“情节”,作者需要考虑传记的三个关键策略:一是寻找“成长线索”和“个性身份”;二是叙述“个人生活史”,由个人生活史带出影响自己成长的“重要他人”和“时代精神”(或称之为“时代变迁”);三是“自我反思”,包括“当时的心理感受”和“事后的忏悔”。

如果自传的作者既建立了传主的“个性身份”,又隐含了传主的“成长线索”,那么,它就可能成为出色的自传。不过,自传是否成功,除了作者能够提供清晰的“成长线索”和“个性身份”之外,还取决于作者是否能够通过“个人生活史”牵引出影响传主成长的“重要他人”和“时代精神”,取决于作者是否能够由“自我反思”提供“心理分析”和“忏悔录”。

寻找影响自己的“重要他人”,这既是教育自传的一个任务,也是自传的内在的精神。完整的教育自传或教师自传的核心内容是回忆自己的亲人、老师和朋友对自己成长的影响。⑤这样看来,钱穆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最适合做教育自传或教师自传的典范。

出色的自传几乎没有例外地显示为大量的心理分析和忏悔意识。西方的自传从奥古斯丁开始,就延续了心理分析和忏悔的传统。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卢梭的《忏悔录》和托尔斯泰的《忏悔录》,被称为“世界三大忏悔录”。[10]一般意义上的传记(“他传”)也许无法提供过多的心理分析,因为传主的心理感受很难为外人知道。自传的优势就在于:作者就是传主本人,自己可以回忆当时的心理感受或表达“事后的忏悔”。与西方自传相比,中国已有的教育自传缺乏心理分析,更缺乏忏悔意识。

除了叙述那些曾经影响自己的“重要他人”和“自我忏悔”之外,完整的自传往往由“个人”的成长史牵引出他所处的“世界”(“时代背景”或“时代精神”)。这样看来,曹聚仁将他的自传称为《我与我的世界》,算是明智的选择。[11]与曹聚仁相比,梁启超似乎更看重“我与我的世界”。他在“自传”中叙述自己的出生年月时,自信地列举当时的“世界大事”:“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实太平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12]。

(二)怎样做经验的叙事研究

出色的“经验的叙事研究”报告总是既显示出“教育自传的精神”,又隐含了“科学研究的形式”。前者意味着经验的叙事研究的报告看起来“像”某种教育自传,后者意味着经验的叙事研究的报告可以借鉴行动研究(准实验研究)的“格式”。

也就是说,当中小学教师不知道如何提交“经验的叙事研究”报告(含行动研究报告和经验总结报告)时,就可以参照比较标准的实验研究的格式并在这种格式内部保持教育自传的风度。也因此,经验的叙事研究报告一般包括三个部分。

一是问题的提出(“我”遇到了什么问题)。“我”最初遇到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别人是怎样解决的,“我”是如何借鉴他人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二是问题研究的过程与方法(“我”是怎样解决问题的)。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我”遇到了什么新的问题,为了解决或缓解这个新的问题,“我”想了哪些办法。

三是研究的结果与讨论(“我”解决得怎么样)。“我”对研究之前的状态和研究之后的状态进行比较,并对自己的研究结果进行反思。

注释:

①有研究者考证,该书的成书年代在公元400年前后,在奥氏升任主教之后。参见奥古斯丁.忏悔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

②参见刘可钦.刘可钦与主体教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29;魏书生.魏书生与民主教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19;窦桂梅.窦桂梅与主题教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17.

③对这类“家庭教育”的自传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卡尔・威特.卡尔・威特的教育[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张欣武、刘卫华.哈佛女孩刘亦婷[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蔡笑晚.我的事业是父亲[M].北京:接力出版社,2007;杨文.和儿子一起成长[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池莉.来吧,孩子[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等等。

④参见林非,等.求学:寻找我的天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林非.童年:爸妈盼我长大[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张倩仪.另一种童年的告别[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⑤萨特的《词语》为自传的写作提供了一个出色的范例,但该书的开头部分大谈他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令很多读者不知所云。也许是一个败笔。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776.这种在书末“后记”中提交“自传”的做法,在现今的种种著作或“学位论文”中仍然是一个流行的方式。

[2]胡适.胡适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3-6.

[3]勒热讷.自传契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59.

[4]Denzin,N.(1994) Biographical Research Methods,in Husen,T.(1994) Research paradigms in Education,In Husen,T.&Postlethwaite, T.(eds)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Elsevier Science Ltd.

[5]黎淑燕,卢芝兰.教育自传:保存自己教育信念的教育经历[J].人民教育,2003,(15-16).

[6]See McNiff,J.eaching as Learning:An Action Research Approach[J],Routledge.1993.

[7]派纳,等.理解课程:历史与当代课程话语研究导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542.

[8]派纳.自传、政治与性别[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前言.派纳最初的自传研究成果是出版于1976年的《朝向贫困的课程》(Toward a Poor Curriculum)。

[9]米勒.打破沉默之声:女性、自传与课程[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216.

[10]托尔斯泰.忏悔录[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3.

[11]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12]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22.

本研究得到广东省现代教育研究与开发中心的资助。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