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相权与权相

在古代社会，宰相是仅次于皇帝的重要角色。历朝历代，宰相的称谓、职数、职权虽然不尽相同，但在宋代以前地位颇为尊荣。相对唐代而言，宋代的相权削弱很多，同时又出现过不少权相，这是值得深思的反常现象。

唐代设有三个中央机构（即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三省长官实为宰相，掌管国家最高权力。宋代也有三省，但只有中书省在皇宫里单独取旨，称政事堂;门下尚书两省都移在皇宫之外，两省长官不再预闻最高命令，已然离开权力中心。宋代沿用晚唐五代传下的枢密院（掌管军事），与中书省并称两府。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分别为宰相、副宰相，与枢密院的正副枢密使合称为宰执，或宰辅。较之唐代，宋代的相权在很多方面有所弱化。

首先是决策权的弱化。据《续资治通鉴・宋纪一》记载：“旧制，凡大政事，必命宰臣坐议，常从容赐茶乃退。及（范）质等为相，自以周室旧臣，内存形迹，又惮帝英睿，乃请每事具札子进呈取旨;帝从之。由是坐论之礼遂废。”在唐代，所有决策均出自中书门下两省，中书省“定旨出命”，门下省审议副署;必要时三省召开联席会议，共同商议决断。故而，唐代最高命令实际上由宰相拟定，皇帝只是行使同意权或拍板权而已。自宋太祖以后，不仅废止宰相“坐以论道”的礼遇，而且取消宰相的主动决策权。凡事，宰相只是先写一刮子，提出几项意见，或拟出几条办法，呈送皇帝决定;然后再按照皇帝意见正式拟旨，这便是“每事具札子进呈取旨”。宰相不能主动决策，只是遵从皇帝意愿奉命行事。

其次是军事权的弱化。宋初，宰相的军事权被剥夺。涉及军事问题，皇帝只与密枢院长官商议，宰相无权过问。景德元年（1004），契丹再次大举入侵。真宗没有太祖运二府于股掌之上的统帅能力，对付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他需要二府之间的紧密协调，因此，“上每得边奏，必先送中书，谓毕士安、寇准曰：‘军旅之事，虽属枢密院，然中书总文武大政，号令所从出。向者李沆或有所见，往往别具机宜。卿等当详阅边奏，共参利害勿以事干枢密院而有所隐也。’”（《长编》卷57）面临战争威吓，真宗被迫承认宰相“总文武大政”的职权。此后，宰相虽然过问军事，但主导权仍在枢密院。

第三是财政权的弱化。宋代的财政，由三个司掌管，三司使是最高财政长官，不受宰相节制，直接对皇帝负责。所谓三司，即为户部司、盐铁司、度支司。在唐代，司是属于尚书六部下面的二级机构（司局级），接受六部尚书（部长）的领导。必要时，宰相也会兼领户部一个司，如盐铁、度支之类，以便直接掌管财政大权。而宋代，三司地位大为提高，独立掌管全国的财政，这是有意削弱宰相的职权。王安石实行变法，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将户部、盐铁、度支三个衙门重新整合起来，统一到新设立的制置三司条例司里，欲让财政大权回到宰相手中。但是，司马光等人极力反对，认为财政应该由三司管，三司失职，可以换人，两府不得侵其事。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制置三司条例司也被废止。

第四是人事权的弱化。历来官府用人，本应隶属于宰相职权范围之内。任用什么人，提拔什么官，这是宰相管辖六部之吏部的事。在唐代，“三品以上官册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皆委尚书省奏拟，文属吏部，武属兵部，尚书曰中铨，侍郎曰东西铨。”（《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六》）而宋代，在吏部之外，另设考课院。考课亦即铨叙，对官员进行综合考评。考课院后来更名为审官院，又分为东西两院，东院负责选用文官，西院负责选用武官。此外，还设置三班院，专门管理内廷供奉及殿直官。这样的人事制度安排，导致机构繁杂，政出多门，同时也弱化了宰相的人事权。

第五是谏议权的弱化。在唐代，台谏均为监察官。台官指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其职责是监督宰相及百官，约束行政权力;谏官指谏议大夫、拾遗、补阙、司谏、正言，其职责是专门讽谏皇帝，纠绳皇帝的过失。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成立另一最高监察机构谏院，将原本隶属于门下省的谏官分离出来。从此以后，谏官不再是宰相下属，宰相无权任用谏官，所有台官谏官均由皇帝任命。

宋代的相权之所以被削弱，一方面是由于宋初宰相范质等人主动做出让步，另一方面是由于宋太祖热衷于集权。宋太祖、宋太宗都是有为君主，大包大揽无大碍。但是，他们的子孙后代世袭皇位，就未必称职。从真宗到仁宗、再到神宗，包括削弱相权在内的一系列“祖宗家法”，已然显现出诸多弊端。范仲淹、王安石等人试图推行新政、新法，终因种种力量掣肘而失败。从徽宗到南宋末期，竟然出现过蔡京、秦桧、史弥远、贾似道等权相，致使朝政日益败坏黑暗，在很大程度上加速王朝的衰亡。

蔡京是一个典型的投机分子，神宗时他支持改革开放变法;哲宗即位之初，太皇太后高氏起用保守派，他转而投靠司马光阵营;哲宗亲政后，他又投靠重新控制朝政的改革派。徽宗即位后，他投其所好，被重用为宰相。徽宗沉湎于声色犬马，热衷于书画创伤，玩赏花石，兴建园林，却怠于政务，只顾个人享乐，而将国事几乎都交给蔡京打理。蔡京为相二十多年，独揽大权，为了保住既得利益，他勾结朋党，竭力排斥异己，将官场与社会弄得乌烟瘴气，使北宋王朝陷入空前的危机。

秦桧颇擅长见风使舵，靖康年间他为了欺世盗名，表现出主张抗金的强硬姿态。被金兵俘虏以后，他态度有了180°转变，回到南宋便抛售其投降求和的“良策”，正中高宗下怀。此后，秦桧官运亨通，先被任命为参知政事，旋即擢为右丞相;虽然一年后被罢免，但很快又起用;赵鼎罢相出朝后，他独居宰相之位长达十七年。高宗并非昏庸之君，秦桧结党弄权专横跋扈，他其实心知肚明，之所以睁一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是因为他需要秦桧作为自己推行求和路线的人。

史弥远的崛起源于一场阴谋。开禧三年（1207），韩胄北伐失败，金朝来索主谋。时任礼部侍郎的史弥远与杨皇后等密谋，派人杀害韩胄，将其首级送金请和。史弥远因此升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在宁宗朝独相十七年，在理宗朝独相九年。史弥远两朝专权二十六年，对金采取屈服妥协，对内打压政敌，招权纳贿，搜刮民财，弄得民不聊生。他之所以成为两朝权相，关键是两个皇帝容易被他架空。

贾似道是一个“不学有术”之人，靠姐姐为理宗贵妃这一裙带关系得以入仕，后来凭借欺上瞒下、弄虚作假、阴险狡诈等权术博得理宗恩宠，从而青云直上，官运亨通。理宗进入暮年，怠于政事，身为宰相的贾似道控制朝政，独揽大权。度宗即位以后，贾似道登上权力的顶峰，其专权程度超过所有权臣。度宗智力迟钝、懦弱无能，被贾似道玩弄于股掌之间，对他言听计从，无可奈何。贾似道的祸国殃民与为非作歹，直接导致了南宋王朝的土崩瓦解。

不难看出，上述权相之所以成为权相，关键在于他们都是权谋大师，并且遇到昏庸无能或易于掌控的君王。按理说，宋代的相权大大削弱了，不应该出现权相。而事实并非如此，说明削弱相权这一制度安排是失败的，也是错误的。

宰相辅佐君主治理国家，总揽文武大政，主导内政外交，使百官各司其职，让百姓各得其所。而宋代刻意削弱宰相的正当职权，使权力配置向君主倾斜，在实际运行中容易造成权力失衡。一旦国家面临危机或君主平庸无能，擅长权术的宰相就会以不正当手段揽取权力，从而祸害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