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传播的高端平台

摘要：总理记者招待会作为中国政治沟通的高端平台，典型体现了当代中国政治传播格局、机制以及技术的变化。本文以近10年总理记者招待会为典型样本，分析话题结构以及变化轨迹。总理记者招待会不仅反映了中国政治传播前沿特征与趋势，同时也展示了中国总理个人政治沟通智慧与魅力。

关键词：政治传播；记者招待会；舆论场；感性政治

中图分类号：G22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169（2012）05007407

经过30多年的渐进式改革，中国逐步从“全能主义”政治向“新权威主义”政治过渡。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政治传播生态发生了深刻变革，中国政治传播格局、体制机制以及内容、技术等，均发生了显著变化。究其原因，有三种力量推动了这些变化：社会转型、媒介化、全球化。“社会转型”催生了社会力量的崛起，改变了原先由国家力量垄断的国家—社会结构，社会力量的崛起要求改变不对称的政治沟通关系，要求执政者呼应不断高涨的社会诉求，以弹性的政治沟通机制予以应对。“媒介化”通过技术革命，特别是新技术革命，改变传统媒体的传播格局，颠覆此前内嵌于国家权力体制的传播权力布局，使得传者—受者之间的不平衡关系得到了空前的改变，从而让社会力量获得前所未有的传播权力。媒介的社会化稀释了传统政治传播主体的垄断权力，增加了社会化媒体的政治博弈能力。“全球化”将中国推上全球传播体系，也让世界的声音进入中国。中国需要“向世界说明中国”①，世界也需要认识、理解中国。全球传播体系对中国既有的政治传播系统构成了深刻影响。这迫使中国突破单一的“外宣”模式桎梏，适应全球传播逻辑，寻找与世界沟通的有效通道，进而在并不平衡的全球传播秩序中确立与世界对话的方位。总理记者招待会作为中国政治沟通的高端平台，典型体现了当代中国政治传播格局、机制以及技术的变化。总理记者招待会不仅是中国国内政治传播大戏中的重要曲目，同时也是世界了解中国的关键窗口。本文以近10年总理记者招待会为典型样本，分析话题结构以及变化轨迹。总理记者招待会不仅反映中国政治传播前沿特征、趋势，同时也展示中国总理个人政治沟通智慧与风采。

一、国内、国际两个舆论场的挑战

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的政治沟通要面对国内、国际两个舆论场的挑战。虽然说，这两个舆论场在改革开放前就存在，中国一直运用“内宣”与“外宣”模式应对这两个舆论场；但是，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入以及对外开放的推进，国内舆论场与国际舆论场的活动机理和话语逻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国内舆论场中，执政者的主导性地位始终没有改变。不过，那种自上而下的单向度政治宣传趋于低效。随着公众民主意识的觉醒，传媒结构的多元化带来的信息选择的多元化，执政者要完全控制政治沟通过程，难度越来越大，这就迫使执政者采用新的思维、机制以及技术手段应对业已变化的社会和媒体。在执政者、传媒以及公众三者的政治沟通三角关系中，三者之间的政治意愿存在差异，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张力。差异既可以滋生矛盾，也可催生沟通。在这种情况下，执政者渐渐改变了此前硬性输出政治议程的惯性，尝试在政治议程、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之间寻求共识，变绝对的控制沟通为有限的控制沟通。在中国独特的传媒体制中，大众传媒对执政者的高度依附，使得执政者在控制媒体上的制度成本相对较低。执政者易于通过自己的“喉舌”将政治议程直接转换为媒介议程，推向公众。但与“全能主义”政治语境下的政治传播格局不同的是，30多年的社会转型和传媒改革，改变了中国传统政治传播的单边主义模式。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媒介技术，推动了媒介的社会化进程，空前增强了社会、媒体与执政者博弈的能力，倒逼执政者放低身段去“制造同意”。在开放、多元的国内舆论场，执政者要赢得执政合法性，必须在理念、制度、技术上改变控制性逻辑，开拓政治议程、媒介议程、公众议程的兼容通道。

随着中国融入世界，世界在关注中国，也在评价中国。全球化带来了舆论的全球化，但舆论背后的话语权存在不平衡性。学者李希光认为，当今世界的主流媒体主要掌控在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发达国家手中，国际舆论话语权也被西方发达国家所掌控。中国的国际形象不是由中国政府，也不是由中国的媒体在塑造，基本上是由美国媒体塑造的。中国媒体包括中国的外宣媒体，几乎没有任何塑造形象的能力；而且，中国丧失了国际议程设置能力。中国在国际上的议程设置，基本上是由美国在塑造[1]（P431）。今天，人类已经进入了全新的宣传时代。在这个时期里，中国在“软实力”和议程设置的致命弱点是，中国没有对自己有利的国际新闻话语、没有对自己有利的国际新闻议程。中国的话语总是被西方牵着鼻子走，总在回应西方政府和媒体，总在为自己辩护，没有精力和能力为自己设置国内外议程[2]。也有学者认为，身处不平衡的国际舆论环境中，中国常常面临着被国际舆论裹挟、控制的被动境遇。谁占有全球化的信息资源，谁拥有主导国际舆论的能力，谁就实际上掌握了为其他国家“设置”形象的权力[3]。但是，这种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全球传播格局，已经成为一种固化的结构，即便在新媒体时代，也难以改变。新媒体的崛起虽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改变被动处境的机遇，但西方发达国家利用他们主宰世界秩序的先天优势，很快将新的不确定性固化了，从而操纵了新技术革命的话语权。因此，他们掌握了“终极权力”[4]（P322）。中国作为崛起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这样的尴尬境地：“硬实力”的强大与“软实力”的羸弱同时并存。有学者认为，中国传媒在过去20多年里实现了快速发展，传媒实力已超过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并迅速缩小与美国的差距，中国正成为一个迅速崛起的传媒大国。但中国传媒实力结构是不平衡的，在国际传播和传媒经济方面实力较弱，远远落后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这也是中国在国际舆论上被动挨打的主要原因[5]。当代中国已经被卷入世界传播秩序之中，但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掌控国际舆论议程，在强大的西方话语体系中，中国更多只能被动应对，常处于被妖魔化、污名化的劣势地位。为此，有学者认为，中国要掌握国际话语权，首先要融入世界话语体系。其次要遵循国际通行的标准、规范[3]。中国要融入世界话语体系，将国内政治传播逻辑与国际传播逻辑对接起来，非一日之功，尚需要较长时间去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