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义务教育配置效率与适应效率:概念解构与关系研究

摘 要：农村义务教育投资效率的传统分析局限于配置效率层次，引入适应效率和配置效率贯通的研究范式，有助于为改进其效率水平提供新思路和新途径。基于核心概念解构、操作性定义和假设模型，建立IMERCE量表对全国380个县（市）2011年农村义务教育投资效率进行测量，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进行检验和推断。结果显示：中国农村义务教育投资配置效率和适应效率呈现互为因果的显著正向关系；经济发达程度对配置效率、适应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在义务教育投资配置效率和适应效率上均没有显著差异。提高义务教育投资管理体制的整体效率，应注重配置效率和适应效率的协同推进。

关键词：配置效率；适应效率；农村义务教育投资；IMERCE量表；结构方程模型

文章编号：1003-6636（2013）02-0072-07；中图分类号：G522.3，G526.7；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取决于稀缺教育资源投入的数量和效率，在资源投入量一定的条件下，则依赖于资源利用效率水平的高低。本文重点考察义务教育发展的基础性影响要素——财政资源（教育经费）的效率问题。关于教育效率的认识，学术界存在较大争议，陆续提出了教育资源生产效率、X效率和配置效率（厉以宁，1984）[1]、投资内部效率（袁连生、袁强，1991）[2]、利用效率（王善迈，1996[3]；勒希斌，1997[4]）等概念。当前，国内学术界对教育资源的效率研究，多局限于配置效率方面（郭雅娴，2008[5]；杨斌、温涛，2009[6]；秦惠民、杨娟，2012[7]），即以帕累托效率为判定准则。然而，配置效率不能对制度变迁的比较效率做出解释已被新制度经济学所证实（诺斯，1990）。中国义务教育投资管理体制的历史演变轨迹也表明，配置效率并不能给出一个具有完全信服力的解释，同样，也不能作为判断义务教育发展水平和指导其未来发展的唯一标准。因此，打破研究惯性，从新的角度审视和考察义务教育投资效率就显得尤为必要。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适应效率理论，已经在长期经济增长[8]、政治协商制度[9]、金融制度[10]、保险制度[11]、企业治理[12]、企事业单位招聘[13]等方面的研究中体现出巨大优势。如Ying Ma， Abdul Jalil[14]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似乎与金融体系的低效率很不和谐，适应效率而非配置效率可以解释金融的发展和困惑。但是，这一研究视角在国内教育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考察都尚未发现。基于此，本文采用配置效率与适应效率相贯通的研究范式，通过对两个关键概念的逻辑解构和操作性定义，在建立IMERCE量表对全国380个县农村义务教育投资效率测量的基础上，试图给出一个关于配置效率与适应效率及其组成维度之间关系的系统、规范的解释，为提升农村义务教育投资长期绩效提供新的思路和途径，这对于深化义务教育效率理论的认识和指导其投资管理制度的改革具有现实的意义。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配置效率与适应效率

（一）农村义务教育投资效率的整体研究思路

为提高义务教育财政资源的利用效率，必须在考察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对义务教育客观需求的基础上，结合区域教育资源状况制定科学的义务教育发展战略、投资管理目标，并以此为依据，对教育经费的配置结构（在不同方向、用途、对象和时序上的配置和安排）、组织管理、风险治理等进行卓有成效的管理。因此，农村义务教育投资管理是投资主体在面对农村社会经济环境的挑战下，为达成提高农村人口教育水平继而提升农村整体人力资本的战略目标而进行的教育投资活动，以及投资的组织和管理。那么，农村义务教育投资效率就是投资主体通过资源配置、内部组织管理、体制和机制创新所能实现其战略目标的整体绩效。农村义务教育投资效率研究的整体分析框架如图1。

图1 农村义务教育投资效率的整体分析框架其中，农村义务教育发展战略是指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面对农村发展环境的需要和当地资源的实际情况，对义务教育投资及使用的关键性、全局性、重点问题进行规划和安排。如义务教育城乡均衡发展，学校的布局调整，筹资渠道、方式的改革等。农村义务教育投资管理目标是根据发展战略制定的较为具体的、可操作的目标，如义务教育经费筹集的年度目标、经费使用效益目标、校舍维修目标等。与之相应，农村义务教育投资管理体制就是义务教育的投资管理主体（主要是县级政府教育管理部门）根据发展战略和投资目标，进行投资配置、内部管理和风险治理的组织和制度的总和，它以体制结构即组织各职能部门和各类、各级制度规章及其关系为本质内核。

（二）核心概念

配置效率是经济学中一个经典概念，特指稀缺资源在不同主体之间配置所产生的效益和福利水平，提高配置效率的途径是资源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再配置，帕累托最优是判定配置效率的最佳标准（范里安，2009）。本文认为，义务教育投资配置效率是指在一定的战略、目标和体制结构下，义务教育经费在不同的投资方向（城乡）、客体（学生、学校、教师）、用途和时序等进行安排时所形成的投入产出比，以及在组织管理、风险治理上的相对有效性，反映特定投资为达到帕累托效率而进行的努力。

适应性效率最先由诺斯提出并用于解释经济长期增长。诺斯（1990）认为，适应性效率可以归结为整体的制度结构在决定一个社会或经济体系在多大程度上能鼓励试验、实验和创新[15]。中国学者在诺斯适应性理论基础上，对其内核、功能、结构和特征进行了拓展和深化。周冰（1994）指出决定经济体制的效率最基本的要素是适应性。适应性是“经济体制在维持自身基本结构和基本运行规则不变的前提下，对内外各种变化的反应方式、承受和调试能力。”其表现在内部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创新的可能性）、变动的扩展（创新扩散的可能性）和对外部变化的反应（学习能力）[16]。王玉海（2005，2007）认为与配置性效率只考察静态的短期的经济绩效不同，适应性效率考察的是长期经济绩效的制度结构如何适应经济的变动而调整的问题，反映的是与时间进程中的经济变化相适应的制度变迁效率。制度变迁的适应性效率是“长期内通过制度变迁使形式剩余控制权与潜在剩余控制权相适应而导致的经济效率提高” [17]。吴锋刚（2005）指出适应性效率体现的是制度“能适应生产力连续增长和革命性跳跃所带来的不确定环境”的能力。适应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对生产力发展的适应，强调适应性效率不能单纯依靠人为的制度创新来实现，而要更多地依靠制度本身的适应性，即适应性制度系统[18]。巫威威（2008）提出适应性效率是“制度结构在应对不确定性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引导变化着的个体行动模式而促进知识的充分、正确、协调运用及更新，从而呈现长期增长的趋势。”具有适应性效率的制度结构包括以下特征：生产性激励以促进知识的正确运用，开放性以促进知识的充分、协调运用，学习能力以促进知识的更新[19]。制度的适应性效率是制度随着经济社会制度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提高其适应能力，减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非稳定性，发挥制度协调预期、传递信息和提供激励的功能（曹越等，2012）[20]。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适应效率定义为义务教育投资管理体制为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对自身运行的战略、目标、结构等进行调整的学习能力、反应敏捷性和转换有效性的综合体现。农村义务教育投资管理的目标是配置效率和适应效率的统一。配置效率与适应性效率是一组相互联系、彼此独立的范畴。组织与制度一方面通过将一定的资源配置于不同的用途而产生配置效率，其追求的是帕累托最优，体现在技术创新层面。另一方面，通过积极调整自身的战略和结构以适应环境的要求而产生适应性效率，其追求的是与环境变化的同步，体现在制度创新层面。

（三）核心概念的操作性定义

根据上文讨论，配置效率取决于一定数量的投资额在投资结构、组织管理和投资风险治理的相对有效性。因此，本文将配置效率解构为投资结构效率、组织管理效率和风险治理效率三个维度。投资结构效率是指一定义务教育投资额在不同方向、对象、用途和时序配置时，所形成的结构相对有效性；组织管理效率是指义务教育经费的管理者进行内部决策、组织和控制的相对有效性；风险治理效率是指对投资运用进行风险预警、控制和治理的相对有效性。

组织（或制度）适应外界环境的逻辑是，首先认识发展现状到与环境需求的差距、问题，然后在创新和学习的基础上，对组织（或制度）的战略、目标和结构进行调整，以适应环境的需求。因此，结合上文概念，本文将适应效率解构为学习效率、反应效率和转换效率三个维度。学习效率是组织（或制度）在认识到现状与理想差距、问题和调整方向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学习的意愿和能力；反应效率是在学习的基础上，对战略、目标和结构进行更新的敏捷性；转换效率体现在进行战略、目标和结构调整的相对有效性，即与外界环境需求的匹配程度。配置效率与适应效率的操作性定义列于表1。

（四）关系考察

关于配置效率与适应效率的关系，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无关论。如诺斯认为配置效率与适应性效率的不同和二者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兼得。“能够产生配置效率的政策是否总会是治愈病态经济的良药，这一点也值得怀疑”。“配置效率是一套给定制度下的静态概念，而持续良好经济运行的关键则是要有一个灵活的制度机制，它能够根据技术的发展、人口的变化以及制度的震荡来进行调整”（诺斯，2002）[21]。内部配置效率并不必然带来外部适应效率，内部形成的惯例与流程引致的组织结构惰性，导致企业在适应环境上的“战略演化陷阱”，形成效率与适应悖论（刘海建等，2012）[22]。第二，有关论。宋冬林（2002）认为公司治理效率包含两层涵义：一是结构性效率，是因整体协调而产生的制度效率，更强调制度组织的有效性；二是适应性效率，是一种动态性效率，即企业对内部、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性。适应性效率和结构性效率不是截然分开的，结构性效率（这里类似与配置效率）是适应性效率的基础[23]。

农村义务教育投资配置效率与适应效率及各组成维度之间的关系，是本文考察的重点，这一研究一方面能够检验各概念解构维度的合理性，另一方面能够为改进义务教育投资管理体制的总体绩效提供更多样的路径选择。

三、模型建立与研究假设

（一）配置效率与适应效率的关系

从农村义务教育投资的角度考察配置效率与适应效率的关系，能够为研究命题提供新思路和观点。因此，提出假设，H1：农村义务教育投资配置效率对适应性效率有正向显著影响；H2：农村义务教育投资适应性效率对配置效率有正向显著影响。

（二）配置效率各组成维度与适应效率的关系

配置效率各组成维度与适应效率关系的有无、方向和程度基于以下假设。H3：农村义务教育投资结构效率对适应效率有正向显著影响；H4：农村义务教育投资组织管理效率对适应效率有正向显著影响；H5：农村义务教育投资风险治理效率对适应效率有正向显著影响。

（三）适应效率各组成维度与配置效率的关系

适应效率各组成维度与配置效率之间关系的研究，可以检验其对配置效率的反作用。提出以下假设，H6：农村义务教育投资学习效率对配置效率有正向显著影响；H7：农村义务教育投资反应效率对配置效率有正向显著影响；H8：农村义务教育投资转换效率对配置效率有正向显著影响。本文研究框架，如图2所示。

四、农村义务教育投资管理效率的实证研究

（一）IMERCE量表开发

（1）初始量表开发与预调研。根据前文对农村义务教育投资配置效率与适应性效率及其组成维度的操作定义，为每一个测量变量（指标）进行问项设计，形成初始农村义务教育投资管理效率（investment management efficiency in rural compulsory education，IMERCE）量表。为保证量表的内容效度，项目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教育管理部门官员、教育管理专家、中小学校长）进行了深入访谈，以了解量表的概念界定、语义措施、分类等是否合理，在专家意见基础上，对初始量表进行了调整。初始量表开发完毕后，选择天津、北京部分县市进行了预调研，收回有效问卷60份。（2）项目提纯与正式问卷编制。预试问卷施测完后，进行了项目提纯（项目分析，效度与信度检验），以作为编制正式问卷的依据。项目分析是探究高低分的受试者在每个题项的差异，即进行题项同质性检验，其结果可作为题项筛选或修改的依据。信度检验是测验量表所得结果的稳定性及一致性（Kline，2005）。效度检验揭示了量表对所需测量概念真实含义的反映程度（艾尔·巴尔，2009）。本文采用临界比值法进行题项筛选，Cronbach’s α法进行量表信度检验，探索性因子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EFA）法CR系数进行量表效度检验。运用SPSS19.0进行检验、筛选和再检验后，形成正式量表。正式量表为每个指标保留了至少一个有效的问项，形成了包含42个题项的李克特5点式量表。

（二）研究数据来源

本文依据行政区划网公布的2010年县级行政区划目录，选取1948个涉农县级行政区域① ①按照中国现行的行政区划，县级行政区包括市辖区、县级市、县、自治县、旗、自治旗、特区、林区等八种。截至2010年12月，市辖区有851个，但从产业结构和人口结构上看多数属于城市地区，旗、自治旗、特区、林区共55个，可以不计。数据来源：行政区划网。（其中县1461个、县级市370个、自治县117个）作为调研样本框。结合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所需要不少于200的最小样本数要求（chumacker&Lomax，1996；邱皓政，2003），本文按照吴明隆（2008）有限总体抽样大小公式[24]，计算的抽样规模384个（置信度为95%），这是有效数据的最小要求。课题组在1984个县中进行随机抽样，获取了600个县市名录。在2011年4月至10月间，通过邮寄问卷、Email问卷调研、电话调研等方式进行调研，共计发放了580份调研问卷，实际收回问卷425份，实际可用样本为380份，有效回收率89.4%，基本满足要求。这些样本点具有如下特征：样本点均匀覆盖中国广大农村地区；涵盖经济发达（24%）、中等发达（47%）和欠发达地区（29%）；包含一般地区（88%）、民族地区（12%）。

（三）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对概念模型进行检验。SEM分析分为两部分：首先，对测量模型进行检验与分析，检验量表的信度、效度，并据此进行修正。第二，对结构模型进行检验分析，以检验概念模型与相关假设是否成立。

（1）测量模型检验与分析

运用AMOS7.0中的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分别对配置效率测量模型（投资结构效率、组织管理效率、风险治理效率测量模型、配置效率整体测量模型）和适应效率测量模型（学习效率、反应效率、转化效率测量模型、适应效率整体模型）进行检验。经检验各测量模型的评价指标都在可接受范围，各变量的量表体现出较高的内部一致性，具有较高的信度；整体测量模型的区分效度也达到了显著水平。

从配置效率和适应效率各组成维度的标准化因子负载量看，都达到了0.7以上的水平，说明测量模型具有良好的适配度，各指标变量足够承担潜在变量的测量，即配置效率和适应效率的各组成维度具有内在的合理性。

（2）路径分析（path analysis，PA）

测量模型检验完毕后，对IMERCE关系模型的路径假设关系进行检验。路径分析的主要目的是检验一个假想的因果模型的准确和可靠程度，测量变量间因果关系的强弱，回答下述问题：①模型中两变量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②若存在相关关系，则进一步研究两者间是否有因果关系；③若其中A变量影响B变量，那么是直接影响，还是通过中介变量间接影响或两种情况都有；④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两者作用大小如何。标准化路径系数能够反映变量间因果关系的强弱。路径关系的检验结果见图3和表3。

根据模型分析结果，上述假设除H5（农村义务教育投资风险治理效率对适应效率有正向显著影响）、H7（农村义务教育投资反应效率对配置效率有正向显著影响）没有得到证实以外，其余6个假设都得到证实。其中H2、H3、H4、H8都达到了较高的显著水平，H1、H2、H8的标准化路径系数都达到了0.6以上（系数越大，影响程度越大）。这说明农村义务教育投资配置效率与适应效率及其组成维度确实存在一定的相互影响，从而互相推动促进义务教育投资效率的提高。

（3）多变量方差分析（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variance， MANOVA）

本文还在此检验，不同经济发达程度与地区类型（一般地区、民族地区）的样本分别在“配置效率”、“适应性效率”的差距是否显著。运用MANOVA可以同时检验多组样本间在两个以上依变量上是否有显著差异，常用的检验方法为Wilk’sΛ值（介于0—1之间，越小代表自变量的效果越显著）（吴明隆，2010）[24]。为数据处理方便，命名经济发达程度变量时，按照人均GDP将380个样本进行排序，1—100位设为经济发达地区（记为3），101—250位为中等发达地区（记为2），251—380位为欠发达地区（记为1），据此将样本进行归类。命名地区类型变量时，将一般地区记为1，民族地区记为2。

运用SPSS19.0分别对经济发达程度和地区类型的影响进行检验，将主要结果列于表4。不同经济发达程度地区在两效率层面的MANOVA分析结果表明，多变量Wilk’sΛ为0.246，显著性水平P值0.05，整体模型不显著，亦即配置效率与适应效率均未在地区类型上表现出显著差异。

对经济发达程度的ANOVA分析结果表明，配置效率和适应效率均在经济发达程度变量上呈现显著差异，经济发达程度与两个依变量的关联强度系数分别达到了0.511和0.354，属于中强度关联。通过多重比较Scheffe法的事后比较，发达地区、中等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在配置效率和适应性效率上平均数差依次减少，表明两效率与经济发达程度呈现一定的显著正相关关系。

五、研究基本结论及启示

通过上述对2011年中国380个县（市）农村义务教育配置效率与适应效率的测量，以及对两者互动关系模型的整体性检验与分析，本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中国农村义务教育投资配置效率和适应效率呈现互为因果的显著正向关系，适应效率对于配置效率的影响要强一些。虽然配置效率必然带来适应效率的观点并不被主流经济学家认可，但具备适应效率的组织和制度，往往因为独具的开放传统、良好的创新条件和学习能力以及从战略、目标到结构进行相应调整的效率，使得其总是能够适应外界条件的挑战，并认识到自身内部管理和资源配置的不足，这就为进行组织与制度改造创造了条件，从而提升配置效率。配置效率的提高又为主体认识客观环境、创新工作方式和适应外界条件创造良好的组织条件。因此，适应效率推动配置效率，配置效率又反作用于适应效率，并通过循环因果积累效应（G.Mydal，1944；R.Nurkse，1953），最终促进整体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

（2）从适应效率看，中国农村义务教育投资体制的变迁（历经“重心不断下移和适当上移”，形成的“以县为主，中央地方共担”的投资管理制度，特别是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实行）一定程度上反映和适应了适应效率的内在要求。但是，从学习效率、反应效率和转换效率三个方面看，表现出学习创新能力缺乏，战略、目标和结构调整的及时性和效果不理想，因而还不能完全适应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对义务教育的需求。从配置效率看，中国义务教育投资管理制度在配置的均衡性、内部管理的科学性和风险治理的可靠性上，还存在较多内部障碍。因此，提高义务教育投资管理体制的整体效率，应注重配置效率和适应效率的协同推进，即进行内部治理和制度创新。

（3）除风险治理效率外，配置效率的各组成维度均与适应效率呈显著正向关系。投资结构效率的影响要强于组织管理效率。这表明，义务教育投资管理体制在投资结构效率和组织管理效率的改进过程中增强了自适应性。风险管理效率不能解释适应效率的原因，可能是风险管理机制未被有效引入国家财政划拨为主体的义务教育投资管理体制的结果。因此，应逐步将现资风险管理机制引入义务教育领域，提升投资配置效率，并促进整体效率的提高。

（4）除反应效率外，适应效率的各组成维度均和配置效率呈显著正向关系。转换效率的影响要强于学习效率。适应效率中的学习维度和转换维度对配置效率的推动，已在上文论述。反应效率不能解释配置效率的原因，可能在于中国义务教育投资管理适应环境的敏捷性并不必然带来配置效率。

（5）经济发达程度对配置效率、适应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说明经济发达的地域更倾向于进行组织和制度的内在调整和外在适应，以促进义务教育投资管理水平的提高。经济发达地区一般在投资总量、投资使用效率和管理水平上都优于落后地区，因而更易在学习效率和转化效率上形成优势。

（6）民族地区和一般地区在义务教育投资配置效率和适应效率上均没有显著差异。这说明中国农村义务教育投资管理体制在地区民族类型上不具有异质性，自上而下的制度和组织建设保证了效率水平，而与民族类型无关；另一方面，中央和省级政府偏向于民族地区的教育经费专项转移制度，也有助于提升其效率水平。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还可作如下引申：制度（组织）在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中，通过自我更新和制度变迁，会实现更高层次的帕累托效率；制度（组织）在追其帕累托均衡的历程中，会由于“效率陷阱”的困境，转而关注环境的要求，从而提升适应效率；配置效率与适应效率的循环互动，将迅速推进整体绩效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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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ocative Efficiency and Adaptive Efficiency of Rural Compulsory Education

Investment： Concept Deconstruction and Relationship

HOU Guanghui，HE Jix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Tianjin Institute of Urban Construction，Tianjin 300384，China）

Abstract：The traditional analysis of the investment efficiency in rural compulsory education is limited to allocative efficiency level. Thus，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interpenetrating allocative and adaptive efficiency contributes to provide new idea and approach. Based on the de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al definition of the core concepts，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ypothetical model， this paper established IMERCE scale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investment efficiency in rural compulsory education of 380 counties. The SEM was employed to test the hypothesis. The result revealed that the allocative and adaptive efficiency interact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as both cause and effect； the degre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allocative efficiency and adaptive efficiency， national type didn’t. To improve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rural compulsory education investment and management system， allocative and adaptive efficiency should be promoted simultaneously.

Key words：Adaptive efficiency；Allocative efficiency；Rural compulsory education investment； IMERCE scale； S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