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的回顾与总结

【摘要】中国人口规模居全球之冠,由此带来的庞大的就业压力一直是政府面临的重大挑战。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劳动力转变的历史过程进行了阐述,并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因及其意义,最后总结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验和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 转移 劳动市场

一、农村劳动力市场改革的起步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城乡之间的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和迁徙,这主要是受当时经济发展战略的制约。建国之后,在几乎没有外部支援的情况下,中国必须通过实行工农产品“剪刀差”来将农业剩余转化为工业的资本积累,以快速实现工业化(林毅夫等,1994)。为了适应计划经济管理的需要,中国采取了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对城乡之间的流动进行严格控制,将城乡进行人为的分割。

改革开放以前,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几乎人人都有工作,不存在失业问题。然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严重地阻碍了人们的创造性和工作积极性;在户籍制度下,劳动力资源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城乡内部都不能自由流动和实现有效配置;加上计划经济所固有的其他一些缺陷等因素的影响,到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除了改革,当时中国已经没有了其他选择。

作为改革先锋的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包产到户”试验,其实质就是让农民有决定生产的自由,极大地焕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回顾改革过程的初始动机和出发点,可以清楚地看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克服旧体制下人的惰性,从而充分发挥全体劳动者的工作热情,并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最优配置。如果从全球的观点来看,中国对外开放和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贸易,实际上是中国参与全球廉价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将中国富余的廉价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

虽然安徽凤阳小岗村的承包到户只是在旧的农业生产体制下劳动制度改革的一小步,然而,这却是一个大胆的创新,不久就得到中央认可,形成了后来的所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被推广到全国农村。到1984年底,全国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达到了100%,实行家庭承包制的农户也达到了97.9%(蔡,2008)。

家庭承包制引起了农村劳动供给的巨大变化。第一,改革初期,家庭承包制赋予农民生产经营的自,极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农民劳动投入大幅增加,劳动生产效率也显著提高。第二,农村劳动力发生了结构变化,改革之前,农业生产以集体或生产队为基本单位,而实行家庭承包制后,生产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因此,除了青壮年劳动力以外,许多家庭里的未成年人口和业已退出生产的老年人口以不同形式也加入到了家庭生产中去。第三,农民的劳动时间安排也更具弹性,农民每天的工作时间可以根据农活的需要自己决定。另外,农业技术的推广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节约劳动力。

上述因素使得农业中的“隐藏失业”在实现家庭承包制之后不久就开始显现,富余农民开始积极自发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和转移渠道。可以粗略地将农民的转移渠道分为两种:一种方式是在农业内部转移,即留在农村,但从事非种植业;一种是向农业外部转移,即向城市转移。

农业富余劳动力在农业内部转移的第一种渠道是开展农业多种经营。除粮食作物外,农民还从事林、牧、渔等行业,以此提高家庭收入。第二种转移渠道是发展农村个体和私营经济。例如,一些农民长途贩运农产品或经营日常用品等。个体和私营经营在农村蓬勃发展,打破了农村合作联社等国有或集体单位的商业垄断经营,既方便了农民的生产生活,又解决了一部分农民的就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另外一个重要渠道是进入乡镇企业。改革初期,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还相当紧缺,乡镇企业作为国有和集体企业的补充应运而生并异军突起,这是中国农村改革开始时所未曾预料到的一个结果。

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改革初期,中国农村劳动力除了向农业内部转移之外,还逐步向城市转移。转移到城市的农民根据转移的动因可以大致分成两类。第一类农民是农村富余人员,当地农业发展空间狭小而人口众多,只能到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因此,这一部分农民是被“逼”向城市的。第二类是农民中一部分具有一定创业精神或具有一定就业门路的人,由于从事农业生产比较利益低,因此,他们积极到城市找工作或从事个体商业,这一部分农民是“主动”转移到城市的。许多流行的观点认为,向城市转移的农民都是农村的富余人员,但事实并不如此。本文认为,转移到城市的一部分农民实际上是相对来说更具有创业精神的人,而且大多数是充满活力和有闯劲的年轻人。其实农村的发展也需要这样的人,他们并不是农村的“富余人员”。

中国农民向城市转移初始阶段的重要特点是,这种转移并非政府有意为之,而是农民自发的行为。当时而言,农村改革本身就是一次尝试,是“摸着石头过河”。对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富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政府首先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后来逐渐因势利导,并从政策上予以支持。1984年,政府开始鼓励农民到小城镇打工;1988年政府允许农民进城经商(蔡,2008)。农民向城市转移过程中,户籍制度及其与之相关联的社保等福利制度是主要障碍。在一些地方,进城务工的农民可以通过支付所谓的“城市建设费”或投资、购房等获得一个城市户口。但直至今天,由于城市户口所蕴含的各种福利使得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尤其是大中型城市,这又导致大城市进一步严格户口控制。

尽管如此,随着经济发展,农民进城意愿进一步加强,他们仍然在顽强地向城市转移。其主要原因是:一是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并且政府有意无意地实行一种偏向城市的经济政策(陈钊和陆铭,2008;陆铭和陈钊,2004),这使得务农的比较利益低,而城市工作机会多、收入高,农民必然涌向城市。二是城市基础教育质量显著高于农村,大学在城市招生数量也高于农村。但同一所大学在城市的招生分数线却低于农村。农民选择城市,实际上也是在为孩子选择一个更好的受教育机会和未来。三是城市户口所包含的福利待遇,特别是其中的医保和社保福利对农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四是城市生活质量也高于农村。包括生活用水更洁净、卫生条件更好、交通和娱乐等方面更方便等等。

三、农村劳动力的区域转移

传统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型过程,也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农业人口向现代制造业转移的过程。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当然也在经历这种过程。但中国劳动人口的转移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中国劳动力还存在大规模的区域转移,主要是从内陆省份涌向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前期以广东的“珠三角”等为主要流入地,而2000年以后“长三角”也成为内陆地区劳动力主要流入地之一。

中国劳动力区域转移的驱动力主要是东南沿海发达地区高的就业收入。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发展中国家,各地资源禀赋差异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受不同优惠政策的影响,加上各地改革进程也不同,地区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广东濒临港澳地区,吸引外资具有先天的历史和地理优势,因此,广东在全国改革中一马当先,外资蜂拥而入,以劳动力密集型出口产品为主的出口贸易带动了广东经济的腾飞。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充分利用了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为中国富余劳动力参与全球资源配置提供了机会。

但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区域转移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农村劳动力区域转移的主要地区是广东,而广东经济主要依托出口贸易,这对全球经济形势依赖性较强,以外需为基础的区域劳动力转移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今后以内需为基础,或以民营经济为基础的区域劳动力转移模式可能更具有发展潜力。浙江和江苏的经济发展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虽然目前吸纳的农村劳动力规模和广东比还有不小距离,但今后它们有可能成为与广东并驾齐驱、甚至超过广东成为吸引内陆省份农村劳动力的主要地区。

其次,大城市应该发挥区域经济中心的作用,减少对民工进城务工的制度和对农村劳动力的政策性歧视。同时,考虑到目前我国许多大城市在市政公用设施和环境的支撑能力方面已经达到极限,今后可以考虑建设卫星城市群、发展环保型的中小型城市或发展农村小集镇来转移农村劳动力,改变单一发展大城市的政策,从而将经济发展、人口转移和保持生态环境三者有机结合起来。

四、基本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历程,有以下几个基本结论。

一是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本质就是突破中央计划经济的束缚,让城乡劳动者在生产上有充分的分散决策的自由。农民可以自由地选择职业、可以自由迁徙到城市或沿海等发达经济地区。改革所焕发出来的亿万民众的生产积极性显著提高了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并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经济的增长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就业结构的优化和就业总量的增长。

今后应进一步打破城乡劳动力市场、区域劳动力市场和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局面,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是加快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途径。

二是改革的过程也就是市场化的过程。改革初期中国单一公有经济到目前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结构,有力地促进了就业结构的多元化,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户的蓬勃发展,极大地拓宽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渠道。中国目前须加快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继续降低国有经济的比重,以拓宽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渠道。

三是对外开放就是将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对外贸易发展和FDI的引进为中国富余劳动力发挥其优势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由于沿海产业升级的需要,现在中国要把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市场化手段向内地转移,进一步提高开放度,让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更深地融入全球经济分工。

【参考文献】

[1] 蔡:中国农村改革30年――制度经济学的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8(6).

[2] 陈钊、陆铭:从分割到融合:城乡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的政治经济学[J].经济研究,2008(1).

[3] 陆铭、陈钊: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J].经济研究,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