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尔协议的演进和教训

如果严格按照《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框架来监管银行,美国次贷危机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巴塞尔协议III》已经出台,且在亚洲地区的反响普遍较好。目前国内尚未有银行实施《巴塞尔协议III》标准,据悉首家计划实施的银行,最早也要从明年开始实施。经过今年在市场上的融资,中国一些大型银行资本已相当充足。按市值和绝对利润规模衡量,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盈利能力最强的银行,然而分析人士对于中国不良贷款的真实规模、以及近几个月银行的大量表外贷款深感怀疑,并认为即便中国引入《巴塞尔协议III》,这些问题大多也得不到解决。

这次最新通过的《巴塞尔协议Ⅲ》受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催生,该协议的草案于去年提出,并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就获得了最终通过。银行业是一种特殊的行业,银行经营活动的主要特点就是通过吸收存款举债进行负债经营,但是为了保证对债权人(存款者)的负责,保证其经营的盈利性、流动性、安全性,这种负债经营必须建立在一定的自有资本之上。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受到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影响,以及表外业务的增长、对利率管制的放开、技术改革的加速、国际银行业之间竞争的不断加剧,使得国际银行业的资本基础受到侵蚀,因而各国银行普遍开始注重信用风险的防范与管理,这就是《1988协议》诞生的根源。

但是在过去的10年间,世界经济形势和金融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银行对衍生市场的介入使衍生市场正成为全球更加复杂的金融市场,因而经常会产生一连串的违约风险。这种情况下,若再根据《1988协议》计算资本充足率就不能很好地反映银行所面临的金融风险状况。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以下简称《新协议》仍以保证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稳健性为其主要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新协议》主要考虑了三个方面的内容:最低资本要求的确定,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巴塞尔委员会把这三方面的内容看作是有效地确定资本充足率必不可少的三大支柱,并认为每一个支柱对监督整个金融业和单个金融机构的发展都是必须的。通过集中关注风险和风险管理,新的框架可以对付由越来越复杂的金融市场所产生的各种金融创新带来的挑战。

除了信用风险外,《新协议》增加了对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最低资本金的提取,而且对每一种风险的度量都提出了多种方法,具有非常灵活的度量方式。从风险度量的技术标准来看,《新协议》在对风险的度量方面力求寻找一种统一的方法和框架。无论是信用风险,还是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新协议》在各种风险的高级法中都应用了VaR方法。

《新协议》同时明确了监管部门监督检查的目的、方法、透明度、监管依据的原则和责任。市场纪律的提出是《新协议》的又一大特点,它包括了对银行信息披露的建议和强制性规定。《新协议》中对协议适用的范围、银行的资本结构、不同风险的状况和资本充足性等重要信息的披露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以上这个监管框架就是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的状态,因此如果严格按照这个框架来监管银行,美国次贷危机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所以我们看到的现象是,《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是由国家大银行的操作实践和研究成果构筑而成,但在实践中恰恰是这些国际大银行违反了《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原则和监管要求。实际上,对于这些银行来说问题还没有解决,他们的有毒资产只是被冻结而还没有彻底解决。

中国的形势更加不同。中央财政的情况基本良好,地方财政的现状也比较好,但可能存在一些潜在的问题,首先卖地的收入可能要减少。其次,地方融资平台的一些债务实际是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但表现为银行的贷款资产。所以中国2009年刺激政策的后果可能不在财政上表现,而在银行资产中表现,特别是集中在国有大行中。

只要中国的金融体系稳定,就不会出现大的问题,而金融体系的主体是银行,银行中的主体是国有大行。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在商业银行中消化,手段是拨备、汇金让利、股权融资增加资本金等。如果中国经济继续增长,居民储蓄也将继续增加,商业银行就不会出现流动性问题(存贷比合理),资产质量的问题就有时间消化,这与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商业银行的问题比较相似,但目前的情况要好得多。可以预见的是,在此期间(可能是三年之内),政府有能力和空间继续进行区域特征的结构调整和产业特征的结构调整(如消除过剩产能),以及消除住宅市场中的价格泡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