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尔协议三范文
时间：2023-03-18 19:43:39
巴塞尔协议三范文第1篇
关键词：巴塞尔第三版资本协议 银行监管 监管改革 风险管理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11)05-08-07
一、概述：资本监管制度演进和巴塞尔第三版资本协议产生背景
（一）1988年资本协议
现代银行资本监管制度始于1988年。是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出台了《关于统一银行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1988年资本协议，BaselⅠ），旨在增强国际银行业的安全性和稳健性，消除国际银行业不平等竞争的根源。该协议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明确监管资本构成，包括三个层次的资本。第一个层次是核心资本，也称一级资本，主要包括实收资本或普通股、公开储备（股票发行溢价、资本公积、盈余公积、留存利润）；第二个层次是附属资本，也称二级资本，主要包括未公开储备、重估储备、不超过风险加权资产1.25%的一般损失准备、混合资本债务工具、长期次级债务工具。第三个层次是三级资本，1996年巴塞尔委员会“市场风险资本监管补充规定”允许短期次级债券作为三级资本抵御市场风险。二是确定资本应覆盖银行的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并明确风险权重计算方法。根据资产类别、性质以及债务主体，按照0%、10%、20%、50%和100%五个风险档次，计算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市场风险可采用标准法或内部模型法计算。三是确定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资本与表内外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不得低于8%，核心资本与表内外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不得低于4%。
1988年资本协议在推进全球银行监管一体化方面具有划时代意义，该框架所体现的“以资本约束风险，进而保持银行体系稳健性”的思路逐步成为现代银行监管的根本范畴，资本、风险资产和资本充足率成为银行资本监管的核心三要素。虽然1988年资本协议并不是具有法律效应的正式规则，之初适用对象仅限于十国集团国家的“国际活跃银行”，但20多年来全球100多个国家地区建立了基于1988年资本协议的资本监管制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将其纳入“金融部门评估规划”，使之成为真正意义的资本监管国际标准。直至今天，危机后国际监管领域进行的金融监管改革仍然是对资本监管制度根本范畴和核心要素的完善。
（二）新资本协议
尽管1988年资本协议涵盖了资本监管的基本要素，但在技术上过于简单、缺乏风险敏感性，使得资本充足率只能是一个后置的、静态的指标。随着金融市场环境的迅速变化，1988年资本协议简单的风险权重框架和仅包含比率指标的制度设计有效性开始下降，资本监管与银行实际承担的风险和风险管理能力越来越脱节。银行一方面通过各式各类的资本工具创新，降低了普通股在资本中的比例，虚增的资本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资本吸收损失的实际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将表内风险资产以证券化等形式规避资本占用，使得资本充足率不再能有效地反映银行实际面临的风险。这种资本套利带来的危害不仅在上世纪90年代的多次银行危机中多有体现，一定程度上也是造成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本诱因之一。
监管制度需要针对金融环境和银行套利适时调整，资本监管需要从结果向过程延伸、由静态反映向动态扩展,这样才能持续有效。随着风险计量技术逐步发展，银行风险管理实践不断丰富，在业界和监管部门的共同推动下，巴塞尔委员会1998年开始修改资本监管制度、并于2004年6月正式推出《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新资本协议，Basel Ⅱ）。新资本协议构建了涵盖最低资本要求、监督检查和信息披露的三大支柱体系框架，比1988年资本协议更为全面和均衡，监管资本与商业银行内部风险管理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密切。一是引入了风险区分和评估工具，如内部评级、压力测试等，推动商业银行提高识别和计量风险的能力，并提前采取必要措施缓释风险或建立充足的经济资源以应对可能存在的风险；二是对商业银行内部资本评估程序提出了明确要求，将资本覆盖风险的范围扩大到银行所面临的所有实质性风险，风险成本显性化，促进商业银行审慎经营；三是对资产证券化及表外实体提出资本要求，资本监管方法的改进为商业银行将风险暴露保留在资产负债表中与通过资产证券化将其转移到表外提供了中性的激励。新资本协议赋予了资本充足率更加丰富的风险管理内涵，督促商业银行稳健、前瞻地识别和计量所面临的风险，事前建立起充足资本，有助于校正1988年资本协议导致的逆向激励，增强单个银行及银行体系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银行由此过渡到全面风险管理时代。
然而，新资本协议从1998年开始起草到2008年正式实施历经十年，最初确定的修订框架尚未全面实施已落后于日新月异的市场发展，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1996年确定的市场风险资本要求在1998年尚无需修改，但实施时已难以反映交易类产品和活动的多样性，交易账户的新增风险越来越复杂。二是资产证券化活动逐渐偏离了“改善资产负债表弹性”的初衷，资产转移定价与所传递的风险严重错配。全球主要国家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金融市场流动性又对这一错配推波助澜，复杂金融衍生品的风险被低估，资本不足以吸收潜在损失。三是在市场金融工具创新的推动下，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股债复合型资本工具，虽然推高了机构资本充足率，但资本工具的透明度和可比性下将，损失吸收功能令人堪忧。这类工具被证明在危机时期质量较差，几乎等同于一般性负债，无法吸收损失故导致大多数损失最终转嫁给纳税人。欧洲银行监管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显示，2006年底欧盟银行体系的混合一级资本占总资本的11.5%，混合资本工具中，本金能够被冲销的占61%，只有1%可以被转换为普通股，18%能够被转换为非累积永久性优先股（中国银监会课题组，2010a）。花旗集团2008年末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1.92%，但去除商誉和其它无形资产的有形普通股资本充足率仅为3.0%（Citigroup，2008）。
与此同时，新资本协议的实施差异也对制度效果产生影响。新资本协议体例框架是全面的，其实施不是简单反映为某个计算指标达标，而且需要实现银行的资本管理和风险管理切实挂钩、监督管理与银行经营全面对接、内部约束与市场约束协同有效，实施难度可见一斑。虽然大多数国家陆续表示已实施新资本协议，但无论从实施时间表、银行机构实施方法、质量还是监管部门审批松严度全球存在显著差异。以原巴塞尔委员会成员国为例，绝大多数国家按照时间表于2008年之前实施了新资本协议，但美国采取了例外的实施方略：美国监管部门未规定所有的银行都须实施新资本协议，只要求资产规模超过2500亿美元或境外风险暴露超过100亿美元的银行实施高级计量方法，并设置了较为严格的实施审批机制，由于实施难度，目前尚未有银行获得监管审批。客观地说，美国采取了较为务实、审慎的实施策略，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新资本协议对高级方法设定的三年过渡期过于仓促，导致部分基础差的银行匆忙进入实施期，并利用内部风险估值实质上降低了资本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尝试建立一套方法论评估各国实施情况，然而该框架未及发挥作用，200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便再次推动金融监管制度迅速进入新一轮变革。
（三）第三版资本协议
本次危机的导火索，是次贷为基础的各类资产证券化活动导致的大量非预期损失。为应对各类资产证券化带来的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国际监管社会的第一反应是修订新资本协议三大支柱，同步完善对交易活动的资本监管，大幅增加资产证券化业务的资本要求、严格风险管理标准。然而，随着危机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现行金融监管制度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国际社会广泛认识到，需要在修改新资本协议同时全面审视金融监管框架。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伦敦峰会为金融监管改革确定了方向，并明确资本监管作为审慎银行监管的核心，是需重点强化的领域之一。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委员会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紧锣密鼓地研究改革方案，这些方案的目标是提高银行业抗击冲击的能力，提高风险管理和治理能力，加强银行透明度；内容涵盖扩大资本覆盖风险的范围、增强监管资本工具的损失吸收能力、引入杠杆率监管指标、引入流动性监管标准、建立逆周期资本和准备金框架、重新确定最低监管资本要求等诸多方面。
2010年9月13日，巴塞尔委员会网页上悄然出现了一个题为“Basel III”的链接，首次使用Basel III统称本轮银行监管新变化，并明确了其政策界限。2010年12月16日，巴塞尔委员会网站公布了《巴塞尔第三版协议：更加稳健的银行和银行体系的全球监管框架》和《巴塞尔第三版协议：流动性风险计量、标准和监测的国际框架》等文件（第三版协议，本文中“第三版资本协议”专指涉及资本的有关内容）。从目前公布的文件看，第三版协议是在新资本协议基础上提出的一揽子改革方案。第三版协议已列入20国领导人首尔峰会成果，必将成为后危机时代影响全球金融秩序的重要监管标准。2009年9月份金融稳定理事会发表《改进金融监管报告》提出了改革金融监管的一揽子方案，重点提出对资本监管制度的强化。20国集团领导人匹兹堡峰会要求巴塞尔委员会2010年底前完成资本监管制度的改革。
二、第三版资本协议及其主要内容
资本监管制度由资本、风险加权资产和资本充足率要求构成，资本充足率要求与风险加权资产的乘积为银行应当持有的最低资本，监管当局和市场参与者通过资本水平评判银行的清偿能力。本次改革前，没有人怀疑8%的资本充足率和4%的核心资本充足率要求是否充足，少有人质疑风险加权资产计算方法是否反映了风险的大小和本质，在流动性充裕的大环境下，资本工具在市场唱衰时吸收损失的能力也被忽略了。本次资本监管制度改革从根本上反思资本监管三大要素的上述问题，寄希望通过提高金融体系资本质量和数量，遏制杠杆率积累，确保市场稳健性。
（一）强调高质量的资本构成
本次改革首先从大型国际银行过于复杂的资本结构入手，简化资本构成，严格合格资本的认定范围。首先明确一级资本的主要形式为普通股和留存收益，即核心一级资本。除此之外，其它计入一级资本的工具必须能在持续经营条件下充分吸收损失，为此，资本工具的本金为永久性支付，受偿顺序应排在所有债务人和投资人之后；具备较高的损失吸收能力，无论清算还是持续经营时都应首先并按比例承担绝大多数的损失；不能有强制性的收益分配权和优先权，即在所有其他法律和合同的义务履行完毕并且对其他高级别资本工具的支付完成后，该类工具收益才可以支付，分配水平不能以任何形式与发行数量挂钩，也不应设置上限；发行不能有赎回条款，发行人及其关联机构不能为其提供保证，也不具备法律或经济上的优先索偿权；在会计列示和披露时，应单独列示在权益方。其次，明确只有一套二级资本的合格标准，取消仅用于覆盖市场风险的三级资本。合格二级资本工具的受偿顺序须列在存款人、一般债权人之后；不得由发行人及其关联方提供保证，原始期限应超过5年；若附带回购期权必须在满足特定条件下且发行5年后方可由发行人主动行权；投资者无权要求提前偿付未来应得的收益和本金；发行合同不得包括收益与发行人信用状况相关的条款；通常情况下银行及其关联方不允许购买该资本工具等。三是严格扣除项。不合格的资本工具，如少数股东权益、商誉及其他无形资产、递延税资产和银行自持股票等都需扣除；贷款损失准备金缺口也要扣除。
（二） 调整不合理的风险权重
大幅提高资产证券化业务的资本要求。第三版资本协议首先提高了资产证券化交易风险暴露的风险权重。一是对资产证券化暴露进一步细分再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并大幅度提高其资本占用。二是对使用外部评级确定资产证券化监管资本要求规定了额外限制条件，包括：排除银行自身提供增信安排（回购、保证、流动性支持）导致的信用评级提高带来的资本优惠；银行必须进行尽职调查，银行应持续、及时地掌握基础资产池风险信息、资产证券化交易结构和风险特征；若银行达不到这些标准，应从资本中扣除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三是提高了资产证券化涉及的流动性便利的信用风险转换系数，并取消对市场整体出现动荡时的流动性便利的资本优惠。
多角度提高交易账户市场风险资本要求。改革方案要求交易账户使用内部模型法的银行，一般市场风险的资本要求应在风险价值（Value at Risk, VaR)基础上增加压力风险价值（Stress Value-at-Risk，SVaR），即基于连续12个月的显著压力时期数据，计算交易账户头寸10天持有期、99%单尾置信区间的在风险价值（BCBS，2009b）。同时，交易账户使用内部模型计量特定风险的银行，需要对信用敏感头寸计提新增风险资本（Incremental Risk Capital，IRC）（BCBS，2009c）。所谓新增风险，就是由于发行人违约或者信用评级下调给交易账户头寸带来的风险。IRC基于一年期99.9%置信水平，计算非证券化信用产品的违约和迁移风险，同时考虑了单个头寸和组合头寸的流动性期限。
重视交易对手信用风险。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是指在一项交易的现金流最终结算前该交易对手出现违约的风险。加强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的监管，有助于减少金融机构之间通过衍生品和其它金融渠道带来的风险传染，巴塞尔委员会采取的措施包括：使用压力情景估计的参数计算有效预期正暴露（expected positive exposure，EPE）以覆盖广义错向风险，以此确定交易对手违约风险的资本要求；使用“交易对手暴露等价债券法（bond equivalent approach）”来捕捉信用估值调整（credit value adjustment，CVA）风险，以此提出附加资本要求；大型金融机构计算风险暴露相关性时使用1.25的资产价值相关性（AVC）乘数；延长风险保证金期限、压力测试和返回检验新要求等。（BCBS，2010a）。
（三） 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
建立缓冲资本运行机制。为平滑信贷周期和经济周期对资本波动性影响，新监管框架中首次提出在经济形势较好时建立缓冲资本，以供经济危机时吸收超常损失。缓冲资本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留存缓冲资本。正常条件下，银行应持有2.5个百分点的缓冲资本，目前巴塞尔委员会确定留存缓冲资本应由普通股构成。银行在压力时期可以使用留存缓冲资本，但当监管资本比率接近最低要求时，监管当局可通过限制红利分配和薪酬派发等方式约束银行。这一框架也将推动银行治理的各项目标。第二类是与信贷过度增长挂钩的逆周期缓冲资本。信贷急剧增长为银行的稳健经营带来隐患，并且容易形成系统性风险。为保护银行在经济下滑时免受大规模违约损失，各国监管当局可要求银行在信贷过速增长时计提逆周期缓冲资本。巴塞尔委员会确定的逆周期缓冲资本范围在0%至2.5%之间。
首次提高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2010年9月12日，中央银行行长和监管当局负责人会议通过了新的资本充足率最低标准。增加“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监管指标，该比率不得低于4.5%，强调一级资本中普通股、股本溢价和股本留存收益的作用；提高一级资本充足率，从现行的4%上调至6%。虽然总的资本充足率保持8%不变，但由于银行在正常年份还需要持有相应数量的留存缓冲资本，实际有效的普通股、一级资本和总资本要求分别达到了7%、8.5%和10.5%（BCBS，2010b）。这是国际资本监管制度建立以来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的首次提高。
增加杠杆率作为清偿力的辅助监管指标。本轮危机之前几年的低利率环境、流动性过剩以及金融工具的创新导致欧美国家的家庭部门、企业部门以及金融部门的杠杆率明显上升，核心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出现了较大程度的背离。瑞士银行、瑞士信贷银行年报显示，2008年底两行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1.0%、13.3%，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5.0%、17.9%，但是杠杆率（一级资本/调整后的资产）分别只有2.46%、3.1%。在此背景下，巴塞尔委员会希望采用简单、不经过风险权重调整的杠杆率指标，防止模型风险和计量错误影响银行清偿力，补充和强化基于新资本协议的风险资本监管框架。杠杆率计算规则包括：第一，资本计量以普通股或一级资本等高质量资本定义为基础。第二，资产负债表内项目按账面余额计算，但扣除提取的准备金和估值调整，与财务报表保持一致；任何抵押品、保证以及购入的信用风险缓释不得抵扣资产负债表内风险暴露。第三，所有表内外项目都不允许使用净额结算，包括金融衍生交易、回购类交易、证券化融资风险，以及贷款和存款的净额结算。第四，证券化风险暴露处理遵循会计准则，对于未实质性风险转移的风险暴露，包括留存的头寸、提供信用增级以及流动性支持的头寸，纳入杠杆率计算，所有合成型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都不得抵扣基础资产。第五，对表外非衍生品交易项目，包括贷款承诺、无条件可撤消承诺、直接信用替代、承兑、备用信用证、贸易信用证、未完成交易和未结算证券视同表内资产处理，采用100%的信用风险转换系数。第六，对衍生合约，如银行通过信用衍生品（包括保证）出售的信用保护，按名义本金计算；对于其它衍生品提供两种处理方法，一种是会计方法，仅反映合约的账面价值；另一种是现期风险暴露法，反映潜在的风险暴露。2010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最终决定杠杆率采用3%的最低一级资本杠杆率标准，并适时纳入第一支柱（BCBS，2010b）。
值得一提的是，影响银行监管资本要求的还包括第二支柱下监管部门确定的单家机构的资本充足率。2009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新资本协议的补充指引》（BCBS，2009a），进一步丰富了与资本挂钩的风险管理和公司治理内容，强调银行通过压力测试和第二支柱建设加强前瞻性资本规划和管理。第二支柱下，监管部门将加强对单家银行的特定领域风险，如集中度风险、表外资产和资产证券化、声誉风险及隐性支持、薪酬等管理能力的评估，可能提出更高的资本要求。
三、第三版资本协议仍可完善之处
新资本协议是市场推动的产物，银行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需要这样一个机制来促进风险与经营的融合；而第三版协议是金融危机催生的产物，是在政治、经济等诸多压力下出台的，文件的陆续只有一两年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达成一致方案，不乏矫枉过正和各方妥协之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尚未提出根本性修改方案。本文尝试从技术角度对第三版资本协议中仍可完善之处进行分析。
（一）压力风险价值并不能解决现有市场风险资本计量方法的缺陷
风险价值是目前银行业普遍采用，并为新资本协议采用的市场风险计量模型。本次危机证明使用VaR方法计算市场风险存在以下缺陷：一是VaR以正态分布为假定，集中于正常市场状态下风险，未考虑尾部风险，忽略了极端条件下损失发生概率可能随损失规模加速上升的事实。二是其以市场具有正常流动性、资产可在短期内变现、出价/报价差维持不变为假定，未考虑极端市场条件下金融资产缺乏流动性的状态，或者说未考虑市场流动性风险。三是该方法主要考虑正常市场条件下资产相关性因素降低风险的作用，未考虑极端状态下金融资产相关性普遍大幅提高从而风险增加的事实。四是它揭示某项交易损失超过某一VaR值的可能性，未揭示某项交易超过VaR的极端或厚尾损失发生时的绝对量究竟有多大。针对上述缺陷，银行业和监管者增加压力测试手段衡量尾部损失；采用指数加权移动平均方法（EWMA）以及GARCH模型方法等历史数据处理方法使历史数据更具有前瞻性。但业界压力测试实践差异较大，前瞻性方法的适用性有待进一步验证。遗憾的是，巴塞尔委员会的本次改革措施未能沿着上述路径解决VaR的根本性缺陷，而是引入了基于一年的压力时期计算的压力风险价值，提高市场风险的资本要求并降低市场风险资本要求的亲周期性。从方法上看，VaR与SVaR简单相加的理论意义并不清楚；从管理角度看，SVaR虽然是基于历史特定压力情景的风险价值，但并不能藉此强化市场风险压力测试框架、流程、政策和应用等实践，反而要求银行管理者在运用VaR与压力测试工具时需要考虑更多因素。巴塞尔委员会对10个国家38家银行截至2006年底的数据的计算结果表明：基于相同的资产组合，SVaR平均为VaR的2.6倍，最高达到7倍，最小为68%；基于SVaR计算的市场风险资本要求相对VaR计算的资本平均增加了110.8%，最大增加了694.5%，最小增加了7.2%（BCBS，2009d）。不可否认，这样大幅度提高市场风险的资本确实增强了银行的稳健性，但只是权宜之计，仍需对交易账户与银行账户分别计量市场风险和银行账户利率风险的处理方法、VaR计量合理性展开深层次审核。
（二）缓冲资本的设置与操作
巴塞尔委员会在反思本轮危机的制度缺陷时认为，对复杂交易活动、资产证券化及表外实体等关键风险暴露的管理缺失及最低资本要求，导致了资本监管的亲周期效应。与此同时，巴塞尔委员会并不认同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的亲周期效应，认为内部评级法的制度设计已经考虑了风险计量敏感性和风险参数亲周期性的均衡（BCBS, 2010a）。但从目前巴塞尔委员会披露的情况看，本轮改革中提出的缓冲资本却并不能解决其提出的市场风险计量方法的亲周期效应。2.5%的留存缓冲资本，名义上是以丰补欠，确保银行机构在正常时期积累缓冲资本，以备压力时期之需。但从深层次看，其实质是为缓解银行的道德风险。“大而不能倒”的机制不利于约束银行股东及经理人的道德风险，使得他们产生过度承担风险、片面追求股东回报和薪酬的欲望。巴塞尔委员会指出，政府使用纳税人的钱为受困银行注资，期望银行能恢复贷款功能支持经济复苏，而部分银行一边通过纳税人支持得以满足最低资本要求，一边继续向股东派发高额股息、向管理层发放巨额薪酬，并在迅速去杠杆过程中削弱了对实体经济的支持（BCBS, 2010a）。为避免这一状况，需要在第一支柱下设置留存缓冲资本，若银行满足最低资本要求、但未满足留存缓冲资本要求，监管部门可以限制银行对股东的红利发放，或限制高级管理层的薪酬发放。上述分析表明，留存缓冲资本与其提到的市场风险资本计量方法的亲周期性之间并不存在合理相关性。另一个0%至2.5%的逆周期缓冲资本与过快的信贷增长挂钩，也非针对市场风险资本计算方法的亲周期性。（BCBS，2010d）
从操作角度看，设置逆周期缓冲资本对各国监管机构提出了极大挑战。首先，如何设计与信贷增长挂钩的逆周期缓冲资本。逆周期缓冲资本在正常经济条件下并不计提，须由各国监管当局判断信贷超常增长时才计提，如何设定阈值是摆在监管部门面前的最大挑战。其次，在0%-2.5%之间如何选择政策窗口。虽然有许多来自监管部门的研究报告论述资本充足率与信贷、信贷与GDP之间的关系，但是需采用逆周期缓冲资本工具时往往为非正常时期，在保证宏观经济目标的前提下，如何确定建立或释放多少缓冲资本的时点和政策区间是对监管能力的重大挑战。第三，资本监管工具不一定能有效控制信贷超常增长。资本充足率有约束风险资产规模的作用，这一作用不等于其能够有效行使调控市场货币供给的职能。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一种情形下会迫使银行控制信贷投放规模，另一种情形下对信贷规模没有作用：如果银行限制高风险资产扩张行为，转而增加信贷风险小、风险权重低的业务，风险加权资产下降的同时信贷规模可能反而增加了。除此之外，资本作为银行体系清偿力的重要指标，监管目标宜长期保持相对稳定。
（三）较长的过渡期安排
巴塞尔委员会2010年底公布的定量影响测算结果表明，采用新标准后主要银行的资本缺口约为6000亿欧元。巴塞尔委员会为确保银行业在满足更高资本要求的同时仍然能够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要求巴塞尔成员国从2013年开始实施新标准、2019年全面达标，过渡期长达6年。巴塞尔委员会在全球复苏尚存在不确定性的大环境下担心高标准短期内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不无道理，适当过渡期有助于显著提升银行体系资本充足水平和损失吸收能力的同时，给银行体系一定时间恢复信贷供给能力。
但众所周知，政策实施过渡期越长，效应越缓和。为确保改革成果，20国集团领导人匹兹堡峰会曾明确要求主要经济体从2012年底开始实施新的资本监管标准，首尔峰会要求从2013年开始实施第三版协议，决心可见一斑。然而，按照巴塞尔委员会制定的时间表，新资本标准可于2015年全面达标；留存缓冲资本2016年开始逐步引入、2018年达标；普通股的扣减调整也在2018年底才实现全额扣除；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融资比率最早分别于2015年、2018年成为监管标准。如此长的过渡期、观察期、并行期事实上很难保证改革新政发挥实质作用。一般分析看，过长的过渡期难以有效提高银行体系吸收损失的能力，且会导致各国差异化实施时间表，在如此宽松的实施安排能否实现改革初期“提高监管标准”目标值得怀疑。
四、第三版资本协议对全球银行业影响的初步分析
在全球层面，巴塞尔委员会对新监管规则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影响和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做了测算和分析。2010年12月的《全面的定量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新标准会导致74家大型银行的普通股一级资本充足率从11.1%降至5.7%，133家其他银行则从10.7%降至7.8%。由此可见，第三版协议对国际大银行的冲击要远大于一般银行。若达到4.5%的普通股一级资本要求，87家大型银行、136家其他银行资本缺口分别为1650亿和80亿欧元；若上述要求达到7%，则两类银行资本缺口分别为5770亿和250亿欧元。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委员会下设的宏观经济评估小组的研究结果显示，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有形普通股权益/风险加权资产）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实施后的第18个季度将最多导致GDP下降0.19%，平均每年下降0.04%（BCBS,2010e）。研究报告同时强调，监管改革带来的融资成本上升和信贷供给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暂时性的。长期来看，随着新监管标准的推进和实施，银行体系越来越稳健，信贷成本下降，信贷供给增加，将刺激消费和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巴塞尔委员会还进行了第三版协议的长期经济影响评估，认为监管改革会减少银行危机的概率，并减少危机的严重程度；监管改革也会减少非危机期间的经济波动幅度，有助于经济的稳健发展。在当前水平上将资本充足率提高1%并满足流动性监管要求，未来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从4.6%降为2.3%，由此避免的损失为GDP的1.4%（BCBS,2010f）。总体而言，巴塞尔委员会测算表明：在一定范围内加强监管力度，监管改革带来的收益超过监管标准提升所需要的成本。
如果国际社会对银行体系稳定性对全球经济至关重要达成共识，我国银行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支持作用更加毋庸置疑。2005年-2009年间GDP年均增速为10.6%，银行贷款年均增长19.7%，2009年达到42.6万亿元；为配合宏观调控目标，遏制外需不足引发的经济增长下滑态势，银行业贷款投放2009年增长约30%、新增9.6万亿元。银行兴则经济兴。有必要分析第三版协议对银行业稳健性的影响。
从资本总量看，第三版资本协议对我国银行业的短期影响不大。根据中国银监会公布的数据，近年来我国银行业经过改革重组，整体资本实力较强，截至2010年底，国内大、中、小各类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达到12.2%，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10.1%（中国银监会，2010）。与此同时，第三版资本协议对资本质量的一些规定在我国已经实施，且掌握尺度严于第三版协议。主要资本扣除项如商誉及其他无形资产、未并表金融机构的大额投资、贷款损失准备金缺口，在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框架下也需要扣除；应分未分利润、重估储备、以公允价值计价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或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正变动在第三版资本协议中运行计入核心一级资本，但我国现行制度不允许其计入核心资本。从上述分析看，目前银行业整体资本充足率水平应达到并超过第三版资本协议设定的最低资本标准。从资本结构看，我国银行业满足新要求的成本会高于发达国家银行。银监会上述数据表明，银行业整体核心资本、即普通股和留存收益占总资本的比例超过80%，14家上市银行年报显示，截至2010年6月底累计长期次级债占资本净额的比值约为13%，上述结构特点主要源于我国金融市场成熟度难以支持银行发行其他类资本工具补充二级资本，即便较为成熟的长期次级债产品的市场容量也较为有限，由此，商业银行短期内较难发行条件更为苛刻的、符合第三版资本协议规定的其他一级资本工具、二级资本工具和或有资本，银行若需满足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要求，不得不通过增加普通股和留存收益，合规成本较国际银行更高。
五、结论和建议
“风物长宜放眼量”。当局应当借鉴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经验，梳理现有监管实践，通过良好外部规则环境提升银行业机构抵御危机的能力和缓冲风险的能力，确保银行业稳健发展。
首先，第三版资本协议强化了全球审慎监管标准，其中虽不乏可继续完善之处，但基本实现二十国领导人峰会设定的金融改革目标。本次制度演进的推动力来自以监管当局为代表的政府，危机后存款人与纳税人的大量损失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下滑，促使监管当局出台新的监管政策亡羊补牢，以期防止危机重现。这种制度变迁往往是强制性的，市场参与者在很大程度上必须接受这样的外部环境变化。在评价制度设计成功与否时，现代经济学通常有三个标准，一是效率是否得以改进，用较低的成本达到最佳效果；二是评估其是否提供了合理的激励相容，使得市场主体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也实现了制度设计者的目标；三是实施需付出的成本和带来的实际效果，能否支持制度持续有效。虽然不同利益方对具体的监管标准评价不一，但对本次改革成败做出评价还为时尚早。
其次，我国宜尽早实施第三版资本协议，要求银行业继续保持较高资本水平，应对中长期风险。制度效率在全球层面难以评价，并不排除其在单个经济体的合理性。评价主要依据可观察银行业现有财务能力能否对抗外部冲击。截至2010年底，银行业资产规模达到95.3万亿，贷款损失准备金超过1万亿，资本约5.8万亿，资本和准备金对总资产的覆盖率约为7%，意味着当资产损失超过7%时，银行的资本和准备金将无法弥补损失。而当前银行业面临来自两个方面的风险不容忽视：一是机制体制上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能力不足。为应对此次金融危机，主要发达国家都采取了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流动性泛滥导致资产价格和主要初级产品的价格一再被抬高，下一步随着全球资金市场的重新配置，大量的资金将从其他市场回流到发达国家的市场，造成严重的“回潮效应”，将直接增加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以及主要初级产品市场等的波动，银行体系面临宏观不确定性。二是难以面对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挑战，“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将面临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任务，银行对部分行业和企业的债权质量反转压力较大；利率和汇率改革也会给商业银行带来双向不确定性，银行微观层面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将更加复杂。因此在目前银行体系整体盈利水平较强阶段，监管部门宜借鉴国际金融改革成果，要求银行将资本质量和数量保持在合理的较高水平，以持续支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第三，当局宜有机结合巴塞尔1988年协议、新资本协议和第三版协议的实施要求，确保银行业资本管理、经营决策与全面风险管理挂钩。同样面临实施国际新资本监管标准，我国与主要市场国家银行业所处的阶段不同，仍需全面实施新资本协议，推动银行业建立满足最低资本要求、监督检查和信息披露三大支柱要求的资本管理框架，包括推动银行根据风险权重计量的定性和定量要求，提高风险计量和管理的基础设施；强化风险管理为经营决策保驾护航的核心作用；建立内部资本充足率评估程序，提高资本管理的全面性和前瞻性；加大信息披露要求，加大银行风险管理和资本管理的透明度建设等。
第四，关注制度实施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结合国情动态调整过渡期。监管部门设立过渡期时需要权衡满足新监管标准的收益和可能带来的成本。面对第三版协议设定的标准，银行会采取增发资本工具、去杠杆分别增加分子、减小分母。在资本市场和债券市场容量一定的假设前提下，大多数银行会采取去杠杆手段降低风险加权资产规模。如果实施压力过大，银行可能迅速降低贷款规模、拉大利差，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会较大；压力适度，银行会采取“缓和治本”的方法，例如通过风险管理来调整资产组合、提高运营效率、通过开发新的非利差为基础的服务产品来调整业务结构，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有限，对银行业可持续发展和经济长期可持续稳定增长会更有利。改革框架中涉及过渡期的不仅是资本充足率、留存缓冲资本、杠杆率、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融资比率的达标时间安排，还包括现有资本工具执行新老划断的政策设计以及资本调整项的节奏设计。考虑到中国银行业在支持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支柱性作用，监管部门宜定量分析不同过渡期对银行的微观影响和对实体经济的宏观效应，确保在维护银行体系稳健性并支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降低对经济发展的短期负面冲击。
作者简介：
陈 颖 银监会国际部副研究员
李 楠 博士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巴塞尔协议三范文第2篇
融危机中的表现,重新审视了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优点和不足,并从资本充足率和系统性风险管理两个角度阐述了笔者对巴塞尔协议今后改革和发展方向的一点想法。
关键词: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系统性风险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6-0017-02
《巴塞尔协议》是国际清算银行(BIS)的巴塞尔银行业条例和监督委员会的常设委员会――“巴塞尔委员会”于1988年7月在瑞士的巴塞尔通过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协议”的简称。该协议第一次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国际通用的、以加权方式衡量表内与表外风险的资本充足率标准,有效地扼制了与债务危机有关的国际风险。
1 巴塞尔协议的演进
巴塞尔委员会是1974年由十国集团中央银行行长倡议建立的,其成员包括十国集团中央银行和银行监管部门的代表。自成立以来,巴塞尔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银行监管规定:
1975年2月巴塞尔委员会正式成立。
1975年9月第一个巴塞尔协议出台,即《对外国银行机构监督的原则》,核心内容就是针对国际性银行监管主体缺位的现实,突出强调了两点:(1)任何银行的国外机构都 不能逃避监管;(2)母国和东道国应共同承担的职责。
1978年《综合资产负债表原则》,实行并表监管。
1983年5月,修改后的《巴塞尔协议》推出,这个协议基本上是前一个协议的具体化和明细化。总体思路是“股权原则为主,市场原则为辅;母国综合监督为主,东道国个别监督为辅”。
1988年7月通过了《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报告》(简称《巴塞尔报告》),即《巴塞尔协议Ⅰ》,核心内容是资本的分类,许多人直接就将《巴塞尔报告》称为规定资本充足率的报告。
1992年7月“1992年声明”,强调东道国对银行的监督。
1995年通过《资本金协议的修正案》,引入了市场风险。
1996年1月推出《资本协议关于市场风险的补充规定》。
1997年9月推出《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表明巴塞尔委员会已经确立了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
1998年《内部控制系统的评价框架》和操作风险管理咨询文件。
1999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以三大支柱――资本充足率、监管部门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为主要特点的新资本监管框架草案第一稿,即《新巴塞尔协议》征求意见稿(1)。
2001年1月《新巴塞尔协议》征求意见稿(2)。
2003年2月通过《操作风险管理与监管的稳健做法》。
2003年6月《新巴塞尔协议》征求意见稿(3)。
2004年6月推出《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即《巴塞尔协议Ⅱ》最终稿,并于2006年底全面实施。
从 1975年9月第一个巴塞尔协议到1999年6月《新巴塞尔协议》(或称“新巴塞尔协议”)第一个征求意见稿的出台,再到2006年新协议的正式实施,时间跨度长达30年。几十年来,巴塞尔协议的内容不断丰富,所体现的监管思想也不断深化。
2 新巴塞尔协议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
2.1 危机爆发后对新巴塞尔协议的支持意见
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一些国际化大银行大幅度亏损,甚至摇摇欲坠,但这不仅没有否认新资本协议的技术合理性,反而进一步凸现了加快推进新资本协议实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1)新协议三大支柱下的规定是较为完整的。第一支柱提出了包括信用衍生品和资产证券化在内的全面资本要求;第二支柱鼓励银行提高风险监管技能,以更好地评估银行的特有风险;第三支柱对市场约束的规定提高了包括证券化和风险削减在内的信息披露的数量和质量。
(2)实施新资本协议有助于改变金融机构过于依赖外部评级的状况。本次危机充分暴露了外部评级机构的弱点。新资本协议鼓励银行实施内部评级法是完全必要的,因为风险评估本身就必须得到有效监管,否则它就将成为一个严重的风险隐患。
2.2 金融危机对新巴塞尔协议提出的挑战
金融危机对新巴塞尔协议提出的挑战有很多,本文从笔者比较熟悉的角度,主要介绍危机对新巴塞尔协议中资本充足率以及风险监控所带来的挑战。
(1)新巴塞尔协议中资本充足率的规定未能有效预防高杠杆作用。
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按照新巴塞尔协议的规定是8%,即最高可产生12.5倍的杠杆效应,这在一定的程度上控制了高杠杆所可能产生的风险。而由于监管缺失,投资银行利用融资工具在发行证券化产品时,只需要不到1%的资本充足率。如果再算上一些表外业务的杠杆效应,那么投资银行的杠杆倍数可高达50-60倍。新巴塞尔协议对银行表外业务的监管不足为银行的高杠杆经验提供了可能。表外业务的性质本身就决定了监管银行的真实风险和资本充足率有巨大的困难。
(2)新巴塞尔协议缺乏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控。
新协议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三大风险提出了要求,但对系统性风险控制方面存在着局限性,缺乏对系统性风险的指导和要求。此次危机说明,根据经济繁荣时期的历史数据进行模型计算对产品的实际风险估算往往是偏低的,而衰退时期风险的波动程度往往会超出预期。特别是对于金融创新工具而言,由于创新工具存续时间短,历史违约率和损失率可能不足涵盖一个经济周期,而风险的充分计量其考虑的历史数据应至少在一个经济周期之上。而且,由于像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这种风险性极高的证券化产品,产品的风险相关性很强,当实体经济或金融市场发生系统性风险或突发性事件时,产品之间的高相关性将引起风险共振,导致风险被放大。
3 新巴塞尔协议今后改革和发展的方向
金融危机表明了实施新资本协议的紧迫性,同时也暴露了它的许多内在缺陷。危机爆发后,许多专家人士就开始了对新巴塞尔协议改革方向的探索,并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笔者才疏学浅,仅从自己稍微熟悉的几个方面来谈一下我对新巴塞尔协议今后改革和发展方向的一点想法。
(1)我认为新巴塞尔协议的第一支柱――资本充足率要动态化。
新巴塞尔协议中规定的资本充足率,旨在降低银行的杠杆率,烫平业绩周期性,提升银行在经济下行周期时对抗风险的能力。但是从此次金融危机来看,新巴塞尔协议的亲周期性还是很强的。政府当局要想控制资产泡沫,仅凭控制货币供应是不够的,还需要控制信贷。在这方面,我们最熟悉的手段是存款准备金和最低资本金要求,但目前这两项指标基本是固定的(我国虽然很频繁的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但大多数国家的存款准备金率都保持固定),根本不顾及市场的情绪。因为他们假定市场是没有情绪的,而事实上市场是有情绪的。当局需要中和市场的情绪,以防止资产泡沫变得太大。因此,他们需要根据情况调整准备金和资本要求。
因此,我认为新巴塞尔协议中规定的最低资本要求应该要保持一个动态的水平,或许我们可以利用杠杆比例来监控银行的资本水平。未来可能出台的具体措施将更加严格资本要求,鼓励银行在经济繁荣时积累超额资本和准备金,以提升银行在危机时对抗风险的能力。
(2)我认为新巴塞尔协议对系统性风险的监管力度须加强。
由于市场是不稳定的,除了影响市场参与者个体的风险以外,还存在着系统性风险。为防范系统性风险,新协议必须提高对内部评级模型和风险参数的审慎性要求。监管当局应及时检验银行估计风险参数的方法,督促银行更新风险参数以便及时反映违约率和损失率的上升。在评估借款人与信用风险缓释工具之间的相关性时,应充分考虑系统性风险因子的影响。
乔治・索罗斯说,巴塞尔系列协议犯下了一个错误,它给予银行所持证券的风险等级远低于常规贷款:忽略了证券仓位集中所构成的系统性风险。要纠正这一点,必须调高银行所持证券的风险等级,此举可能有助于阻止贷款证券化。我个人也是十分认可这样的说法的。
(3)我认为应该将更广泛的衍生工具纳入风险监管范围。
衍生工具并未减少金融市场整体风险,并且衍生资产的杠杆作用将风险放大,增加了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银行通过证券化将资产负债表风险转移出去,然后又作为结构性产品投资者承担这些产品新的风险,导致总体风险上升。为此,新资本协议应更加重视金融创新带来的创新风险,制定新的计量标准和监管规则,控制杠杆度,加大违规惩罚力度,将衍生工具产生的衍生风险一并纳入金融监管视野。
4 结语
金融危机爆发后,巴塞尔委员会也积极地探索新巴塞尔协议改革的方向,并做了一些修订和补充。
巴塞尔委员会于2008年6月出台了《公允价值的度量与建模》指出了公允价值评估有待提高的四个方面:管理与控制过程、风险管理与度量、价值调整、财务报告。
巴塞尔委员会2008年6月出台了《健全的流动性监管原则》,旨在提升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水平和全球监管能力,尤其是在流动性危机中的恢复能力。
巴塞尔委员会于2008年7月出台了《额外风险要求准则以及对Basel Ⅱ框架的修正》,该准则是对巴塞尔委员会于2007年10月出台的额外违约风险资本要求计量准则的延续。
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8月,巴塞尔委员会在《经济资本模型的实践》中首次提出,经济资本模型的使用变革是由于银行内部资本管理以及监管需要,并可能将对银行经济资本评估的框架融入新巴塞尔协议的第二支柱。
2009年1月,巴塞尔委员会又了《新资本协议的修改建议》、《市场风险资本计提修改建议》、《交易账户新增风险资本计提指引》三个征求意见稿,对新资本协议的部分内容进行了调整,以强化“三大支柱”的资本监管框架,增强新资本协议的风险捕捉能力。
这些最新的修改以及补充条例,都是在总结这次危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产生的,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操作性。但是我想说的是,从1999年征求意见第一稿到2007年正式实施,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实施周期过于漫长,而金融创新速度却在不断加快,导致本来代表国际活跃银行先进管理经验的新资本协议,在经过七、八年研究、争论、过渡之后,在正式实施之日已变得相对落伍,甚至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希望这次巴塞尔委员会及时总结的宝贵经验能够尽快的在国际上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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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协议三范文第3篇
【关键词】巴塞尔协议 资本管理 内部评级法 信用增进
一、引言
巴塞尔协议作为国际银行业重要监管标准，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各国监管机构和商业银行的广泛认可。次贷危机过后，巴塞尔委员会在总结相关经验并对原有金融监管模式、方法和工具进行讨论和反思的基础上，先后推出一系列监管标准，逐步形成第三版巴塞尔协议。
本文分别从银行业监管机构和商业银行机构视角，回顾我国银行业实施巴塞尔协议的进展，进而总结归纳巴塞尔协议实施进程的基本规律。在此基础上，文章结合对信用增进行业风险类型和风险特征的讨论，提出借鉴巴塞尔协议等国际先进监管标准，逐步建立和完善适合信用增进行业特征的以资本管理为核心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发展方向，最后分别从风险数据积累、完善内部评级体系、推进资本计量方法的开发和应用等方面提出具体发展建议。
二、巴塞尔协议发展现状及主要内容
巴塞尔委员会作为国际清算银行的常设委员会，自成立以来便致力于解决国际性银行监管主体缺失问题，先后制定一系列重要的银行监管规定。这些规定虽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因其合理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得到成员国和非成员国监管机构的广泛认可。巴塞尔委员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银行业监管组织，但事实上已成为银行业监管国际标准的制定者。
次贷危机前，巴塞尔资本协议的主要目标为：加强国际银行系统的安全和稳定，保持资本充足率管理的高度一致，避免国际活跃银行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在此原则指导下，巴塞尔委员会先后制定了第一版、第二版巴塞尔资本协议。
危机过后，巴塞尔委员会对原有金融监管模式、方法和工具进行讨论和反思，通过总结次贷危机经验，巴塞尔委员会开始对原有监管框架进行改革，进一步强调金融系统稳健性的重要意义，并将其主要目标确定为：提高银行业在各种金融或经济压力状况下吸收损失的能力，从而降低金融部门对实体经济的溢出效应。为此，2008至2010年巴塞尔委员会先后推出一系列监管标准，逐步形成第三版巴塞尔协议。
从特点上看，巴塞尔协议III强调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并重：既强调加强单家银行层面（微观层面）审慎监管，以提高单家银行应对压力的稳健性；同时也注重宏观审慎监管，解决银行业积累的系统性风险问题以及由这些风险演化而成的亲周期效应。
从内容上看，巴塞尔协议III是在对金融危机研究总结的基础上对巴塞尔协议II内容的传承与改进，而并非颠覆；巴塞尔协议II与III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巴塞尔协议II是III的前提基础。
巴塞尔协议III主要包括以下两大方面：
（一）加强资本监管框架
巴塞尔协议III在巴塞尔协议II三大支柱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监管资本框架，以增强银行业稳定性。具体包括：一是完善资本的相关定义，提高资本基础的质量、一致性和透明度；二是扩大风险覆盖范围，加强对交易账户、复杂资产证券化以及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的资本监管；三是引入杠杆率作为补充风险资本要求；四是缓解亲周期性，提出逆周期超额资本要求；五是提出降低系统重要性银行风险及外部性的其他措施，应对系统性风险和相互关联性。
（二）引入流动性管理标准
在巴塞尔协议III中，作为流动性框架的基础，巴塞尔委员会提供了流动性风险管理和融资流动性风险监管的详细指引。具体包括：一是引入流动性覆盖率（LCR）和净稳定资金比例（NSFR）等两个指标，增强商业银行抵御短期和中长期流动性困难的能力；二是制定一系列内、外部流动性监测工具，加强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监控。
三、我国银行业实施巴塞尔协议进展分析
巴塞尔协议作为重要的国际监管标准，我国监管机构和商业银行早在1996年就开始参考其相关规定开展资本管理。2009年随着我国加入G20集团并成为巴塞尔委员会成员国，全面实施巴塞尔协议已进一步成为我国履行承诺、实现国际话语权的必要选择。以下分别从监管机构和商业银行两个角度分析我国实施巴塞尔协议的进展。
（一）银行业监管机构推进情况
1.巴塞尔协议I和II实施进程。我国监管机构借鉴巴塞尔协议开展资本监管的时间较早，但标准相对宽泛、管理效果相对有限。1995年我国出台的《商业银行法》原则上规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1996年央行参考巴塞尔协议I规定，对信用风险资本充足率计算方法提出具体要求。虽然我国监管机构已初步引入巴塞尔协议I，但在诸多方面放宽标准，导致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明显偏低。
2004年随着《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实施，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监管逐步与巴塞尔资本协议要求保持一致。该办法借鉴巴塞尔协议I和即将出台的巴塞尔协议II要求商业银行按标准法计量信用和市场风险加权资产。此后，银监会于2007年《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要求商业银行逐步实施资本管理高级方法{1}，全面开始实施巴塞尔协议II。在2007至2010年间，银监会先后17个关于实施巴塞尔协议II指引文件，形成一整套基于巴塞尔协议II的资本监管框架。
2.巴塞尔协议III实施进程。在我国银行业即将进入巴塞尔协议II审批阶段时，2010年底，巴塞尔委员会了第三版巴塞尔协议，中国银监会对此迅速做出反应，并先后出台一系列监管规则和指导意见，积极推进巴塞尔协议III的实施。
2011年4月银监会颁布《关于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提出“巴塞尔II和巴塞尔III同步推进，第一支柱与第二支柱统筹考虑”的总体要求。此后，银监会根据巴塞尔协议III的相关要求，分别从资本管理、资本工具创新、杠杆率管理、流动性管理以及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等方面一系列监管办法或指引，全面引入巴塞尔协议III监管要求。这些办法和指引作为中国版巴塞尔协议III，于2013年10月通过了巴塞尔委员会的评估。从监管政策体系的角度看，我国银行业监管机构目前已基本完成巴塞尔协议III监管标准的制定工作。
（二）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实施进展
根据《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相关要求，我国银行业很早就着手实施巴塞尔资本协议。银监会按照分类指导、分批实施的原则，先后批准了两批新资本协议银行，推进实施资本管理高级方法：
第一梯队包括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等6家商业银行，于2007年启动预审批。
第二梯队包括浦发银行、广发银行、光大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平安银行、华夏银行、兴业银行等8家商业银行，于2011年启动预审批。
据了解，截至2012年底各主要商业银行已取得较大进展，详见下表：
2013年底，第一梯队银行均按银监会要求披露了《资本充足率报告》，在相关报告中，各家银行均采用资本计量基本方法，包括：信用风险权重法、市场风险标准法和操作风险基本指标法；其他商业银行暂未披露专门的《资本充足率报告》。
2014年4月，银监会核准了工、农、中、建、交和招商等6家第一梯队商业银行实施资本计量高级方法，具体范围包括：公司风险初级内评法、零售风险内部评级法、市场风险内部模型法和操作风险标准法。
总结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我国主要商业银行实施巴塞尔资本协议进展具有如下特点：
优先推进实施信用风险资本计量高级方法，而后依次是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资本计量高级方法；受数据质量、业务开展需求等因素影响，信用风险资本计量方面，优先实施公司客户风险敞口高级方法，而后是零售客户风险敞口；我国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基本完成了资本计量高级法开发和相关管理体系建设工作，6家银行在部分风险敞口方面获监管机构核准正式实施；尚无商业银行通过监管机构核准实施信用风险高级内评法和操作风险高级计量法。
四、信用增进行业资本管理发展启示
（一）信用增进行业资本管理重要性
信用增进是一种管理信用风险的综合性金融服务制度和工具，其本质与信用风险分散分担密不可分；信用增进机构作为完善债券市场信用风险分散分担机制的重要基础设施，在做好“服务金融市场资源优化配置、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如何全方位管理其自身承担的各类风险、保障企业稳健运营，如何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向风险管理要效益，已经逐渐成为信用增进行业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资本管理作为风险管理核心内容之一，一方面，确保全面覆盖各类风险，保障机构稳健经营；另一方面，为准确衡量风险收益匹配程度提供重要参考指标。回顾银行业资本监管的发展经验以及商业银行资本管理体系建设情况，商业银行始终将资本管理体系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并不断地投入人力、物力对其发展完善。
信用增进机构在所承担的风险类型和风险特征方面与银行业具有一定相似之外，参考银行业近百年来发展历程以及现代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体系构建经验，充分借鉴巴塞尔协议等国际先进监管标准，逐步建立适合信用增进行业特征的以资本管理为核心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或将是信用增进行业下一阶段风险管理发展的合理选择。
（二）信用增进行业资本管理发展建议
1.构建以资本管理为核心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信用增进机构应进一步强化资本稀缺性的理念，加强对资本使用的预期规划和管理，体现信用增进机构的风险偏好水平。在风险偏好、业务策略、项目准入和定价、绩效考核等方面，全面引入资本管理概念和指标，并将其从风险监测指标全面上升为平衡风险与收益的管理性指标。
2.重视业务数据积累，构建适合行业特征的内部评级体系。从巴塞尔协议框架来看，对信用风险的衡量和管理是建立在大量数据基础上的{2}。信用增进行业因出现时间相对较晚，业务数据积累相对有限。因此，信用增进机构在开展业务的同时，应重视业务数据的积累，丰富数据类型。除积累客户自身的财务、非财务数据外，还应逐步积累行业风险、区域风险和交叉风险等方面的宏观风险数据。在充足的数据积累基础上，根据巴塞尔相关原则，构建适合信用增进行业特征的内部评级体系。
3.有序推进实施高级资本计量方法。在资本计量方法方面，信用增进机构应结合实际业务开展情况，并借鉴银行业实施巴塞尔协议的进程特点，分步骤有序推进资本计量方法的开发和应用：
第一阶段，可以参考巴塞尔协议和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经验，采用标准法计量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资本要求，采用基本指标法计量操作风险资本要求。
第二阶段，结合信用风险数据积累，不断完善信用风险内评体系和市场风险内部模型体系，逐步推进全面实施信用风险初级内评法和市场风险内部模型法。
第三阶段，随着风险管理水平的提高，进一步推进实施信用风险高级内评法和操作风险标准法或高级计量法。
4.研究制定杠杆率行业约束标准。巴塞尔协议III中提出杠杆率指标，并规定杠杆率不得低于3%，银监会2011年《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规定我国商业银行杠杆率不得低于4%，银监会规定担保公司融资性担保业务杠杆倍数不得高于10倍，即杠杆率不得低于10%。
信用增进行业尚没有杠杆率监管指标，考虑到信用增进行业风险类型和风险特征与商业银行较为相似，建议参考我国商业银行4%杠杆率水平，并结合市场对信用增进机构增信能力的认可程度，研究制定适合于信用增进行业的杠杆率管理指标，并进一步确立为行业监管标准。
5.完善流动性风险监控管理体系。流动性状况不仅关系信用增进机构的稳健运营，更直接影响其增信责任履约能力。信用增进机构应根据巴塞尔协议相关规定，逐步建立并完善流动性风险管理体系，确保其在市场流动性紧张时能平稳运营并具备履行信用增进责任的能力。首先，可以引入巴塞尔协议中流动性覆盖率（LCR）和净稳定资金比例（NSFR）等资产流动性限额指标，建立优质资产流动性储备；其次，建立相关的内、外部流动性监测工具，加强流动性风险监控；再次，还应定期开展流动性风险压力测试，制定应急资金计划等。
五、总结
本文以次贷危机过后，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最新发展方向为切入点，重点讨论我国银行业监管机构和商业银行实施巴塞尔协议的进展以及基本规律。结合信用增进行业的风险类型和风险特征，本文提出借鉴巴塞尔协议等国际先进监管标准，逐步建立和完善适合信用增进行业特征的以资本管理为核心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发展方向，最后提出五点具体发展建议，期待为信用增进行业资本管理发展提供一些启发。
注释
{1}在资本计量方面要求对信用风险采用内部评级法，市场风险采用内部模型法，操作风险采用标准法或高级计量法。
{2}商业银行实施初级内评法，要收集和保存客户至少5年的经营管理、财务数据和违约纪录；实施高级内评法，需要至少7年的数据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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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协议三范文第4篇
“中国可以通过参与规则的制定,改变过去国际规则一改变,我们就研究规则改变会对中国
产生何种影响的传统模式。”
本着尽量避免全球金融危机再度发生的目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简称“巴塞尔委员会”)制定了“巴塞尔协议Ⅲ”草案,并在2010年4月16日之前征求各国意见。相比之前的版本,这一新协议对全球金融业会有怎样的影响,中国作为该委员会成员又该如何积极参与规则的制定?《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了中国银行(英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葛奇。
《财经国家周刊》:为什么要出台“巴塞尔协议Ⅲ”?
葛奇:为应对此次金融危机,G20峰会上各国领导人一致要求加强国际金融政策和监管协调。巴塞尔委员会由包括中国在内的27个世界主要国家的银行监管当局和中央银行的高级代表组成,该委员会根据G20达成的共识,制定了“巴塞尔协议Ⅲ”草案。
巴塞尔委员会根据G20峰会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要求,以及巴塞尔指导委员会(巴塞尔指导委员会由成员经济体的中央银行行长和金融监管当局负责人组成)达成的《全面应对全球银行危机》的共识,于2009年12月出台了《增强银行体系稳定性》和《流动性风险计量标准和监测的国际框架》两个文件,分别针对资本金和流动性这两大在此次金融危机之中暴露出来的金融监管方面的弱点进行了特别强化。
《财经国家周刊》:如果“巴塞尔协议Ⅲ”付诸实施,将对全球金融业带来什么影响?
葛奇:目前,《增强银行体系稳定性》和《流动性风险计量标准和监测的国际框架》两个文件均为征求意见稿。预计根据各方意见进行进一步完善之后,很可能成为最终的类似“巴塞尔协议II”的有一定强制力的国际金融监管准则,因此虽然还未正式定名,但是业界将这两个文件称为“巴塞尔协议Ⅲ”。
“巴塞尔协议Ⅲ”的付诸实施,对全球金融业带来的最主要的短期影响可能是各国际性大银行均需进一步补充资本。由于“巴塞尔协议Ⅲ”对于一级核心资本的重新定义,大部分银行现有的一级核心资本将受到扣减,为满足充足率的要求,银行必须重新补充一级核心资本。根据瑞士信贷的估测,仅欧洲的银行就需筹集资本金的规模将达到11000万亿欧元。
《财经国家周刊》:金融行业已经很全球化,此次金融危机源自美国,但最终发展成全球性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全球性的金融监管体系会带来哪些好处?
葛奇:“巴塞尔协议Ⅲ”的五大变革方面都强调了全球统一协作的重要性,可以说做不到全球性,那“巴塞尔协议Ⅲ”也就失去了本身存在的意义了。
以杠杆率为例,若无法实现全球统一的杠杆率标准,那么全球性大银行将会重新进行资产配置,向杠杆率要求较松的国家倾斜,出现监管套利现象。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杠杆率要求较严的国家,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以提高本国的“监管竞争力”。
《财经国家周刊》:“巴塞尔协议Ⅲ”是否能够很好地将地区性和国家性的金融监管与全球性的金融监管结合起来,确保全球金融业的稳定?
葛奇:这主要取决于各国对于“巴塞尔协议Ⅲ”的接受程度和根据各自国情对“巴塞尔协议III”的国家调整。
由于该协议本身就是由G20峰会倡议的全球监管协调的产物,而且全球主要国家也都派代表参与了“巴塞尔协议Ⅲ”的制定,因此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全球主要国家接受。
然而国家调整可能不可避免。比如,“巴塞尔协议Ⅱ”在世界各国的实施细则均不相同,以澳大利亚和英国为例,澳大利亚监管机构对于银行一级核心资本充足率的定义与英国金融监管机构的定义不同,相差在2%左右。“巴塞尔协议Ⅲ”最终更可能是以一种原则或者思想的形式规范和统一全球的金融监管。
《财经国家周刊》:据你所知,“巴塞尔协议Ⅲ”是否会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考虑?
葛奇:2009年3月中国正式加入巴塞尔委员会,可以说全程参与了“巴塞尔协议Ⅲ”的制定。然而从目前该协议的初稿看,相比“巴塞尔协议Ⅱ”,其中并未明显地体现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可能的潜在利益。
以《增强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建议为例:
一是中国目前执行的存贷比政策远比杠杆率要严格,但是“巴塞尔协议Ⅲ”强调全球共同协调监管的背景下,并未体现对我们这一严格政策的认可;
二是反周期超额资本管理在中国并不一定适用,因为中国的银行业可以说是按国家要求在经济过热时惜贷,经济下行时热贷,完全做到令行禁止,无须通过资本的方式进行调控;
三是“巴塞尔协议Ⅲ”要求银行持有大量的评级较高的政府和央行无风险债券应对流动性危机。中国的国家评级不如欧美发达国家,不受认可为无风险债券。像西班牙、意大利甚至英国的国债评级很高,被认可为无风险债券,但是现在全球都在担心他们违约。这样的国债能被认可为无风险债券,因为监管的流动性要求而各大银行都争相持有,导致这些国家的借债成本长期保持低位,变相补贴发达国家的财政。而中国的国债从未违约,却无法获得这样的地位,存在着明显的不公平。
《财经国家周刊》:中国已经成为巴塞尔委员会的成员,中国是否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参与到“巴塞尔协议Ⅲ”规则的制定中,改变以往的被动局面呢?
葛奇:在此次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发达国家不得不对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和规则进行重大改革,对于中国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作为巴塞尔委员会的成员,中国可以在规则的制定上有一定发言权。中国可以通过参与规则的制定,改变过去国际规则一改变,我们就研究规则改变会对中国产生何种影响的传统模式。
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的银行体系是最稳固的,中国的银行监管是最有效的,中国的银行体系对经济的推动是最有力的。现在应该抓住这个机会,让新规则对别人产生影响,这才是此次巴塞尔协议Ⅲ对我们最大的意义所在。
巴塞尔协议Ⅲ的“新意思”
与“巴塞尔协议Ⅱ”相比,“巴塞尔协议Ⅲ”的主要变化是增加了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提高银行资本基础的质量、一致性和透明度。这样有助于提高全球主要大银行在持续经营和破产清算两种情况下吸收损失的能力。比如,按目前“巴塞尔协议Ⅱ”的规定,银行的普通股只需达到全部风险加权资产的2%即可。“巴塞尔协议Ⅲ”中将大幅提高这一比例。
二是扩大资本框架的风险覆盖面。“巴塞尔协议Ⅲ”建议加强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的资本监管,主要包括的产品为衍生品、回购和证券融资。这主要是为了在危机时期,降低金融机构通过衍生品和融资渠道传染风险的机率。交易对手风险的资本要求的提高将鼓励金融机构通过交易所、清算所以及中央交易对手等进行规范化的交易,从而降低交易对手风险,避免在这方面过多的资本要求。
三是引入杠杆率作为“巴塞尔协议Ⅱ”的补充。杠杆率将纳入“巴塞尔协议Ⅱ”的第一支柱,作为银行最基本风险的一部分。杠杆率监管将能控制银行体系的高杠杆经营,避免如英国北岩银行类似的问题再次出现。而且将杠杆率通过资本的方式进行管理,对风险资本套利和模型风险都有一定的预防和保护作用。
四是推动银行在经济上行期建立超资本用于经济下行期吸收损失,降低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冲击。同时引入具有前瞻性的损失准备金制度。
巴塞尔协议三范文第5篇
[关键词]巴塞尔协议 风险管理 内部评级法
从1988年的“关于统一国际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也即《旧巴塞尔协议》,到2004年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巴塞尔委员会对商业银行的监管要求变得更加严格和全面。要求商业银行实施全面的风险管理。我国政府已经承诺于2010年从国有大银行开始逐步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最迟于2013年中国银行业将全面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这一协议的实施必将推动我国商业银行全面加强风险管理和提高资产质量。
一、巴塞尔协议的演变
1.1988年《旧巴塞尔协议》
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金融自由化的飞速发展,跨国金融机构层出不穷,金融国际化突显,促使金融风险进一步加大。1974 年,西德的赫斯塔特银行和美国的富兰克林国民银行倒闭,更是令整个国际金融界震惊。加强金融的跨国监管合作,促进各国金融机构的公平竞争显得尤其重要。在这种背景下,以“十国集团”为首的央行代表在国际清算银行的发起下,在瑞士的巴塞尔开会,并建立了常设监管机构―巴塞尔委员会。
通过对1975年9月制定的“神圣公约”和1983年5月通过的《对银行的国外机构的监管原则》的修改,巴塞尔委员会采纳了英美监管当局关于统一评估银行资本充足率标准的建议, 于1988 年7 月通过了《关于统一资本计量与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即《旧巴塞尔协议》。
《旧巴塞尔协议》把银行资本分为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突出强调了资本充足率的标准及其在银行风险管理中的重要意义。使得全球银行经营从注重规模转向注重资本和资产质量等因素,它的出台标志着西方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理论和风险管理理论的完善与统一。
2.2004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20世纪末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旧巴塞尔协议》的缺陷暴露,巴塞尔委员会在广泛征求各国银行业和监管当局意见的基础上,对协议进行了多次修改,于2004 年6 月公布正式稿,并从2006 年底开始在成员国推广实施。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继承了《旧巴塞尔协议》的资本充足率管理。重新确立了资本的监管的三大支柱:资本充足率、监管部门的监管和市场约束,三大支柱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新资本协议提出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把风险管理由原来只注重的信用风险扩展到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在风险的计量方法上考虑到不同银行的发展层次,推出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调高了风险的敏感系数。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结构如图。
3.次贷危机以来巴塞尔协议的新发展
次贷危机爆发后,人们对巴塞尔协议的争论更加激烈。主要集中在新协议的监管框架具有亲周期性和新协议缺乏对流动性风险的管理。基于以上问题,巴塞尔委员会于2008 年6月出台了《公允价值的度量与建模》,提高公允价值的评估。2008 年6 月出台了《健全的流动性监管原则》,提升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水平和全球监管能力,尤其是在流动性危机中的恢复能力。
二、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与欧美等国际先进的大银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起步较晚,发展时间较短,所以风险管理技术落后。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中存在一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机制不健全。我国的商业银行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在近些年的股份制改制过程中,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不彻底,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不完善,资本充足率的提高过分依赖于资本的外部注入。部分商业银行在贷款的审批过程中还停留于依靠过去经验,由部门领导讨论定价的问题。近几年我国商业银行逐步建立起了独立的风险控制部门,但是由于刚刚起步,在风险控制上缺乏经验。
第二,我国风险管理缺乏科学性。国际先进风险管理工具的科学性是建立在大量数据的基础之上,而我国的商业银行由于起步较晚,数据极为匮乏。《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倡导的内部评级法,在我国目前尚无法实施。
第三,我国缺乏权威公正的外部评级机构。欧美等先进商业银行对贷款的风险管理,都主要参考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等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的评级。而我国的评级机构多是政府指定,评级也缺乏公正性。
三、完善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建议
第一,积极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通过次贷危机,许多研究发现,凡是全面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国家在这次危机中受到的冲击较小,这充分说明了新巴塞尔协议在风险管理方面的优势。新协议推行的全面的风险管理理念,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全面考察。
第二,完善风险管理机构,创建企业风险管理文化。商业银行应制定政策,准确定位董事会、管理层、风险管理委员会等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和责任,确保风险管理、风险评估、风险监察的等管理体系的有效性,创建良好的风险管理文化。
第三,运用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提高风险管理的科学性。我国的风险管理人才缺乏,我国商业银行要吸收优秀的风险管理人才,建立高素质、复合型的风险管理队伍,借鉴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提高风险管理的科学性。
参考文献:
[1] 巴曙松著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6
巴塞尔协议三范文第6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巴塞尔资本协议；风险管理；银行业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一、前言
根据最新出炉的全球银行市值排行榜，截至2009年底，中国工商银行市值已达到2，689.82亿美元，位列全球银行业之首，另外中国建设银行排第二、中国银行排第四名。曾经西方银行一枝独秀的年代被打破，很多美国等西方大型银行由于业绩亏损严重，也面临着分拆或者被收购的命运；与此同时，中资银行的表现可谓“寒冬独舞”。
在金融危机肆掠金融市场的时候，人们不禁问道“既然巴塞尔资本协议如此先进，为何制定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西方十国集团的银行业如此不堪一击，在金融危机面前如此脆弱；而中国作为巴塞尔协议参与实施国，却抵御了金融危机（至少到目前为止），在全世界银行排名中独占鳌头”。也就是说，制定规则的人都失败了，难道跟随实施规则的人还要继续跟进吗？难道是巴塞尔资本协议存在问题，还是另有原因？显然，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二、倡导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西方银行业分析
过去10多年来，1988年颁布的巴塞尔协议（也称为旧资本协议）已经成为国际银行业竞争规则和国际惯例。2004年十国集团的中央银行行长和银行监管当局负责人举行会议，对旧资本协议进行全面修改，一致同意公布《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即现在惯称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并决定于2006年底在十国集团开始实施。
在金融危机爆发时，虽然西方十国集团并没有完全实施巴塞尔资本协议，但其中许多的跨国银行自身在实施其中的一些准则或技术，采用内部模型来计量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如计算信用风险模型“信贷算法”（CreditMetrics）、KMV、CreditRisk、CreditPortfolioView、测定和管理市场风险的新工具――风险价值方法（VaR）、操作风险高级计量法等，目前已经成为大多数投资银行、商业银行、投资机构以及政府监管当局所采用的主流风险管理方法。
虽然西方十国集团的银行业制定巴塞尔资本协议，开发相关风险计量模型、方法，但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却遭受重创。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从适用范围看，巴塞尔资本协议仅限于商业银行。从机构来看，很多遭受重创的机构都不是巴塞尔资本协议的约束对象。巴塞尔资本协议的适用范围是指传统意义的商业银行，而对于金融组织体系中的其他金融机构，如投资银行、证券、保险业等，巴塞尔资本协议并不适用。但此次危机首先出现问题的机构恰恰是投资银行和住房按揭贷款公司，如贝尔斯登、雷曼、美林、新世纪等，这些机构都不受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制约。
第二，截至危机爆发，美国还没有实施新资本协议的银行。在危机爆发的起源地美国，一直对实施新资本协议持有消极态度，美国计划于2009年实施新资本协议，并且只有20家左右的大型银行采用内部评级高级法。而且美国监管当局对于如何具体实施一直争执颇大，银行也有比较大的抵触情绪。恰恰是在这个实施新资本协议不积极、金融市场又极度活跃、衍生产品日新月异的国家，爆发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可以说，直到危机爆发，美国的银行业还没有一家真正的新资本协议银行。
第三，对巴塞尔资本协议有重要影响的评级机构缺乏监管。在金融危机中经常被忽视的角色是评级机构。评级机构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银行风险管理中扮演了重要而又特殊的角色。评级机构的评级影响银行持有资产的风险权重等，但对评级机构的监管是一个空白。一些评级机构的不负责，更是助推了金融危机的形成，评级机构的评级行为同样具有顺周期特征。如对雷曼的固定收益衍生品通过母公司的信用支持获得了AAA信用评级，AAA评级降低了繁荣时期购买者（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本要求，而在金融危机爆发时，评级机构对这些金融产的降级，导致了购买者的资本要求严重上升，并触发了客户和交易对手的回购要求，最终这些公司都遭遇了评级机构的降级，引发了流动性危机。
第四，虽然美国等国家银行业没有实施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但却实际采用了其中的一些方法。但在金融创新过程中，由于历史数据较短，风险的估算常常发生偏差――这种偏差不是一两家金融机构的偏差，而很可能是系统性的偏差，比如次贷危机，AAA的次贷最终被证明是整个金融系统在房地产牛市行情中的整体估价错误。其结果是，当危机真实发生时，实际的流动性需求可能远远超过公司的估算：抵押品价值的贬损程度可能超过预期，从而要求更多的保证金支持――没有一个机构会为AAA级的债券拨备出30%的贬值空间（真实的拨备额不到2%），为AA级债券拨备出60%的下跌空间。实际上，当危机到来时，所有次级贷款的价值都发生了大幅贬损，AAA级债券目前已累计下跌30%以上，AA级下跌60%，A级跌幅超过70%，直追BBB及BBB-80%左右的累计跌幅。尽管各大金融集团都以AAA及AA级次贷为主，但各大金融集团在次贷中的投资损失率都达到20%以上。
风险资本计量有效运用的前提是对风险的准确鉴别和计量。但实践证明，风险远比人们想象的更难评估和量化。特别是在金融创新产品增加的情况下，监管规定和银行业实践经常滞后于金融市场发展。
第五，未考虑全部风险，主要是遗漏了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危机前，监管部门和银行业对风险防范的注意力集中在个别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资本充足率上。但次贷危机主要并非从个别风险也并非从资本充足方面，而是从系统性风险和流动性这两个被忽视的软肋攻破了金融体系。
第六，银行人为资本套利，规避资本要求。与巴塞尔协议实施过程相伴随的是银行业针对监管要求不断创造规避对策作监管资本套利的过程。其主旋律则是根据资本协议对风险的分类，相应创造符合协议中低风险条件的产品，或将表内资产转移到表外，通过降低风险资产总量，以降低资本和总资产比，提升杠杆力，达到扩张资产规模和提升ROE的目的。这实际上正是证券化产品高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之一。例如，根据巴塞尔协议，住房贷款风险权数为50%，而AAA级房贷证券风险权数更低，若采用CDS，则可进一步降低风险权数，相应地将资本和总资产比降至最低。
危机的实践证明，巴塞尔协议基于风险的资本充足标准是银行资本充足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还需要有其他条件补充。
三、作为参与巴塞尔协议的中国银行业分析
中国的银行能够在金融危机中一枝独秀，这与朱基的高瞻远瞩、大刀阔斧的改革是分不开的，即通过对国有银行注入资本，并上市融资。此后，国有几大银行得以轻装上阵，并达到巴塞尔资本协议要求，当资本充足率低于8%的标准时，不再仅是国家注资，而是通过市场行为融资达到监管要求。综合分析，我国银行业能避过金融危机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目前仍然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实际上混业模式并不能拯救金融机构，多元化也不能分散风险，反而会导致风险的复杂化和资本监管的漏洞，这在雷曼和AIG的案例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金融危机中，风险的串联大于风险的对冲，用复杂的混业模式来平抑风险，不如用业务结构的简单化来清晰风险的分担，也只有这样，评级机构和监管机构才能更加准确地评价单一金融业务的风险。
第二，中国在2003年启动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有效提升了银行机构的经营水平和抗风险能力，也被认为是中国银行机构能够有效抵御金融危机侵袭的重要原因。股改以来，中国主要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基本保持着“双下降”的态势，截至2008年12月末，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5，600多亿元人民币，不良贷款率为2.45%。而股改启动前的2002年，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高达4万亿元人民币，不良贷款率高达23.6%。
第三，中国银行业国际化水平低，没有深度参与国际金融市场。中国的金融机构在次债方面也有一些投资，这些投资也有损失，但是总的来讲，数量和比例都不大，能够消化。曾持有美国房地产次级贷款资产以及雷曼兄弟公司债券等危险资产的中国银行机构主要有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等。由于危险资产在上述银行总资产当中所占比例都在万分之一左右，因此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银行业的直接影响并不大。
第四，中国金融市场上衍生产品，如债券远期、远期利率协议、外汇掉期、利率互换等金融衍生产品，都是比较简单的基础性风险控制工具，不具备高杠杆性。如引发这次金融危机的住房贷款证券化产品，在中国较少，其他如信用衍生产品就更少了。
第五，我国银监会已经实施巴塞尔资本协议，出台了一系列的监管指引，对银行风险管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监管当局可以直接下达信贷规模、增速等指标，直接控制了银行的信贷规模。这些措施，有时可能比巴塞尔资本协议更有效。
四、对新巴塞尔协议的反思
虽然在金融危机中没有国家真正实施新巴塞尔资本协议，让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接受考验，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为此，巴塞尔资本委员会再次全球征求意见，着手对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进行修订。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银行的交易账户和银行账户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计算资本金。这样的机制激励了银行，在流动性较高的资产上持有大量的头寸，比如债券、外汇，2000年以后也渐渐增持了结构性产品，但是这种账务处理方法在金融危机爆发时出问题了。一些大银行看到信用风险与市场风险有不一致的资本准备金要求，便觉得有机可乘，想方设法把资产从计算信用风险的银行账户转移到计算市场风险的交易账户上去。这样，就可以用《市场风险补充案》所允许的内部风险模型来计算资本金需要量。
第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资产流动性也缺少关注。对于过分依赖于短期融资商业模型所产生的风险没有充分充实。尽管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要求银行以资本充足率、政府监管和市场约束为三大支柱的监管框架，但这些方式并没有充分强调银行自身对于风险的控制。因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只强调了资本，没有强调流动性。这个模型导致银行市场上长期缺乏对于资产流动性的风险意识，而导致银行破产的最终因素都是流动性危机。
第三，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系统性风险缺乏考虑。虽然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要求银行必须做压力测试，但却没有要求银行相应补充资本或计提损失准备。因此，在遭遇到金融危机这样的系统性风险时，许多银行遭受极大损失后，由于整个市场融资渠道失效，因不能有效补充资本金而倒闭或破产。
五、对我国银行实施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思考
根据研究，对交易额巨大的银行来说，采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内部模型法比标准法要节约资本20%～50%。相对来说，西方银行历史悠久，数据完整，可能采用内部模型法来计算风险资本。经过上百年的发展，欧美的金融机构都建立了一套严格的风险管理体系，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调查，十国集团国家的大银行已经基本建立起内部评级法，但在一些方面仍需要进一步完善。相比之下，非十国集团国家的商业银行差距更大，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更是比较落后，大多数银行还是停留在起步阶段。
或许有人会问，既然巴塞尔资本协议西方已占优势，我国可以不参加吗？实际上是行不通。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是一个“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作为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也就是强势者，这些国家制定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他们可以更好地实施，并强势在全世界推行，有利于增加他们的竞争力。作为弱势者，接受强势者制定的规则，意味着西方银行已先天占优，我国银行业是一个被动地接受者；不接受，意味着你不能参与这些国家的业务，这对我国的国际业务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但这个世界是强者制定规则的，你没有办法。就好比两人比赛，对手已经提前做好的准备，再宣布规则，你当然会吃亏。所以，这并不是一个接不接受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问题，而是如何实施的问题。因此，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对于中国银行业来说，巴塞尔协议的实施既是对银行风险管理的一个巨大挑战，又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银行业必须更加深化金融改革，提高金融效率，完善信息基础架构，积极着手开发适合于银行内部的风险评级系统，实行全面风险管理策略，拓宽资本补充渠道，规范信息披露，加强市场约束，才是中国银行业面对国际竞争的生存之道。
（作者单位：长沙银行）
主要参考文献：
[1]付正辉.商业银行资本管理与风险控制-释读《巴塞尔新资本协议》[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
[2]巴曙松，牛播坤，向坤.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实施路径的国际差异比较及其发展趋势[J].国际金融研究，2006.4.
[3]Joel Bessis.银行风险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4]Michel Crouhy，Dan Galai &Robert Mark.风险管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巴塞尔协议三范文第7篇
关键词：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资本充足率 商业银行 资本监管
当前，我国商业银行近两年银行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其中在资本充足率管理和资本监管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与《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这两个重要文件的相继颁布出台并赋予实施，标志着资本监管日趋重要和逐步规范化，它已成为国际银行监管的核心内容。
一，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和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出台背景
1、《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出台的背景
2004年6月26日，十国集团的中央银行行长和银行监管当局负责人举行会议，一致同意公布《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即新资本协议的最终稿，现在普遍称之为“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并将于2006年年底在十国集团开始实施。
199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首次制定了国际公认的最低银行资本定义及计量方法，设计时采用简单的标准，以便能够应用于不同国家的各类银行。虽然1998年协议最初仅适用于十国集团国家的国际活跃银行，但是它迅速成为衡量银行清偿力的标准，并且目前已经被100多个国家以不同方式采用。协议最初只关注信用风险资本，随着监管需要巴塞尔委员会对其进行补充修订，增加了市场风险资本要求。但是1998年协议采用粗略的风险分类方法，对同一类借款人的风险暴露采用同一风险权重，而不考虑每个借款人信誉和风险方面可能存在的差异，并且1998年协议确定的计量资本的简单方法对很多银行已不再适用。
在1998年协议的框架基础上，巴塞尔委员会确定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总体目标是促使银行保持充足的资本，努力完善风险管理。从而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此目标将通过相辅相承的三大支柱实现。第一支柱对1998年资本协议所提出的最低资本要求进行了完善。力求将最低资本要求与每家银行实际面对的经济损失风险紧密地结合起来。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则代表着资本监管的创新。“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代表了资本监管的大趋势。
2、《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起草背景
《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由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04年2月23日公布：3月1日起正式实施。单从颁布与实施时间间距来看，仅有一周的时间，这在我国银行监管法规上是很少见的。同时也显示出我国银行机构实施资本充足率管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从全球的范围来看，199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已被100多个国家采用，并写入《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成为资本监管的国际标准。作为1998年巴塞尔协议核心资本充足率的要求，8％的比率是根据发达国家银行市场经验得出的，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实际上是低估了发展中国家银行业的风险。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印度、俄罗斯、马来西亚、土耳其等国家的最低资本要求都高于8％，而我国却一直徘徊在巴塞尔协议之外，离资本充足率8％的最低标准尚有不小的差距。与此同时，我国的对外开放不断深入，2000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其中金融行业仅有5年的过渡期：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和境外上市的步伐也在加快，我国的会计准则也逐步向国际会计准则靠拢。说明我国开放由被动应对适应国际规则转变为主动参与或靠拢通行的游戏规则。银监会成立之后，引进国际通行的监管制度和监管规则的节奏明显加快。同时，西方国家即将在2006年年底启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也迫使中国监管当局考虑我国的资本监管制度未来发展走向、实施路径和跟进步骤。因此，按照“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三大支柱框架构建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是我国银行业的现实选择，也有助于我们循序渐进地达到新资本协议的各项目标。
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与“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实施目标的比较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实施目标是强化资本约束和提高风险资本框架的敏感度，建立全面风险管理机制；对风险高的借款人采用更高的资本，低风险则低资本，而且对操作风险提出了明确的资本要求。对于能够提供全面准确的计量指标并能有效地控制各类风险的银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将通过降低资本要求的形式给予明确的鼓励。巴塞尔委员会认为银行内部各类风险的有效监督检查十分重要。这样才能确保银行的管理层做出有效的判断，对各类风险安排充足的资本。
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实施目标是在实施1998年协议的基础上逐步提高资本监管的水平，在实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动态进展过程中缩小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差距，逐步完成资本监管向国际统一规则的趋同和过渡。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也旨在建立激励相容的资本监管制度，充分体现激励和约束相平衡的原则。在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中，商业银行承担维持资本充足率的最终责任，对商业银行实行分类管理，奖优限劣，促使商业银行完善约束机制，稳健发展；为商业银行多渠道筹集资本奠定了法规基础。
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具体内容的比较
1、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创新与突破
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吸收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有关风险资产的规定。与1998年协议相比有几大突破，总体上符合我国目前的监管实际。一是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首次规定对资本充足率监督检查，1998年协议没有规定对资本充足率进行定期检查，这次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具体明确了监管职责，核心内容是按资本充足率的高低，把商业银行分为三类，即资本充足、资本不足和资本严重不足的银行，并分别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二是要求在充分计提贷款损失准备基础上计算资本充足率。过去对各银行风险特别是对投资损失的风险难以防范，现在对风险资产和一般资产计提损失准备都提高了标准。贷款损失准备应计入成本，这样会使各银行的可分配利润减少，致使目前各行的资本充足率有所下降。三是合理确定各类资产的风险权重。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对1998年资本协议不合理的规定进行了调整。四是对信用风险做出更严格的规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在计算风险资产中要求对表外业务的信用风险计提资本成本。并规定表外业务信用转换系数和交易对手的风险权重。
2、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监管要求差别
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从风险管理目标和政策、资本充足率计算的并表范围、资本、资本充足率、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几个方面细化了披露要求。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相比，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主要有五项不足：一是第47条没有提到对“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的管辖权”。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对此假定宗主国对其分支机构进行了有效监管，东道国对外国分支的管辖权与监督检查权未有明确规定，甚至连检查的周期也未提及。二是“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除了考虑市场风险，还对操作风险做了具体规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要求商业银行到2006年底前完成过渡，但对按目前标准达不到要求的银行，监管部门将采取何种措施。没有做出明确规定，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还有差距。三是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仅对商业银行提出资本监管要求，而对银行的附属机构或子公司的资本充足率没有明确规定，仅说明并表后达到8％，至于如何并表，未做任何界定。对于金融控股公司或综合集团的资本监管仍为空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则将资本监管规则将应用于银行集团的每一层面上，对集团公司、母国银行、海外分支做了具体的要求。四是对操作风险的管理没有涉及。“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操作风险的定义、风险资本均作出要求，并要求使用专门的计量模型估计操作风险。
巴塞尔协议三范文第8篇
历经数月的讨论与争议,由27个国家银行业监管部门和中央银行高级代表组成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9月12日正式宣布,各方代表就《巴塞尔协议III》的内容达成了一致。这一被视为近几十年来对银行业监管的最大规模改革方案在强化银行资本风险管理的同时将会驱使银行业的经营格局发生重大洗牌和变局。
三大核心内容
从属于国际结算银行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是一个国际性的金融组织,其最显著的贡献就是制定了为各国银行监管部门所认可和使用的巴塞尔协议I以及巴塞尔协议II和目前的巴塞尔协议III。
诞生于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I第一次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国际通用的、以加权方式衡量表内与表外风险的资本充足率标准,而1999年形成的巴塞尔协议II则提出了以资本充足率、监管部门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为三大支柱的新资本监管框架。金融危机之后,根据G20达成的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共识,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去年12月开始启动了巴塞尔协议的修订和完善工作,并最终形成了巴塞尔协议III。
新的协议主要是针对银行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的一项综合银行监管指标体系。目前各方达成一致的还是银行资本充足率,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最低资本金比率要求根据巴塞尔协议III的规定,全球各商业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限将上调至6%,由普通股构成的“核心”一级资本占银行风险资产的下限将提高至4.5%。另外,各家银行应设立“资本防护缓冲资金”,总额不得低于银行风险资产的2.5%,这意味着,银行将必须把最低核心一级资本比率提高到7%(银行每投资或放贷100美元,就需要留出7美元用作储备;贷款和投资的风险越高,要求的资本也越高)。
一级资本的限制性定义巴塞尔协议III对银行资本的定义做出了更加严格的界定,即一级资本只包括普通股和永久优先股,并要求银行在2017年底前满足更严格的资本定义。
过渡期安排为了减缓市场对巴塞尔协议III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忧虑,监管机构给出了8年的缓冲时间让银行逐步适用新规则。其中,在全球各商业银行达到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限要求方面,过渡期限为2013年升至4.5%、2014年为5.5%、2015年达6%;在达到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方面,过渡期限为2013年升至3.5%、2014年升至4%、2015年升至4.5%;同时,截至2019年1月1日,全球各商业银行必须将资本留存缓冲提高到2.5%。巴塞尔协议III要求各成员国从2013年1月1日起将协议列入法律当中,并且要求从当日起各成员国的商业银行必须满足其最低要求。
相较原有的巴塞尔协议,巴塞尔协议III的突破表现在,一方面,资本充足率要求明显的提高,其中银行一级资本率比原来提高了2%,核心一级资本率比原来高出3倍多。虽然在巴塞尔新规下银行可以将核心资本比率降低到7%以下,但可能会面临分红、派息以及股权回购等方面的限制,特别是一旦银行的资本金比率降低至4.5%以下,将面临严厉的监管制裁,可能由国家监管机构出面干预;另一方面,巴塞尔协议III第一次提出了资本缓冲资金的规定,该规定将从2016年1月开始启用,并于2019年1月完全生效。
妥协性产物
相比巴塞尔协议I和II的制定和实施动辄花费十余年时间不同,巴塞尔协议III的出台可谓神速,即便是从雷曼兄弟破产算起,也才仅用两年的时间就敲定了方案。不过这两年间,巴塞尔协议III也是数易其稿,而此次公布的正式协议明显异于最初版本的主要特征体现在,由于受到来自银行的广泛压力,也为了如期推出新协议,巴塞尔委员会不得不做出了适当的妥协。
对于巴塞尔协议III有关内容的争议主要集中在美欧等发达国家之间。相比于美国而言,很多欧洲国家对于落实更严格的资本规定都持紧张和保守的态度,特别是美国和德国之间的角力异常激烈,其中前者希望落实期间最长为5年,德国则主张延长至10年。因此,为了能够使本国利益不受损失,欧洲不少国家银行业及政府团队就巴塞尔协议III的制定进行了近一年的游说,最终达成了一个妥协的协议。
与最初版本相比,监管指标的明显放松是巴塞尔协议III妥协性特征的集中表现。如巴塞尔委员会原拟定的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6%和5%,但由于德国希望分别降低50基点,最终协议保持了6%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但将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降到了4.5%。此外,虽然德国坚持新规的过渡期应为10年的要求由于鲜有支持者而未能如愿,但最终协议却同意在2017年年底以前银行可以将获得的政府救助资金计作普通股,而这按协议的资本定义是不合条件的。另外,关于其它从严定义资本的规定,国有银行亦可获得额外5年的豁免期,这对于拥有大量非上市国有银行的德国来说的确是一大让步。
当然,美国也应该是监管指标放松的大赢家。据巴克莱资本估算,由于有了“妥协”,美国35家最大银行控股公司仅需拿出1150亿美元的新股本或留存收益,就能满足一级资本金比率的规定,比之前预期的减少了一半。
对银行反周期缓冲资本要求的搁置可以看作是巴塞尔协议III妥协性的另一大标志。除上述2.5%的资本缓冲资金外,巴塞尔委员会7月份还特别提出了一个逆周期资本缓冲要求,即在经济繁荣时期,银行应额外划拨零至2.5%的逆周期缓冲资本,以防止信贷过度增长,同时又可在经济不景气时帮助吸收亏损风险。这部分资本由普通股或其他可完全吸收亏损的资本构成。不过,巴塞尔协议III并没有对此进行明确,对此,巴塞尔委员会表示将与各国监管部门协商,以确定这一缓冲资本的具体实施条件。
正是由于是一种妥协性的产物,巴塞尔协议III得到了美欧央行的高调拥护和支持,因此,今年11月在韩国首尔举行的G20峰会通过和批准该协议已经没有多少悬念。
各国影响不一
虽然各国对于巴塞尔协议III都投了赞成票,但由于各国银行的生态状况不一样,新规所产生的影响会有很大的差别。
为了减少自身的负债数额,美国、加拿大等国银行在金融危机中都已经添加了新的管理资产的基金,不过,即便是经过了2009年的压力测试,美国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目前也只有4%,而且据摩根士丹利分析,如果按照一级资本的最新定义,包括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在内的7家美国银行也将面临一级资本充足率不足的局面。依据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2009年年报分析,其一级资本充足率达到了11.67%和9.25%,但若在新的定义实施之后,二者的一级资本充足率可能会低于6%。
与美国银行业相比,欧洲的商业银行在一级资本充足率上更加捉襟见肘,其中受冲击最大的应该是欧洲一些大型银行,如德意志银行、爱尔兰联合银行、爱尔兰银行和奥地利第一储蓄银行等都将陷入资本充足率不能满足新规定的麻烦。正因如此,欧洲银行业未来10年可能必须筹集数千亿美元计的新资本,而且德意志银行日前已经宣布增发总计100亿欧元股票的计划。据研究资料显示,虽然德意志银行的增资安排是为了将部分所筹资金用于增持德国邮政银行的股份,但为了满足巴塞尔协议的新要求,德银肯定会调整后者的资本结构,使其符合银行资本新规的要求。由于德意志银行本次的增资计划是其历年来规模最大的增资计划,也是欧洲今年以来最大的银行增资案,因此不难预计,更多的欧洲银行将追随德意志银行公布各自的增资计划。
巴塞尔协议三范文第9篇
[关键词] 《新巴塞尔协议》 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内部评级法
2004年以来，我国银行系统的一系列大案要案，暴露了我国商业银行系统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如今混业经营正成为我国商业银行运作的趋势，但新业务在产生的同时也蕴藏着巨大的风险。作为国际商业银行监管风向标的《旧巴塞尔协议》，自其产生之日起就为各国商业银行的监管提供着可供参考的指标和依据，其几经改革和变迁，体系和框架日趋成熟，逐渐为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所接受。因此，怎样在《新巴塞尔协议》框架下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制度，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新课题。这一课题对于我国实现入世承诺，于2007年年底前全面开放银行业，显得尤为重要。
一、《新巴塞尔协议》与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关系
从表面上看，《新巴塞尔协议》侧重的是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和监管当局的监督。其实，《新巴塞尔协议》在更深层次上，是一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规范文件。
首先，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诸多内容中的核心部分就是风险控制。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有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等，《新巴塞尔协议》在根据不同的资产面临的风险提供不同的风险系数的基础上，提出内部评级法，使资本充足率与银行面对的风险更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其次，《新巴塞尔协议》在制定之前，吸收了2003年7月美国COSO公布的《风险管理整体框架》(草案)的理念，即八个因素：内部环境、目标设定、事件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对策、控制活动、信息和交流、监控。众所周知，COSO是美国自律性的内部控制规范制定组织。《新巴塞尔协议》对其理念的吸收，说明加强内部控制，提高风险管理水平，不仅是企业界的共识，还是商业银行经营满足安全性、赢利性和流动性要求的重要方面。
另外，根据众多国家实施《旧巴塞尔协议》的经验，《旧巴塞尔协议》在改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制度方面有十分显著的作用。无庸置疑的是，实施《新巴塞尔协议》，必然迫使商业银行改变风险资产机构，提高资本充足比率。这个过程，会带动商业银行多方面的改变：通过有效的资产负债管理和表外项目的控制；对资产相对收益和风险进行比较，实现资产组合优化；协调统一的资本比率和风险权数也有利于商业银行之间的比较，以便迅速找到不足，提高营运效率。
二、《新巴塞尔协议》的基本内容
《新巴塞尔协议》主要由三大支柱构成;第一支柱对于最低资本率仍然要求维持8%，内容包括:建立内部评级系统、修正标准法规定、提供信用风险减轻交易的计算方式、资产保全以及增订操作风险要求。第一支柱第一次对操作风险提出了明确的资本要求，鼓励好的银行自行建立内部评级机制，以期符合自身经营特性。
第二支柱提升了监督检查的作用，旨在鼓励银行为了识别、度量和控制风险，发展适合自身特征的内部风险资本评估，为银行监管提供了防止银行无正当理由的减少资本进行监管干涉的依据。
第三支柱体现了巴塞尔委员会通过增加透明度促进市场约束的努力，特别强调资本和资本充足率披露(其中含有资本结构的组成和监管资本率)，包括风险暴露的风险信息的市场披露(其中含有信用、市场、利率和操作风险)。
三、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与《新巴塞尔协议》的比较
为了实现与国际银行运作机制的接轨，我国银监会于2004年3月1日颁布实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两者有联系，也有不同：
1.《办法》在许多方面借鉴了《新巴塞尔协议》的内容，将第二支柱――监督检查和第三支柱――信息披露的内容包括在内；《办法》还借鉴了新资本协议标准法，在计算风险时摒弃以OECD成员与否决定风险权重的不合理做法，使用外部信用评级公司的评级结果确定商业银行境外债权的风险权重；在资本要求计算方面，《办法》合理确定各类资产的风险权重，并对《旧巴塞尔协议》不合理的部分进行了调整。
2.《办法》参考《新巴塞尔协议》第二支柱和我国《银行监督管理法》第四章的规定，明确了监管当局的监督职能，在资本充足率的监督检查方面建立了一套操作性强、透明度高的标准和程序，其中，监督检查的核心内容是按照资本充足率的高低，把商业银行的类型划分为三类：资本充足、资本不足和资本严重不足。为了防止资本充足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降到最低监管标准以下，监管当局可以采取干预措施；对资本不足的银行，监管当局可以采取纠正措施；对资本严重不足的银行，监管当局还可要求商业银行调整高级管理人员，并依法对商业银行实行接管或者促成机构重组，直至予以撤销。
3.《办法》与《新巴塞尔协议》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没有明确将内部控制的操作风险纳入资本监管。之所以有这个重大区别，是因为我国银行的内部控制机制不健全，内部评级系统始终处于不健全的状态。商业银行虽然已经根据《旧巴塞尔协议》建立了风险管理的基本框架，但是风险资产的测算工作始终未能制度化。风险测量成本高、信用环境差使得内部评级系统的建立和推行存在巨大障碍。
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办法》规定2007年1月1日为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最后达标期限。近两年，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纷纷达到标准要求，成功上市。
四、《新巴塞尔协议》框架下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制度要点
多种障碍因素的存在，使得我国目前不具备全面实行《新巴塞尔协议》的现实条件。但是，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强调：“在满足最低资本监管要求的同时，商业银行还应当重视改善风险管理”。可见，在2007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制度必然会向《新巴塞尔协议》过渡。根据我国的现实，这一制度有以下几个要点：
1.确定外部评级机构，关注信用等级转移概率。针对信贷业务，传统的内部控制主要是“审贷分离”制度。《新巴塞尔协议》特别强调内部信用管理问题，最主要的做法就是内部信用评级法。我国目前《办法》主要借鉴的是《旧巴塞尔协议》的做法。但是经过比较，可以发现，只要在原法的基础上稍加改进，便可以达到《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新巴塞尔协议》和《旧巴塞尔协议》在内部信用评级法上的不同如下表:
表《新巴塞尔协议》和《旧巴塞尔协议》在内部信用评级法上的不同
构建外部评级机构，让其在内部信用评价法下发挥作用，是实现商业银行有效内部控制的有效途径。
其次，这个制度要关注信用登记转移的概率。结合表1来讲，就是某一项资产的信用级别由AAA转移到BBB的概率是多少。这一概率的计算，主要的工作室做好内部信用评级的管理，这种管理除了给出评级级别结果外，还侧重于级别的变化和变化的方向、程度的大小等，同时要掌握变化的可能性以及变化的趋势。因此，商业银行建立自己的信息库，并将信息库在商业银行之间的互通和共享十分有必要。
2.新兴业务必须强调在险价值。我国商业银行很重视开展新兴业务，比如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国债买卖等。这些业务所蕴含的风险不同于传统信贷业务，在内部控制上也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因此必须强调其在险价值（value at risk），尤其是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新巴塞尔协议》提倡商业银行应该有自己的内部风险和内部评级模型，并用这些模型去解决新业务带来的新风险。由于我国目前利率并未市场化，金融市场也没有相应的衍生工具来规避利率变化带来的市场风险，因此，国债买卖业务亟需构建相应的内部控制制度。而对于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业务，信用风险，特别是提前还款风险，也需要制定相应内部控制制度来进行控制。
3.构建独立的内部控制评价部门。西方许多国家的银行都建立了内部控制评价部门，该部门独立于整个企业的风险，从而保证客观、公正、独立、透明化监督的作用。这与《新巴塞尔协议》的主旨不谋而合。2002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内部控制指引》要求建立独立的评价监督部门内来考核内部控制的建设。目前我国许多银行都没有建立独立的评价监督部门，这一部门的缺失，使得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处于相对无序状态，大大降低了银行识别风险和防范风险的能力。
3.对于金融衍生产品的内部控制。《新巴塞尔协议》建议商业银行使用金融衍生产品来规避风险、适时获利。许多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也十分注重发展金融衍生产品业务。但是，金融衍生产品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在内部控制机制不利、技术能力不强的情况下加以利用，后果可能是很严重的，巴林银行、远东证券就是典型的例子。我国目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金融衍生产品，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分业经营制，商业银行涉足证券业主要是以“商”的角色出现。但是对于金融控股公司控股下的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的业务往来，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混业经营，因此，尽早在金融衍生产品这个方面进行风险权重的规定和控制，不仅必要，而且紧迫。
可喜的是，虽然我国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制度在向《新巴塞尔协议》过渡的过程中，有许多的障碍和问题，但是，一些有实力的银行，比如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建立了自己针对《新巴塞尔协议》中内部信用评级的研究队伍，而以中信实业银行为代表的中小银行则采取了与国外公司联合开发内部评级系统的策略。《新巴塞尔协议》框架下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制度已经初现雏形，监管当局应当顺应国际金融发展趋势和我国金融体系对内部控制制度构建的需要，尽快改进相关法规，促进我国商业银行的健康、快速发展。
巴塞尔协议三范文第10篇
论文内容摘要：从新旧巴塞尔资本协议的产生到目前新协议难以顺利实施的过程来看，公平原则在其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新巴塞尔协议的顺利实施，公平原则仍是其关键所在。
2001年6月25日，巴塞尔委员会发表了《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或称巴塞尔资本协议п）第三个征求意见稿，同时决定将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完成新协议制定的日期以及正式实施新协议的安排都向后推迟。按照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进程安排，2003年第4季度才能正式公布巴塞尔资本协议ⅱ的定稿，2006年银行同时按巴塞尔资本协议ⅰ和ⅱ运作，2006年底到2007年初，新巴塞尔资协议正式生效。但实际上，巴塞尔资本协议п是否能够如期实施及实施后能否产生满意的效果，目前不太乐观，新资本协议的顺利实施正面临着各国银行和监管当局巨大的挑战。
为什么出现这种状况呢？笔者以为，关键还在于能否实现各国之间、各银行之间公平待遇的问题。从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ⅰ的产生到1999年6月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的出台以及目前两易其稿难以顺利实施的一系列过程来看，公平原则在其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公平的涵义
何谓公平，学术界并无定论，公平往往与公正、平等、正义等概念相互替代使用。亚里士多德的公平概念迄今为止具有最大的影响力。他将公平分为分配的公平和矫正的公平，前者指利益、责任、社会地位等在社会成员间的分配；后者指社会成员间重新建立原先已经确立起来、又不时遭到破坏的均势和平衡。他的公平概念的另一内容是平等，即要求法律平等地对待争议各方。而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观是公平的正义观，他的正义包含两个原则：一是平等自由的原则，每个人都应享有与其他人一样的、最广泛的、全部的、平等的基本自由；二是机会的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的结合。这两个原则的主旨是，要完全平等地分配各种基本政治权利和公民义务，同时尽量平等地分配社会合作中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和负担，坚持各种职务和地位平等地向所有人开放，只允许那种能给最少受惠者带来最大补偿利益的不平等分配。罗尔斯的理论是迄今为止西方社会上所有对公平价值观念所作的解释中最令人满意的一种。
巴塞尔资本协议与公平原则
公平竞争呼吁统一的资本充足性比率管制
巴塞尔协议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体现在1988年7月通过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报告》，即通常人们所称的《巴塞尔报告》，或称巴塞尔资本协议ⅰ。报告的核心是树立了8%的资本充足率的思想，使得从事国际国内业务的各国银行在银行的资本充足性管制方面有了国际统一的标准和内容。
而从新协议的名称《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中可以看出，巴塞尔委员会依然继承了旧巴塞尔协议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思路，将资本金要求视为最重要的支柱。事实上，银行资本充足管制已经逐渐成为了银行监管制度的核心。
斯蒂格勒（stigler）等人主张的“管制新论”（the new economic theory of regulation）将管制视为管制集团与被管制集团间锱铢必较的政治程序，是被管制集团提出要求、管制集团满足这种要求并从中获利的一种商品，也就是管制是一种存在需求和供给的商品。按照这种观点，银行资本充足性管制也是由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决定的一种商品。但笔者认为，银行资本的充足性管制主要是由需求决定的，其供给决定于需求，或者说供给是需求的函数。
在诸多银行资本充足管制需求的原因当中，除了降低破产风险的需要、降低道德风险的需要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需要就是市场经济追求公平竞争的需要。由于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存款者无法甄别不同银行的风险大小，会造成资本少的银行可以获得同等甚至超过资本多的银行所能获得的存款，出现少量资本获取相对更多利润的状况，不符合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原则。巴塞尔资本协议ⅰ之所以规定一个统一性的资本充足比率，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世界金融市场银行业务公平竞争的原则而提出的。世界金融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比国内市场更加严重，从而可能出现资本少的跨国银行在竞争中反而占优势的现象，这不利于世界银行业的发展。巴塞尔资本协议ⅰ制定了一个统一的可比标准，至少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上实现了公平竞争，要求从事跨国业务的银行应当持有一个最低资本。
公平原则呼唤新的巴塞尔资本协议
尽管巴塞尔资本协议ⅰ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上实现了公平竞争，并且简单易行、具有很强的操作性等优点，但同时也正因此而被指责为过于简单和粗糙。的确，8%的资本充足率指标虽然已经深入人心，但8%成为标准的依据仍不得而知。事实上，该比率是否合适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由于不同银行的资产结构和面临的风险各不相同，特别是不同国家银行的情况差异更大，8%会是最佳资本充足率和最优资本比率吗？
实证分析显示，各国银行之间的最佳资本比率是肯定不同的。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的比率，这种“一刀切”的管制方式是否有悖于公平原则的初衷？实际上，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1995年早已认识到这种“一刀切”的资本充足管制方式已不能适应现代金融的发展，于是在1996年公布了《巴塞尔协议市场风险修正案》，允许各银行采用内部模型法，作为对标准方法的替代。内部模型法允许各银行采用自己设计的风险评价模型，以决定他们的金融资产组合的风险。
除此之外，1988年的巴塞尔资本协议ⅰ还有许多令人不满意的其他规则，使得各国监管当局按照自己的一套规则行事，同样出现了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正因此种种原因，巴塞尔委员会1999年6月出台了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新协议的主旨重在对银行资本金进行精确计量并与其潜在风险相匹配，使监管资本具有更高的风险敏感性和激励相容性。新协议对信用风险的资本要求给出了两种具体方法，即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从巴塞尔委员会的观点及世界银行业信用风险管理的趋势来看，内部评级法是风险管理发展的主流和趋向。内部评级法在提高对风险敏感性的同时，更加强调银行内部对其风险特征的评估。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同样可能导致不公平的环境
如果目前巴塞尔资本协议п只是为了要成稿而使之成为政治妥协的产物，就更让人担心，各国监管当局会在执行协议时各行其是，不仅谈不上公平的竞争环境，而且意味着银行又回到巴塞尔协议出台前的无序竞争状态。
此外，巴塞尔资本协议п对不同银行集团在竞争环境上有着倾斜性。新规则不仅因为其复杂性，而且因为协议第二支柱下的监管检查程序不可避免的主观定性问题，因而增加了很多的障碍，造成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不能像大银行那样应用内部评级法，小银行将被该协议置于严重的不利竞争地位。按照目前的巴塞尔资本协议п，大银行可以使用自己的风险评估模型，据估计可以节省20%到30%的监管资本，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再次显现出来。
从巴塞尔资本协议п实施的可能效果来看，也许会加剧这种不公平竞争。根据2001年9月花旗集团下属机构schroder salomon smith barney的一项研究报告，新协议下竞争的胜利者将是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银行，他们将能节省20%到30%的资本，从而可以用剩余的资本发展业务。而同时，那些较小的银行会发现其监管资本要求急剧上升。进一步的连锁反应是，新协议的实施会加速银行间的并购活动，甚至出现超级的大型银行，造成银行市场被少数银行垄断的局面，从而更不利于银行之间的公平适度竞争，并使得金融系统风险扩大。
结语
新巴塞尔协议无疑是对旧巴塞尔协议的一次具有创新意义的扬弃，它比旧协议更复杂、更全面，充分考虑了银行可能面临的多种风险；其风险敏感性也越大，较全面地考虑了引起风险的多种因素；它还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和激励相容性。此外，信息披露的要求也使银行更透明地面对公众。
但是，应当看到，新巴塞尔协议同样存在很多有待完善之处，实施后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难以判断。旧巴塞尔协议产生，基于了公平竞争的原则；新巴塞尔协议取代旧巴塞尔协议以及顺利实施新巴塞尔协议，公平原则仍是其关键所在。如何做到公平和效率、标准和灵活、激励和约束、风险和收益最佳的协调，可能是监管当局永远追求的理想目标。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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