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塞尔协议Ⅱ”到“巴塞尔协议Ⅲ”:改进及对银行业的影响

如果把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称为“巴塞尔协议Ⅰ”，2004年的巴塞尔协议称为“巴塞尔协议Ⅱ”，2010年的巴塞尔协议可以称为“巴塞尔协议Ⅲ”。2008年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对定稿不久的“巴塞尔协议Ⅱ”形成了事实上的冲击，与其说“巴塞尔协议Ⅲ”是对“巴塞尔协议Ⅱ”的补充和完善，还不如说是对金融危机的补救和应对措施。目前各国监管机构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实施“巴塞尔协议Ⅲ”，新的监管规则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巴塞尔协议Ⅲ”的改进思路

在“巴塞尔协议Ⅱ”监管要求的基础上，“巴塞尔协议Ⅲ”对金融危机中银行暴露出的主要问题，如资本质量不高、数量不足，场外衍生交易产生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计量不够审慎，对再次资产证券化暴露产生的信用风险及流动性风险管理薄弱等，从内部风险控制机制，监管资本和风险加权资产计量、市场交易机制等方面有针对性地明确和加强了监管要求。

对西方银行业可能的影响

“巴塞尔协议Ⅲ”的改进措施对银行的不同业务以及不同资产负债结构的银行影响程度会有所不同，总体上看，银行业的盈利能力会受到较大约束。

对资本充足率的影响

“巴塞尔协议Ⅲ”直接提高了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同时提高了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构成项的标准，使不少银行面临着补充资本的压力。根据2010年末巴塞尔委员会公布的定量测算结果，参加测试的大型银行(定义为一级资本至少30亿欧元)平均资本充足率从11.1％下降到5.7％，以总资本计算，平均资本充足率从14％下降到8.4％。如果银行普通股一级资本充足率不能达到9.5％(即，最低4.5％加保守性缓冲2.5％，再加上2.5％反周期缓冲)，会被要求按比例留存收益，不能随意分红。

“巴塞尔协议Ⅲ”确定的普通股一级资本比率水平与留存收益的比例。

可以预计，为了满足监管新规对资本充足率的苛刻要求，资本不足的银行会加快利用资本市场筹集一级资本或通过减少派息比率来保证留存利润，以补充资本。汇丰银行集团在2010年年报中披露，预计因为“巴塞尔协议Ⅲ”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和证券化暴露计算风险加权资产的方法发生改变，导致风险加权资产增加；渣打银行集团则预计实施“巴塞尔协议Ⅲ”会使该集团未来的核心一级资本比例下降1％。

对场外衍生交易和CDO(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等再次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影响

在场外衍生交易中活跃的银行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巴塞尔协议III”通过调整内部评级法计算风险加权资产公式中的相关系数，在监管资本中反映金融机构场外衍生交易对手的“信用估值调整风险”和错向风险(wrong-way risk)。此外，要求银行满足对抵押品管理的要求，并相应地进行压力测试，以及鼓励场外衍生交易从场外向中央清算单位集中的措施，也会促进银行调整场外衍生交易的业务策略。

“巴塞尔协议Ⅲ”对列入银行账户的再次资产证券化暴露赋予了比资产证券化更高的信用风险权重，外部评级A-以上级别再次证券化暴露的风险权重是证券化暴露的2倍，对BBB+到BBB-级别是2.25倍。风险权重的增加迫使银行不得不重新考虑拓展再次资产证券化业务的资本占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银行从事这类业务的积极性。对于列入交易账户的再次资产证券化暴露，监管资本计算更为复杂，要求银行考虑压力情形下VAR值，增量风险(incremental risk)的资本要求和证券化暴露的资本要求(包括考虑交易组合的相关性)。2010年末巴塞尔委员会公布的定量测算结果表明，考虑压力情形下VAR值导致参加测试银行的监管资本要求平均上升2.6％，而增量风险和证券化暴露方面的规定导致监管资本要求平均上升6.9％。

对流动性风险的影响

流动性风险的两项新监管指标对银行的成本控制、盈利能力以及全球金融市场的流动性都会产生直接影响。为了弥补高质量流动性资产的不足，银行不得不增加持有流动性高的资产或延长融资期限，降低期限错配，或者减少发放对流动性影响较大的贷款，无论哪种方法都会导致银行总体盈利下降。此外，流动性覆盖率的硬性要求还可能减少银行融出期限在30天以内的资金的意愿，降低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

无论是流动性覆盖率，还是净稳定性融资率，计算时对不同资产流动性风险权重的设计事实上鼓励银行寻求更多的零售存款，银行之间对零售存款的争夺必然会增加银行获得零售存款的成本，最终影响银行的盈利能力。

对中国“系统重要性银行”可能的影响――案例分析

对于公司暴露、零售暴露、金融机构暴露和暴露，“巴塞尔协议Ⅲ”和“巴塞尔协议Ⅱ”在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下计算监管资本的规则上没有发生改变。为了评估内部评级法初级法对中国“系统重要性银行”可能的影响，下面根据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和交通银行2010年年报披露的信息，对四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状况做模拟估算。

估算主要参数假设

由于没有四家银行内部评级法主要参数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和违约暴露的数据，对、银行和公司暴露，违约概率使用渣打银行2010年年报中披露的数字，实际是假设四家银行三类债务人的违约概率与渣打银行相同。违约损失率取内部评级法初级法下标准监管值45％；零售暴露，违约概率和违约损失率都采用渣打银行披露的相关数字，假设四家银行零售债务人／债项风险与渣打银行相同。违约暴露采用四家银行对应到内部评级法暴露类别下的余额作为替代。

对于四家银行的违约类资产，假设其估计的预期损失都超过债项的违约损失率，在计提的减值准备中已经全部反映，监管资本要求为零；对其他类资产，采用统一的风险权重100％。

主要资产与内部评级法下暴露类别的对应

内部评级法对承担信用风险的资产有特定的分类规则，为估算方便，将该规则与四家银行年报中资产类别的披露大致对应如下。

为了便于估算，将客户贷款和垫款按照公司和零售分开，公司贷款再按短期和中长期分开，分别使用期限2.5年和5年计算监管资本；个人住房贷款对应内部评级法下以房地产做抵押的零售暴露，信用卡垫款对应合格的循环零售暴露，而个人消费贷款和个人经营性贷款对应其他零售暴露。债券投资中，除了政府、中央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债券以外的其他债券资产，与存放、拆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归并为一类，使用48.42％的风险权重计算监管资本(即假设其他债券的发行主体及存放和拆放的对象全都是银行)。现金类资产信用风险权重为零，如果数据中无法将现金与存放央行款项区分开，统一采用42.68％的风险权重。

估算的结果

结论

上述估算仅是第一支柱下的信用风险加权资产部分，未包括市场风险加权资产和将来可能纳入的操作风险加权资产，综合考虑上述估算的保守程度，预计实施内部评级法初级法后四家“系

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约在9％～10.5％，核心资本充足率约在7.5％～8.5％。比照“巴塞尔协议Ⅲ”普通股一级资本充足率达到9.5％才不被限制分红的标准，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在实施“巴塞尔协议Ⅲ”的未来几年内应该考虑提高留存收益的比例，以补充核心资本，提高核心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由于估算数据的局限，对四家银行同类型的信用风险资产采取了相同的信用风险权重，导致资产规模成为决定估算资本充足率水平高低的主要决定因素。事实上，客户贷款和垫款是四家银行承担信用风险最主要的资产，每家银行各类债务人违约概率和零售违约损失率肯定不同，采用相同的风险权重模糊了客户／债项信用风险的差异性，造成估算结果存在一定的局限。

也应该看到除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各类债务人违约概率或违约损失率好过渣打银行，而且能有信心地证明与这些债务人的实际违约率状况和损失率相比，预测值至少是保守的。否则，内部评级法本身蕴涵的监管风险偏好和目前我国银行业以贷款为主，公司类贷款中中长期贷款占比又远高于国际同业的现状非常可能导致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因为实施内部评级法而降低资本充足率。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就会与全球银行业试图通过内部评级模型精细化地度量风险，从而提升资本充足率的初衷形成背离。

对中国银行业强化资本监管措施的建议

“巴塞尔协议Ⅲ”应对金融危机开出的整个“药方”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银行业。现阶段，设定杠杆比率要求，并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对我国银行业资产规模扩张的约束更有针对性。作为衡量一级资本和包括表内表外总风险暴露比例关系的指标，杠杆比率的计算不考虑风险权重的因素，分母直接用余额相加，更加直观，在中国目前的市场环境下作为监管指标的效果比资本充足率更有效。那些未来杠杆比率不能达标的银行，监管机构应该要求强制性缩减资产规模或强制要求股东增资。

面对有可能实施的差别化资本充足率监管，银行需要加强对资本使用的管理和对风险加权资产总量的控制。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相近，资产结构也都以贷款、证券或债券投资、存放央行或同业为主。在一级资本总量的增长速度远远慢于风险加权资产总量增长速度的前提下，对风险加权资产总量的控制就成为银行控制资本充足率的关键。政府、央行、政策性银行违约风险较低，同业存放或拆放也处于信用风险相对较低水平，这类资产规模的扩张不会对信用风险加权资产总量造成很大压力。这样，公司贷款(尤其是中长期公司类贷款)和零售贷款的风险程度就成为决定信用风险加权资产总量的关键。随着“系统重要性银行”内部评级法的实施，我国内部评级法银行应该按年度对各个级别的非零售债务人和各个零售风险池债务人的违约概率预测值与每年的实际违约率进行比较，并严格监控违约损失率和违约暴露的

“安全边界”

(safety margin)，同时，建议监管机构强化对风险参数预测值保守性的监管，以避免银行低估风险加权资产。监管机构还可以通过定期比较所有获得内评法资格的银行同类债务人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和违约暴露数值大小，重点了解每家银行公司暴露和零售暴露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季度变化状况，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将会变得更具针对性和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