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范文
时间：2023-11-13 02:31:50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篇1
关键词：新巴赛尔资本协议 商业银行 操作风险
巴林银行的倒闭，大和银行纽约支行的不慎交易，诸多事件为全球金融机构敲响了警钟，金融理论界和实业界开始研究影响日益巨大的操作风险问题。国际银行业普遍认识到操作风险管理的重要性，新巴赛尔资本协议把操作风险也纳入资本监管的范围。因此，操作风险的管理在金融机构中的地位日益重要，金融机构可以通过操作风险的管理来实现资源的有效使用。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根据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的变化，从1998年开始关注对银行业操作风险的管理和研究，并在1999年6月公布的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第一次征询稿中，提出应考虑对操作风险进行资本覆盖。2003年4月29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对《巴塞尔资本协议》(称“新巴塞尔资本协议”)进行第3次征求意见，以对新的资本充足率的规定做出最后的修订。委员会的目标在2003年末最后一个季度完成修订，并于2006年末在成员国家开始执行。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有3个支柱：最低资本要求，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在计算最低资本要求时，需要考虑三大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新资本协议在不断改进中反映着风险测量和管理技术的提高。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思路，使最低风险资本要求和每项信贷风险面的规范评估结合在一起，特别是第一次将操作风险和最低资本要求结合起来。相对于旧协议而言，其风险衡量的方式更加灵活，不再局限于原有的单一框架，银行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风险衡量方法，以促使银行不断改进风险管理水平。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中操作风险的涵义及衡量
巴塞尔银行业监管委员会的定义是比较权威的一个，也就是巴赛尔新资本协议中的定义。根据此定义，操作风险指的是由于不充分的或失败的内部程序、人员和系统，或者由于外部的事件所引起的直接或间接损失的风险。巴塞尔委员会同时指出，这一界定包含了法律风险，但是并不包含策略性风险和声誉风险。
从广义来说，操作风险可以分为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内部风险主要指由于内部因素引起的操作风险，包括程序风险、技术风险和人员风险。程序风险又分为流程设计不合理和流程执行不严格两种情况；技术风险包括系统失灵和系统漏洞两种情况；人员风险包括操作失误、违法行为(员工内部欺诈或内外勾结)、违反用工法、关键人员流失等情况。外部风险主要是指外部因素引起的操作风险。这些外部冲击包括税制和政治方面的变动、监管和社会环境的调整、竞争者的行为和特性的变化等。内部风险主要与内部控制效率或管理质量有关，而外部风险与外部欺诈、突发事件以及银行经营环境的不利变化等有关。
操作风险也存在量化困难，新协议第一稿并未提出任何计量方法。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后，巴赛尔新资本协议，对于操作风险的衡量大致有三种方法：基本指数法，指以银行过去3年内的平均年总收入的一个固定比例来确定应对操作风险的必需资本量；标准法，把银行的业务分为8个不同领域：公司金融，交易，零售银行，商业银行，支付结算，服务，资产管理和零售经纪，然后分别计算操作风险指数，再乘上某一固定比例得出所需资本量；高级测量方法，采用此法的银行必须取得监管层的同意，由银行内部操作风险测量系统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加以确定。高级测量方法的使用则需要一些特别的标准。如果银行采用较高级的方法在没有监管层同意前不得转为较简单的方法。在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第二次征询稿中，对高级计量法中内部衡量法、损失分布法有比较详细的描述，但在最终只是在“资格条款”中对使用高级计量法计算操作风险资本的银行提出了严格的定性和定量的要求，并要求一定要得到监管当局的批准。目前国际上只有少数跨国大银行在使用或开发该计算方法。
我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的策略
政府应加强操作风险监管的力度，使其与最低资本要求相结合
为了使操作风险的控制更具实际意义，就需要进一步研究出金融机构具体的行为准则。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04年第2号)公布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中第一章总则中第五条明确规定“商业银行资本应抵御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虽然暂时未将操作风险纳入计算的范围，在制度上减轻了商业银行对操作风险的资本覆盖压力，但是也不可避免的放慢了商业银行对操作风险的管理。建议对不同的商业银行实行不同的操作风险要求。
探索操作风险控制与缓释的方式
银行在控制操作风险发生的同时，还可以采用各种方式控制和缓释风险。包括避免、缓释、保险和承担四种方式。其中保险是目前国际活跃银行使用最为普遍的操作风险缓释方式，针对不同的操作风险会有不同的保险产品与之相对应。传统保险产品中的银行一揽子保险、错误与遗漏保险和经理与高级职员责任险等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比较成熟的保险产品，而且得到了广泛的运用。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又开发了诸多新的保险保障产品，诸如未授权交易保险、电子网络技术风险的保险等。银行操作风险保险承保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新的操作风险将不断被纳入保险的范畴，保险将作为银行操作风险管理的经常性工具。目前国际上除了保险以外，还有互惠资保险基金、证券化、优先风险计划也可作为操作风险保险的替代品。
完善银行操作风险管理组织架构
根据风险管理基本流程与组织设计原则，我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应采用分权化职能型的组织结构，在总分行制的基础上(以“总行一分行一支行”型结构的银行为例)，总行应以操作风险战略决策的制定和管理为主，同时负责对操作风险的总体控制。总行管理操作风险的组织机构应包括：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内控制度管理委员会、稽核总局、操作风险的计量分析与评估部门、科技信息部门、教育培训部门、内部授权管理部门、法律事务部门以及所有业务部门，其中稽核总局直接向董事会负责。分行的机构与总行基本一致，但不包括董事会，分行设立稽核分局，并直接向稽核总局负责。支行主要从操作层面控制操作风险，因此支行只设立业务部门，执行总行和分行所制订的制度和政策，支行不设稽核部门，只接受稽核总局或分局的检查。
由于将操作风险纳入到组织文化中成为风险管理的一个重要部分，培养操作风险文化对于操作风险管理也是极其重要的。依靠教育培训部门对银行所有业务人员加强培训，提高操作人员的业务能力、法律意识、制度观念和道德水准，降低一切因操作人员业务技能低、管理人员管理水平差或员工对政策、制度、法律不了解等原因所造成的操作风险。
积极开展操作风险的模型化研究
虽然目前国外对操作风险管理也还处于发展阶段，但是通过量化方式衡量操作风险则是大势所趋。国内银行操作风险的模型化发展基本处于零阶段，这就造成操作风险的管理始终停留在内部审计和主观判断的低层次上。把操作风险量化研究与控制框架结合起来才能为操作风险管理提供科学的依据，这是国际活跃银行管理操作风险的趋势，也是我国商业银行的最终选择。量化操作风险的首要工作就是要建立操作损失数据库，因此监管机构和商业银行自身都要按巴塞尔委员会的操作风险矩阵立即着手建立损失数据库，积累损失资料。建立成功的损失数据库从而为精确度量操作风险建立基础。
参考文献：
1.刘元庆，杨旭.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看银行操作风险管理[J].南方金融，2005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篇2
关键词: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两难选择 对策
2004年6月26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正式了《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即《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成员国将于2006年12月底开始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新资本协议以国际活跃银行为基础,详细地阐述了监管当局对银行集团的风险监管思想,同时新资本协议通过对商业银行计量信用风险加权资产的规范,来约束商业银行内部建立完整而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以达到保证全球银行体系稳健经营的目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反映了国际大银行风险管理的最新经验,因此,许多非巴塞尔委员会成员国也纷纷表示将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然而,我国却面临着双重挑战。
挑战之一:我国缺乏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条件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核心是三大支柱,即资本充足率、监管部门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目前,我国缺乏全面实施新资本协议的条件。
我国缺乏实施第一支柱的条件
第一支柱是资本充足率要求。新资本协议在第一支柱中为计量风险提供了几种备选方案。例如,关于信用风险的计量,新资本协议提出了两种基本方法: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IRB)。内部评级法又分为初级法和高级法。其中最简单的是标准法。标准法下那些仅具备基本风险管理系统的银行,要依靠外部评级机构的评级来计算信用风险的资本要求,然而我国具有外部评级的企业非常少。如果监管当局认为不宜采取外部评级,可以规定所有公司贷款的风险权重都为100%,而对主权和银行债权的风险权重可以根据出口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来确定。这样就可消除对外部评级的依赖。因此,银行必须不断提高对风险的理解和改进对风险暴露的管理措施。我国的商业银行目前不具备实施标准法的能力及客观条件。相对标准法而言,内部评级法对银行风险管理能力的要求高得多。内部评级法不仅要求银行具备完善的风险管理系统,而且要求监管机构有能力评估和监督这些复杂的风险管理系统。就目前情况来看,国际上只有一部分国际活跃银行和发达国家有实施这一方法的能力。我国的银行和监管机构距实施内部评级法的要求还相差甚远。同时国内各商业银行的管理水平参差不齐,许多商业银行的贷款评级体系仅是套用了监管当局规定的贷款五级分类,或者是在此基础上简单做了一些细化。这样的评级系统远不能用来评估违约概率和违约损失率,对信用风险量化的精确度和准确性远不能达到新资本协议规定的标准。总的看来,中国的银行要实施IRB法,难度较大。为了改进评级体系以达到采用IRB法标准法的要求,我国银行面临的挑战是收集数据、建立必备的内部控制系统、强化信息技术支持和员工培训。
我国缺乏实施第二支柱的条件
第二支柱是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新资本协议引入了监督检查对完善整个监管框架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引入了监管当局的检查,而且有助于鼓励银行保持事前和事中的谨慎性操作。但是,实施第二支柱存在如下一些问题:一是第二支柱所涉及的范围较广,问题复杂,而各国监管当局暂时得不到详细的指导,也不具备相应的监管资源。二是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还要求各国的监管方法逐步趋同。三是监管当局的责任增大,相应有必要提高监管部门监督检查过程的透明度。
世界银行认为,对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银行而言,贯彻实施第二支柱比改进第一支柱可能更加重要。目前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监管当局还没有能力贯彻实施第二支柱。各国监管当局改进监管工具,提高判断能力的过程将是非常困难和富有挑战性。
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我国金融监管中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没有形成规范、连续和系统性的监管。目前我国金融监管尚未实现规范化和系统化,还没有真正实现持续性监管,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金融风险监测、评价、预警和处置系统。金融监管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盲目性、随意性和分散性,缺乏连续性和系统性,缺乏各种监管手段的有效配合,缺乏对监管信息的综合运用,缺乏对风险的跟踪监测,导致监管成本的提高和监管效率的下降,使金融风险得以积聚和扩散,最后忙于事后救火处置。
没有将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控作为监管重心。至今为止,我们对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控仍重视不够,监督不力,往往忙于外部监管。而实践证明,外部监管不能代替金融机构的内部有效控制,也不能成为金融机构内控的补充。金融机构良好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控机制是实现有效金融监管的基础,只有建立完善的金融机构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机制,加上有效的金融监管,才能保证金融机构稳健发展。
金融监管缺乏严肃性。对于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比率等指标没有达到监管标准的金融机构,未能及时采取有效的纠正措施,使金融风险不断累积。金融监管工作中仍然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金融监管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亟待提高。
市场退出机制的不健全。虽然我国颁布了《金融机构撤销条例》,对危机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仍然主要采取撤销(关闭)这一行政方式,而尚未建立危机金融机构顺利退出的市场配套机制。因此,迫切需要建立金融机构稳定退出市场的处置和保障机制,包括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和完善的关闭破产程序,以防范风险的蔓延和扩大,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保护存款人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
金融监管支持系统薄弱。表现在:金融监管的组织领导体系不完善,没有形成一个分工明确、责任清晰、高效运行的监管组织系统;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不够完善,存在着法律真空,操作性较差;没有建立集中统一的监管信息库,缺乏金融数据的收集、整理及分析系统;没有实行审慎会计制度,不能真实反映被监管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和盈亏状况;社会中介机构的金融监管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没有发挥市场约束机制的作用。
监管方法和监管手段落后。首先,我国金融监管的监管手段仍以直接监管和外部监管为主。其次,监管方式比较落后。再次,监管手段陈旧,科技水平低,与被监管机构未实现电脑联网,无法实现实时监控,使监管人员忙于监管资料的收集和层层上报工作,效率低,成本高。
我国缺乏实施第三支柱的条件
第三支柱是市场约束。市场约束主要是制定一套信息披露规则,使市场参与者掌握有关银行的风险轮廓和资本水平的信息。市场约束作用得以发挥的前提是提高银行信息披露的水平,加大透明度,即要求银行提供及时、可靠、全面和准确的信息,以便市场参与者据此作出合理的判断。市场约束的主要作用是提高透明度,强化监管、稳健性。
在我国,直到《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颁布以前,银行业一向被作为严守商业秘密的行业加以保护,报表的秘密性是保护商业银行和客户利益的重要基础。当然,其中也有不良贷款比例较高而不宜公开方面的原因。
鉴于此,多数人认为我国金融机构经营与监管透明度比国际上通行的惯例差,公众应享有的金融信息权力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特别是国有银行领域有不少信息披露的“禁区”。实际上,我国金融机构信息封闭,虚假报告与统计信息盛行,系统性金融风险深埋于中国金融业缺少透明度的“灰箱”运作中,当金融业开放达到一定程度时,原来没有外来竞争者没有透明度尚可隐藏的一些风险与矛盾就会大量地暴露出来影响金融运行,因此迫切需要构建国际标准的金融信息披露制度。中国人民银行于2002年5月颁布了《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但我国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与新资本协议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挑战之二:不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不利影响
从表面上看,实施新资本协议是自觉自愿的,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新资本协议和老协议一样,一旦形成,就将被视作“神圣条约”,各国就要认真遵守,并将成为评价各国银行业资本充足水平和银行监管当局监管能力的国际标准。但由于目前中国还缺乏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条件,中国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不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这将给我国金融业和金融监管带来诸多的不利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影响国际社会对我国金融业的评价
尽管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各国(包括协议的成员国)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但由于它代表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代表了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对金融市场规则的最新诠释。是否接受新资本协议,是否按照新资本协议指出的方向(风险管理和风险监管)去发展本国金融体系无疑将成为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社会评判一国市场经济发展方向和程度的重要依据和影响因素。我国目前正在争取西方国家对我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认同,面对国际金融市场最重要的游戏规则的变化,我国不实施新资本协议,这无疑将会影响到西方国家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评价。
带来金融服务贸易的新技术壁垒
客观地说,新资本协议确实反映了现代金融和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也反映了全球化和国际金融活动的游戏规则,例如,审慎合理的风险承担、科学准确的风险衡量、充分有效的内部控制、科学合理的资本配置和风险敏感的资本监管框架。但另一方面,它也是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活动中给发展中国家设置的新技术壁垒,有利于西方大国和大银行。
新资本协议宣称的宗旨是通过提高监管资本要求对风险的敏感性来加强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并促进国际金融领域的公平竞争。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银行业无论是资本金还是风险管理水平都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并且很难在短时间内通过政策或法规的调整赶上来,风险敏感的监管资本要求无疑将增大发展中国家的融资难度和限制发展中国家银行的业务拓展能力,因此,实际上新资本协议为我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在国际金融大舞台上设置了更高的技术壁垒。而且,无论是新资本协议还是老协议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发起并制订的,对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考虑得太少,这将拉大发展中国家银行与发达国家银行竞争力的差距,也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实施新资本协议问题上面临两难的选择。
对我国经济和金融运行产生不利影响
新资本协议作为国际金融市场上重要的游戏规则,如果我国不实施新资本协议,它将对我国银行的业务、评级、海外上市以及我国的利用外资和国际合作等多个方面产生不利影响。
一是影响我国利用外资。由于跨国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和投资的风险水平被认为高于对发达国家的贷款和投资,新资本协议对前者将给予较高的风险权重,从而将限制跨国银行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流动。
二是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对我国的经济援助和贷款。IMF和世界银行一向支持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IMF通常将巴塞尔委员会确立的监管原则作为评估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金融体系及其监管体制的参照基准,并可以通过IMF第四款协商过程促使成员国实施这些原则。世界银行也可以通过技术援助项目迫使受惠国实施这些原则。
三是影响我国银行国际融资的成本和海外上市。新资本协议确立的银行风险管理和资本金规则将成为国际信用评级公司评估各国银行的参考标准。这样,新资本协议通过影响信用评级公司的银行评级标准来影响到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对我国银行的信用等级,进而影响到我国银行国际融资的成本,甚至影响到我国银行的海外上市。中国若不能达到新资本协议的要求,就难以在发达国家开展业务或开办新机构。
四是直接影响到我国银行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竞争激烈且西方发达国家主导游戏规则的国际金融市场上,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资本金实力和风险管理水平上,新资本协议无疑将会使这一国际金融规则得到强化,使我国银行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更加不利地位。不仅如此,由于新资本协议代表了国际大银行风险管理的最新经验和发展方向,如果我们不能尽快实施新资本协议,我们将失去一次学习西方发达国家银行先进管理经验和缩小差距的机会。西方发达国家银行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理念,只能在实践中学习,作为旁观者是无法学到手的。
我国应对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挑战的对策
笔者认为,面对《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给我们带来的严峻挑战,中国金融监管当局应该采取的对策只能是:尽快借鉴新资本协议所代表的资本监管的成熟经验,建立一套完整的、符合本国国情的资本监管框架,并努力创造实施新资本协议的条件,争取在几年之内让我国各大银行实施新资本协议。作为过渡期的做法为:资本监管的总体框架与1988年的老资本协议保持一致,吸收新资本协议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的内容,即除规定了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最低要求外,明确提出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进行监督检查,对资本不足的银行所采取有效的监管措施,同时要求商业银行定期披露计算资本充足率的有关信息,提高透明度,加强市场约束。
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建立严格的商业银行资本监管制度,仅是在参考1988年资本协议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方法,并原则性地要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应达到8%。考虑到短期内我国商业银行按照新资本协议第一支柱要求计算资本充足率,无论是采取标准法还是内部评级法客观上都存在许多困难,根据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的现状,现阶段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借鉴第二支柱的内容,完善资本监管制度,提升资本监管水平:
第一,商业银行应对本行持有超过最低标准的资本负主要责任,建立明确的资本发展战略,健全资产扩张的资本约束机制,防止资产(特别是高风险资产)的膨胀造成资本充足率的快速下降。
第二,监管当局建立明确的资本充足率监督检查程序,包括检查的方式、检查的内容、检查频率和检查结果的处理。
第三,基于对商业银行风险状况的判断,商业银行应有权要求其持有高于最低标准的资本金。
第四、监管当局应建立明确的触发比率,及时对资本充足率接近或低于触发比率的商业银行采取干预措施或纠正措施,提高监管政策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
为了推动我国商业银行逐步向新资本协议过渡,我们应该要求和鼓励我国商业银行开发使用IRB法或部分借鉴IRB法的有关内容,强调从现在开始积累相关数据。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香港金管局新的贷款五级分类法。新的分类方法同样将银行的各类资产分为六大类,即公司贷款、银行同业、国家贷款、零售贷款、项目融资和股本投资,分类的重点放在信用风险暴露(exposure)上,从而使监管当局要求的贷款分类尽量接近银行内部自己的信用风险管理方式。新的分类方法将贷款分为n级,主要变化之一是把正常贷款细化为7级,不良贷款分为4级(在此包括特别关注类贷款)。每一级别与标准普尔的评级体系相对应,如AAA、BBB等,并与违约概率(PD)挂钩。能够计算违约概率(PD)的银行,采用自己的计算指标。不能计算违约概率(PD)的银行,则采用监管当局确定的指标。
新的贷款分类制度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优势:与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要求和大型国际银行所采用的评级方法基本一致;通过PD/EL进行的评级标准比现有的贷款五级分类更客观,并使贷款分类具有可比性;不能够完全满足各项要求的小型银行可采用简化框架;便于监管当局检查银行的资产质量和资本充足率(新资本协议第二支柱的内容),使银行能够将自己的风险程度与整个银行业的标准进行比较;通过提供银行业资产质量趋势方面的前瞻性信息,帮助银行进行信贷策划和分析;推动银行为信用风险管理开发和增强内部评级制度;为银行业汇集违约数据提供行业指标;使银行能够以行业违约数据为基础进行违约概率(PD)的审查。
为了提高我国金融监管的水平和监管效率,使我国的金融监管能够适应新资本协议的要求,我国的监管当局应该做好以下工作:对金融机构进行全过程、多方位监管。金融监管当局要通过完善各种监管手段和方式,最终实现对各金融机构从市场准入到市场退出的全面管理。不断完善金融监管方式。一是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二是加强金融机构行业自律管理;三是强化社会独立审计体系和其它社会监督的作用。建立和完善金融监管的法规体系。不断提高监管人员素质。加强当前各金融监管当局的协调配合,防止监管失真或重复监管。扩大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全面了解、认真学习、研究和借鉴国际上的先进做法和有益经验。
总之,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应该尽快制订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战略措施和时间安排,把实施新资本协议与我国的金融改革结合起来,尽可能缩短实施新资本协议的过渡期,通过实施新资本协议,达到提高我国银行特别是开展国际业务的大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罗平.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研究文献及评述[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2.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3.陈忠阳.风险的国际协议与国际协议的风险——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正式出台[J] .国际金融研究,2004,(8)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篇3
关键词:次贷危机;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启示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以下简称新资本协议)从2007年起在全球范围内开始实施,而美国次债危机也正是在这一年爆发,这一历史性巧合使我们更加关注次贷危机对新资本协议的影响。在次债危机中,国际著名银行花旗、瑞银等风险管理水平领先的机构不仅未能幸免,反而蒙受巨大损失。这一事实让大家对代表国际先进银行风险管理最新成果总结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开始了新的反思,甚至于对新资本协议提出了质疑。在各国积极出台应对危机的措施后,如今次债危机对金融、经济的影响正逐渐减弱。站在这个历史阶段,总结这一经济现象,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为我国即将开始的新资本协议实施提供理论上指导。本文正是基于次贷危机的成因这一新的视角,来探讨我国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实际意义。
一、美国次贷危机的产生背景及成因分析
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简称次贷危机。它起源于美国住房市场火爆时期,商业银行发放了大量的次优抵押贷款。在追求房价上涨时次优抵押贷款带来的收益时,也积累了房价下跌次优抵押贷款违约陡增的风险,这些大量的次优抵押贷款正成为后来危机爆发的风险隐患。在美国政府为挤掉住房市场泡沫改变前期宽松的货币政策操作思路相应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后,住宅市场明显降温,次优抵押贷款拖欠率不断上升,商业银行前期积累的风险开始显现,次贷违约率上升导致了次贷放款机构遭受巨大损失。这就是次贷危机的起源。
按道理讲,信用违约率大幅上升,只会导致次贷损失本身,也就是它的损失范围在银行系统内,并不足以演变成危机,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深刻的影响。但从事情随后的发展来看,次贷危机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金融的影响却远远超过了储贷协会危机。通过深入分析,我们会发现,其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次级抵押贷款为标的创造出的大量金融衍生品增加了市场的联动性、风险的扩散性。次级贷款作为相关衍生品如CDS、CDO的基础资产,它的损失会导致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仅波及银行系统,而且通过衍生品相关到证券系统、保险系统等整个金融系统。在这种过度信用创造的条件下,不断暴露的资产损失动摇了整个金融市场信心,市场的连锁反应使得风险进一步放大,继而引发了全球性信贷紧缩和金融市场动荡。
二、从次贷危机看新资本协议的制度合理性
新资本协议(Basel II),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总结最新风险管理实践经验和修改98年版旧资本协议的基础上,于2004年6月公布的《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即新资本协议)。其主要变化是建立了有效资本监管的三大支柱,即最低资本要求、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信息披露。新资本协议代表了风险管理的发展方向,提高了资本监管的风险敏感度和灵活性,有助于商业银行改进风险管理和推动业务创新。
站在次贷危机的角度来审视新资本协议,就是要在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范围内,分析新资本协议的实践能否起到防范次级贷款损失发生的作用。要探讨这一问题,需要追溯商业银行在次级贷款损失发生过程扮演的角色。其可以总结为三点:首先是商业银行放宽了房贷授信标准,扩大了信用风险。其次是商业银行过于依赖外部评级,不能及时与准确把握资产的风险。最后商业银行证券证券化等表外业务在转移信用风险的同时,由于创新衍生金融工具过程又创造了新的风险,使信用风险在银行内循环回归。针对这三点,我们来看实施新资本协议的有效性。
(一)实施新资本协议可以进一步完善对银行业务的监管
旧资本协议的特点是静态的、粗略的,缺乏对内部管理流程和风险标准的审查。旧资本协议只有“一大铁律”:最低资本金要求。而新资本协议在继承与发展旧资本协议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现代金融监管的三个支柱。实施新资本协议,可以通过三个支柱的联合作用,从源头上防止金融机构在未受监管状态下肆意降低信贷标准,发放大量没有偿还能力保障的贷款。而事实上,这正是次贷损失的原因之一。
(二)实施新资本协议可以进一步提升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
新资本协议鼓励银行实施内部评级法和高级计量法等风险计量方法。内部评分法应用在信用风险评估中,它是以银行对重大风险要素的内部估计值作为计算资本的主要参数来度量信用风险,从而能极大的提高银行对风险资产的敏感度。该方法的推进,有助于改变金融机构过于依赖外部评级的状况。本次危机充分暴露了外部评级机构的弱点。美国次债危机的根源之一就是银行业在评估信用风险时,过于依赖外部评级机构,放松了内部尽职调查和风险评估,从而使风险评估成为一个严重的风险隐患。
(三)实施新资本协议可以加强资产证券化监管,防止资本套利
2001年以来,国际上许多银行大量发放以次贷为基础资产的衍生工具来转移表内资产,他们通过资产证券化方式快速回收现金,用于进一步的业务扩张,而金融机构的实质性风险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降低,只不过是在金融体系内部转来转去、不断聚积,为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准备了条件。而新资本协议正针对旧协议的这一盲区,对资产证券化及表外实体提出了资本要求,扩大了资本覆盖风险的范围。
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从新资本协议制度的合理性上讲,我们不能推定出新资本协议的提前实施就能够避免本次金融危机发生,但我们至少可以说让金融危机的损失大大降低。也就是说,新资本协议也并不是完美的。
三、次贷危机对我国推进新资本协议的启示
在我国,银监会于2007年4月出台了《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意见要求银行从2010年底起开始实施新资本协议,如果届时不能达到银监会规定的
最低要求,经批准可暂缓实施新资本协议,但不得迟于2013年底。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到,次贷危机的发生从侧面表明了实施新资本协议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具体来讲,在推进新资本协议加强银行风险管理过程中,要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风险管理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的关系
与1998年的政策框架相比,新协议定量计算更为精细,这些措施有利于银行提高对风险的敏感度。但是我们要看到模型本身的局限性以及运用风险管理过程带来的风险,不能夸大模型的作用。风险的管理归根结底是靠人来完成的,不是靠机器与模型,不应忽视定性分析的重要作用。正确的态度是在定量方法的运用中,注重内部评级结果和风险参数估计的审慎性。同时,要通过监管过程、银行管理体制的要求和利用市场约束等定性的要求与定量有机的进行结合,来加强银行风险管理,提升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
(二)处理好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
次贷危机的教训告诉我们,实施新资本协议过程中,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要同步发展。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新的金融产品的出现可以提高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但若处理不当,用于防范金融风险的金融工具也有可能带来新的金融风险。故必须通过金融市场的变化来加强金融监管动态调整,以适应金融创新提出新的监管水平要求。
(三)处理好金融发展实践与金融制度建设的关系
新资本协议作为最新国际银行风险管理的经验总结,代表最新风险管理的发展方向。但这并不意味着新资本协议的完美性,也不意味着它运用到我国银行业的实际会产生良好的效果。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的深化,在金融领域会出现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从美国次贷危机中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任何一种金融制度能够一劳永逸来完美地规范金融实践问题,金融制度的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来加以完善。故我国在推行新资本协议时,应该紧密结合我国金融发展的实际,不能生硬照搬。同时要注意新资本协议对风险管理的实践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以期更好地借鉴国际先进银行治理成果,来提升我国银行业的风险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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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篇4
关键词:金融创新;管制放松;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监管重构
金融自由化(financial liberalization)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r.j.mckinnon)和爱德华•肖(e.s.show)在20世纪70年代,针对当时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金融市场不完全、资本市场严重扭曲和患有政府对金融的“干预综合症”,影响经济发展的状况提出的。他们严密地论证了金融深化与储蓄、就业与经济增长的正向关系,深刻地指出“金融压抑”(financial repression)的危害,认为应该减少政府干预,确立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金融自由化理论主张改革政府对金融的过度干预,放松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限制,增强国内的筹资功能以改变对外资的过度依赖,放松对利率和汇率的管制使之市场化,从而使利率能反映资金供求,汇率能反映外汇供求,促进国内储蓄率的提高,最终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
金融自由化的主要方面——利率自由化、合业经营、业务范围自由化、金融机构准入自由、资本自由流动——都有引发金融脆弱性的可能。如果一个国家解除了金融管制,即实现了国内利率完全市场化、银行业进出完全自由、资本项目完全自由流动等,就可以说其已经基本实现了金融自由化。但是,截至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已经实现了完全意义上的金融自由化,即使像美国等发达国家,经过金融自由化改革后,反而加大了对资本账户管制的力度。就发展中国家来讲,由于金融抑制的时间过长、程度太深,要想在短期内实现金融自由化几乎不可能。
一、 金融管制的放松
在20世纪30年代华尔街股市大崩盘的背景下,美国国会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银行法案》(glass steagall act),实施分业经营原则,禁止对活期存款支付利息,对定期存款也规定了最高利率上限(q项条款)。之后一系列的《证券交易法》、《投资公司法》等,逐渐完善和强化了这一规则,形成了分割金融市场和金融分业经营制度框架。由于金融机构实行的是专业化经营,业务简单而安全,在这一时期内各金融机构基本相安无事,也很少出现经营失败,金融业处于长时期的繁荣之中,每年破产、关闭的银行寥寥无几。但是,随着经济的一体化,金融服务开始全球化。美国花旗银行率先积极拓展国际市场业务,它发现,在海外开设分支机构不受国内法律的严格监管,不仅可以翻过分业经营的“防火墙”,绕过禁止跨州经营的“篱笆”,还可以突破利率管制的“天花板”。堡垒从外部开始攻破,花旗银行的成功,使西方金融业的经营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切,都加快固定汇率制的解体步伐。
然而,随后的浮动汇率制和资本自由流动使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加大,为了达到转移和分散风险的目的,各大金融机构开始寻求新的经营方式和经营策略,进行了多种多样的金融创新。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大公司都需要某种金融工具,使其以很小的代价锁定自己的收益,衍生工具便应运而生。金融衍生工具最本质的特点,其实是它的风险转嫁功能。作为衍生产品中的一种,住房低押贷款证券也是如此,它的目的,就是帮助贷款银行分散风险、提高资产的流动性。然而,在罗纳德•麦金农等学者的金融自由化理论的支持下,借助计算机和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金融衍生工具的避险目的逐渐让位给了投机套利。由于金融业受到较为严格的监管,换言之,谁能开发出规避政府监管法规的产品,谁就能率先拓展经营空间,获得丰厚利润。规避政府监管成为金融新行业的重要平台。投机套利和规避监管,这些都为今天的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
在金融创新产品的冲击和既得利益者的游说下,美国金融当局开始对金融法律法规进行了各种修改。1980年的《储蓄机构取消管制和货币控制法案》取消了贷款利率上限,放松了储蓄机构的业务范围,直到1986年,美国彻底实现利率自由化。此后,金融机构以控股为名,爬过分业经营的障碍,解禁跨州经营,并购潮此起彼伏,到新世纪初,以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银行法案》为代表的金融管制已经变得面目全非,金融自由化逐渐成为主流。1999年底,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均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标志着美国实行了近70年的金融分业制度的终结。正如有人所言,从《格拉斯-斯蒂格尔银行法案》到《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这是一场金融管制与放松管制之间的反复博弈,更有意思的是,现在,美国次级债危机的爆发,则让人们再次以全新的眼光打量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管制。从本质上来看,美国的整个金融史就是一个“放松管制再放松重构管制”的过程。
金融自由化是一个风险极高的制度变迁过程,所以金融自由化的实施必须在有效的金融监管制度下按照严格的规则进行。然而,金融自由化虽然解除了利率管制和外汇管制等金融约束,为金融创新创造了充分的条件,但金融市场上有效的监督机制并未自发形成,金融自由化反而使国内金融机构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变得更加不平衡。在发达国家,以日本为例,随着20世纪80年代金融自由化的急剧展开,日本的泡沫经济逐渐膨胀。日本在金融自由化的同时,并未及时建立对金融机构的有效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形成了只破不立的局面。比如,在泡沫经济形成的过程中,由于管制的放松,日本许多银行在提供贷款时既不认真审查贷款用途,也不考虑偿还能力,许多银行还通过各种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工具参与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投资,而大藏省和日本银行则对此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许多审查形同虚设。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这种激励增强而约束软化的状态,使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充分暴露,进一步推动了泡沫经济的膨胀。同样,在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也并未取得很大的成功。在孟加拉国、津巴布韦、萨尔瓦多、厄瓜多尔等发展中国家,研究表明,其金融自由化的结果是极端失败的:一方面,银行资产被集中到少数精英分子手中,他们垄断金融,热衷于投机活动,将利率大幅提高,从而获得巨额投机利润,却使生产性活动得不到投资,国家自主的工业化进程完全中断,整个国民经济萎缩;另一方面,金融自由化令许多人选择了短期行为,并将有限的资金用于非生产性活动以及以消费为目的的借贷行为。
二、美国之鉴: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
金融自由化加剧了货币在各个虚拟经济部门之前自由、快速地流动并投机、套利。毫无疑问,住房金融制度的改革和住房金融约束的放松,为大量货币流转于房地产市场形成房地产泡沫提供了原材料。金融自由化使信贷约束放松,造成流入房地产市场的货币资金增加,也就是需求增加,在供给刚性的情况下,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信贷约束的放松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对房地产泡沫负责。美国这一次次贷危机,本质上是一种以资产价格泡沫破灭为特征的信用危机。房地产抵押贷款本来是一个信用产品。但是,由于金融自由化和近乎疯狂的金融创新,由于管制的放松,由于法律的不到位、缺位或者刻意被规避,银行的抵押贷款给了一群没有信用的人。信用标准的降低,次级债款越来越多,使银行的信贷资金过度流入到了房地产市场,制造出了一个巨大的资产泡沫。而且,在合业经营的情况下,商业银行的业务与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的业务交织在一起,房地产行业一旦出现问题,风险就会迅速传播。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一种金融创新,按揭证券化在美国经历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截止2007年末,美国按揭贷款市场规模已经接近11万亿美元,年增长速度甚至一度达到近16%。基于1.5万亿美元的信用泡沫,美国创造了超过2万亿的资产证券化产品(mbs),为了这些证券的高评级,债券保险公司又产生2.4万亿担保产品。眼花缭乱的产品泡沫以及伴随的价格泡沫,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市值泡沫。在美国,与房地产有关的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造就了一个倒置的金字塔,房地产虚拟资本的规模大大超过了房地产实体经济的规模。房地产市场和证券市场以及商业银行等整个金融市场通过抵押贷款证券化、担保债务凭证(cdo)等金融衍生产品紧紧联接在一起。在按揭项目不断进行证券化的过程中,银行及其它机构把原本一部分的借贷款及相对风险转移给按揭证券的持有者。由于证券可以在市场自由流通,在货币循环流的作用下,更多人可以间接投资于房地产市场,按揭证券的资金来源也不再只局限于本地的存款金额,也可以来自证券市场。毫无疑问,这又变相增加了房地产及其衍生品市场的资金来源渠道,在扩大房地产市场的影响范围的同时,也在放大房地产的泡沫,在房地产市场不景气的时候,房地产泡沫就会通过这种具有“传递”性质的证券,将房地产领域内的风险转嫁给固定收益市场。很容易理解,这是一整条的泡沫链:信用泡沫——产品泡沫——资金泡沫——价格泡沫——市值泡沫。
一般而言金融创新是能够分散风险的,然而,伴随衍生产品越来越多,金融创新和衍生工具的初衷不再是真正地为了防范风险和分散风险,而是演变成了一个投资性乃至投机性的产品。在美国次级债危机中,这种异化强烈表现在衍生产品的杠杆交易比例上。美国政府一直相信“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相信市场主体的理性,可是,正如经济学中的合成谬误,集体行动的结果往往却是非理性。就拿房屋抵押贷款证券化来说,一家金融机构将抵押贷款证券化,可以达到分散风险的目的,但如果全市场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在创造这种资产证券化,甚至在资产证券化的基础上,创造结构化,在结构化的基础上,创造一系列的更高层次,更深层次的衍生产品,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金融机构之间相互持有,风险也就会相互分散,最后,整体的市场由于繁多的创新衍生产品,变成一个全球性的系统风险和市场风险。
三、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与管制重构
与金融创新相伴而生的,是金融管制的重构。“管制——创新——再管制——再创新”,这是金融法发展的一个重要规律。金融法紧跟金融市场的变幻和金融技术创新的步伐,而处于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之中,成为法律体系中市场导向性最强、变化最快的部门之一。以巴塞尔协议为例,作为国际银行监管领域的一系列划时代的文件群,最初的原型诞生于联邦德国赫尔斯塔银行和美国的富兰克林国民银行的倒闭。此后,一系列金融领域的变革以及危机均成为巴塞尔协议修改和完善的领先表征。在经过20世纪80年代一系列的金融自由化和衍生工具创新潮后,1988年7月通过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报告》将银行的资本划分为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两类,并在风险权重计算标准的基础上确定了资本充足率,即资本与加权风险资产的比例必须达到8%(其中核心资本不低于4%)。1995年英国巴林银行事件和日本大和银行事件,则导致了《巴塞尔资本协议》的修订和1996年《市场风险修正案》的问世。随后,20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危机的蔓延所引发的金融动荡,使得重新修订现行的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己刻不容缓。于是在1999年和2001年巴塞尔委员会两次就新协议草案向各国政府和银行公开征求意见,该新协议的正式文本于2003年底完成,2004年6月正式签署,并于2006年底至2007年初正式生效。
然而,《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正式实施的一年,也正是美国资级债危机爆发的一年。2008年3月,美国第五大投行、有着85年历史的贝尔斯登崩溃。紧接着,美国两大房地产低押贷款公司房地美和房利美陷入危机,雷曼破产。这一系列国际金融事件进一步凸现了加快推进新资本协议实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美国次债危机的根源之一就是银行业在评估信用风险时,过于依赖外部评级机构,放松了内部尽职调查和风险评估。据统计,2007年三大评级机构为75%以上的cdo(债务抵押债券,次级贷的衍生品)产品提供了aaa级评级,从而严重误导了投资者,对危机爆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新资本协议鼓励银行实施内部评级法,本身有助于改变金融机构过于依赖外部评级的状况。此外,2001年以来,国际上许多银行在监管套利动机的驱使下,大量发放mbs(抵押支持债券)、cdo等衍生工具,将表内资产转移到表外,只不过是在金融体系内部转来转去,这大大减小了资产证券化的避险功能。旧资本协议对资产证券化并没有作更详尽的规定,这形成了一个明显的盲区。而新资本协议则不但提出了资产证券化监管框架,还详细规定了资产证券化的风险计量方法,这有利于加强资产证券化监管,也有利于防止资本套利行为。有人就认为,如果国际银行业是在2003年就实施新协议,而不是等到2007年,那么也许本次金融危机是可以避免的,至少损失也会大大降低。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法律的滞后性也使得新资本协议未老先衰。这也告诉人们金融市场的管制重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与金融技术创新重复博弈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的过程。本次金融危机虽然凸显了新资本协议实施的必要性,但在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它的许多内在缺陷,这为下一步新资本协议的改进、修订和升级指明了方向。中国光大银行风险管理委员会主席武剑撰文指出,首先,应重新审视衍生工具带来的衍生风险。一方面,金融衍生产品与基础资产相分离,使交易者难以了解基础资产状况,一旦基础资产质量发生问题,交易者更容易采取拒绝所有同类资产的方法自我保护,市场也更容易丧失流动性;另一方面,金融机构通过证券化将资产负债表风险转移出去,然后又作为结构性产品投资者承担这些产品新的风险,这些做法均未减少金融市场整体风险,甚至通过杠杆作用增加了风险。为此新资本协议应更加重视金融创新带来的创新风险,制定新的计量标准和监管规则,将衍生工具产生的衍生风险一并纳入金融监管视野。此外,还应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提高对内部评级模型和风险参数的审慎性要求,改进风险计量的模型与方法。在这次危机中,大型金融机构风险信息的透明度不够,误导了市场参与者的判断,加剧了市场波动。而且,本次金融危机也说明,基于先前良好经济环境下历史数据估计的风险参数可能低估了贷款组合的信用风险;基于市场繁荣时期抵押率发放的贷款,在经济衰退时期风险上升的程度往往超过预期;按揭贷款及结构化贷款的违约概率和违约损失率之间存在强相关性。针对上述问题,监管当局应改进风险计量模型,使历史数据更具有前瞻性国;检验银行估计风险参数的方法,督促银行更新风险参数以便及时反映违约率和损失率的上升;在评估借款人与信用风险缓释工具之间的相关性时,应充分考虑系统性风险因子的影响。
四、 结论
金融自由化不是不切实际的金融创新,不是单纯的放弃政府管制,而是改变政府管制的作用方式与政策工具;金融自由化所抛弃的仅仅是妨碍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金融抑制政策,而不是放弃所有正当而必需的金融体系游戏规则。事实上,要使得金融自由化导致真正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必须有一整套完善有效的法律规范和市场规则,以此来支撑金融体系的自由化过程。此外,对于金融衍生工具,鉴于美国次级贷危机,出于审慎监管的考虑,应确立先严格规管、后有序发展的原则。在一项金融创新正式或者全面启动前,必须先进行法制准备,这是确保衍生工具市场发挥正常功能及有序运作的前提。巴塞尔协议的发展历程,其实,也暗合了国际金融风险监管的发展趋势,即:从强调统一的外部监管标准转向多样化的外部监管与内部风险模型相结合,从强调定量指标转向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相结合,从一国监管转向国际合作监管,从合规导向转向风险导向的监管思路。
2008年10月1日,我国银监会了第一批新资本协议实施监管指引,包括《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内部评级体系监管指引》、《商业银行银行账户信用风险暴露分类指引》、《商业银行专业贷款监管资本计量指引》、《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缓释监管资本计量指引》和《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监管资本计量指引》。这5个监管指引是实施新资本协议系列监管规章中的一部分,今后银监会还将陆续第二批、第三批相关监管规章,建立一整套以新资本协议为基础的风险监管制度。应该说,这一系列监管指引将对我国金融市场产生重要影响。然而,由于金融市场变化多端和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不断发展,我国在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过程中,也应该充分考虑到与时俱进的问题。此外,快餐可能很方便,但是慢火的烹制可能更好吃,以美国次级债危机为鉴,对于爆炸般的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产品,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采取更加审慎的态度,以便稳扎稳打地一步步走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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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篇5
论文摘要：《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于2006年底在西方1o国集团国际活跃银行实施．对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提出新的要求。本文认为《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在风险管理上有着全新的理念。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与10国集团国际活跃银行相比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差距，因此，要学习《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风险管理理念和具体方法，推行全面风险管理．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一、《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关于风险管理的新理念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阐述的不仅仅是最低资本金要求、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市场约束三大支柱．其内容远比我们一般意义上所归纳的三大支柱要丰富得多。《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核心是风险管理，它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关于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理念。
(一)风险管理是商业银行的核心功能
一般意义上，我们认为商业银行是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金融企业，核心功能是向社会提供信用中介、金融服务，是典型意义上的间接融资的金融机构。由于来自外部、内部的压力．商业银行业务、经营理念不断创新，其业务巳不再局限于信用中介而是多元的综合的业务。因此，商业银行的定位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其核心功能不是简单的信用中介、金融服务，而是风险管理换句话说，商业银行的核心功能、基本任务是管理风险。
(二)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是全面风险管理
在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实践中，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信用风险上，忽略了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使风险管理对象不全面，这种状况是受l988年《巴塞尔协议》影响的。l988年《巴塞尔协议》对商业银行资本金的要求对应的是信用风险，虽然我们分析其中隐含了市场风险，但并没有直接显现出来。在该协议的指导下，商业银行在资本金管理中强调商业银行资本金如何满足信用风险，把信用风险作为商业银行面临的首要风险。随着商业银行生存、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特别是利率市场化以来．以利率风险为主要风险的市场风险成为商业银行在新形势下面临的新的、重要的风险，使商业银行对风险有了新的认识，管理有了新的发展。《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指出，商业银行面临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是全面风险管理。
(三)监管"3-局的监督检查、市场约束是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重要贡献是“三大支柱”，其中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市场约束是第二、三支柱。在三大支柱中．尽管第一支柱继承了《巴塞尔协议》的思想，在整个新协议中占据大量的篇幅论述分析，但并不能说明第二、三支注不重要。因此《新巴塞尔资本协议》认为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市场约束是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它对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的重要性是这样描述的，“对风险的判断和资本充足率的考核仅考察银行是否符合最低资本要求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新协议提出的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突出了银行和监管当局都应提高风险评估的能力。毫无疑问，任何形式的资本充足率框架，包括更具前瞻性的新协议，在一定程度上都落后于复杂程度化高银行不断变化的风险轮廓，特别考虑到这些银行充分利用新出现的各种业务机遇。因此，这就需要监管当局对第二支柱给予充分的重视。”
(四)建模是风险计量的基本方法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在提出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的基础上，给出了计量三大风险的方法。信用风险的计量方法是标准法、内部评级初级法(irb初级法)、内部评级高级法(irb高级法)，其中标准法延续了《巴塞尔协议》的思想．由外部评级机构对商业银行的风险进行评级，有人称作外部评级法，而irb法由商业银行建立数学模型进行评级。市场风险的计量方法是标准法、内部模型法，其中内部模型法的计量基础是风险价值(var)。操作风险的计量方法是基本指标法、标准法、高级计量法(ama)，其中高级计量法要求商业银行自己建立内部模型。《新巴塞尔资本协议》计量三大风险共设计了8种方法．除信用风险的标准法外，其他7种方法均建立在模型设计的基础上，其中信用风险的irb法、操作风险的ama法要求商业银行自行设计内部模型。这反映出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计量风险是《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提出的新要求。尽管风险是否能够通过模型计量精确计算存在争议，但从理论上看，商业银行通过符合监管当局要求的内部模型计量的风险敏感性强，资本消耗小。
二、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实践
与《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及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实践相比，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还处于较低的水平。
(一)起点低、起步晚
历史上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负债管理，就是拉存款。第二个阶段是资产管理，主要是信贷风险管理。第三个阶段是资产负债综合管理，比如比例管理。第四个阶段是资本充足率管理，标志是l988年《巴塞尔协议》的推出。第五个阶段是全面风险管理，标志是《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推出。西方商业银行大概处于第四个阶段向第五个阶段过渡的时期，而我国大多数商业银行处于第一阶段，少数银行可能已经到了第四个或第五个阶段(钟伟，2004)。这说明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起点低．与西方国家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上存在较大的差距。另外，我国商业银行开始认识并逐步重视风险管理起步于1994年专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对风险管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有了1998年的增加资本金、资产负债比例管理、1999年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不良资产。从1994年算起，才不过二十几年，与西方国家商业银行成熟的风险管理是无法比拟的。
(二)规模扩张与风险管理之间存在矛盾冲突
在我国商业银行中，普遍存在重规模扩张、轻风险管理的现象，对一家银行的评价，基本上以规模为标准，似乎哪家银行规模扩张快；哪家银行就发展得快，哪家银行规模大，哪家银行就是好银行。随着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银监会风险监管力度的加大，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重视规模扩张、资本约束、风险管理之间关系，但是，规模扩张的冲动并没有从经营理念上根本解决。优势产业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随着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一些不合规的项目纷纷下马，使这些行业存在较大的投资风险。而一些商业银行为了扩张规模、追逐利润，把大量的信贷资金集中在有限的行业、有限的地区，且单笔贷款规模大、期限长，风险集中度明显。而在国外，并不是简单地把商业银行规模作为衡量经营者的唯一标准，规模是指有效的规模。银行经营者非常清楚发展和市场、规模和质量之间的辨证关系，在国外中小银行界有“小即美”的观点。这并不是说越小越好，而是说小规模的银行，只要保持盈利稳定甚至超过大银行，同样能受到尊敬。英国有一家中小银行，规模不过300多亿英镑，只做单一的按揭业务，但总资产盈利率5年始终保持在1％，达到了花旗银行等欧美大银行的水平，在英国银行界受到非常高的评价。在西班牙，仅经营本土市场上传统银行业务的西班牙人民银行也在国际金融界享有极佳声誉。这说明在国际金融界，银行是不以大小论英雄的，关键是看盈利能力和市值。
(三)风险管理方法单一
现代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技术非常丰富，而且分类科学、量化准确、手段先进，这些技术来源于科学的风险管理理念。计量方法和模型化是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在技术上的重要发展。目前，不仅针对市场风险开发了以风险价值var为代表的计量模型．而且对信用风险、一般认为不易量化的操作风险也开发了计量模型。我国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的先进技术与方法方面还存在许多空白，在风险量化管理方面还非常薄弱，大多数银行还停留在资产负债指标管理和头寸匹配管理的水平上．风险价值var、irb、ama、raroc和持续期等概念刚刚开始引入，甚至不太熟悉，更谈不上普遍使用了。
(四)风险控制体系不完善
法人治理结构存在缺陷，没有建立独立的审贷官序列。现代商业银行业务线都是纵向式的，适应这种体制，其审贷官序列也都是纵向式的。目前国内银行的审贷体制基本上是横向的，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风险管理组织制度。大多数商业银行还没有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也没有专职的风险经理，无论是内部稽核部门、信贷管理部门(管理信用风险)或资金管理部门(管理利率等市场风险)，都没有能力承担起独立的、具有权威性的、能够有效管理银行各个方面风险的风险管理职责。
三、以《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为标准．实施全面风险管理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逐步实施，必将像《巴塞尔协议》一样，成为国际银行业的监管准则。因此，我国商业银行要以《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为标准，实施全面风险管理。
(一)引入先进的风险管理计量方法
计量方法的引入和使用是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要求，是对风险进行精确管理的具体实践。我国商业银行要紧跟国际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步伐，引入先进的风险管理计量方法。一是要从观念上充分认识商业银行使用计量方法对风险进行管理的意义，这是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理念的转变。二是研究能够准确计量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的方法。在争取巴塞尔委员会支持的基础上，充分掌握《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思想的前提下，设计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的计量模型，然后积累数据，对计量模型进行测试，修正后确定三大风险的计量模型，并且在我国商业银行中推广，全面实施《新巴塞尔资本协议》。
(二)加强外部监管．严格信息披露
在外部监管方面，2003年4月，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对商业银行外部监管加强，从银监会颁布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看，《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外部监管的四项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落实。但是，与《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相比，银监会对风险的评估过于简单化，只是强调了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评估状况，而《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则要求确保风险管理覆盖所有风险类型，并且对任何风险种类以及对金融创新等相关因素进行监控。鉴于目前的状况，监管当局要在提高监管人员素质和专业化水平的基础上．统一监管标准，建立统一的考核监测平台．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使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尽快赶上国际先进银行的水平。
在信息披露方面，《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对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频率、范围有着具体的规定，特别是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适用范围，包括定性披露和定量披露，有着明确的规定。而我国的商业银行，除上市银行外，大部分在信息披露方面不规范，没有达到《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要求。因此，要严格信息披露，一是要完善银行会计体系和会计财务信息披露；二是要加强风险披露。三是要完善资本信息披露。
(三)淡化特色，强化国际标准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篇6
[关键词]新协议 风险管理审计 改革方法
一、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1、协议的确立,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在1999年6月,公布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协议在广泛的征求意见过程中多次修改,最后于2004年6月公布正式稿,委员会规定从2006年底开始在成员国开始推行。新协议由三大主题组成,分别从资金管理人和风险管理人角度、监管人角度以及投资人角度对银行风险的内涵、计量方法以及风险防范方式等,作出了建议和规范方法的要求。
2、协议中的三大主题含义:
第一主题: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资金管理者和风险管理者角度)。新协议将银行风险的进行了划分,确定为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三方面,并为计量风险提供了多种备选方案。
第二主题: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监管者角度)。这部分内容是第一次纳入协议框架。新协议认为,为了促使银行的资本状况与总体风险相适应,监管当局应该考虑银行的风险化解能力、风险管理能力、所面对市场的性质、收益的稳定性与有效性等因素,全面判断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是否达到应对市场风险的要求,在商业银行的资本水平较低时,监管当局要及时对银行进行必要的干预。
第三主题:市场约束(投资者角度)。它是目前公司治理结构研究重大进展的体现,其作用在于进一步强化资本监管和促进银行体系运作中的安全与稳固。新协议明确了市场有迫使银行合理地分配资金及控制风险的作用,市场中的盈亏机制可以促使银行保持充足的资本水平,支持监管当局更有效地工作。
二、风险管理审计的概念及现实意义
1、概念
风险管理审计是指:企业内部审计部门采取系统化、规范化的方法,评估企业风险管理系统的风险识别、分析、评价、管理和处理能力等内容的内部审核活。风险管理审计作用是,通过对企业的风险管理、控制及监督过程进行评价,进而提高经营过程的效率。
2、实施风险管理审计在银行中的现实意义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风险管理审计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帮助风险监管者防范风险。风险监管部门的任务是根据实际要求,制定防范风险发生的制度和监管执行这些制度。银行内部审计实施的风险管理审计,是要求审计从第三方的角度,对银行面临的操作风险进行重新审核,客观地评价风险防范系统的正确性,使风险因素得到有效的控制和防范,这弥补了风险监管者在制度实施过程中的不足。
(2)风险管理审计可以增强防范制度的执行力度。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体制和监管、稽核制度执行彻底,是形成经营风险的一个因素。风险管理审计可以评价和检查风险应对方法的执行情况,通过审计风险防范实施的过程,确定制度、措施是否被执行,执行的力度如何等,从而起到加强防范风险措施执行的目的。
(3)风险管理审计通过“干预性”方式减少银行内部的操作风险,体现“增值”功能。内部审计是风险管理的独立防线,它并不直接参与风险管理系统的建立和执行,而是对已有风险管理实施再监督,它完全可以促进风险管理的有效实施,另外对操作风险进行识别、分析、协调、管理,提出控制风险的有效建议,是风险管理增值的另一体现。
三、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下,风险管理审计应当采取以下措施来更好的为银行服务
1、以协议为基础,根据自身的情况完善相应的风险管理审计部门和制度。银行内部审计部门要正确认识风险管理审计,在商业银行经营中的重要作用,建立健全风险管理审计部门。针对新巴塞尔协议中提出的商业银行所面临的风险种类和范围,制定适应自身的风险管理审计方向。经营中,每个商业银行的业务重点不同,其经营中面对的风险也就不同,所以各个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也不尽相同,内部审计部门要能够从自身出发制定符合自己银行的风险管理审计办法和制度。
2、完善风险管理审计的具体实施标准、方法。完善评价标准体系,可以利用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作为基础,参考借鉴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中教训,研究调整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审计标准。建立风险管理审计方法要本着“衔接”、“配套”、“务实”的原则,既要注意与风险管理相结合,也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3、工作中做好风险管理审计的新方法研究和探索。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更新审计技术和方法,是提高审计效率和质量的重要保证。商业银行,应鼓励内部审计人员以新协议中风险管理方面的内容为基础,结合自己银行的情况,创新审计技术方法并加以实施。另外,在完善风险管理审计方法时,特别要注重探索完善审计抽样、内控测评、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实施等方面的方法和技术产。增强审计人员与风险管理人员的沟通,以增强审计方法的实用性、指导性和前瞻性。
四、总结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确立说明全世界的金融也在朝着一体化方向发展,这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结果。在金融行业中,商业银行的地位比较特殊,它是金融的基础,它处在金融行业的最前端。金融危机的教训告诉我们,风险管理是商业银行经营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作为风险管理的监督者,风险管理审计体系又是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重要补充。
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审计,应当在实施中:结合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把握世界金融风险管理方向;结合自身风险管理特点,因地制宜的建立和完善风险管理审计制度,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使审计为风险管理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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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汪民,肖其新. 试论现代商业银行风险审计[J].湖北农村金融研究,2008(8)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篇7
关键词：评级方法论；时点评级法；跨周期评级法；新巴塞尔资本协议
中图分类号：F8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9)08-0071-04
一、引言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内部评级法(Internal RatingsBased Approach，IRB)要求银行通过内部评级体系计算监管资本，进一步增强监管资本对于所面临风险的敏感性。实施《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银行首先要重新构建适合监管要的内部评级体系，包括评级等级的划分、评级参数的估计、评级结果的使用以及评级体系验证等一系列内容。评级方法论(Rating Philosophy)是对经济周期的一种态度，反映了信用评级的本质，具体表现在评级使用何种信息、评级期限等方面，主要包括时点评级法(Point-In-Time，PIT)和跨周期评级法(Through-The-Cy，cle，TTC)。评级方法论是银行构建评级体系之前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因为它直接影响到违约概率(Probability0f Default，PD)和违约损失率(LOSS Given Default，LGD)等风险参数的性质、评级稳定性等方面，但是银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一根本问题，本文从时点评级法和跨周期评级法的内涵与应用着手，分析了两种评级方法对风险参数PD与LGD和监管资本要求的影响。并根据《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对评级方法进行了选择，最后得出对我国银行的启示与建议。
二、时点评级和跨周期评级的内涵和应用
(一)时点评级法和跨周期评级法的内涵
实证研究表明，受经济周期影响，信贷也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虽然二者的周期并非同步。因而。就是否考虑经济周期因素而言，信用评级就需要区分时点评级法和跨周期评级法。评级机构的评级方法受到的关注较多，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较充分。而银行内部评级方法问题在20世纪末才开始受到重视。1998年，美联储的一份有关“美国大银行信用风险评级”报告中提到了银行在使用内部评级方法方面存在的差异性和不明确性。2000年左右，巴塞尔委员会在工作论文中正式区分时点评级法和跨周期评级法，但是并没有给出时点评级法和跨周期评级法的准确定义。至今，理论界和业界对于两种评级方法仍有不同的理解，尚未形成比较权威的、被广泛接受的定义，尤其是在跨周期评级法的理解上争论更多。
一般而言，国外学者或者巴塞尔委员会的工作论文是从两个方面来定义和阐述时点评级法和跨周期评级法的。从评级所使用的信息角度去理解两种评级方法，时点评级法使用有关企业的所有静态和动态信息以及宏观经济信息，而跨周期评级仅使用企业的静态信息和动态信息，不对周期性经济变动做出反应。当然也有学者从违约概率性质角度定义两种评级方法，时点评级法是基于现时条件下企业的状况以及对未来的展望所做出的评级，时点评级与未经压力的违约概率相对应；而跨周期评级是考虑整个经济周期，根据企业可能出现的最坏状况或者极端事件压力测试下的承债能力所给予的评级，由此跨周期评级是与压力状态下的违约概率相对应的m。
两种视角都体现出信用评级如何处理经济周期因素的方法，进而区分时点评级法和跨周期评级法。从所使用的信息角度理解评级方法论对于建立合适的评级模型和选用恰当风险因子具有较大指导意义。从违约概率性质的角度理解评级方法论，能够清晰反映出评级与违约概率的互动关系，更深入的刻画出经济周期对于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影响。
(二)时点评级法和跨周期评级法的应用
时点评级法基于评级企业现时状况考虑，评级期限较短，多为一年，也可能2-3年甚至更长时期，评级结果能够精确反映企业的信用风险程度。跨周期评级是基于较长时期内的经济周期出发，评级限期可能为3-5年，或者整个信贷周期，评级结果较之时点评级精度要低，具有顺序评级特征。两种评级方法的不同特征使得它们在银行内部应用方面存在较大差别。时点评级法在银行内部风险管理的应用范围较广，包括贷款定价、风险监测、经济资本配置、限额管理、收益分析等方面，而跨周期评级主要应用于长期信贷决策、确定监管资本等方面。
三、评级方法对风险参数和监管资本要求的影响
(一)评级方法与违约概率
根据《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内部评级法要求，银行要建立起内部评级体系，而且信用等级要与违约概率相对应。不同的信用评级方法将会直接影响到违约概率，时点评级法的等级会随着企业和宏观经济的变化而变化，此种情况下企业的信用等级变动较频繁，但是每一信用等级所对应的违约概率是不变的。也就是说，经济衰退时，企业的违约概率将升高，其信用等级将被下调；而经济繁荣时，企业的违约概率将下降，其信用级别相应上调。跨周期评级结果不随经济周期变动，只会对具有长期性的变动做出反应，企业的信用等级较稳定。但此种情况下，信用等级所对应的违约概率不是固定的违约概率是在一定范围内浮动的，银行应该设定浮动的范围，当变动幅度过大时，就要调整企业的信用等级。
就资产池违约概率而言，Heiffield(2004)以及巴塞尔委员会报告(2005，NO，14)实证研究表明，在经济周期内。虽然每个时点评级级别的未经压力资产池违约概率保持稳定，但是压力状态下资产池违约概率却发生了变化。每个时点评级级别压力状态的资产池违约概率与经济周期是正相关的。同样，在经济周期内，每个跨周期评级级别的压力状态下资产池违约概率保持不变，而未经压力资产池违约概率则与经济周期是负相关的。因此，银行不仅要区分其内部评级法方法，还要明确其违约概率性质，这样才能正确理解信用风险报告的内涵。
(二)评级方法与违约损失率
反映信用风险的两个主要参数是违约概率和违约损失率②。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要求银行要建立客户评级和债项评级的二维评级结构。对于实施高级法的银行来说，要建立债项评级，并且每一个信用等级要与相应的违约损失率对应。实证研究表明，违约损失率与违约概率具有正相关关系，经济衰退时，两个风险参数都会出现下降，进而导致银行的信用损失加大。
银行违约损失率的估算都是基于银行内部数据和担保品的分类，影响违约损失率的因素主要为合同结构、经济周期、行业、以及公司状况等。根据Moody(2002)在其违约损失率预测模型LossCalc的技术文件中披露的信息表明，合同设计对于违约损失率的贡献度为37％，宏观经济环境因素对违约损失率贡献度为26％左右。虽然现在学者对于违约损失率与评级方法的研究并不多，但是贷款合同变动较少，影响违约损失率主要因素多为静态的，这就决定了违约损失率的稳定性。而且从银行的做法来看，频繁变动债项评级也不是一种常规做法。《巴赛尔新资本协议》中已经明确提到要采用较保守的方法估计违约损失率。因而，实施新资本协议的银行建立的债项评级通常具有跨周期性质，违约损失率较稳定。
(三)评级方法与监管资本要求
不同评级方法影响到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的稳定性，由于两个风险参数是计算监管资本的重要输入变量，进而评级方法将会对监管资本要求产生深刻的影响。从理论上讲，时点评级法下评级等级的变化将会引起监管资本的变动。也就是说时点评级下监管资本随着经济周期变动而变动，即在经济繁荣时期，所需的监管资本较少，但是在经济衰退时期所需保有的监管资本较高，监管资本的变动性较大。同样，在跨周期评级条件下，虽然信用等级不变，但是违约概率还是会浮动的，也会引起监管资本的变动。相比较而言，跨周期评级考虑了周期性因素，使得监管资本要求能够保持较高的稳定性，但所要求的监管资本较高。并且，《新巴塞尔资本协议》高级法下监管资本要求的波动性要比初级法的高，因为在初级法下，违约损失率是由监管当局给出的，不需要银行自己估算。
Frieda Rikkers及Andr6 Thibeauh(2008)利用标准普尔数据库研究认为，压力状态下跨周期评级法所要求的监管资本比时点评级法高出76.4％，这与压力水平有关。时点评级条件下，经济衰退时所需监管资本要比平均水平高37％至76％，这也与资产组合的风险状况有关。未经压力跨周期评级法的资本成本要比时点评级法高9％。压力状态下的跨周期评级法所需资本成本则可能比时点评级高出75％。这说明，跨周期评级法可以降低监管资本的波动性，但是维持这种稳定性的代价是较高的。
实际上，评级方法论除了对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以及监管资本要求有显著影响外，还会对银行信息披露产生较大影响，原因在于时点评级下，所披露的信息更为真实，更能反映银行的风险状况；而跨周期评级法下，违约概率精确度不高，因而银行披露的信息就会失真，不利于投资者以及公众对于银行的监督。评级方法论也将影响评级体系的验证，这主要是因为不同评级方法的特征以及对于风险参数的影响，监管部门需要针对银行所采用的评级方法选择恰当的验证工具。确保验证的效率。当前各个银行在评级方法选择的多样性为监管部门的验证工作增加了困难。所以，《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下评级方法论的影响具有广泛性和深刻性，这就要求银行和监管部门重视评级方法论的使用和研究。
四、时点评级体系和跨周期评级体系的选择和建立
(一)银行监管部门对于评级方法所做出的要求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未就银行评级方法论应用问题做出明确的要求，银行可以选择合适自身的评级方法，但是要求银行要明确内部评级方法所属的类型。一般认为，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提到“要求使用长期数据估算违约概率”，进而推测新资本协议提倡使用跨周期评级方法。但是，这一推测理由是不充分的，因为使用长期数据估算违约概率是为了获得更为稳定而准确的模型参数，不论是在时点评级法还是在跨周期评级法下估算违约概率时，都适用这一准则，也就不能由此得出以上结论了。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其关于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要求中，指出“评级方法论是其监管的重要方面。银行要明确所使用的评级方法论的类型，制定企业评级迁移的政策，明确评级等级变动对于监管资本的影响”。我国银监会在《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内部评级体系监管指引》第四节第三十二条、三十三条中提到“商业银行可以采取时点评级法、跨周期评级法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评级方法估计债务人的违约概率”，“商业银行的债务人评级应同时考虑影响债务人违约风险的非系统性因素和系统性因素。商业银行应向监管部门说明所采取的评级方法如何考虑系统性风险因素的影响，并证明其合理性”。
时点评级法和跨周期评级法各有优劣，在没有深入研究的情况下不能说哪个更好。因此。或许是出于谨慎的考虑，各国银行监管部门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保持了一致的口径，允许银行自行选择评级方法。从监管角度看，确保金融系统的稳定和安全是第一目标。银行所保有的资本波动性过大，尤其是在经济下行时期，为补充监管资本要求必然压缩信贷投放规模，也将会对实体经济产生较大负面影响，甚至如果银行没有充足的流动性确保持有足够的监管资本，将会产生系统性风险。所以，监管部门更偏好保持稳定而充足的监管资本，这就意味着不论是巴塞尔委员会。还是各国监管部门在评级方法的选择上可能会更倾向于跨周期评级体系。
(二)国际商业银行在评级方法上的选择
根据Treaty及Carey(1998)和2000年巴塞尔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显示，国际商业银行并没有明确区分评级方法的使用。从实践看，很少一部分银行使用跨周期评级，还有部分银行使用混合评级方法，大部分银行选择使用时点评级方法。这与外部评级机构形成很大反差，因为国际知名的信用评级机构都宣称使用的是跨周期评级法。由此可见，国际活跃银行在评级方法的使用上呈现多样性，并且多数使用的是时点评级方法。造成这一现实的原因可能有如下几点。
1，出于成本收益的角度考虑。跨周期评级和时点评级是收益性与稳定性之间的权衡。跨周期评级所要求的监管资本较高，有利于金融稳定，但是其成本也是较大的。银行是追逐利益的经济部门，需要为股东增加价值。选择时点评级可以降低监管资本需求量，虽然在经济衰退时监管资本需求增加较多，但是通过经济繁荣时期的大量放款来弥补，这样就有利于提高经济资本的使用效率，也有利于实现收益最大化的目标。
2，银行多使用时点评级与违约概率模型有关。一般认为专家判断的评级方法可能更倾向于跨周期评级法，而以市场信息为主的统计模型则偏向于时点评级法。有时候，时点评级法下企业信用等级变动较少，而被误认为是跨周期评级法，这主要是由于评级模型的输入变量变动性较小的缘故。以财务信息为主要输入变量的评级模型就存在这样的问题。银行现今更多使用的违约概率模型为结构性模型诸如KMV模型，此类违约概率模型以市场信息作为主要输入变量，并且随着市场信息的波动而波动，从而形成了时点评级法。
3，银行对于评级结果的多种使用目标。银行在信用风险管理过程中需要不同评级方法的结果，因此导致了银行在建立信用评级体系方面的不一致性和多样性。
4，相比时，最评级体系，跨周期评级体系更难建立。时点评级体系较容易建立，而跨周期评级建立起来相对较难。时点评级可以利用企业的所有信息和宏观经济信息就可以建立起来，而建立跨周期评级体系需要将长期因素和周期性因素相分离，确保违约概率模型所考虑的因素与系统因素没有关联性。这会增加建立跨周期评级体系的工作量，维护成本也较大，使得跨周期评级法的实际应用范围不广。
五、对我国银行的启示与建议
我国将于2010年开始正式实施《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大型国有商业银行都开始已建立或整合内部评级体系，并聘请了外部咨询机构，以适应监管需要。但从现有资料看，国内监管部门、业界专家以及学者都比较注重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等风险参数的估计、评级验证方面的研究，对于银行内部评级方法论问题研究较少，甚至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可能会导致银行评级结果应用、信贷决策等方面的失误。鉴于评级方法论的重要性，在实施内部评级法的过程中应注意把握如下。
一方面，要加强评级方法论研究。监管部门应正确认识不同评级方法可能对银行内部信用风险管理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在此方面的实践和研究成果，组织实施新资本协议的银行进一步研究在我国实际情况下，不同的评级方法对监管资本、评级体系验证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商业银行应对评级方法论有深入认识。并用以指导建立内部信用评级体系，正确应用评级结果进行贷款定价、信贷决策。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篇8
2001年1月16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以下简称巴塞尔委员会)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新资本协议)，计划在2003年第4季度公布正式稿，2006年彻底取代现行的1988年协议。经过多次测试和技术参数修正，巴塞尔委员会2003年4月底颁布了新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第三稿，该稿已接近于最终稿，主要规定了资本的界定、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加权风险的计量等内容。对此国内商业银行应高度关注。
一、新资本协议中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和风险加权资产的计量解析
新资本协议资本的定义与1988年巴塞尔协议的规定相同，包括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两部分，资本充足率仍要求不低于8％，核心资本不低于4％。对风险的定义，除保留了1988年协议中信用风险的规定外，还把操作风险、市场风险纳入风险资产计量范畴，并分别规定了以内部评级为主的不同的计量方法。新资本协议的关键是，通过资本优惠，鼓励商业银行采取先进的风险管理方法，以达到提高风险管理水平的目的。
资本充足率的公式为：
资本充足率=资本／风险加权资产
=(核心资本+附属资本)/[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市场风险所需资本+操作风险所需资本)×12.5]
对资本充足率的分子部分，即资本的计量非常简单，只要弄清楚资本的定义即可。而分母的计量相当复杂，需要分别计算各种风险资产，并采取不同的风险计量方法。
(一)信用风险计量
新资本协议将银行资产分为公司贷款、国家(又译称)贷款、银行同业、零售贷款、专项贷款、股权投资等6类。
对商业银行影响最大的公司贷款、国家贷款、银行同业等，新资本协议规定了标准法、内部评级(IRB)初级法和内部评级(IRB)高级法等由低到高3种不同的风险计量方法，允许符合条件的银行自主选择不同的计量方法，但采取高一级方法的商业银行比采取低一级方法的商业银行能够获得更大的自和更多的资本优惠。而对零售贷款，则只允许采取内部评级高级法，商业银行不必计算单笔的风险敞口，但需要计算一揽子同类风险敞口的估计值。
一是标准法。标准法的特点是采用外部评级机构确定资产风险权重，适用于复杂程度不高的银行。标准法下信用风险加权资产等于信用风险敞口(EAD)
与外部评级机构确定的客户风险权重乘积。风险敞口是指由于债务人的违约所导致的可能承受风险的信贷业务余额。风险权重由外部评级机构(如穆迪、标准普尔公司等)根据客户的相关信息评定，分为0％、10％、20％、50％、100％和150％六级。
二是内部评级(IRB)初级法和高级法。内部评级法的特点在于资产风险权重主要由商业银行根据自己对客户的信用评级确定。在内部评级(IRB)法中，风险加权资产等于风险敞口(EAD)与风险权重的乘积。风险权重由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和期限(M)3个因素确定。违约概率是指未来一段时间内借款人发生违约的可能性；违约损失率指预期违约损失占风险资产敞口的百分比，与资产的交易特征有关，如是否有抵押品。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与期限M参数调整一起计算出风险敞口的风险权重。如果违约概率由商业银行确定，其他参数由监管部门确定，则该内部评级方法称为初级法或基础法，如果参数均由商业银行确定，则该内部评级方法称为高级法。
(二)市场风险计量
市场风险是指在一段时期内由于汇率和利率的变化所造成金融工具的市场价格下降的风险。新资本协议包括债务衍生产品、股权衍生产品和外汇衍生产品等市场风险的资本要求，商业银行要运用金融工程技术把股权、利率和汇率三大类衍生产品转化成相应的基础工具即股票、债券和货币，然后将转换的基础工具分别按照三套不同计算规则计量，另外鼓励银行采用自己的内部风险管理模型。
(三)操作风险计量
操作风险是指由不完善或有问题的内部程序、人员及系统或外部事件所造成损失的风险。新资本协议要求商业银行考虑操作风险并相应配置资本，规定了三种不同的操作风险计量方法：一是基本指标法，所需资本等于商业银行前三年总收入的平均值乘以0.15的系数。二是标准法，银行根据每一产品线总收入乘以委员会规定的几项特定系数计算出各产品线的资本要求，然后加总即等于需要抵御操作风险总资本。三是高级计量法，银行可以运用自己的风险模型计量操作风险。
二、新资本协议实施对国内商业银行的影响评估
从资本充足率计算和风险资产计量的纯技术角度分析，严格实施新资本协议将使国内商业银行面临巨大的压力和考验。
首先，国内商业银行缺少短期内实施先进风险计量方法的必要支撑。新资本协议通过资本优惠鼓励银行采取更为先进的风险计量方法，允许银行通过内部评级确定风险函数计量加权风险资产。与该协议规定的内部评级法必须达到的九个最低标准相比，国内商业银行至少在以下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一是资产尚未进行公司、国家、银行、零售贷款、专项贷款、股权投资等方面的细分；二是评级体系仍实行一逾双呆四级分类法和五级分类法，离先进银行十级以上分类方法有较大差距；三是没有成熟的风险计量模型，信用评价仍以定性分析为主，且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客户风险评价的准确性较差；四是MIS信息系统不能满足复杂的风险计量要求(这一点显得尤为关键)；五是内部评级尚未应用于信贷决策、资本配置、贷款定价、经营绩效考核等方面；六是缺乏以风险为导向的资本资源配置机制。因此，国内商业银行缺乏尽快实施内部评级法的必要基础，再加上缺少市场风险的基础工程技术和操作风险的风险计量模型，实施新资本协议将使国内商业银行不能享受与国外先进银行同样的资本优惠。
其次，资本充足率的倒逼效应将对国内商业银行业务发展形成压力。按照新资本协议要求，商业银行应当为不同的风险敞口配置相应的最低资本，但国内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普遍较低，不能为风险敞口提供足够的资本支撑，风险敞口规模与资本匹配失衡。同时，由于短期内不能实施先进的风险计量方法，国内商业银行享受不到更多的资本优惠，资本充足率水平与国外先进银行相比差距会进一步拉大。根据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公式，要提高资本充足率，一是要提高资本的数量，二是要降低风险资产规模。当前情形下，商业银行补充资本的渠道相当有限，短期内不可能通过注入资本大幅度提高资本充足水平。在分子(资本)已定的情况下，就必须在分母上做文章，主要是降低信贷资产的风险敞口规模。资本充足率的这种逆向配置几乎意味着国内商业银行降低风险敞口规模的途径就是降低信贷规模，甚至是减少和放弃一些优质客户的信贷规模，造成在市场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
再次，新资本协议实施将考验国内商业银行的收益质量。新资本协议吸收了“风险价值”的概念，主要是RAROC方法(即风险调整资本收益)，其计算公式是RAROC=(收益—经营成本—预期损失)／经济资本，其中预期损失是根据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等不同风险类型计算出的损失预期值。RAROC与当前收益的计算方法的最大不同，在于将未来可预计的风险损失量化为当期成本，直接对当期收益进行调整，使银行的收益与所承担的风险直接挂钩。在加权风险资产数量较大的情况下，按照RAROC方法评价将会降低国内商业银行的收益水平。
最后，风险管理理念的落后和专业人才的匮乏。国内商业银行缺失风险管理文化，缺乏系统完整的风险管理战略和全面风险管
理理念，风险管理的组织体系垂直性、独立性不够，效率不高，风险管理人员不足，实施IRB法必须的宏观经济专家、产业经济专家、金融工程师、财务分析师、计量经济学家等专家队伍匮乏。
三、国内商业银行的应对策略
尽管新资本协议给国内商业银行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但必须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资本充足率是衡量商业银行安全性的一个重要标准而不是惟一标准，国内商业银行不能惟“资本充足率论”，产生恐慌心理和“泛危险”思想，单纯为满足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公式而降低资产规模，或者放弃正常的有质量的业务拓展，而要结合国内金融的现实环境，对新资本协议的影响做出整体判断。国内银行由于大多属国有银行，有国家信用作为隐性支撑，相对提高了银行的安全性。同时由于新资本协议过多体现出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未经评级的企业即使是优质企业其风险权重系数也较高，因此国内银行应当以积极的心态应对挑战，把新资本协议的实施作为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抓好业务拓展，为提高资本充足率赢得更多的机会和空间。
(一)积极吸收新资本协议倡导的风险管理理念
一是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全面风险管理在宏观管理层面上要求有统一的风险管理战略、统一的风险管理政策、统一的风险管理制度、统一的风险管理文化。在微观操作层面上不但要重视对传统的信用风险的管理，而且要全面考虑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风险因素的管理。风险管理必须逐步应用于信贷决策、资本配置、贷款定价、经营绩效考核等方面，贯穿于业务经营管理的全过程。
二是“经营风险”的理念。风险伴随着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全过程，+现代商业银行与其说是在经营货币，不如说是在经营风险。近年来国际上发生的一系列震惊世界的金融机构风险事件，表明银行若不顾风险管理而一味追求资产规模扩张和短期盈利增加，即使资本充足率达到或超过8％的指标，最终也难以避免破产倒闭的命运。只有重视风险管理并成功控制风险，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并发展。
三是“风险管理是银行核心竞争力”的观念。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由业务开拓能力、产品创新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构成。在激烈的金融市场竞争中，风险管理水平越高意味着识别和抓住机会的能力越强，越能增加盈利并更具市场竞争力。
四是“风险调整收益”的经营价值观念。将“风险价值”引入盈利水平管理，即银行的当期收益扣除经计量的预期损失，据以测算各种收益率，促进其长期持续盈利能力的增强。
(二)解析资本充足率的核心定义，为新资本协议的实施早做准备
资本充足率和资本数量、加权风险资产规模属对应函数关系，提高资本充足水平无外乎增加资本、降低加权风险资产规模这两种途径。由于增加资本的途径如扩大注资规模、改制上市、发行债券等受制因素较多，本文不予重点讨论。
1.加快风险权重较低业务的拓展。一是对银行同业的资产业务，如金融同业资金头寸拆借等，这类客户一般信用评级较高，风险权重较低；二是积极关注国内企业外部评级状况，对获得外部评级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积极营销；三是加快重点优质客户的营销力度。这类企业即使未经过外部评级，但由于其理念的先进性更加容易接受外部评级，而其管理的规范性也将使其获得较高的信用等级。四是加大对私人银行业务(零售业务)的营销，这类业务按照新资本协议的要求采取内部评级高级法，银行对参数的确定有更大的主动性，且通过QIS3对其风险权重参数调低的情况看，巴塞尔委员会更多地鼓励银行开展零售业务。
2.尽早实施以内部评级为主的风险计量方法。实施内部评级法不仅可以提高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而且风险参数由商业银行自主确定，既降低了客户的评级成本，有利于市场拓展，又使商业银行能够更充分地了解客户信息，合理确定营销策略。
3.注重风险缓释技术的应用。风险缓释技术是指银行采取如抵押、担保、风险净值、信用衍生物等风险缓释工具，或者采取保险等手段所实施的风险分散技术。商业银行应对现有的各种信用风险缓释技术进行全面的评估，建立完整清晰的操作框架和流程，对抵押物范围的拓展进行研究，同时考虑抵押物价值波动、潜在敞口波动和货币错配等因素，积极争取扩大风险权重为0的交易。超级秘书网
4.加快不良资产的处置步伐。新资本协议标准法下逾期贷款的风险权重为150％，即使采取内部评级法，不良贷款的权重仍旧相当高。因此要降低加权风险资产规模，就应当从现在入手，进一步加大不良资产的处置力度，使不良资产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三)为实施内部评级等高级方法构建必要的技术平台
一方面，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创建适合于国内商业银行的风险计量方法和模型。另一方面，重视基础数据库建设。目前国内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信息化程度较低，风险信息分析加工功能较弱，尤其是客户的信息很少，因此必须加快建立体现客户信息和内部信息管理要求的风险管理信息系统，为IRB系统的全面推行奠定基础。
(四)强化风险管理的组织建设
一是扩大风险管理范围，减少风险管理层次，提高风险管理的效率，强化风险管理的权威性，赋予风险管理部门在信贷政策制订、信贷决策审批、资本配置、业务敞口限额管理等方面更多的职能。
二是建立专业队伍。加大专业队伍的培养力度，培养、建立和及时储备一支擅长风险分析的专业化人才队伍，以满足未来风险管理的需要。
三是引入风险经理制。在经营部门设立风险经理，与客户经理平行作业，实现风险管理关口的前移。
参考文献：
[1]中国银监会译文.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概述.(征求意见稿)，2003-05-15.
[2]彭茂吾主编.西方商业银行资本管理[N].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出版，2003.
[3]唐国储，李选举.新巴塞尔协议的风险新理念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构建[J].金融研究，2003，(1)：46-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