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尔协议三范文

巴塞尔协议三篇1

关键词：巴塞尔协议Ⅲ；资本监管；银行业

文章编号：1003-4625(2010)12-0008-03　中图分类号：F831.0　文献标识码：A

一、巴塞尔协议Ⅲ主要内容及分阶段实施安排

(一)巴塞尔协议Ⅲ的主要内容

1.一级资本金比率。根据巴塞尔协议Ⅲ，普通股最低要求，即资本结构中吸收损失的最高要素，将从当前的2％提升至4.5％。这一严格的资本要求将分阶段实施，从2013年1月1日开始，2015年1月1日之前实现。一级资本金(包括普通股和其他符合要求的资本)比率将在同一时间从4％提升至6％。

2.资本留存缓冲。巴塞尔协议Ⅲ引入了2.5％的资本留存缓冲(capital Conservation Buffer)，由扣除递延税项及其他项目后的普通股权益组成。这一留存缓冲的目的在于确保银行持有缓冲资金用于在金融和经济危机时期“吸收”损失。尽管银行在危机期间可以利用这一缓冲，但资本比率越是接近最低要求，受到的限制也会越大。一旦银行的资本留存缓冲比率达不到该要求，监管机构将限制银行拍卖、回购股份和分发红利等。这一机制可防止一些银行在资本头寸恶化时也肆意发放奖金和高红利的情况。

3.反周期缓冲。巴塞尔协议Ⅲ还提出了“反周期缓冲”的资本要求，这一新的缓冲比率为普通股或其他能完全“吸收”亏损的资本的0-2.5％，将根据各国情况具体执行。“反周期缓冲”是基于一项更广泛的宏观审慎目标，要求银行在信贷过分充足的情况下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对一国而言，这一缓冲仅仅在“信贷增速过快并导致系统范围内风险积累”的情况下才会生效。一旦“反周期缓冲”生效，将作为留存缓冲范围的延伸。

4.杠杆率要求。除了上述这些基于风险的资本要求，还有一项并不基于风险的“杠杆率”要求作为辅助。巴塞尔协议Ⅲ要求各国对3％的一级杠杆率在同一时期进行平行测试。基于平行期的测试结果，再于2017年上半年进行最终调整，并希望在2018年1月1日进入新协议的第一支柱部分。

5.系统重要性银行。对系统重要性银行提出1％的附加资本要求，降低“大而不能倒”带来的道德风险。同时，巴塞尔委员会与金融稳定局(FSB)正在研究一项针对具有“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综合方案，可能包括资本附加费(capital Surcharges)、或有资本(Contingent Capital)、保释债(Ball-in Debt)等。此外，有关清算制度的相关工作也将持续进行。

6.引人流动性监管指标。巴塞尔协议Ⅲ将引人流动性覆盖比率(LCR)和净稳定融资比率(NSPR)对银行的流动性进行监管。其中流动性覆盖比率(LCR)用来确定在监管部门设定的短期严重压力情境下，银行所持有的无变现障碍的、优质的流动性资产的数量，以便应对此种情境下的资金净流出；而净稳定融资比率(NSPR)主要用于确保各项资产和业务融资，至少具有与它们流动性风险状况相匹配的满足最低限额的稳定资金来源。

(二)巴塞尔协议Ⅲ主要规则的实施时间安排

根据2010年9月12日达成的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所有成员国执行期将从2013年1月1日开始，而且必须在此日期之前将协议规则转化为国家法律规范。新协议的严格要求将于一系列不同的过渡期分阶段执行，这也有助于确保全球银行业能在满足更高要求的同时保持合理的盈利水平并进行融资，为经济发展提供信贷支持。最终达成一致的落实期各项规则虽有所不同，但最晚均至2019年1月1日。具体时间安排如表1所示：

二、巴塞尔协议Ⅲ反映出的资本监管理念

(一)加强银行资本监管已成为国际共识

巴塞尔协议Ⅲ要求将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普通股和留存收益)的最低要求从原来的2％提高到4.5％，同时新增要求商业银行持有2.5％的资本留存超额资本作为应对将来可能出现困难的缓冲。上述两项加总，使得核心一级资本要求达到7％，这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加强资本监管的共识和决心，也反映了巴塞尔委员会对银行自营交易、衍生品和资产证券化等银行活动提出更高资本要求的态度。

(二)银行资本监管的思路发生了改变

巴塞尔协议Ⅱ的一个基本思路是强调银行管理与监管应以风险识别为基础，金融危机暴露了巴塞尔协议Ⅱ的框架存在不少漏洞。巴塞尔协议Ⅱ强调对分母一风险资产的计量，而此次巴塞尔协议Ⅲ则更加强调对分子一资本的计量，直接表现就是诸多条款的核心要求便是增加资本，提高资本的充足率。

(三)重新界定监管资本，强化监管资本基础

一是将原来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重新界定并区分为核心一级资本(主要包括普通股及留存收益)、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并建立严格的合格标准。二是在巴塞尔协议Ⅲ中，核心资本要求被大大提升，原来的附属资本概念被弱化。三是对资本扣减要求进一步严格，全部从核心一级资本中扣减。

(四)银行监管的核心价值观发生了根本转变

巴塞尔协议Ⅲ对商业银行各项安全指标的大幅提升，意味着在经历最严重金融危机的洗礼之后，全球银行业的监管迎来了新的时代，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在银行业监管的核心价值观选择上，安全已经远远超越了效率，对银行业安全的关注可谓史无前例。

三、我国监管部门拟实施的资本监管标准与巴塞尔协议111的比较分析

在2009年12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公布了新协议的征求意见稿后，我国监管部门于2010年3月组织国内银行参与了资本监管改革的定量测算，从测算的结果来看，新的资本协议对我国当前银行业的资本补充不会形成直接的冲击。因此监管部门对巴塞尔资本监管改革主张同步提高资本数量和资本质量，实施严格资本扣除政策，计算杠杆率时不允许净额结算以反映银行最大杠杆效应，重视最低资本充足率标准，给予适当过渡期等原则。针对巴塞尔资本监管的改革，我国监管部门已初步提出了我国银行业包括资本充足率、杠杆率和拨备率三大工具在内的资本监管框架体系建议。表2对我国监管部门的监管建议和巴塞尔协议Ⅲ的监管要求进行了对比，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一是我国银行监管的监管思路和措施充分吸收和借鉴了巴塞尔协议资本监管的改革精神，已经与世界银行业监管趋势相适应；二是我国监管当局建议的中国监管要求无论从指标标准还是达标时间上都高于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如对核心一级资本、一级资本和总资本三个最低资本要求皆高于巴塞尔Ⅲ的规定，同时，要求继续坚持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包括普通股和留存收益)占监管资本不得低于75％的

标准，实施严格的核心一级资本扣除标准，提高二级资本的合格标准；三是我国的监管要求结合国内银行业的实际情况，与巴赛尔协议Ⅲ有所不同，如巴塞尔Ⅲ标准要求2，5％的法定留存缓冲资本和0-2.5％的反周期缓冲资本，而建议的中国资本充足率要求并未区分留存缓冲资本和反周期缓冲资本。

四、巴塞尔协议Ⅲ对我国银行业的影响分析

(一)单从资本充足率指标来看，对我国银行业

影响不大

对于银行业的资本约束是一种世界性趋势，中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指标目前远高于欧美银行。根据我国上市银行2010年的半年报显示，我国上市银行平均核心资本充足率为8.4％，除华夏、光大和农行外，其他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均超过7％，且多家银行下半年都有资本补充计划，届时核心资本充足率将会有一定程度提高。而且中国银监会目前对国内大型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底线为11.5％，核心资本充足率底线则为7％，而巴塞尔协议Ⅲ只是分别提高到6％和4.5％，中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标准仍远高于国际标准。因此，即便巴塞尔新协议Ⅲ关于一级资本金充足率的规定马上执行，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也将是微乎其微。

(二)资本缓冲的要求将使未分配利润受到挤压

按照新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需要建立2.5％的资本留存缓冲和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因为目前我国监管层对缓冲资本没有特别要求，国内商业银行距离巴塞尔协议Ⅲ中2.5％的要求尚有差距。据申银万国的分析表明，在资本缓冲准备方面，国内银行业平均水平在1.76％，除交行外，其他银行均低于2.5％的标准。如果按照巴塞尔协议Ⅲ的标准，银行将需要提取更多的一般风险准备，从而未分配利润将受到一定的挤压。

(三)海外拓展将面临资本障碍

加强对外资银行分支机构尤其是资本监管将成为未来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议题之一。而随着全球对银行资本监管要求的提高，中资银行海外分行的海外发展模式或将改变，与西方同业的公平竞争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及经营管理。但未来业务拓展模式的改变以及当地监管要求的升级也将给这些分支机构带来严峻挑战，中资银行在海外的资本障碍变得更为迫切，不仅仅要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还应实现资本来源的多样化。

(四)将对我国银行业的发展方向产生长期影响

按照巴塞尔协议Ⅲ监管思路和资本监管的国际趋势，未来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更应该围绕资本约束做文章，以有限的资本博取更高的回报，而不是简单地“以规模换效益”。在结束了简单的“垒大户”时代后，对我国银行业而言，在其未来的发展战略中，精细化经营更应该被高度重视。细分客户、精细定价应该成为未来银行经营中的重点；通过合理合法合规的创新，加大不利用或少利用资本的中间业务在盈利中的占比，才是银行未来的发展方向。

五、对策建议

(一)加强对态势的跟踪和应对

巴塞尔协议Ⅲ关于反周期资本缓冲以及流动性监管指标等方面还有待磋商，而且我国监管部门对相关指标的要求还在进一步的讨论和论证中。因此，应密切跟踪巴塞尔协议Ⅲ和我国监管部门关于银行业资本监管的最新动态，及时研究应对之策。

(二)制定可行的资本管理规划，加强资本管理

针对巴塞尔协议Ⅲ所反映出的国际资本监管趋势，建议尽快着手制定科学可行的资本管理规划，通过规划引领银行资本管理的短期和长期机制。

(三)积极探索和创新资本的补充工具和渠道

通过提高盈利能力、增加内部积累，股东注资等方式及时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提高资本质量。

(四)主动调整业务模式，建立风险和收益匹配的“轻资本”模式

国际银行业的发展趋势将逐步走向集约化经营，因此，从中长期看，我们应主动调整业务模式，通过精细化资本管理，准确、科学计量资本，提高风险定价水平，持续优化流程，加快资源整合等策略，努力提高资本使用效率，尽可能以最小的资本消耗获取最大的经营效益。

参考文献：

巴塞尔协议三篇2

【关键词】巴塞尔协议Ⅲ 商业银行业 影响

一、巴塞尔委员会与巴塞尔协议Ⅰ、Ⅱ

（一）巴塞尔委员会

巴塞尔委员会全称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其前身为银行法规与监管事务委员会，成立于1974年，由当时世界上的十大工业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加拿大、比利时、瑞典的中央银行共同发起。巴塞尔委员会是国际清算银行的一个正式机构。

巴塞尔委员会实际上是一个国际银行监管的合作、协商和监督组织，提高银行的监管水平、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是巴塞尔委员会的目标。为实现此目标，巴塞尔委员会主要有三个工作重点：首先，加强各国银行监管机关之间的信息交流；其次，提升国际银行监管的技术水平；第三，设定最低的银行监管标准。巴塞尔委员会提出银行监管方面的建议，不仅对成员国国家的银行监管有重大意义，而且非成员国也会借鉴、采纳或接受其建议，所以委员会在全球都具有重要影响力。

（二）巴塞尔协议Ⅰ

1988年，巴塞尔委员会制定了《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即《巴塞尔协议Ⅰ》。该协议对银行资本的定义、资产的风险权数和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做出了具体的规定。

如巴塞尔协议Ⅰ将银行资本划分为核心资本又称一级资本（Tier One Capital）、附属资本又称二级资本（Tier Two Capital）。其中核心资本包括银行的实收资本、不可赎回的非累积优先股以及公开储备。巴塞尔协议要求银行核心资本必须占到银行资本的50%。附属资本包括银行的非公开储备、资产重估储备、普通准备金或普通坏账准备金、混合资本工具以及长期次级债务。巴塞尔协议要求附属资本不能高于核心资本的100%。

另外，巴塞尔协议Ⅰ对资本的扣除数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资本扣除包括商誉、对合并报表之外的银行与附属公司的投资以及持有的其他银行的股本或资本工具。

巴塞尔协议Ⅰ虽然对资本充足率做出了具体的规定，也使得对商业银行的监管走向统一化和国际化，但是，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巴塞尔协议Ⅰ的监管标准逐步落伍，不能跟上银行发展的脚步。

首先，巴塞协议Ⅰ对风险资产的规定过于简单。因为具有同一风险权数的银行资产，其实际风险可能变化很大，用5级风险权数来表述银行的风险资产不能客观反映银行资产的实际风险。并且在风险权数上存在对非经合组织成员国银行的歧视。

其次，巴塞尔协议Ⅰ对风险的认识还停留在单一信用风险的层面，没有意识到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其他风险因素。这使得银行在经营中规避信用风险而转投其他风险的资产，这样银行的资本金充足率没有发生改变，但是其承担的实际风险已经远远大于协议的规定。为银行的资产安全埋下了隐患。

（三）巴塞尔协议Ⅱ

由于巴塞尔协议Ⅰ存在的诸多不足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为了弥补协议Ⅰ的缺陷同时适应金融市场的监管发展，巴塞尔委员会于1999年6月提出了《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征求意见第一稿，提出了银行资本监管的三大支柱：最低资本标准、监管审查和市场约束。该协议在历经2001年和2003年两次征求意见稿后，终于在2004年6月定稿，由巴塞尔委员会批准通过，这就是《巴塞尔协议Ⅱ》。

巴塞尔协议Ⅱ在协议Ⅰ的基础上，将风险分为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并给出了风险评估的方法。巴塞尔协议Ⅱ中提出了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评估的方法，主要有标准法、内部评级法、高级计量法和基本指标法等。

巴塞尔协议Ⅱ提出了监管审核支柱的四个原则：原则一，银行应具备一整套程序，由于评估预期风险轮廓想适应的总体资本水平，并制定保持资本水平的战略；原则二，监管当局应检查和评价银行内部资本充足率的能力，若对检查结果不满意，监管当局应采取适当的监管措施；原则三，监管当局应鼓励银行资本水平高于监管资本比率，应该有能力要求银行在满足最低资本要求的基础上，另外持有更多的资本；原则四，监管当局应尽早采取干预措施，防止银行的资本水平降至防范水平所需的最低要求之下，如果银行未能保持或补充资本水平，见光当局应要求其迅速采取补救措施。

市场约束这一支柱的核心内容是要求银行尽可能多地披露信息，由现有债权人或潜在债权人来评价银行的风险和应先该银行的股票价格或筹资成本。披露的信息应包括银行的资本构成、风险的种类、风险暴露指数、风险管理技术、资本充足率状况等。

二、巴塞尔协议Ⅲ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大危机引发了国际金融监管大改革。巴塞尔委员会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资本监管改革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巴塞尔协议Ⅲ》的草案于2010年提出，并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就获得了最终通过，并将于此后的11月在韩国首尔举行的G20峰会上获得正式批准实施。

巴塞尔协议Ⅲ在协议Ⅱ的基础上，依然保留了其三大支柱，但是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更加严格，同时建立了逆周期监管框架，引入了杠杆比率和流动性监管指标。

（一）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更严格

在最低资本金比率方面，草案规定，商业银行的普通股最低要求将从目前的2%提升至4.5%，也就是所谓的核心一级资本比率，另外还需要建立2.5%的资本留存缓冲所以总的普通股资本要求将达到7%。此外，商业银行更宽泛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限则将从现行的4%上调至6%。根据新规定，银行需要在2015年前也就是5年内达到最低资本比率要求，即不包括资本缓冲在内的普通股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达到4.5%，一级资本比率达到6%；而对缓冲资本的落实则更为宽松一些，银行可以在2016年1月至2019年1月期间分阶段落实。

新资本协议对欧洲银行业的冲击也比美国更大，特别是对一些经济困难国家和中小银行。相对于中小银行，大型银行担心的是更高的资本金要求会限制银行放贷能力。

（二）建立逆周期监管框架

以普通股或其他具有全面吸损能力的资本工具的0%～2.5%计提逆周期超额资本来建立所谓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只有在出现系统性贷款高速增长的情况下才需要计提，大多数情况下逆周期超额资本为0。目的在于促进银行环节亲经济周期效应，有能力吸引未来经济衰退和系统性风险危机所产生的损失，提高银行稳健性与银行监管的前瞻性。

（三）引入杠杆比率

巴塞尔委员会为了使用简单明了的指标作为资本充足率的补充，同时为了响应当前全球经济的“去杠杆化”风潮，缓解杠杆过大所带来的风险，巴塞尔委员会设立杠杆率监管标准：

杠杆率=一级资本/总资产≥3%

比率的进一步调整及计算银行资产的方式则尚待决定，目前实行最低3%的规定，并最迟在2017年上半年完成调整，于2018年1月1日转入第一支柱。

（四）引入流动性监管指标

巴塞尔委员会引入了两个心的流动性监管量化指标：流动性覆盖率（LCR），用于度量短期，一般30天内银行流动性状况；净稳定融资比率（NSFR），用于度量中长期内银行可供使用的稳定资金来源能否支持其资产业务发展。

流动性覆盖率=■>100%

该指标的意图在于确保单个银行在监管当局设定的流动性严重压力情境下，能够将高流动性资产贮备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这些资产可以通过变现来满足其30天期限的流动性需求。高流动性资产储备包括现金、政府债券、中央银行票据和存在央行的准备金等。按照该指标，资金流入和资金流出个项目所使用的权重系数在各国和各地区都采用相同的数值。但对于一些参数，也允许各监管当局自行决定适用于辖内银行的标准。对于自行确定的参数和银子数值，应对外，保持透明度。

净稳定融资比率=■>100%

在持续压力情境下，根据银行一个年度内资产和业务的流动性特征设定最低稳定资金量。能鼓励银行通过结构调整减少短期融资的期限错配、增加长期稳定资金来源，条监管措施的有效性。银行可用的稳定资金来源根据监管当局按资金来源的性质和稳定性设定五档系数，分别为100%、85%、70%、50%和0%。设定系数考虑的因素包括存款是否加入存款保险体系、银行与客户是否有稳定的业务关系以及存款是属于批发还是零售等。业务所需的稳定资本来源是银行从事资产业务（包括表外业务）所需要的稳定的融资来源，由银行从严把握提出方案，最终由监管部门确定。

三、协议Ⅲ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

为最大限度降低新协议对银行贷款供给能力以及宏观经济的影响，协议Ⅲ给出了从2013到2019年一个较长的过渡期。新协议规定，新的全球银行杠杆比率标准为3%，该比率标准将在2013年至2017年期间接受测试。同时还规定，银行需要在2015年前，也就是5年内达到最低资本比率要求，即不包括资本缓冲在内的普通股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达到4.5%，一级资本比率达到6%；而对缓冲资本的落实则更为宽松一些，银行可以在2016年1月至2019年1月期间分阶段实施。中国作为巴塞尔成员国，也将在2019年前达到新协议的要求。

（一）协议Ⅲ短期对我国银行业影响不大，长期影响深远

从2004年开始，中国银监会引入了《巴塞尔协议》框架，并逐步进行了完善，建立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以资本充足率监管为核心的银行监管体系。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银监会逐步提高了对国内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和资本充足率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截至2013年一季度，我国上市银行平均核心资本充足率为9.02%，整体资本充足率水平为11.53%，均高于协议Ⅲ的最新要求。因此，短期内协议Ⅲ不会对我国银行业产生直接的冲击。

但是长期来看，由于我国经济过分倚重间接融资，尤其是银行贷款，所以为了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银行信贷规模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速。但是同时为了满足监管的需要，银行又不可避免地要补充资本充足率。以2013年一季度为例，在实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之后，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出现了普遍的下降，因此，未来银行还是会走上补充资本充足率的道路。

（二）银行业倾向于转变融资方式和股利分配政策

在新协议中，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进一步得到提高，这意味着普通股在监管资本中的地位越加重要，因此在融资方式上，商业银行将由侧重于发行次级债补充附属资本的方式向发行股票筹集核心资本的方式转变。同时，为了尽可能减少融资成本，商业银行将会减少分红派息规模，可能造成短期内股东回报水平的下降。

值得一提的是，银行总是习惯于把股权融资当作补充资本金充足率的唯一源泉，不重视内源性的资本生成机制，于是往往陷入了补充资本充足率——融资——不足——再融资的恶性循环。为了打破这一循环，银行英爱更加重视内部融资的机制。相对于外部融资，内部融资成本低，不稀释股权，方式灵活而有弹性，是一条补充资本充足率的可持续的途径。

（三）有利于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模式的转变

存货利差是我国商业银行利润的主要来源，也是外界诟病中国商业银行的焦点。协议Ⅲ响应了全球去杠杆化的呼声，若在银行业实施后，将使经营杠杆倍数显著下降，从而导致银行的筹资放贷能力的下降，最终影响了银行的盈利能力。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为了满足新协议要求，就必须提高储备资金以防范潜在风险，从而减少可动用的信贷资金规模。因此，新协议将迫使我国商业银行转变经营模式，由传统的信贷业务向多元化业务转变，由粗放型的经营方式向精细化的经营方式转变，来增强盈利能力。商业银行应改变高资本占用型的经营模式和过度依赖批发性信贷业务的状况，拓展资本消耗较低的非利息业务，大力发展风险权重较低、资本占用较少、综合回报较高的零售业务、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

（四）结论

《巴塞尔协议Ⅲ》对以往的资本监管体系进行了修正和完善，这些改革措施将对银行业的健康发展以及金融体系的稳定发挥重要作用。对于中国银行业来说，《巴塞尔协议》的实施既是对银行风险管理一个巨大的挑战，又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但外部监管并非万金油，中国的银行业必须要更加深化金融改革，转变经营方式，调整经营结构，拓宽资本补充渠道，谋来提高自身抵御风险和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能力。

巴塞尔协议三篇3

【关键词】巴塞尔协议III；新协议；影响；商业银行

一、引言

2008年的次贷危机给全球经济都带来了重创。一方面，各国金融监管部门开始深入思考危机原因、思考监管制度方面的漏洞。另一方面，以充足资本、监督检查、市场纪律为三大支柱的巴塞尔协议Ⅱ开始受到了质疑。为了寻求更为稳定的金融市场体系，巴塞尔协议III应运而生。那么，新出台的巴塞尔协议III和之前的巴塞尔协议比较，监管标准和内容有什么不同呢？又为世界各国银行业带来了什么影响呢？对于新协议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呢？

二、巴塞尔协议Ⅲ的主要内容和框架

（一）巴塞尔协议Ⅲ的主要内容

1.一级资本金比率

《巴塞尔协议III》规定，截至2015年1月，全球各商业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限将从现行的4%上调至6%，由普通股构成的“核心”一级资本占银行风险资产的下限将从现行的2%提高至4.5%。新协议影响最大的地方便是大幅度提高了对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的要求。

2.资本留存缓冲

与旧巴塞尔协议及新巴塞尔协议不同，巴塞尔协议III引入了2.5%的资本留存缓冲，旨在确保银行维持一个恰当的资本缓冲区，在经济危机时用其来“吸收”损失。资本充足率越低于监管资本要求，限制越大。如果银行资本充足率低于监管资本要求，它们在股份回购、股利支付和奖金发放等方面要受限制。

3.逆周期缓冲

为了实现更广泛的宏观审慎目标，逆周期缓冲的资本要求设定在0%―2.5%，这种缓冲和资本留存缓冲一样，都是以普通股的形式补充，主要为了避免信用过度扩张而对系统性风险产生影响。

4.流动性比率

流动性覆盖比率（LCR）规定在短期内（30天内）应大于等于100%，以应对短期流动性冲击。净稳定资金比率(NSFR)是中长期指标，规定应大于等于100%，其目的是鼓励银行采用稳定的融资策略。

5.杠杆率要求

巴塞尔委员会已经就杠杆率监管标准达成了共识：自2013年起将按照3%的标准检测该指标的有效性，并从此进入该指标的过渡期；2018年起正式将杠杆率指标纳入巴塞尔协议第一支柱框架。

（二）巴塞尔协议III重要规则的实施时间安排

巴塞尔协议III规定，从2013年开始，各成员国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将协议转化为法律法规，并且将于一系列不同的过渡期内分阶段执行，最晚于2019年1月1日实施完。

具体地，最低普通权益资本将自2015年起提高到4.5%，最低一级资本6.0%，资本留存缓冲从2016年开始，一直到2019年将提高到2.5%。同时流动性监管指标，流动性覆盖比率（LCR）将在2015年引入最低监管标准，净稳定资金比率（NSFR）将在2018年引入最低监管标准。同时杠杆比率将从2013年至2017年实施3%的测试。

三、巴塞尔协议III对全球及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银行业的影响

（一）巴塞尔协议III对国际银行业的可能影响

2010年巴塞尔协议III通过后关于其对银行业的影响，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全球银行业特别是欧洲银行业将面临巨大的融资压力，而为了达到指标，银行业将通过不同的融资途径融资达千亿美元。因为标准太过严格，可能会抑制经济增长的资本供应。新的资本结构也将影响到金融部门的商业模式和业务模式。另外，由于对各国的监管力度不一致，很可能导致国际监管的套利。但是，也有人认为，从长远来看，如果新协议能经得起市场经济的检验，那么其一定会为经济的稳定和长期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新协议对美国银行业的影响

据2010年商业银行年报数据显示，美国排名前十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平均为11.25%。由于主要的商业银行均已达到巴塞尔协议III所规定的指标要求，所以，新协议对美国银行业的影响不大。

（三）巴塞尔协议III对欧洲银行业的影响

新协议的实施在欧洲遇到了严重的困境：一方面，危机过后促进经济的增长是欧洲银行业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另一方面，新协议的因其保证金融系统的稳定的初衷，难免会抑制到部分金融活动。因此，新协议在欧洲的过分要求会对金融业和整体经济造成伤害，进而妨碍欧洲经济体复苏。

（四）巴塞尔协议III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

目前，中国金融市场还不发达，一直都匮乏金融工具的创新，使得中国银行业在08年次危机时受影响较小，几乎没有遭受损失。此番新巴塞尔协议的出台，在短期来看，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甚微，商业银行的经营将持续稳定发展下去。

然而从长期来看，在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宏观经济背景下，我国的信贷增速很快。然而，信贷增速过快势必会影响银行资本补充，由于新协议对新协议对资本补充的严格要求，过快的信贷增速必然会成为银行风险管理发展道路上的一大障碍。

四、合理应对巴塞尔协议III

（一）继续关注动态变化，做好调整应对措施的准备

巴塞尔协议III在我国目前正处于实施的探索阶段，其监管标准以及各项指标的要求未必能和我国银行业运行的实际情况相吻合，我国监管部门对指标的要求还在讨论之中，所以我们应该时刻关注监管部门关于指标等的相关规定，积极做好应对措施。

（二）适当发展中间业务，改变以存贷利差为主的粗放式盈利模式

对于商业银行来讲，要达到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势必要提高银行储备资金，以应对潜在的风险。当然，这会限制信贷资金规模，对于银行的盈利来说是十分重大的限制。因此，商业银行应该尽量选择资金占用量小的盈利模式。而部分中间业务，资金占用量小，在保证盈利的情况下，能够扩大业务规模，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三）合理评价巴塞尔协议III，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监管标准

巴塞尔协议III这一监管规则，不是一成不变的。投放到各个国家，会有适合各国国情的具体监管规则。对于新协议，我们不能盲从，不能照搬照抄，而要依据我国的国情，制定适合我国金融体系健康发展的具体规则。

五、结论

毫无疑问，巴塞尔协议III与之前的协议相比有重大的突破。一级资本金率和“核心”一级资本金率的上调都提高了商业银行储备资金的监管；资本留存缓冲的引入，确保在经济不景气时能够吸收“损失”；逆周期缓冲更是为了避免信贷过度扩张而影响系统风险；流动性比率更是加强了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巴塞尔协议III虽然对中国、美国等各项指标已经符合规定的国家来说，新协议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在欧洲，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没有消失，现在正面临着较大压力，短期内要达到标准，势必会给欧洲银行业造成巨大的资金压力。对待新协议，我们应该时刻关注其动态变化，合理进行调整；另外，可以适当调整经营模式，发展中间业务；对于巴塞尔协议，要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规则，不照搬照抄，不能盲从，这样我国的金融系统才会稳健地运行。

参考文献

[1]葛兆强.《巴塞尔协议III》:监管利器还是经济枷锁[J].金融教育研究,2011(1).

[2]贺建清.“中国版巴塞尔协议III”对银行业的影响分析[J].金融论坛,2011(8).

[3]陆静.巴塞尔协议III及其对国际银行业的影响[J].国际金融研究,2011(3).

[4]耿明英,耿晓宇,陈钰.《巴塞尔协议III》的主要规定及在中国的实施[J].对外经贸实务,2011(6).

作者简介：

周禄宇（1991―），女，四川成都人，现就读于四川大学吴玉章学院。

巴塞尔协议三篇4

[关键词]巴塞尔协议III；商业银行；资本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2）10-0096-02

作者简介：陈磊（1984-），女，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经济师，研究方向：金融管理。

一、《巴塞尔协议Ⅲ》的主要内容

（一）提高资本充足率比例

根据《巴塞尔协议Ⅲ》要求，商业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从现行的4%提高至6%，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普通股及永久优先股）从现行的2%提高至4.5%，而资本充足率8%的标准维持不变。新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规定将分阶段逐步执行，至2013年初，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将达到3.5%，核心资本充足率达到4.5%；至2015年初，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达到4.5%，核心资本充足率达到6%。

（二）设立资本留存缓冲金

《巴塞尔协议Ⅲ》要求商业银行设立总额不低于风险资产2.5%的资本留存缓冲金，其构成是扣减递延税及其他项目后的普通股。设立资本留存缓冲金的目的是保证商业银行在面临危机时有足够的资金承担亏损，缓冲资本金压力，同时，资本留存缓冲金也将限制银行在资本充足率未达到监管要求时回购股份，发放红利、奖金等行为。

（三）提出反周期缓冲金要求

《巴塞尔协议Ⅲ》为保证对商业银行的资本要求是基于银行所处的宏观经济及金融环境的影响，提出了反周期缓冲金要求，各国监管机构将根据对经济运行及银行经营情况的判断，要求商业银行增加0～2.5%的缓冲金，持有形式为普通股等一级核心资本。

（四）引入杠杆比率监管指标

《巴塞尔协议Ⅲ》引入简单、透明、不基于风险的杠杆比率作为对基于风险的资本比率要求的可靠补充，并要求各国商业银行从2013年1月至2017年1月测试暂定为3%的一级资本杠杆比率的有效性，依据测试结果将进行调整，于2018年正式纳入新资本协议第一支柱框架。

（五）加强流动性监管

根据《巴塞尔协议Ⅲ》要求，商业银行需要监管流动性覆盖率（LCR）和净稳定融资率（NSFR）两个流动性指标。流动性覆盖率的要求旨在保证商业银行在监管者设定的流动性压力下，拥有足够的优质流动性资产以满足短期（30个日历日）的流动性需求，流动性覆盖率应不低于100%；净稳定融资率的要求是根据商业银行一年以上资产的流动性特征设定一个最低的可接受的稳定融资金额，以进一步促进商业银行进行中、长期融资，净稳定融资率应大于100%。

（六）对于系统性重要银行提出额外资本要求

《巴塞尔协议Ⅲ》对系统性重要银行提出1%～2.5%附加资本要求，降低此类业务规模大、复杂度高的银行发生严重事件或经营失败给整个银行体系带来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及有效控制这些银行“大而不倒”的道德风险。系统性重要银行的评估指标包括全球活跃度、规模、关联度、可替代性和复杂性等五项。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银行委员会已在全球范围内选定12个国家29家系统性重要银行，对其实施重点监管。中国银行是目前我国唯一入选系统性重要银行的商业银行，同时也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地区中唯一入选的银行。

二、《巴塞尔协议Ⅲ》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分析

（一）《巴塞尔协议Ⅲ》资本充足率要求短期内对我国商业银行影响不大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监管机构对于商业银行的监管力度不断增强。目前，中国银监会对大型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为11.5%，对中小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为10.5%。根据中国银监会2011年年报，截至2011年底，我国商业银行整体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为12.71%，同比上升了0.55个百分点；加权平均核心资本充足率为10.24%，同比上升0.16个百分点，390家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全部超过8%。银监会于2012年6月8日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对于系统重要性银行和其他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分别为11.5%和10.5%，与现行监管要求保持一致。综合来看，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标准较高，基本满足巴塞尔协议III的要求，短期内该要求对我国商业银行影响不大。

（二）《巴塞尔协议Ⅲ》缓冲金要求将挤压商业银行利润同时促进其稳定经营

《巴塞尔协议Ⅲ》要求商业银行设立总额不低于风险资产2.5%的资本留存缓冲金以及0～2.5%的反周期缓冲金。目前，我国监管机构没有明确提出缓冲金要求，未来，按照《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我国商业银行将需要提取这两种缓冲金，利润也将相应地受到一定程度的挤压。与此同时，提取缓冲金将提升商业银行抵抗风险能力，促使商业银行在系统性风险相对较低的环境中持续、稳定经营。

（三）《巴塞尔协议Ⅲ》将对我国商业银行发展方式转变产生影响

根据《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商业银行将面临更加严格的资本监管，用于支持资产业务发展的资金必然相对减少。我国商业银行应该尽快改变单纯追求业务规模及利润增长的粗放式发展方式，更加注重精细化管理，细分市场和客户，争取以有限的资本投入获取较高的回报；加强产品研究与创新，进一步提高轻资本占用的中间业务收入在利润中的占比；以经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RAROC）为综合效益的考核指标，增加对风险因素的考量等。总之，《巴塞尔协议Ⅲ》将对我国商业银行发展方式转变产生深远的影响。

（四）巴塞尔协议Ⅲ将提升我国商业银行整体风险管理能力

巴塞尔协议Ⅲ在巴塞尔协议Ⅱ的基础上，从资本充足率和杠杆比率监管、流动性监管、缓冲金要求以及风险治理架构等方面提出一揽子监管改革方案，并要求成员国在两年内制定相关指引，2013年1月1日开始具体实施，2019年1月1日全面达到标准。中国银监会也积极在国内推进并落实巴塞尔协议Ⅲ监管新标准，于2011年4月《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指出将提高资本充足率、杠杆比率、流动性等方面的监管标准，建立了更具前瞻性的、有机统一的审慎监管制度安排，要求2012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应分别于2013年底和2016年底前达到新标准。总体来看，巴塞尔协议Ⅲ以及我国银监会相应提出的实施指导意见给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监管合规带来巨大挑战，与此同时，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也将促进我国商业银行加强风险管理的有效性和精细化程度，提高风险管理的前瞻性和专业化水平，强化风险管理转型和策略型管理理念，实现风险管理的系统性和一体化，全面提升整体风险管理能力。

[参考文献]

[1]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EB/OL]..

[3]银监会.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OL]，2001-05-03.

[4]陆静.巴塞尔协议III及其对国际银行业的影响[J].国际金融研究，2011（3）.

巴塞尔协议三篇5

【关键词】巴塞尔协议Ⅲ 监管工具 商业银行

2010年9月12日，全球27个国家及地区的央行和监管机构领导人通过了巴塞尔协议Ⅲ，标志着后危机时代新一轮国际银行业监管体制改革的正式启动。整体来看，新协议不仅全面改善了原有协议的资本框架，严格了资本定义，同时更为注重资本的质量与数量，实现了风险敏感性的资本要求和非风险敏感性的杠杆率要求相结合，资本监管与流动性监管相结合，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相结合。可以认为，此次监管改革旨在提高银行业抵御冲击的能力，加强风险管理和治理能力，创建一个更加稳定的金融体系，使得银行在资本充足的情况下不过度依靠政府救助就可以应对今后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

一、巴塞尔协议Ⅲ的新变化及实施规划

巴塞尔协议的三大支柱依次为最低资本要求、监管检查以及市场约束，而巴塞尔协议Ⅲ的新变化主要是对第一支柱的监管改革，其核心内容主要集中在资本监管要求、流动性监管要求以及过渡期的时间安排上。其中资本监管要求包括重新的资本定义，更高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资本留存缓冲，逆周期资本缓冲，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特殊要求以及杠杆比率；在流动性监管要求中，引入了新的流动性监管指标以及流动性检测工具；在新变化的实施规划上，巴塞尔协议Ⅲ会在一系列不同的过渡期阶段逐步执行。

（一）资本监管要求

资本框架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更强的资本定义、新资本缓冲的引入和更高的最低资本要求。其中巴塞尔协议Ⅲ大大提高了一级资本尤其是普通股的重要性，注意到了以往商业银行监管要求存在的顺周期性弊端，正视“大而不倒”问题，同时提出资本配置要求，确保银行拥有稳健的运行能力。

1.资本质量要求的提高

巴塞尔协议Ⅲ明确了普通股在监管资本中的核心地位，力求构建简单清晰的资本结构。首先，银行的一级资本必须充分考虑在“持续经营资本”的基础上吸收亏损，其核心形式是普通股和留存收益，严格扣除不满足标准的资本工具，如少数股东权益、商誉及其它无形资产、递延所得税净额等；其次，二级资本在银行“破产清算资本”的基础上吸收亏损，其受偿顺序须列在存款人、一般债权人之后，并且明确只有一套二级资本的合格标准，取消二级资本结构中的所有子类别；再次，三级资本被废除，以确保向市场风险要求与信贷和操作风险要求下的资本质量看齐；最后，新协议扩大了资本监管对银行各个业务领域的风险覆盖，提高银行交易业务、资产证券化业务以及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的资本金要求等。高质量的资本要求扩大了股东直接承担银行风险的范围，缩减了银行业利用复杂资本结构向市场或政府转嫁风险的空间。

2.资本缓冲机制的引入

为了减小经济周期和信贷周期带来的资本波动，使银行在经济和金融危机时期受到较小的冲击，有效避免重大损失，巴塞尔协议Ⅲ引入了资本缓冲机制以在危机时吸收损失。

一是资本留存缓冲。银行必须在最低资本充足率的基础上，建立总额不低于银行加权风险资产2.5%的资本留存缓冲，留存的缓冲资本由扣除递延所得税净额等其他项目后的普通股权益组成。资本留存缓冲主要用于经济下滑时，吸收危机带来的损失。如果银行的资本留存缓冲达不到监管要求时，监管当局可以限制银行派息、回购股票、发放红利以及薪酬派发等行为，从而加强银行抵御风险冲击的能力。

二是逆周期资本缓冲。巴塞尔协议Ⅲ提出各国监管当局可以要求银行在信贷过度高速增长时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以吸收经济下滑时大规模信贷违约带来的损失。巴塞尔委员会确定的逆周期资本缓冲范围为0%—2.5%，当然各国监管当局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决定是否引入该工具。

3.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的提高

从监管资本的数量上看，巴塞尔协议Ⅲ将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从2%提高到4.5%，强调普通股、留存收益的核心地位；一级资本充足率从4%提高到6%；包含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的总资本充足率维持在8%。由于银行还需要持有相应数量的资本留存缓冲，因此实际有效的普通股、一级资本和总资本要求分别达到了7%、8.5%和10.5%。此外，巴塞尔协议Ⅲ提出了“系统重要性银行”这一概念，一般此类银行的业务规模较大、复杂程度较高，一旦发生重大风险事件或经营失败都会给整个银行体系带来系统性风险，因此要求保持1%的附加资本充足率（可以由非核心的一级资本来承担），这是针对“大而不倒”问题提出的特别资本监管要求。

4.杠杆率指标数量的增加

巴塞尔协议Ⅲ扩大了风险资产的覆盖范围，要求风险资产必须包括表内和表外，既包括银行账户，也包括交易账户，在此基础上巴塞尔协议Ⅲ增加了指标下限为3%的杠杆率，以进一步保证稳健的银行体系。

杠杆率是核心资本与银行表内外总资产的比例，其中银行表内外总资产并不经过风险权重调整。因此杠杆率是基于风险中立的指标，且作为基于风险的最低资本充足率的补充，限制了银行放大杠杆节约资本的行为，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银行从事大量表外产品交易引发的风险，降低资本充足率的顺周期性，这也是巴塞尔协议Ⅲ加强对系统性风险关注的体现。

（二）流动性监管要求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巴塞尔委员会着力强化流动性风险监管，不断提高流动性风险的可计量性和可操作性，逐步将流动性监管提升到与资本充足率监管同样重要的位置。巴塞尔协议Ⅲ引入了短期和长期两层次的流动性监管指标和四个监测工具，强调资金期限结构的重要性，形成国际一致的、互补的流动性监管标准以适应新的全球金融市场环境。

1.流动性监管指标

虽然金融危机警示了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监管的重要性，但是至今全球范围内都没有统一的流动性标准，因此巴塞尔协议Ⅲ引入了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金比率两大流动性监管的定量指标。

流动性覆盖率是优质流动性资产储备与未来30日的资金净流出量之比，要求不低于100%。该指标衡量了在设定严重压力情境下，银行持有的高质量流动性资产是否可以抵消短期净现金流出的突然冲击。

净稳定资金比率是可用的稳定资金与业务所需的稳定资金之比，要求不低于100%，其中稳定资金是指在持续存在的压力情境下，在一年内能够保证稳定的权益类和负债类资金来源。该指标衡量银行是否具备稳定的融资能力来应对一年内资产和表外的流动性暴露，旨在控制银行的流动性错配，限制银行在市场繁荣、流动性充裕时期过度地依赖批发融资渠道，鼓励运用更加稳定、持久和机构化的融资渠道。

2.流动性监测工具

除了流动性监管指标外，巴塞尔协议Ⅲ还列出四个辅的流动性监测工具，反映银行现金流、资产负债表以及与市场有关的具体信息，以对银行的流动性进行连续的监测。

一是合同期限错配，该工具反映在指定时间段内合同约定现金流入、流出的期限差距，即银行在特定时间跨度内所需要补充的流动性总量；二是融资集中度，该工具从重要的交易对手、金融工具及币种三个方面来监测银行比较重要的批发融资渠道以及交易对手；三是可用的无变现障碍资产，它是银行可以用来在二级市场进行抵押融资和被中央银行接受作为借款担保品的、无变现障碍的资产；四是与市场有关的监测工具，主要包括市场整体信息、金融行业信息等，该工具可以为行业或单个机构出现的流动性困难做出早期预警。

（三）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规划

为了使银行可以在满足更高的资本充足率要求、流动性要求的同时，保持合理的盈利水平，能够正常融资，且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信贷支持，巴塞尔协议Ⅲ将在一系列不同的过渡期阶段逐步执行。所有成员国将从2013年1月1日开始执行新协议，虽然各规则的过渡期不同，但是最晚均于2019年1月1日实施，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规划

注：所有年份均指该年的1月1日。

二、银监会四大监管工具

我国“十二五”规划中提到：“参与国际金融准则新一轮修订，提升我国金融业稳健标准”。因此为落实“十二五”规划要求、完善我国银行业审慎监管体制，银监会在结合我国银行业经营和监管实际的基础上，借鉴巴塞尔协议Ⅲ的新要求，明确了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流动性和贷款损失准备四大监管工具，并且设置了差异化的过渡期安排，这标志着中国版“巴塞尔协议Ⅲ”的形成。

在资本监管方面，银监会参考巴塞尔协议Ⅲ，严格资本定义、扩大资本覆盖的风险范围、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并且设立杠杆率指标。其中，将资本充足率调整为三个层次：一是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不低于5%、6%和8%；二是引入资本缓冲机制，包括2.5%的留存超额资本和0—2.5%的逆周期超额资本；三是对系统重要性银行提出的1%附加资本要求。此外，将杠杆率定义为一级资本占调整后表内外资产余额的比例，且要求不低于4%，以防止银行从事大量表外产品交易引发的风险，特别是复杂衍生品投资所带来的风险。

在流动性监管方面，在原有监管指标的基础上，引入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融资比率，推动银行业建立流动性风险内部监控指标体系，以提升流动性监管的有效性。在贷款损失准备方面，将拨备覆盖率标准提高到150%，引入动态拨备率概念且要求不低于2.5%，原则上按两者孰高的方法确定银行业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

此外，银监会要求从2012年1月1日开始执行新监管标准，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应分别于2013年底和2016年前达到新的监管标准。因此无论从监管指标还是达标时限上，四大监管工具均比巴塞尔协议Ⅲ更为严格。

表2 银监会“四大监管工具”与Basel Ⅲ的比较

三、我国银行业受到的短期影响

2004年我国银监会开始引入巴塞尔协议框架，并逐步进行改进，建立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银行监管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银行业在资本充足率和风险管理方面都得到明显改善。与此同时，我国银监会设定的监管要求已超过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笔者认为，就长期而言，尽管受我国宏观经济增速放缓、海外市场萎缩、国际资本流动性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银行业或在局部存在不同种类的风险；但从短期来看，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对我国银行业的冲击较小。

（一）商业银行资本质量不断改善且资本充足率高于新协议监管要求

根据银监会公布的数据，近三年来我国商业银行整体的资本状况不断改善。其中，2010年我国商业银行整体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为12.2%，2011年上升0.51个百分点，达到12.71%，2012年则进一步上升为13.25%；且2012年核心资本占比总资本超过80%，这些均已超过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2012年11月，银监会抽取主要金融机构数据对四大新监管工具的定量测算结果显示，我国大型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杠杆率和流动性指标均显著高于国际平均水平。

此外，我国银行的资本结构较为简单，普通股和留存收益构成了一级资本的很大部分，因而在根据巴塞尔协议Ⅲ要求计算的普通权益资本充足率方面，我国80%以上的上市银行已经满足过渡期要求，因此从短期来看，巴塞尔协议Ⅲ对资本监管的新要求对我国银行业冲击较小，但是仍有部分银行面临资本缺口。

（二）商业银行资产质量持续提高

2010年至2012年，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整体呈现上升趋势。2010年，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为1.24万亿元，不良贷款率为2.4%，比年初下降0.89个百分点；2011年银行业整体不良贷款余额为1.05万亿元，不良率1.77%；2012年不良贷款余额小幅上升为1.07万亿元，而不良贷款率则延续了下降的趋势，在上年基础上下降0.21%，2012年终数据为1.56%。整体而言，我国银行业的资产质量在持续改善的过程之中，

此外，从多数上市商业银行的年报来看，我国商业银行业的核心收入来源依然是传统的存贷业务，复杂产品较少，且很少涉及衍生金融工具。同时，在高储蓄率背景下，我国银行业仍然在享受着居民存款带来的充足流动性，对批发市场融资渠道依赖程度较小，资产质量在短期出现大幅变化的可能性并不大。因此，商业银行的主营业务收入来源就短期来看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巴塞尔协议Ⅲ针对交易账户做出的调整对我国银行业的影响同样不大。

（三）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抵补能力近年来不断提高

巴塞尔协议Ⅲ并没有提出拨备率的要求，而我国银监会推出的四大新监管工具中包括了拨备率要求。2010年，我国商业银行各项资产减值准备金余额1.03万亿元，整体拨备覆盖率水平首次超过200%，达到217.7%，其中大型商业银行整体拨备覆盖率为206.8%，股份制商业银行整体拨备覆盖率为277.6%；而2011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金余额为1.19万亿元，比年初增加2，461亿元；拨备覆盖率278.1%，同比提高60.4个百分点，风险抵补能力在2010年基础上有一定的提高；2012年，损失准备金余额进一步提升，达到1.46万亿元，拨备覆盖率达到295.5%，风险抵补能力进一步提升。如上提到的各项指标中，拨备覆盖率是四大监管工具的考察指标。从该指标近三年的表现来看，我国商业银行已经超过监管标准，且拨备水平稳步提高。

但是通过“动态拨备率=拨备/信贷余额=拨备覆盖率×不良贷款比例”计算得出的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动态拨备率普遍较低。2.5%的动态拨备率要求对我国银行业的风险控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由于存在一定的过渡期，因此我国银行业在短期内仍有需要调整的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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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协议三篇6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金融监管改革取得了更为广泛的共识，无论是二十国集团首脑会议（G20）、金融稳定理事会（FSB），还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都将加强和改善金融监管作为维护金融安全稳定的重要手段加以推进，大力推动被称为“巴塞尔协议Ⅲ”的一揽子金融监管改革的实施。今天，可以通过回顾“巴塞尔协议Ⅲ”的历史沿革历程，来分析未来金融监管改革的发展趋势。

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历史沿革

被广泛称为“巴塞尔协议Ⅲ”的一揽子金融监管改革方案的全称是“第三版巴塞尔协议：更具稳健性的银行和银行体系的全球监管框架”，该协议正式于2010年12月16日，确定了新的全球监管标准与规则框架。此后，在2011年1月和6月，又分别了题为“确保丧失生存能力情况下吸收损失的最低资本要求”和“关于双边交易对手信用风险资本要求”的两个补充文本，进一步完善了资本定义，以及对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的资本要求。需要说明的是，“巴塞尔协议Ⅲ”仍有部分细节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如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监管，自救安排等等，关于流动性指标的部分参数也会在今后的定量测试过程中不断完善。也就是说，最终的“巴塞尔协议Ⅲ”将会是以12月16日公布文本为整体框架的一系列文件。尽管规制本身还存在少许不确定性，但整体架构已基本确定，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委员均已将工作重心从规制制定转向规制的实施跟踪。

“巴塞尔协议Ⅲ”将对全球的金融监管实践产生深远影响，这不仅仅是因为国际组织（G20、FSB和BCBS等）对其实施情况进行严格的监控与评估所产生的约束力，更重要的是“巴塞尔协议Ⅲ”是近40年来金融监管理论与实践深刻反思的产物，反映了全球金融监管当局对当前这场危机及危机背后深层次原因进行的思考。尽管资本制度并不是防止金融危机发生的唯一要素，也不是金融监管的唯一内容，但却是反映金融监管理论、理念及实践变化最为生动的一面镜子，回顾从“巴塞尔协议Ⅰ”到“巴塞尔协议Ⅲ”的沿革历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未来金融监管变革的趋势。

巴塞尔委员会本身是应对金融危机的产物，它创设于1974年底，致力于应对当年原西德赫斯塔特银行倒闭后蔓延于大西洋两岸的金融市场动荡。成立初期，巴塞尔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协调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环境中的国际监管合作，并于1983年了“跨境银行境外机构监管原则”，确定了母国监管当局和东道国监管当局对境外机构监管责任的划分原则，这一原则沿用至今。后来，巴塞尔委员会将工作目标扩展到改进全球范围内的银行监管质量，并于1997年了“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推动世界各国加强和改进银行监管，从而提升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健性。但巴塞尔委员会影响最大，也是花费时间最长的一项工作是资本监管框架，即巴塞尔资本监管协议，制定和完善该协议的工作从20世纪80年代初一直延续至今。

巴塞尔委员会在性质上属于国际协调机构，没有任何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正式监管权力，其的各类协议也没有正式的法律效力，但这并没有妨碍各国的监管实践向该委员会的各类标准看齐。其中原因有三：一是巴塞尔委员会总结了全球银行监管的最佳实践，的确有助于改善银行监管，提升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维护各国金融安全；二是绝大多数国家在受理跨境银行在本土的准入事项时，往往将该银行的母国监管当局是否执行了巴塞尔委员会的各类标准，是否具备足够的监管能力，作为审批的前置条件；三是各类国际组织，如金融稳定理事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定期或不定期对成员国进行的金融稳定评估中，会对各国执行巴塞尔委员有关协议的情况做出评价，由于这些评估报告对市场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使得巴塞尔委员会公布的各类标准具备了更强的约束力。

第一版资本协议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金融自由化和放松管制的浪潮中。80年代初，巴塞尔委员会注意到，在金融创新和跨境银行业务日益活跃，特别是在拉美债务危机相关国际风险不断增长的同时，主要国际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却呈现下降趋势。为强化国际银行体系的稳定性，消除因各国资本要求不同而产生的不公平竞争，巴塞尔委员会于1988年7月第一版资本协议，即大家所说的“巴塞尔协议Ⅰ”，要求成员国的国际活跃银行最迟于1992年底达到8%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

1993年9月，巴塞尔委员会的公告表明，当时十个成员国的国际活跃银行均如期达到“巴塞尔协议Ⅰ”要求的最低资本要求，促进了公平竞争和国际银行体系的稳定。然而，“巴塞尔协议Ⅰ”的局限性也在实施过程中逐渐暴露。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在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金融市场进一步活跃，银行体系的交易账户资产比重明显上升，市场风险日益凸显，而“巴塞尔协议Ⅰ”只对信用风险计提资本要求，银行的资本水平不足以应对其他风险，特别是市场风险的冲击。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巴塞尔委员会于1996年1月了“巴塞尔协议Ⅰ”的补充修订，即 “巴塞尔协议1.5”版，要求商业银行对所持有的外币资产、证券、商品、衍生品等交易头寸由于市场价格变化所带来的风险计提资本要求，将资本监管的范围扩展到市场风险。

无论是“巴塞尔协议Ⅰ”还是“巴塞尔协议1.5”，都还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缺陷，突出表现在：一是对风险的衡量使用较为僵化的权重法，虽然简单明了，但对风险的计量不够科学、精确，资本要求对风险变化不够敏感，也不利于激励银行改善风险管理；二是覆盖范围虽然在“巴塞尔协议1.5”中扩展到市场风险，但对于其他风险，如操作风险、声誉风险、流动性风险等仍没有资本要求。为此，巴塞尔委员会从1999年即启动了第二版资本协议的制订工作，五年磨一剑，最终在2004年6月正式“巴塞尔协议Ⅱ”。“巴塞尔协议Ⅱ”包括了资本监管的三大支柱：第一支柱――最低资本要求，覆盖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三大风险。第二支柱――监督检查，引入资本充足率评估程序，要求银行自查并经监管当局确认所持有的资本是否覆盖了包括三大风险在内的全部风险，一方面赋予了监管当局实施资本监管的责任、权力与工具，另一方面使资本监管覆盖范围扩展至三大风险以外的其他风险。第三支柱――市场纪律，明确信息披露要求，更好地发挥市场约束作用。同时，“巴塞尔协议Ⅱ”引入了内部评级法计量风险，提高了资本对风险的敏感程度，鼓励商业银行改进风险管理技术，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巴塞尔协议Ⅱ”尚未得到全面实施，特别是危机的始发地美国尚未实施“巴塞尔协议Ⅱ”，即便实施了的国家，其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状况也与“巴塞尔协议Ⅱ”的要求有一定差距。因此，我们并不能因为危机的爆发而全面否定“巴塞尔协议Ⅱ”。但是，危机也的确暴露了“巴塞尔协议Ⅱ”存在着一些缺陷。

首先，“巴塞尔协议Ⅱ”认可的资本吸收损失能力不足，在危机来临时，原来认为具有一定资本属性的资本工具，如次级债、高级资本债券等几乎没有吸收损失的能力，超出股权资本以外的损失几乎全部由政府和纳税人承担。其次，“巴塞尔协议Ⅱ”，特别是内部评级法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对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技术、方法有很高的要求，全面实施“巴塞尔协议Ⅱ”具有较高的挑战性。第三，“巴塞尔协议Ⅱ”，特别是内部评级法，对风险的计量方法具有一定的顺周期性，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经济波动幅度。第四，“巴塞尔协议Ⅱ”对于系统性风险关注不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大而不倒”问题。最后，“巴塞尔协议Ⅱ”对某些领域的潜在风险存在低估倾向，特别是复杂的证券化、表外金融工具等领域。面对金融危机的压力，巴塞尔委员会于2009年7月了强化“巴塞尔协议Ⅱ”的补充协议，即“巴塞尔协议2.5版”，大幅提高证券化和交易账户的资本要求，并提高第三支柱的披露要求，同时将薪酬机制纳入第二支柱的监管范围。

2010年12月，“巴塞尔协议Ⅲ”最终出台，对“巴塞尔协议Ⅱ”存在的缺陷进行了更为全面的修订。首先，“巴塞尔协议Ⅲ”更加强调资本吸收损失的能力，大幅提高了对高质量的核心一级资本最低要求，强调资本无论在持续经营阶段（Going concern）还是在破产清算阶段（Gone concern），都需要具备足够的损失吸收能力。其次，提高了资本充足率水平，要求银行除达到最低的核心一级资本4.5%水平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分别满足2.5%储备资本和0～2.5%逆周期资本要求，进一步提高商业银行应对冲击的能力，缓解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性。第三，引入了杠杆率监管要求，用简单的表内外资产加总之和替代风险加权资产来衡量资本的充足程度，防范风险加权资产计算过程中的模型风险。由于杠杆率计算没有人为判断的参数，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经济繁荣与衰退对预期的影响，具有一定的逆周期调节作用。第四，构建了宏观审慎监管框架，防范系统性风险，加强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监管，防范“大而不倒”带来的道德风险。最后，“巴塞尔协议Ⅲ”引入了新的流动性监管标准，更加关注压力情形下的流动性管理，防范流动性危机。

国际金融监管发展的主要趋势

从以上国际资本监管标准与规则的五个阶段变革过程中，我们可以窥见国际金融监管发展的一些主要趋势及变化：

对风险的覆盖面和敏感度将不断提高

从“巴塞尔协议Ⅰ”到”巴塞尔协议Ⅲ”，资本对风险的覆盖范围从信用风险扩展到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以及第二支柱下的其他风险。虽然信用风险依然是商业银行面临的最主要风险，但历次金融危机表明，信用风险以外的风险仍足以威胁到一家银行的安全，甚至带来灭顶之灾，必须强化全面风险管理和监管。内部评级法等风险管理技术的应用也提高了资本对风险的敏感程度，使资本要求能够更为动态地反映风险的变化。正在修订的《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将压力测试作为常规性的监管工具，以充分反映极端情况下的风险状况。这些最新进展都表明金融监管对风险的关注领域及敏感度在不断扩大和提高。

不断增强银行吸收损失的能力，最大限度保护存款人和纳税人的利益

与“巴塞尔协议Ⅰ”和“巴塞尔协议Ⅱ”相比，“巴塞尔协议Ⅲ”显著提高了资本质量，明确将核心一级资本作为主要监管目标，并进一步严格资本定义，只有在持续经营条件下具有完全吸收损失能力的资本工具（主要是普通股和留存收益）才能计入核心一级资本。同时，对资本水平的要求也大幅提高，“巴塞尔协议Ⅰ”和“巴塞尔协议Ⅱ”对一级资本的最低要求仅为4%，而“巴塞尔协议Ⅲ”将更为严格的核心一级资本最低要求提高到4.5%，并增加了通常情况下必须满足2.5%的储备资本要求，使得对核心一级资本的要求达到7%。而大多数国家在执行“巴塞尔协议Ⅲ”过程中进一步提高了对核心一级资本的要求，瑞士要求达到10.5%，新加坡要求达到8.5%，欧盟要求达到9%，表明各国监管当局充分意识到，鉴于银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必须强化银行体系吸收损失的能力，才能减少政府救助的概率，保护存款人和纳税人的利益，降低由此带来的道德风险。

同时关注单体风险和系统性风险

雷曼兄弟倒闭带来的冲击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及其复杂程度超乎人们的想象。这场危机提示金融监管当局，不仅要关注单体机构的风险，还要关注风险在不同机构之间的相互传染，特别是对整个系统安全带来的影响。新一轮的金融监管改革增加了两项重要的宏观审慎监管内容，一是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监管，对其提出更高的监管要求，包括定量的资本和流动性要求，也包括更高标准的公司治理、薪酬机制和风险管理的定性要求，同时也将分配更多的监管资源，增加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监管强度。二是逆周期监管。除引入杠杆率、逆周期资本和动态拨备要求等逆周期监管工具外，监管当局还要密切关注宏观周期波动对银行体系稳定的冲击。这对监管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进一步拓展监管视野，从系统性、全局性的角度审视银行业面临的各类风险，在加强单体机构监管的同时，不断提高监测、识别、度量以及处理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监管能力。

不断强化监管当局的判断能力和干预作用

危机表明完全依靠银行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以及股东的监控并不足以阻止危机的发生，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高杠杆经营特性、大而不能倒和由此带来的道德风险，以及不同程度的公司治理缺陷，决定了金融机构很难处理好短期盈利冲动和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平衡关系。另一方面，经济高涨时期普遍存在的欢欣症和对尾部事件的忽略往往造成对风险的低估，引发各类风险在金融系统内的过度积聚。而金融监管当局的地位更为超脱，既没有盈利的压力，监管职责也决定了其对风险的判断更为保守，适度的、前瞻性的提前干预有助于使倾斜的天平恢复平衡。新一轮的金融监管改革将赋予监管当局更多进行风险判断和提前干预的责任与权力。但这也是一把双刃剑，对监管当局的判断能力和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监管能力不足，不当的干预也可能成为引发或恶化危机的诱因。

不断强化市场约束和国际监督的作用

新一轮金融监管虽然提出了更高的监管要求，监管措施也更为严厉，监管工具也更加丰富，但监管并不排斥市场约束，而是要通过改善监管更好地促进市场纪律来发挥作用。“巴塞尔协议Ⅲ”提出了比“巴塞尔协议Ⅱ”更为严格、详细的信息披露要求，特别是对于复杂的证券化产品，无论是披露内容还是披露频率都大幅提高。金融稳定理事会、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组织也将对各国执行新监管标准情况，包括“巴塞尔协议Ⅲ”、薪酬政策、系统重要性机构监管、问题机构破产处置安排等等，进行更为严格和频率更高的评价与监测，并向社会公布评价结果，这些措施也有助于增加透明度，发挥市场约束的作用。

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更加融合为一个整体，已经没有什么防火墙能够真正阻止风险的跨境传染。在这样的环境中，是否执行国际监管标准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内务，必然要求各国加强监管合作和相互监督，全球监管标准趋同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因此，国际上正在进行的金融监管改革及其趋势也将对我国金融监管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国实施新资本监管标准的考量

2011年5月，银监会了《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指导意见》，明确了我国实施国际新监管标准的总体思路和资本监管制度的基本框架。总的考虑是：根据我国银行业的现有基础和未来发展战略，以及风险管理能力与风险状况，适度提高资本监管要求，并适当加快实施新标准的进程。我认为，具体主要有以下考量：

实施国际标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

我国作为二十国集团、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重要成员，执行巴塞尔委员会相关标准是义不容辞的责任。除了这份责任，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国际新监管标准的实施看作是提高中国银行业风险管理能力和审慎监管能力，促进金融体系长期稳定的一次重要契机。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监管建设，我国银行业取得了长足进步，特别是2003年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以来，银行业的各项经营指标大为改善。本轮金融危机后，我国商业银行在全球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无论市值、规模，还是代表盈利能力的资本收益率（ROA）和资产收益率（ROE）均进入全球银行排名榜的前列。经过过去几年的积累补充，我国银行业机构的资本充足水平和拨备充足水平已大幅度提高，2011年三季度末资本充足率和拨备覆盖率分别达到12.3%和270%，实施新资本标准已具备一定基础。同时也要清醒的认识到，我国银行业仍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现实和潜在风险，在未来不确定性增加的国际与国内环境下，仍会产生一些风险因素，风险领域也会不断扩大。为维护我国银行业长期稳定安全，有必要适当提高资本要求并加快实施新标准。另外，在具体的规定中，既考虑了国际银行业的共性风险，同时也考虑了我国银行业的特殊风险、特殊业务结构和资产结构等因素，并给予相应的不同处理。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对信贷需求刚性的特定背景下，我们将更加注重通过实施新标准督促商业银行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加快从高资本消耗的粗放扩张模式转向资本节约的集约型发展模式，在加强金融安全的同时，不减弱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促进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

实施新标准与维护我国金融安全相结合

金融危机造成的巨大破坏展现了金融安全的极端重要性，我们也将实施新标准作为维护我国金融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步加强对单体风险和系统性风险的监管。在单体风险方面，提高资本质量和水平要求，增加单体机构的损失吸收能力，在微观层面加强风险抵御能力。在系统性风险方面，新监管标准将初步确立系统性风险防范的框架安排：首先，《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将明确提出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资本附加要求，以及0～2.5%的逆周期资本要求，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防范系统性风险。其次，《商业银行系统重要性评估与监管指引》将探讨系统重要性机构的识别方法，并提出相应的监管安排原则。最后，已的《杠杆率管理办法》在关注单体机构风险的同时，还具有一定的逆周期调节作用。在监管实践中，我们在不放松单体机构监管的同时，将更加关注金融机构之间的紧密联系和风险的相互传染性，以及经济周期波动对银行体系安全的影响。

实施新标准与提高我国银行业风险管理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相结合

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来。我国银行业也不例外，无论是国内市场的对外开放，还是境内银行的走出去发展，都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国际竞争压力，只有提高国际竞争力才是维护我国金融体系长治久安的根本之策。在未来的利率市场化和更加开放的竞争环境中，风险管理能力才是最为核心的竞争力。因此，在推行新的资本监管标准中，我们将统筹“巴塞尔协议Ⅱ”和”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把落脚点放到推动商业银行改善风险管理上来。首先，我们将完整地引入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的监管要求，通过监督检查和市场约束督促银行加强和改善全面风险管理。其次，在《资本管理办法》的起草过程中，通过风险权重和参数设定等技术手段，为采用内部评级法和高级计量法的银行提供资本节约激励，鼓励商业银行改进风险计量技术，提高风险管理水平。最后，在执行新标准过程中，通过持续监管督促商业银行将资本管理技术全面应用到风险管理流程之中，提高资本配置效率，转变商业银行的经营增长模式。此外，母国监管当局的监管能力和监管标准也是国际竞争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适当提高资本监管标准，适度加快实施进程也有助于我国银行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不断改进的金融监管和维护金融安全能力的提高也将进一步提升银行业整体的对外形象和国际竞争力。

充分考虑实施新标准对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影响

新监管标准的实施在中长期有助于增强金融稳定，维护公众信心，促进经济增长。但提高资本质量和水平的内在要求必然会在短期内给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对此我们也进行了分析、研判和预案安排。首先，新标准会带来一定的资本补充压力，这也是资本约束发挥作用的应有之意，有多少本钱做多大买卖。在应对机制安排上，我们鼓励银行从分母与分子两个方面做文章，一方面调整资产结构，更为节约、更加高效地配置资本；另一方面要做大分子，增加利润留存，优化资本结构，创新资本工具。总的来讲，中国不缺钱，缺的是机制和渠道，还要通过深化改革吸引各类社会资金。其次，新标准可能会带来实体经济投资成本的提高，更高资本要求带来的成本上升可能被转嫁给实体经济。但新标准将提升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健程度，尽快恢复公众信心，这对于走出衰退、恢复投资具有更为关键的作用，新标准的收益是远远大于成本的。此外，新标准还做出了许多具体的制度安排，如下调对小微企业和贸易融资的风险权重等等，对实体经济的复苏和创新具有较为正面的作用。

目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正在发酵，而我国经济金融的表现相对稳健，有一些“风景这边独好”的味道。但我们还要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国经济金融运行中一些潜在风险不容忽视。特别对于银行业而言，毕竟走出全行业的“资不抵债”只有不到十年时间，现代企业制度的框架也只是初步建立，公司治理、风险管控仍存在着很多缺陷。同时，我国经济已经进入重大战略调整期，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带来的结构调整将成为银行经营管理面临的长期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切不可对我国银行现有的资本充足程度和风险抵御能力有过高的估计。执行更为审慎、更为严格的资本监管是我国国情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对此我们不可心存侥幸，更不能洋洋得意、固步自封。未来中国银行业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带来的结构性调整影响。而适应利率市场化和金融监管变革趋势的国内外大背景，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减少资本消耗，增强风险定价能力，并进而转向集约型经营发展模式，是未来中国银行业应对新一轮改革转型、奠定未来长远发展根基的必然选择。

巴塞尔协议三篇7

【关键词】巴塞尔协议 商业银行 风险管理 风险分析

一般来说，按照银行风险的性质，商业银行的风险分为五类，分别是：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和法律风险。2004年的《巴塞尔协议》中规定的商业银行风险与一般的分类有所不同。协议把银行风险分为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巴塞尔协议中的信用风险与一般分类一致，都是指银行的债务人即借款人由于违约而导致贷款或证券等银行持有的抵押资产不能够收回而造成银行损失的可能性。操作风险也仍然是指银行在运作过程中，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决策失误、营业差错、内部欺诈等给银行造成损失的可能性。但是，《巴塞尔协议》中的市场风险与一般分类有所不同。它不仅仅包括因为利率、汇率等市场要素波动而引起的金融产品价值或收益的不确定性的风险，即指利率风险、汇率风险和交易风险等，它还包括流动性风险，即银行不能到期支付债务或满足临时提取存款的需求而使银行蒙受信誉损失或经济损失，设置被挤兑倒闭的可能性。而法律风险，由于与操作风险有重叠的部分，被《巴塞尔协议》包括在操作风险里一起核算和管理。

所以，《巴塞尔协议》中的银行风险就只分为三类。它们是：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

一、信用风险

历来，《巴塞尔协议》对银行业监管的要求都是要求银行重视风险资产的管理。而商业银行的对外贷款的确是其资产中的风险资产。而贷款可能损失的风险就是信用风险。我国商业银行在防范信用风险方面已经进步很多，自从中国加入WTO以来，因为于2006年12月以前要逐步开放中国银行业，中国商业银行在防范信用风险，加强贷款人信用评级，贷款合同的完善，贷款风险的评估上借鉴了许多国际先进银行的管理理念，正在向国际标准，准则靠拢。如，对贷款客户实行实名单制管理。再如，近来我国商业银行主动与国际惯例接轨，已经普遍按五级分类法，将贷款划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五种质量等级。其中正常类指借款人能够履行合同，有充分把握按时足额偿还本息的贷款。关注类指尽管借款人目前有能力偿还贷款本息，但是存在一些可能对偿还产生不利影响因素的贷款。次级类贷款指的是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出现了明显问题，依靠其正常收入已经无法保证足额偿还本息的贷款。可疑类贷款是指借款人不能足额偿还本息，即使执行抵押或者担保也肯定要造成一部分损失的贷款。损失类贷款是指银行已经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和一切必要的法律程序之后，贷款仍然无法收回或只能收回极少部分的贷款。而这五类贷款中，后三类就属于不良资产。这样的分类等级显然可以使银行在评估贷款风险时显得更加理性和合理，而不像使用其他的评判手段时的随意和不统一。新《巴塞尔协议》中，在信用风险的评级方法上，使用了信用风险评估的两种办法，一是标准法，二是IRB法，即内部评级法，这个方法是以银行的内部评级为基础评估信用风险。虽然信用风险的标准法与老协议并没有大的变动，但是新协议的标准法中扩大了银行可以使用的抵押，担保和信用衍生产品的范围，这样就包括了大多数的金融产品，而这类扩大的工具称为信用风险缓释工具。新《巴塞尔协议》在信用风险的计算上提出了很多的公式，计算方程，而这些复杂的风险管理技术也是我国现在的技术所不能完成的。想要和国际先进的银行竞争，成为有实力的竞争者，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还有很多不足，还不能在我国的商业银行中推广新《巴塞尔协议》所有的风险评估方法。

二、市场风险

我国商业在面临的市场风险方面，由于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加大，以及我国股市的快速发展，银行的经营因为这些市场要素变动的原因要面对和处理的风险越来越大。而新《巴塞尔协议》在市场风险方面并没有专门开辟专题，但是市场风险的防范融入在每一项银行业务的操作中。对贷款的评级，银行人员的管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一种对银行流动性的警惕。所以，所有的防范措施都是与市场因素联系的，也是对市场风险的关注。

三、操作风险

我国商业银行虽然经过了不断的金融改革，国有资产正在逐步推出商业银行，但是，银行仍然或多或少的带有行政色彩，信息不公开，普通股东对经理人无法进行有效监督。表面上，四大银行上市，国有资产推出控制，但是上市公司的实质并没有体现出来。各种由于监管不利造成的损失频频发生。

在新《巴塞尔协议》开始对商业银行面临的操作风险关注时，针对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我国银监会也颁布了《商业银行操作风险指引》对商业银行的操作风险的定义、量化、防范等方面进行规范。银监会在该指引中规定：商业银行应当按照指引要求，建立与本行的业务性质、规模和复杂程度相适应的操作风险管理体系，有效地识别、评估、监测和控制/缓释操作风险。操作风险管理体系的具体形式不要求统一，但至少应包括以下基本要素：一是董事会的监督控制；二是高级管理层的职责；三是适当的组织架构；四是操作风险管理政策、方法和程序；五是计提操作风险所需资本的规定。在此规定中可以看到，银监会的目的在于使我国银行业尽快与国际准则新《巴塞尔协议》接轨，可以尽快用先进的方法量化操作风险。因为在新《巴塞尔协议》中，有如下规定：为具备使用标准法和高级计量法的资格，银行必须至少符合监管当局以下规定：一是银行的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适当积极参与操作风险管理框架的管理。这符合我国银监会的第一、二条规定，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监督控制职责。二是银行的风险管理体系概念稳健，执行正确有效。这对应了我国银监会的第三、四条规定。以适当的组织架构，制定管理政策、方法和程序，使得银行对操作风险的监管体系清晰，可执行。三是有充足的资源支持在主要产品线上和控制及审计领域采用该方法。这可以反映在银监会对计提操作风险所需资本的规定。由此可以看出，银监会制定的一系列的规定，使得商业银行的操作风险管理与国际接轨，可以尽快达到新《巴塞尔协议》这一世界先进银行通行的标准。

参考文献

[1]祁群编著：《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巴塞尔委员会《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第三稿.

巴塞尔协议三篇8

 

关键词：商业银行  风险管理  新《巴塞尔协议》

一、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历史

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是银行业务发展和人们对金融风险认识不断加深的产物。最初，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主要偏重于资产风险管理，强调保持银行资产的流动性和盈利性，这主要与当时商业银行业务以贷款等资产业务为主有关。20世纪6O年代以后，随着银行业的迅速发展和扩张，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重点转向负债风险管理，强调通过使用借入资金来增加资产规模和收益，既为银行扩大业务创造了条件，但也加大了银行经营的不确定性。

20世纪7O年代末，国际市场利率剧烈波动，单一的资产风险管理或负债风险管理已不再适用，资产负债风险管理理论应运而生，突出强调对资产业务、负债业务的协调管理，通过偿还期对称、经营目标互相替代和资产分散实现总量平衡和风险控制。

 

8O年代之后，银行风险管理理念和技术有了新的提升，人们对风险的认识更加深入。特别是银行业竞争的加剧、存贷利差变窄、衍生金融工具被广泛使用，市场环境的这些变化都显现出原有资产负债风险管理理论存在的局限性。在这种情况下，表外风险管理理论、资产组合管理理论、金融工程学等一系列思想、技术逐渐应用于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深化了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内涵。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正式出台并不断完善，标志着西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和金融监管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统一，也意味着国际银行界相对完整的风险管理原则体系基本形成。

 

二、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与新《巴塞尔协议》

8O年代至今的2O多年，是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模式和内容获得巨大发展的时期，回顾2O多年来银行风险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历程，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几乎都凝结在《巴塞尔资本协议》当中。因此，对于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来讲，《巴塞尔协议》的诞生和完善，是国际银行界风险管理革命性的成果。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诞生于1975年，设立的初衷是为了加强银行监管的国际合作。委员会制定的《巴塞尔协议》，标志着国际银行业协调管理的正式开始。之后，《巴塞尔协议》经多次修改，并推出了多项文件和准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988年7月通过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报告》(简称《巴塞尔报告》)，该报告对银行满足总资本和核心资本的要求做了规定，核心思想有两项：一是将银行的资本划分为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两类，二是根据资产类别、性质以及债务主体的不同，确定了风险权重的计算标准，并确定资本对风险资产的标准比率为8％。报告的产生标志着资产负债管理时代向风险管理时代的过渡。

此后，随着金融领域竞争的加剧，金融创新使银行业务趋于多样化和复杂化，对于银行风险管理和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亚洲金融危机、巴林银行倒闭等一系列银行危机都进一步使人们认识到，损失不再是由单一风险造成，而是由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等多种风险因素交织作用而造成的。因此，巴塞尔委员会先后于1999年6月和2001年先后公布了《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新巴塞尔协议全面继承以1988年巴塞尔协议为代表的一系列监管原则，继续延续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以信用风险控制为重点，着手从单一的资本充足约束，转向突出强调银行风险监管从最低资本金的要求、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约束等三个方面的共同约束。新巴塞尔协议的基本原则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风险范畴进一步拓展。尽管信用风险仍然是银行经营中面临的主要风险，但新协议开始重视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影响及其产生的破坏力，并在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公式中，分母由原来单纯反映信用风险的加权资产加上了反映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内容。

第二，坚持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思路，但风险衡量方式更为灵活。银行资本是银行抵御风险的基础，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提出了银行业最低资本金的要求，协议对银行资本的构成进行了界定，其基本精神要求银行管理者根据银行承受损失的能力确定资本构成，并依其承担风险的程度规定最低资本充足率。在新协议中，保留了对资本的定义以及相对风险加权资产资本充足率为8％的最低要求。与此同时，新协议放弃了1988年协议单一化的监管框架，银行和监管当局可以根据业务的复杂程度、自身的风险管理水平灵活选择使用，允许银行选择外部评级和内部评级，促使银行不断改进自身的风险管理水平。

 

第三，强化信息披露和市场约束。在新资本协议中，委员会对银行的资本结构、风险状况、资本充足状况等关键信息的披露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新框架充分肯定了市场具有迫使银行有效而合理分配资金和控制风险的作用。

新巴塞尔协议充分体现了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理念的发展方向，在巴塞尔资本协议规范下的银行竞争将是以风险识别、度量、评价、控制和风险文化为内容的银行风险管理能力的竞争。

三、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发展方向

按照国际银行风险管理的理念和经验，结合我国商业银行的特点和要求，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发展方向将体现为五个方面的转变：

第一，风险管理内容由信用风险向信用、市场、操作性风险转变。随着银行业务的不断复杂化，银行的风险南原来的信用风险为主发展到多种类型风险共同作用，从发现风险到形成损失的时间大大缩短。与此同时，国际银行业对各种类型风险的认识程度和管理能力也在逐渐提高，风险的管理由管理单一风险到管理多种风险、由分散在不同的管理部门走向集中管理，体现了现代银行风险管理的发展方向。未来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不仅要对信用风险进行管理，而且应更加重视市场、操作性、法律等各类风险的管理；不仅强调对市场风险因素的控制，而且应更加重视对人为风险因素的控制；不仅将可能的资金损失视为风险，而且还将银行自身的声誉损失也视为风险。

第二，风险管理方式由直接管理向直接、间接管理相结合转变。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方法和手段还比较简单，一些银行风险管理还主要以直接管理为主，如审批授信项目、清收不良资产等。但从未来风险管理的发展趋势看，要进一步发挥间接风险管理的作用，特别是针对一些时效要求短、批量化处理的银行业务，如资金业务、零售业务，要进行间接管理，运用模型用定量分析工具、进行国别风险、地区风险、行业风险、企业风险等分析，结合信贷审查等直接管理形式，有效控制业务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