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歌生产论文：音乐视觉下的红歌生产透析

作者：左志坚

1928年5月朱毛红军井冈山会师后，在士兵委员会下设立了娱乐科，其任务是负责定期组织工农兵联欢会、红军纪念会，这些文艺活动中表演的节目虽然短小却能取得良好的宣传与教育效果。1929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福建古田召开，会议通过的由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案》极为重视红军的文艺工作，指出文艺为宣传服务，而宣传工作的任务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以达到组4201务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以达到组2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任务。”①古田会议决议构建了体制化的文艺组织，如“军队各级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词”，“各支队各直属队的宣传队均设立化妆宣传股，组织并指挥对群众的化妆宣传”②。至此，各级宣传队、宣传股以及在士兵委员会基础上成立的各级俱乐部作为一种固定的军队文艺体制逐渐建立起来并开展文艺实践，它们以宣传为己任，为根据地的政治、军事任务服务。其后，随着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军队中的文艺制度与文艺实践也渐渐向苏区地方系统蔓延，比如地方政府仿效红军中的俱乐部制度，普遍建立俱乐部，下设歌唱组等。1931年11月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教育人民委员部，下设艺术局，苏区的文艺制度与文艺实践自此进入国家机构之中，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苏区政权文化教育领导机构基本形成，苏区的文艺实践在法律的框架内得以开展，为完成既定的政治、军事任务服务。其次是红歌歌词的内容许多是表现苏区军民战斗生活的，它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与军事性。其内容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直接描写各次战斗的，如《打横峰》、《打龙冈》、《打鹰潭》、《打浮梁》、《打乐平》、《打上饶》、《打弋阳》、《打贵溪》、《打遂川》、《打赣州》、《打吉安》、《峨峰之役》、《第一次反围剿》、《第二次反围剿》、《第三次反围剿》、《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等。宣传苏区政府与军队各项政策的，如《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歌》、《红军纪律歌》、《红军游击歌》、《红军三大任务》、《红军中青年工作竞赛歌》、《打倒四大家族》、《田是我们的田》、《建立苏维埃政权》、《一把斧头一把镰》、《只有跟着共产党》、《人民政权苏维埃》、《分田歌》、《共产主义没共妻》、《告白军士兵歌》、《欢送白军兄弟》等。鼓动民众参加革命、鼓舞军民斗志的，如《红军进行歌》、《向着光明走》、《杀敌歌》、《紧急动员歌》、《奋勇向前进》、《当兵要当红军兵》、《一心参红军》、《红军歌》等。反映红军训练生活的，如《步哨守则歌》、《守哨》、《登山行军歌》等。2.红歌生产强烈的时代感苏区红歌生产具有强烈的时代感，适应了苏区普通百姓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换句话说，伴随苏区革命与政权建设的开展，百姓的精神需求随之产生，此种精神需求蕴含强烈的时代感，促使一大批反映苏区群众精神面貌的红歌诞生。这些歌曲集中的体现了苏区普通百姓不同于以往的崭新的精神面貌，是那个时代里苏区群众精神生活的真实写照。从歌词内容看，这种时代感表现在如下几方面：热情讴歌苏区新生活与新政权的：《共个太阳两个天》、《实行共产人人欢》、《天亮了》、《红旗飘》、《红旗滚滚过山来》、《中央政府驻瑞金》、《石榴开花红又红》、《苏区两句歌》、《苏区工人快乐歌》、《苏维埃农民耕田歌》、《苏区景》、《幸福的苏区》、《苏区大不同》等。由衷地抒发苏区妇女翻身求解放、当家作主人的豪情壮志的：《妇女革命歌》、《欢五更》、《剪发歌》、《放脚歌》、《妇女解放歌》、《婚姻自由歌》等。通过对红军的称赞、想念、支援和鼓励踊跃参军，表现崭新的军民关系的：《红军谣》、《红军力量大》、《红军铁汉子》、《想念红军》、《半夜梦见红太阳》、《盼红军》、《慰劳红军》、《劳军歌》、《拾子弹壳》、《弹棉花》、《当兵就爱当红军》、《送郎上前线》、《送郎当红军》、《十送歌》等。真诚歌颂、、、、等革命领袖的：《井冈山来了》、《贵人就是毛委员》、《好领袖是》、《朱司令》、《我们好得有朱毛》、《湖南来了》、《营前来了彭团长》、《军》、《一身是胆》、《歌唱》、《五唱》等。反映苏区儿童参与革命、充满朝气的新生活的：《少年先锋队歌》、《儿童团歌》、《我有两只眼》、《春天好》、《小月亮》、《小乖乖》、《上学》等。红歌生产的非商品性红歌生产具有非商品性，这是红歌生产的经济特性。五四前后，新式文艺生产体制开始登上中国历史舞台，文人的文艺生产从传统社会中的以娱己为主要目的逐渐演变为文艺生产者的生存方式———文艺生产俨然成为一种职业。伴随职业化的是文艺生产的商品化，它不再局限于不求报酬的自娱自乐，转而追求文艺生产的有偿性。这种新式文艺生产体制经过发展，至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基本成型。尽管如此，发轫于五四前后的新式文艺生产体制却对苏区的文艺生产基本上没有产生影响。从苏区文艺体制的历史建构的叙述中可知，在党委、政府和军队的文艺体制中，苏区的文艺生产均被纳入了公益的范畴。文艺生产者的文艺创作和文艺团体（比如各级宣传队、俱乐部）的文艺传播活动等都处于苏区文艺体制的统辖之下，文艺创作、传播与唱奏均以法规的形式进行，生产者不以生计需求作为文艺生产的动机，也不需要操持作品的传播（有许多红歌甚至以口头的方式流传在苏区），政府系统的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下设的编审局、艺术局和印刷所、工农剧社编审委员会，公开出版物如《青年实话》、《红色中华》等政府机构、社会团体、期刊负责苏区文艺作品的编写、审定、出版、印发。作为苏区文艺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红歌生产当然不会例外，红歌的创作者、唱奏者不以获得经济收入为出发点，不会得到额外的稿酬与演出酬劳，它的非商品性一览无余。有趣的是红歌的非商品性在苏区红歌中也有反映，一首叫《唱歌不要钱》的红歌就唱道：“涯①今唱歌不要钱，总要大家肯来听，只要大家听落肚，十人传百百传千。头一痛苦是工农，着个衣服补千重，餐餐食的净粥水，住个屋子似风棚……涯今唱歌不要钱，听来听去心喜欢，喜欢听来喜欢唱，先吃苦来后吃甘。”②红歌生产的创造性红歌生产从艺术创作技能而言是富于创造性的适应社会需求的精神生产，这种创造性主要体现在歌词与音乐两方面。1.歌词上的创造性歌词上的创造性体现在题材熟悉化、用词口语化和模仿传统民歌格式重新写词。基于革命宣传目的和良好效果（苏区将文艺视为宣传手段，且苏区的宣传工作主要就是文艺工作③），苏区文艺宣传中坚决反对脱离群众、缺乏生命力的“八股”式的宣传，要求“歌子唱来要实际，一定反对唱空腔”，特别强调贴近群众、符合群众口味、通俗易懂的重要性。为此，歌词中反映的内容都是群众熟悉的，比如军民战斗的、参军的、查田分田的、妇女解放的等等。用词上没有任何晦涩的词语，一切以群众听得明白为依据（正因为这样，有些歌词如同口号标语一般），歌曲中还采用了大量的当地方言，“比起用长篇大论来讲道理，这样的歌谣更易让人知晓其理，这就是一种创新，一种魅力，也是文化与文学上的普及，真正使大众文学普及大众之中”④。另外，有的整首歌词还模仿传统民歌的格式重新创作，使传统艺术被移植进新的时代内容和精神，如借鉴传统的赣南民歌《十二月》、《十送郎》、《十劝》等形式创作出《十二月农民苦》、《十二月同志哥》、《十二月革命歌》、《送郎当红军》、《十劝亲郎革命歌》、《十劝工农歌》、《十骂反革命》、《红军十劝妻》等歌曲。2.音乐上的创造性音乐上的创造性体现在曲式结构、旋律和调式上。曲式结构上中外结合，既有中国传统音乐中常见的一段式（包括具有上下呼应特点的二乐句一段式、起承转合的四乐句一段式、多乐句构成的通谱歌式的一段式等），又有西方音乐中常用的再现二段式、再现三段式、并列三段式。旋律上拿来与创作并用，既利用现成曲调填入新的歌词（主要是利用江西民歌曲调和部分外国歌曲），又进行全新的音乐创作。调式上以五声性民族调式为主（亦有部分采用西方大小调式的），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五声宫调式与自然大调式、五声羽调式与自然小调式的结合。中央苏区红歌生产具有的社会适应性、非商品性和创造性，分别在意识形态、经济属性和艺术创作技能三个不同层面以“三维一体”的方式统一于红歌的生产实践并最终呈现于作品之中，较好的体现出社会音乐生产的本质特征。

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广大的工农大众以及主要由工农大众组成的士兵，所以文艺生产的服务对象自然是工农大众与士兵。文艺为工农大众服务和以工农大众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始终是中央苏区文艺创作的方向，也是苏区政府制定各项文艺政策并将其贯穿于文艺实践中的基本出发点。文艺为工农服务，就要求在红歌创作中必须采用工农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与内容。它反对高高在上的“为艺术而艺术”，在这里红歌的艺术性与审美性让位于红歌的工具性，红歌的歌词要说工农熟悉的话，红歌的音乐要为工农乐于接受，易于传唱，只有大众化、通俗化的红歌而不是艺术化的红歌才能满足文艺为工农服务的要求。民族化的旋律风格、进行曲为主的体裁、短小的篇幅、单一的形象、通俗易懂的歌词、百姓熟悉的题材正是红歌大众化在形式与内容上的表现。工农直接参与创作生产中央苏区党和政府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决定了在红歌创作生产中有工农的直接参与。在相关文章中明确提出，苏区政权是民众自己的政权，直接依靠于民众，这是苏维埃政权性质所决定的，不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关心群众，政权就不能成立，革命也终将失败。工农直接参与红歌的创作生产，可作两方面的理解。一是红歌的歌词和部分曲调都是重新创作的，创作的主体就苏区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专业词曲作者，苏区也不具备这种条件，红歌的创作生产主体不得不依靠以工农和红军指战员为基础的普通群众；二是当某个人创作出一首歌曲后，在苏区特殊的文艺体制和文艺活动中被迅速教唱与传播，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会传遍苏区各地。由于苏区红歌的传播基本上是口头传播（尽管有报刊和出版机构刊载、出版了一些歌曲，但其数量较之总量巨大的红歌，这种传播方式始终较弱，口耳相传仍是主要的传播方式），当初创作的歌曲在众人的层层传唱之下，曲调被不断的重复，又在反复重复中被加工，歌曲的创作融个体性与集体性于一体，最初的创作者反而逐渐遁于无形，此种情形同中国传统民歌的创作集体性特点极为相似。由于以上两种状况，无论是编辑出版的还是流传在苏区大地上的红歌，绝大部分没有词曲作者（有的是不标注作者，更多的情况是在红歌的传唱过程中本来就不知作者是谁，形成只见作品不见作者的局面），在《红色歌曲》①一书中，直接说红歌是苏区人民的群众创作。歌曲创造生产与革命中心任务紧密结合“文艺工具论”决定了苏区红歌创作生产要紧密结合当时的革命中心任务。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文艺是宣传，文艺为宣传服务”，将文艺定性为宣传。而早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红军就提出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能打倒敌人，将宣传看作是革命成功的手段之一。于是，文艺就变成了阶级斗争的重要工具。既然是革命的工具和手段，红歌创作生产当然就始终以革命任务为中心来进行。唱奏生产特征大众化是红歌唱奏生产特征在时空上的表现。时间上，红歌的唱奏一直伴随着苏区工农大众与士兵，频繁的出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与战斗中；空间上，红歌的唱奏往往直接面对广大工农大众与士兵，许多的工农与士兵就是红歌的实际演唱者。

苏区文艺体制的大众化宣传队和俱乐部是苏区军队和政府系统中主要的文艺宣传载体与制度。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起就极为重视军队中的宣传工作，井冈山时期的红军就承担着打仗、筹款、发动群众三大任务，为提高宣传效率，红军开始利用歌曲的形式来宣传群众。在秋收起义后率领队伍向井冈山进军途中，《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就被战士编成歌曲来演唱。三湾改编后在士兵委员会中设立娱乐科，在纪念日或每月定期举办工农兵纪念会。1927年11月红四军第六次党代会通过的《军事问题决议案》中，设立宣传兵制度，军队中的宣传制度正式建立。1928年4月，红四军分别在军、团、营各级成立宣传队（后来在连也设立了宣传委员、文娱委员，负责连队的文化宣传工作）。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后，又在士兵中建立了俱乐部，开展游艺活动。军队中的各级宣传队、俱乐部紧密联系着每一个士兵，是一种极为大众化的文艺体制。俱乐部也是苏区政府系统内对群众影响最为深刻、广泛的文化传播媒介和宣传机构，当时的《俱乐部纲要》就规定所有的苏区公民都必须加入自己所在地方的某一个俱乐部，各级政府机关、工会、合作社及工厂企业都必须成立俱乐部，俱乐部中开始设有游艺股，后来又从游艺股中分设唱歌、音乐等独立的小组，负责开展组织唱歌等音乐活动①，1933年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布的《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纲要》中提出俱乐部内部要设立游艺委员会和训练委员会，发动组织群众举行各类游艺活动和创作歌舞、音乐等新的游艺节目②。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与推动使俱乐部成为当时遍布苏区各地最为活跃的一个组织，俱乐部如磁石一般牢牢地吸引着百姓，高频率的对百姓进行革命的宣传与鼓动。苏区文艺活动的大众化不但红歌创作生产与革命中心任务紧密结合，红歌的演唱也与革命中心任务紧密结合。革命的不同阶段都伴随着红歌的创作与演唱，从红歌创作与演唱的历史可以窥见苏区军民的奋斗史和苏区社会变迁史。例如某些重要的节日（如“五一”国际劳动节、“五四”青年节、“三八”国际妇女节、元旦、中秋节、春节等）、纪念日（如“八一”起义、“三一八”等）、群众运动（如劳军扩红运动、查田运功、识字运动、征粮运动等）都有红歌创作与演唱，历次大大小小的战斗之前、之中和之后，也几乎都有红歌创作与演唱，甚至一年当中的不同季节都有固定的文艺活动，其中就有反映春耕、秋收等农事的歌曲。它们贯穿在苏区工农大众与士兵的日常生活中，苏区的各项事业发展到哪里，哪里就飘扬着红歌的旗帜。此外，红歌的演唱不受专业的场地、灯光与音响限制，开口就能演唱，无论在百姓劳作歇息的田间地头、房前屋后，还是在部队行军的行列、胜利祝捷大会，都飘荡着红歌的旋律。唱歌（还有戏剧）以其通俗易懂的形式、平易近人的风格和对接受者文化程度要求不高而成为苏区文艺活动中最具影响的主要内容，贯彻了苏区党和政府文艺为革命服务、为工农服务的理论，真正实现了文艺大众化的目标。在音乐社会学视野中综观中央苏区红歌生产，其社会适应性、非商品性、创造性的本质特征显现无余。创作生产和唱奏生产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形成了一系列独有的特征。就红歌创作生产而言，具有歌曲形式与内容的大众化、工农直接参与创作生产、创作生产与革命中心任务紧密结合三个特征，而苏区文艺体制的大众化与文艺活动的大众化又最终形成了苏区红歌唱奏生产特征的大众化。中央苏区红歌生产的体制与实践深深的影响了后来根据地、解放区乃至新中国的文艺发展，特别是歌曲的创作与演唱，对在新形势下如何更好的发挥音乐的宣传功用、实现党的文艺大众化目标和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效果等方面能提供哪些有益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它的优势是什么？又有哪些不足之处？诸如此类问题仍将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