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世骏谈当代西方左翼思潮

如果说中国思想界存在着所谓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争的话，那么在西方，左派、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之间到底存在哪些分歧和共识?尤其是西方左翼又是如何思考、批判这个被全球资本主义“垄断”的世界?西方左翼的这些批判理论又是如何影响到中国思想界?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华东师大教授童世骏的访谈中，读者也许会发现，西方思想界各派也许对这个世界的解读和提出的问题存在一定的分歧，但他们毕竟是在公开台面上讨论。

以您的阅读和研究范围，过去二十年，西方左派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关系呈现什么特点?

童世骏：我的阅读很有限，而且多半是为了自己的学术思考，对西方左翼的阅读尤其如此。让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过去二三十年里左翼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之间的那些共识。当然也有人会说，这种共识或许表明，这些“主义”的标签现在已经不那么有意义了。比方说，左翼学者对分配正义的重视显然与罗尔斯有关。当然你也可以说罗尔斯受了左翼的影响，但分配正义成为大话题，主要还是从自由主义阵营开始。左翼对民主、市民社会之类问题的兴趣，显然也有自由主义的背景。左翼思想家最近几个十年比较热衷的“承认”的话题、宗教的问题，则与保守主义更近一些。还有重叠共识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最著名倡导者是自由主义者罗尔斯，但经常可以在左翼学者的会议和刊物上找到。我之所以对这种各派共识的现象有较深印象，与我自己也主张尽可能通过争论而相互学习、相互接近有关。包括目前对中国模式的争论，我觉得这种争论的目标应该是形成共识或更新共识，而不是越谈分歧越大，越谈隔膜越深。当然共识并不一定是在哲学观点上，也不一定在政治立场上的。我感兴趣的一些西方学者，有的属于批判理论传统，有的属于自由主义传统，有的属于社群主义传统，哲学观点并不一样，但政治立场却可能相当一致；或政治立场并不一致，但彼此讨论时大家却可以都做到既直言不讳，又心平气和。最典型的是理查德・罗蒂，他在哲学上与哈贝马斯争了许多年，但他说他的政治立场与哈贝马斯没有多大差别，而这一点哈贝马斯也承认。哈贝马斯在与罗尔斯争论的时候，也强调两人之间争的不是基本观点，而是对基本观点的论证方式。我以前在一篇文章中曾说过，在当今世界，要做一个好的自由主义者，必须同时是社会主义者；要做一个好的社会主义者，也必须同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产生这种想法，可能与受这些学者的影响有关。

西方左派和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分歧在哪里呢7

童世骏：分歧当然还是不可忽视的。在过去二十年中，左翼之所以为左翼，还在于对西方现实的激进批判，对当代社会的病理诊断，对别样的生活方式或别样的现代性的追求。真正的学者大概总要指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哪怕一个保守主义者，当他在说今不如昔的时候，也是在指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但理想与理想不一样。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相比，左翼学者的理想从价值上更着眼于弱者而不是强者，从时态上更着眼于未来而不是过去。在当代社会，弱者从人数上说未必可称为“广大”，但这种情况恰恰使弱者的遭遇更加荒谬，使他们的解放更显得紧迫。大致来说，西方左派对弱者境遇的理解有两个角度，一个是再分配，一个是承认。前面说过，再分配的话题有很强的自由主义背景，而承认的话题有很强的保守主义背景。但与自由主义者对分配正义的谈论不同，左翼往往会重返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往往会强调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作用，而不仅仅是谈论法律问题和政策问题。同样，与保守主义者对承认问题的谈论不同，左翼谈论承认问题的时候，更强调歧视或错误承认的对象是某些团体的个人而不是这些团体本身，并且把承认的问题与每个个人作为个人所应享受的权利和尊严挂钩，而不是与某种传统的生活方式或社会等级挂钩。

除了“再分配”和“承认”这样的着眼于弱势群体的左翼话语之外，左翼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在过去二十年中有没有新的批判思路?

童世骏：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这样三个批判思路。第一是以乌尔里希・贝克为代表的风险社会理论。贝克在20世纪八十年代就与安东尼・吉登斯等既彼此独立又相互合作地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认为西方社会已经从简单现代性走到了二阶现代性或返身现代性，社会斗争的主题已经从包括财富在内的“好东西”的分配方式转向了包括风险在内的“坏东西”的分配方式。后来贝克等人对这个理论进行了发挥和发展，强调风险的全球性质，强调全球风险社会的“世界主义环节”，这既意味着必须对社会科学研究方式有一个相应的转变，又要求对左派的社会目标有一个相应的调整，在应对充满着风险和冲突的“世界主义化”的客观趋势的同时，追求一个正义的、包容的“世界主义社会”的规范目标。我印象较深的第二种批判的思路与弗雷德里克・詹明信有关。在詹明信看来，与贝克观点相当接近的以“第三条道路”论出名的吉登斯，是以批判现代性的名义捍卫本质上仍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性；与尤根・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是一种未完成的筹划”的命题不同，吉登斯似乎仍然相信现代性是可以由中产阶级及其经济体系所完成的。詹明信认为，过去几个十年中流行的“多重现代性”、“别样现代性”以及“后现代性”等等话语，不过是现代性在当下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当前阶段的现代性的最重要特点，是不仅实在之物，而且虚拟之物，不仅对资本主义的辩护，而且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都可以成为资本主义市场(包括文化市场和学术市场)上的畅销商品。我印象较深的第三种批判的思路是阿克塞尔・霍奈特。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这位第三代传人的“承认”理论，可以说是继这个学派第一代把“遗忘”作为核心概念、第二代把“学习”作为核心概念之后，在新的高度上重新回到了“遗忘”的主题。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等人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文明使人遗失其根本，哈贝马斯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作为人类集体学习的最近阶段所具有的高度片面性，但同时也肯定这个过程毕竟带来了十分值得珍惜的学习成果，而霍奈特则可以说把克服“遗忘”的重点，从批判似乎与文明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有本质联系的一种普遍现象，转向揭露特定个体在当代社会人际关系中的一种具体遭遇。霍奈特的批判锋芒因此不像哈贝马斯那样主要对准“系统”(货币导控的市场和权力导控的行政)对“生活世界”(人们获得意义、团结和认同的场所)的侵犯，而是对准发生于生活世界内部本身的歧视和误解。在一篇与别人合写的论文中，霍奈特还指出，最近几十年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不仅可以用“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这个哈贝马斯命题来解释，而且可以它的逆命题即“生活世界对系统的殖民化”来解释。原来批判理论家们讲系统控制日常生活，工作场所对工作者的异化，货

币和科层体系对人的压制等等。经过种种努力，现在的行政和经济领域的弹性更大一些了，资本主义企业对人的多样的才能素质的容纳程度要更大了，在工作场所也鼓励你发挥情感的作用，实现个人的兴趣，让你满足友谊忠诚等生活世界中的价值。这些本来是进步的东西，但霍奈特说，恰恰这些成就带来新的问题。私人生活领域和职业领域的界限模糊，使得职业以外的个人素质和朋友关系都变成为资本盈利的工具；原先比较普遍的成就标准和能力标准，现在被局域化了，而这导致行动主体在实际的职业领域之外寻求对他们的表面上出色的成就的承认，比方说，在各种各样电视脱口秀上抛头露面。这些批判很有些意思，它们对一些进步成果重新作反思，把旧问题的答案本身作为新的问题提出来。这种深度反思的态度，大概是批判理论的最大优势，它使我们对现代社会和进步事业的复杂性有更多认识。

西方左翼对西方现实的批判，是否意味着他们在一些基本的社会价值和政治机制等方面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有根本分歧呢?

童世骏：我的印象是，在现代西方，即使是自由主义者甚至保守主义者现在也不敢说否定平等，即使是保守主义者或左派也不敢说否定自由；直截了当地说民主、法治等等不是“好东西”的人，好像是不多的。实质性的争论不是要不要承认这些东西是“好东西”，而是这些“好东西”的实际含义是什么，它们如何从理念变成现实，尤其是，一旦这些“好东西”之间发生冲突了，它们之间如何排出一个先后顺序来。以民主为例，保守主义会强调民主在许多必须承认权威的领域中并不适用，自由主义会强调民主与个人自由不能相冲突，而左派则更多地强调民主原则必须与市场原则划清界限。近几十年来影响较大的商谈民主理念对西方左翼有较大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西方左翼对现代西方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内在批判的结果。商谈民主并不是对选举民主的否定，而是把商谈看作与选举同样重要但有不同作用的民主环节。其实这一点，中共的创始人之一就有相当清晰的论述。左翼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在民主问题上的不同还表现在，左翼思想家通常更加重视在民族国家层次以上的民主，如欧盟甚至全球治理方面的民主，以及民族国家层次以下的民主，如社区甚至工作场所的民主。

西方左翼思想进入中国，想必会发生一些变化吧，您能不能谈谈?

童世骏：当然有变化，因为思想的语境非常重要。左翼关注的问题跟我们有很大差异。比方说他们关注同性恋问题，在我们这不是太大问题。哈贝马斯有关基因工程也有很多讨论，在我们这好像也不是大问题。但哈贝马斯对宗教的讨论，对移民问题的讨论，与中国语境的相关性要大一些。我自己从事的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研究，从哈贝马斯对所谓“后世俗社会”的研究那里获益不少。另外我们这对“三农”的讨论，对农民工问题的讨论，也还是受到西方影响的。可以说关心这些问题的不只是左派，但我觉得左派和自由主义关注农民工有不同角度。自由主义强调农民工的迁徙自由、居住自由和土地流转自由等等多一点，而左翼则强调他们的社会福利和政府保障多一点。从左派的立场来看，土地流转自由等等很可能反而加剧农民目前的困境，把他们更裸地放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下。这样的视角在全面考察中国“三农”问题时是应该重视的。

是否可以这样说，在中国，自由主义往往从制度层面来思考现实问题，而左派更多地关注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

童世骏：左派和自由主义对现实问题本身的理解当然就有分歧，而他们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法的分歧确实也不能忽视。左派的特点不仅在于更关注贫富差距拉大这样的现实问题，而且在于希望用一种明确的集体意志和集体力量这常常就意味着国家政策和政府措施，来加以解决，而自由主义则很大程度上希望靠自发的力量、自发的秩序来解决问题。这里势必牵涉思想与体制的关系问题。当代西方左派多半进行的是内在批判而不是外在批判，也就是说更多地是以西方既成体制自身的一些原则，当然是经过左派解读的那些原则，来作为批判的依据和标准。自由平等团结的理念，或民主法治人权的理念，它们再怎么复杂多义，也不能说与西方现存体制毫无关联，同样也不能说在人们对西方现存体制的批判中一无用处。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左派的社会批判也是一种内在批判，至少在我看来它应该是一种内在批判。而这种内在批判在我们这应该是更加名正言顺的，因为我们国家按宪法规定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自觉继承的是社会主义传统，努力维护的是人民求解放谋幸福的社会主义原则。因此在我们这，原则上用不着拿国家基本原则以外的某个原则来责备我们现在所做的有些事情，来诊断我们看到的有些问题。用理念来掩盖问题不对，用问题来否定理念也不对。

有些社会争论一不小心就把问题根源归结到体制或制度，对此您怎么看?

童世骏：学术问题争着争着就变成人品问题，社会问题争着争着就变成制度问题，这两种现象确实存在。如果说“左派”的一层含义是激进主义的话，那么这种“人品还原论”或“制度还原论”，倒可以套上一顶“左”的帽子。用这种态度来讨论问题，会忽视从学术观点到个人品质问的大量复杂环节，会错过从具体问题到根本制度间的大量复杂因素，对这些环节和因素缺乏耐心去仔细研究，因此常常是大争一场却收获甚少。以这种态度进行讨论，即使并无太大观点区别的人们之间，也可能显得剑拔弩张；而克服了这种态度，哪怕不同观点的人们之间，也已具有了一种最重要的共识。

(摘自1月23日《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