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喜福会》中的男权文化与种族歧视

[摘要]电影《喜福会》改编自美籍华裔女性作家谭恩美的同名小说，由华裔导演王颖指导，温明娜、邬君梅等人主演，在1993年被好莱坞搬上银幕之后引起巨大反响，跻身美国主流电影之列。影片以四对美籍华裔母女为叙述焦点，全景式展现了男权文化统摄下中国传统女性的悲惨生活与现当代美籍华裔女性的种族歧视遭遇，探讨了女性独立、女性价值、女性尊严等女性问题，成为一部倡导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反叛男权文化和种族歧视的宣言性作品。

[关键词]《喜福会》；男权文化；种族歧视；琳达；露丝

《喜福会》是美籍华裔女性作家谭恩美的成名之作，曾获全美图书小说奖，是1989年美国四大畅销小说之一，被译为二十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1993年被华裔导演王颖改编为电影，温明娜、邬君梅、周采芹、卢燕等人担任主演，成为导演王颖成功进军好莱坞市场的鼎力之作。影片以四对美籍华裔母女为叙述焦点，全景式展现了男权文化统摄下中国传统女性的悲惨生活与现当代美籍华裔女性的种族歧视遭遇，引发了观影者关于女性独立、自尊等问题的思考。电影《喜福会》“以特有的视觉效果将小说的内涵立体地再现出来，使其成为西方世界家喻户晓的作品”[1]。

一、男权文化中的中国传统女性

在人类文明发展至父系社会阶段以来，男权文化便一直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它设置了一系列显性与隐性的规约，确立了“男性标准”的同时也塑造了“女性模式”[2]。这种男标准与模式投射在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与儒家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存续千载的父权制度。数千年来，中国传统女性就是在“未嫁从父，出嫁从夫”的规约下艰难度日，丧失了生存选择的主动性，只能无奈地依附于婚姻。《喜福会》通过描述多位中国传统女性的婚姻遭遇全景式展现了旧中国时期父权社会对女性身心的压迫与剥削，对父权制规约下的传统中国女性进行了角色定位。

在男性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女性并无独立的自身价值，她们的价值只能通过依附于男性得到体现，由此女性依附于什么样的男性即能够嫁给什么样的男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影片《喜福会》的女主人公之一琳达在幼年时即被当地的“富户”黄家看中，许给黄家做儿媳使琳达的母亲在门第观念的指导下为之欣喜，她只关心女儿所嫁之人的门户与财富，并不在意女儿所嫁之人的年龄、相貌与品性。自从琳达与黄家定亲之后，母亲便以一个好儿媳的标准对其严加管教，吃饭不可过快，否则就没有女儿样子；身上不能弄脏，否则琳达即会招来母亲的训斥：“谁家会娶你这样的丫头做儿媳”；嫁入黄家之前，母亲一再叮嘱琳达要安分守己、恭顺隐忍。在与黄家儿子天余拜过天地后，琳达独自在洞房中等待着未曾谋面的丈夫，她惴惴不安地向神灵祷告，希望天余不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或一个相貌奇绝的丑八怪，然而令琳达始料未及的是，天余竟然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在这种男权思想占据主流文化的社会氛围与母亲自幼以来的教育下，琳达养成了隐忍、懦弱的性格，新婚之夜，琳达的丈夫天余便对其大发雷霆：“我是丈夫，是当家的，一切我说了算，你去睡到地板上吧。”天余虽然未成年，但已经深受男权文化的侵蚀，将女性视为自身的依附。在夫家琳达不仅忍受着来自丈夫等人的，而且要努力做好饭菜、针线等婆婆交付于她的各种活计，通过各种方式讨婆婆的欢心，即便如此，琳达并未通过自己的恭顺隐忍获得婆婆的青睐，尤其是在嫁入黄家一段时间之后，琳达仍然未孕，婆婆便因此常常责骂她并命佣人给琳达强行灌入“生子”苦药。该片之中，除了琳达之外，其他的女性角色也都深受男权文化的压制与迫害，莺莺的丈夫在儿子的满月酒会上与歌女调情，完全不顾在场妻子的尴尬，甚至在莺莺无力的反抗过后将带回家中并因此对妻子拳脚相加。安梅的母亲在丈夫死后一直安守妇道，在一次为故去丈夫上香的过程中被当地富商吴清看中并强行与之发生关系，安梅母亲在娘家的唾弃中无奈地嫁给了吴清，成为吴府的四姨太，为了腹中的孩子忍辱负重。然而在孩子出生后，安梅的母亲并未母凭子贵就此改变备受欺凌的命运，所生之子被吴府的二姨太强行霸占，最终安梅的母亲选择了自杀来拯救女儿安梅在吴府的悲惨境遇。影片《喜福会》在展现安梅母亲的悲惨境遇的同时，也借此展现了在男权文化的压制下，女性逐渐被异化的身心状态与行为举动，她们甘心依附于男性并为了这种依附地位而相互伤害，吴清的二姨太为了讨得丈夫的欢心，设计让吴清奸污了安梅的母亲；安梅的母亲在被吴清奸污后并未得到其母亲的同情，而是遭到了恶毒的辱骂与唾弃。

影片《喜福会》以19世纪中后叶至20世纪上半叶为叙事背景，此时世界各地的女权主义运动正处于酝酿发展时期，越来越多的女性在长期以来的男权文化中觉醒，在构建于依附关系基础上的婚姻中反抗，她们通过自己的方式争取本应属于女性的自尊和平等。

片中的女主人公之一琳达即通过自己的智慧与勇气结束了她与天余之间的荒诞婚姻。琳达利用天余母亲深厚的封建迷信思想巧妙地设置了一系列“凶兆”：新婚当夜天余一侧熄灭的烛火、天余身上的黑痣、自己脱落的蛀牙等，将这些征兆解释为神与祖先对结束她与天余之间婚姻的指示，让笃信宿命的天余母亲主动放弃了这段婚姻，并付给琳达远去美国的路费以保证琳达远离天余。如果说琳达的反抗是机智的，那么片中另一位女主人公莺莺的反抗则充满了悲剧的色彩，她杀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并将此视为对卑劣、暴躁的丈夫的惩罚，莺莺丈夫是一位具有很高社会地位的富商，常以自己的儿子为傲，莺莺在这样的家庭中忍辱负重，毫无反抗的能力，最终她选择了亲手杀死尚在牙牙学语的幼子这一极端的反抗方式，杀子行为在弥漫着悲剧色彩的同时象征着莺莺对男权文化的无奈与反抗。与琳达和莺莺不同的是，安梅母亲的反抗是为了使自己的女儿不再像自己一样屈辱的生活，她一直教育自己的女儿记住自己是大太太的女儿，称自己是下贱的姨太，拒绝被二姨太的伪善所收买，选择在农历小年当天吞噬鸦片自杀，利用了当地人死三天后鬼魂讨债的风俗逼迫吴家确立自己和女儿的正统地位。在安梅妈妈死后，安梅从二姨太手中抢过弟弟并借母亲鬼魂前来讨债的说法获取了自己在吴家至高无上的地位，吴清终于妥协并承认已死的四姨太即安梅的母亲为正妻，安梅与弟弟也结束了在吴家低下的地位和屈辱的生活，安梅母亲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女儿的尊严。

二、种族歧视下的美籍华裔女性

西蒙・波娃曾言：“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3]在20世纪中叶的美国，对于亚裔人种的种族歧视依然盛行，尤其是亚裔女性依然不能在婚姻与工作中获得真正平等的待遇，在这样社会主流文化的规约下，亚裔女性形成了一种非正常的自我认知，安梅的女儿露丝在美国的遭遇即反映出了种族歧视下美籍华裔女性受压迫的生存状态与自我异化的处境。露丝有一个白人男友泰德，泰德不在意露丝的华人身份并不顾家庭的反对与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但露丝并未从此过上美满的婚姻生活，退居家庭生活的露丝在种族歧视的社会文化下不知不觉地走上了依附丈夫的自我异化之路。泰德的母亲是一位看似有着良好修养的上流社会女性，但当她见到露丝这位华人儿媳后却表现出紧张与蔑视的态度，她避开儿子泰德对露丝说：“虽然我本人对亚裔女性没有偏见，但其他人并不能像我一样如此善解人意，毕竟你们多么不受欢迎。”这显然是对露丝委婉的下达了驱逐令。面对泰德家庭的反对，露丝并未退缩，她认为应该以平等的身份定位去面对种族歧视，附和白人而放弃自尊并不能获得真正的尊重，露丝据理力争地与泰德母亲辩解道：“我是美国人”，正是这种展现女性自尊的辩争使其获得了男友泰德的支持与尊重，不顾家庭的阻力与露丝结为夫妇。然而，婚后的露丝放弃了自己的追求，为了丈夫泰德放弃了爱荷华大学的奖学金，专心地投入到家庭生活之中，他为泰德支付账单，给泰德买礼物……这些为丈夫与家庭的奉献并未换来泰德的尊重与珍惜，而是使之逐渐失去了泰德的爱，泰德认为与露丝的生活越来越乏味无趣。而在婚姻面对危机之时，露丝选择了更加错误的方式来试图挽救，她不敢表露自己真实的声音，忍受着泰德的冷淡与厌烦，对泰德曲意逢迎；像仆人一样跪在地板上擦掉泰德洒出的酒渍；企图通过怀孕来留住丈夫、挽救婚姻。这些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与做法彻底导致了泰德对露丝的生疏和远离。母亲安梅对露丝说：“你每次送礼物给泰德都像是一种祈求，求你收下吧，谢谢、对不起、你比我重要……”这正是露丝的问题所在，她在丈夫与家庭面前放弃了自尊、迷失了自我，这种依附情结使露丝在与泰德的相处中自我异化为一个非独立的个体，也就必然导致了自身悲剧的命运。

莺莺女儿丽娜的婚姻生活看似平等，其实却体现着美籍华裔女性在种族歧视下不平等的婚姻关系。丽娜与丈夫在同一家公司上班，而丈夫的工资却是丽娜的七倍之多，在这样收入悬殊的情境中，丈夫却在日常生活中锱铢必较，与丽娜划清所有的账目，各付支出，这就强化了丈夫作为一个白人男性在家庭中的性别优势与种族优势，将丽娜置于一种平等的假象之中艰难度日。母亲莺莺在得知女儿丽娜的悲惨遭遇后，坚定地引导丽娜放弃不幸的婚姻，她打碎了女婿心爱的茶几并借此告诉丽娜改变不幸需要决心与勇气。在母亲的影响下，丽娜决定寻找真正平等的婚恋，离开了这个在经济上与其锱铢必较的丈夫，决定与一位温柔体贴的白人男性在一起，并要求丈夫搬出共同居住的房子，这种反抗使丈夫一改对丽娜的态度，二人重归于好。丽娜是否能够通过这次反抗获得真正平等的婚姻，导演并未给出肯定的答案，这一情节设置也为观众留下了思考的空间。

三、结语

孟悦在其著作《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中曾言：“女性能够书写的并不是另外一种历史，而是一切已然成文的历史的无意识，是一切统治结构为了证明自身的天经地义，完美无缺而必须压抑、藏匿、掩盖和抹杀的东西。”[4]王颖导演在对《喜福会》进行改编拍摄的过程中，忠于小说原味地再现了19世纪中后叶至20世纪前半叶中国传统女性的悲惨生活和美籍华裔女性的生存境遇，体现了小说作者谭恩美写作《喜福会》的意义旨归，即通过女性书写倡导女性平等、自尊等具有普适性的问题，代表了女性奋斗的目标，堪为女性题材电影中的优秀之作。

[参考文献]

[1] 肖薇.异质文化语境下的女性书写[M].成都：巴蜀书社，2005：187.

[2] 唐碧莲.透过女权运动的发展历程探析索尔・贝娄不同创作时期的女性形象塑造[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03）.

[3] [法]西蒙・波伏娃.女人是什么[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74.

[4]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

[作者简介] 王舒婧（1983―），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硕士，齐齐哈尔大学大学英语教研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英语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