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值得期待

［提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要合理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收入，这是新形势下扩大内需工作的重要举措。表明中国正力图改变财富分配失衡，收入差距过大的局面。但要真正做好这件事，是一项巨大、复杂的系统工程，需政府和民众的共同努力。

关键词：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财富分配；社会保障制度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很值得期待

收录日期：2012年3月7日

2011年12月14日，在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运行新情况新变化，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在此 “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这一说法，被认为是新形势下扩大内需工作的重要举措。换言之，在经历了为期两年的消费刺激政策之后，决策者已经清醒地看到，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消费刺激政策只能在短期内达到拉动内需的目的，长期而言，提高国民收入、提升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是继续扩大内需的关键要素之一。

回顾历史并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一般认为，中等收入者在一个国家所占比重越大，这个国家和社会就越稳定。从社会学角度看，“中等收入阶层”并不单单作为财富象征，其存在实际上已经意味着这样一个群体在一国社会中起着政治“稳定器”和“缓冲带”的作用。在北欧等发达国家，这种功能性表现得极为明显。在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阶层”不仅可以积极缓冲贫富两极分化的矛盾，而且具有拉动内需、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功能。按世界银行所确定的大致标准，我国国家统计局把我国年收入大约在6万～50万元之间的家庭列入中等收入家庭范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共同《2011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中指出，到2009年我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已达2.3亿人，占城市人口的37%左右。但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数值并不能真正说明问题。因为计入统计的、人们通常所称的“白领”在生活中其实压力偏大、税负偏高、负债过量，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中等收入者。

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形势看，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数量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

其一，根据一些富裕国家的社会结构分布状况及其对经济发展、生产消费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分析，有三种情况：处于顶尖层的财富大亨会偏好主要消费比较高档的进口商品；而处于社会较底层的、大量的低收入群体，其消费对象只能是满足其基本生活甚至最低生活所必要的消费品，这些消费品往往是比较低端的廉价产品；而处于两级中间的这个群体人数最多，消费的数额也最大。他们消费偏好则是自己国家出产的比较新型、时尚、高档的产品。所以说，一个国家的中等收入群体，就是耐用消费品的市场，就是文化、教育、健康等方面的市场，对一国的消费结构的升级乃至于整体产业结构的提升，都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这么说，他们的数量稳定是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从我国现实情况看，我国以往较强调和关注财富的增长而较忽视财富的分配，客观上形成了近年来在财富分配中民穷国富的状态，也使得我国较长一段时期以来在消费领域表现为内需无力。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表明政府下了决心要力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改变财富分配失衡，收入差距过大的状况，这将成为中国未来几十年从国富到民富转型的起点。

其二，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有助于促进社会的稳定。当前，国内贫富分化严重，全国贫困人口达到1.28亿人，占了全国总人口的近1/10，社会各种矛盾突出，暗流涌动。如果能从不断增加、壮大中等收入者人数这方面着手，通过税收杠杆的使用、加强社会保障方面的作用等来限制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比如，减轻贫困群体的负担等，那么因贫富差距引发的各种矛盾可以得到适当缓冲和解决，而且会促进社会和谐。说到底，中等收入阶层的存在是社会中保持稳定的最厚重根基。也正因为如此，发达国家致力于构建中等收入者比重高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在国际上公认是比较合理的。

其三，当前，国际经济政治情势变化多端，难以捉摸，未来全球经济发展有着极其不确定性。无论是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从未有过的挑战。在此大背景下，我国经济的未来前景应该如何？这一次中央政府紧紧抓住扩大内需，并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果断地确定为完善社会保障以及改善民生，从收入分配入手，提出要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就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近年来政府在“提低”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城乡低保标准都有了很大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也在连续上涨。现在，应该是到了扩大中等收入者队伍的时候了。

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是一项艰辛的系统性工程，必须务实地从几方面侧重：

第一，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前提在于稳定经济，把蛋糕做大。应该说，中央政府现在已经意识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要有实质性的、真正的转变，其发展导向必须由增加经济总量向增加国民收入做转变，走出一条可持续的并不失公平的科学发展道路。关键就在于要有决心并确立、实施民富优先的改革发展目标，释放整整13亿人的消费需求。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富裕国家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如果分配、消费问题没有解决好，经济发展问题也是不可能解决好的，相反积累到一定时期可能还会因消费能力不足而使发展的动力衰减，反过来扯了经济发展的后腿。政府要通过政策、通过发挥民间经济的作用来抑制当今中国社会的高房价、高物价、职业发展不畅、股市乱象等具体问题给普通民众带来的伤害。显然，蛋糕做大了，老百姓收入的提高才能有切实保障，普通劳动者迈向中等收入群体的步伐才能加快，中等收入者比重也才会实际增加。

第二，分好蛋糕。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调查表明，当前的初次分配中，存在“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低”、“工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低”以及“劳动要素在企业内部分配中比重低”的“三低”现象，而在再分配环节中对居民收入的“逆调节”问题较为突出。表现为社会资源和财富向政府和少数人聚集，大量的普通劳动者工资收入相对偏低，收入远远赶不上物价上涨水平，既无钱消费，也不敢消费，更无法启动市场。据报道，2010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20，759元，平均每月不足2，000元，这样的收入水平，说明普通劳动者根本还远离中等收入。因此，要尽快在分配领域改革方面大做文章。如对于广大农村地区，应加大对公共品的投入；企业类型复杂，国企高管与普通员工收入差距过大，其收入改革必须在初次分配领域有重大改变，如企业劳资关系和利润分红体系、工资形成机制等的改革；而民营企业收入水平则根据市场机制调节而定，关键是在企业倒闭之后对于员工应得的工资应该有更多的保障。

第三，想办法使相当一部分潜在的中等收入者释放出来。之所以说他们处于隐性状态，主要是从其实际工资收入较高、确实具有一定消费能力但却没有消费意愿的角度讲。其实提高中等收入者人数的内涵，应理解为这么一个群体，其消费行为能承担起我国经济结构改变过程扩大内需的主力军的重担。但眼下这个群体中的相当部分宁可隐身起来也不去消费，这是有原因的。那就是他们对将来有较强的顾虑和不安，包括对房价涨幅、房贷；对医疗、教育、养老、生活安全等。事实上在当今外部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币值不稳、物价高企、失业率较高、政策短期的大环境下，即使一些自我保障能力较高的高收入者都可能对未来缺乏稳定的预期，何况是自我保障能力更弱的低收入群体和中等收入群体。当然，问题的直接根源还在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够完善。而能够为公众提供对未来的、较稳定心理预期的只有制度。从社会保障制度角度讲，加大社会保障投入，让完善的社会保障为每个人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具有一定的抵御能力，让民众想消费也敢于消费，让中等收入者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等收入者，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低收入群体始终保持向上流动的希望，是广大民众所热切期待的。

主要参考文献：

[1]王红茹，陈雅琪.以房养老，可行吗.中国经济周刊，2011.42.

[2]“橄榄型”社会：离我们还有多远.中国经济导报，2010.9.13.

[3]吴敬琏.国内中等收入阶层公民意识不够.中国企业家网，2011.11.4.

[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点评.凤凰网，2011.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