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周期\隐忧与对策

中国经济在2010年1季度增速达到11.9%,但是无论从实体经济的官方数据,还是从我们对经济的直接观察得到的证据来看,中国经济复苏的动力已经开始放缓,其中密不可分的原因是,中国目前正处于一轮经济周期的末端,而新一轮经济周期尚未启动。

伴随着一轮周期的结束,制约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因素已经初现端倪。低端劳动力短缺可能会导致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的下滑。应对这种供给层面的冲击,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做出一些调整。

难以持续的高增长

支持今年1季度经济表现强劲的短期因素可能包括:存货水平的非正常积累、被金融危机抑制的私人部门投资需求的集中释放、房地产和(或)地方政府投资的明显加速。

迄今为止,中国尚无连续的季度支出法GDP核算数据,因此人们一般使用月度的社会消费品零售、固定资产投资和贸易差额数据进行替代性的分析。尽管这些月度统计数据在定义和表现上都与年度支出法数据存在一些差异,但在大多数时候,根据月度数据进行的分析可以对经济趋势的判断提供一些参考。

在消费、投资和净出口都没有显著加速的背景下,生产法核算的1季度GDP增速却出现了大幅提高。这一局面的一个便利解释就是中国经济在快速地累积存货。根据我们的推算,在考虑到月度、年度支出法数据之间差异的前提下,存货积累对1季度GDP的贡献可能在2个百分点左右。尽管这样的推算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误差,但从历史经验来看,在趋势上仍有一定参考价值。

有很多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在积累存货。以汽车行业为例,今年一季度汽车产量增长很快,但销量实际上有所下降。从行业调查结果来看,汽车行业产量的增长主要来源于经销商存货的调整。同样在钢铁、化工等行业,我们也可以看到库存的积累。而库存积累拉动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

私人部门投资需求的集中释放可能也对1季度的经济增速产生了积极影响。这种情况可能主要是因为私人部门的投资意愿在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抑制之后,在今年1季度出现了集中释放。从历史经验和行业调查结果来看,今年下半年私人部门的投资增速可能就会出现回落。

1季度房地产投资的增速相对较高,但如果将之与2007～2008年的房地产投资相比,其复合增长率实际上低于长期历史平均水平,综合新开工面积、销售面积增长等数据来看,房地产投资仍处于较弱的恢复趋势之中。考虑到最近针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比较猛烈,对市场预期构成较大影响,我们预期房地产行业较高的投资增速难以维持。

尽管在总量层面上看不到地方政府投资显著加速的局面,但零碎的证据似乎暗示部分地区的地方政府投资出现了较明显的加速,如重庆、武汉等地,并对1季度的经济增速构成一定支持。考虑到目前正在进行的针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清理和对新增项目贷款的严格控制,我们认为地方政府投资持续加速的可能性不大。

基于上述对支持经济增长的各因素的分析,我们认为,下半年经济增长形势不容乐观。

实际上,今年5月份的数据已经显露出内需增长动量放缓的端倪。

首先,工业增速明显回落,较上月下降了1.3个百分点。其中,周期性行业如有色金属、汽车等行业下降较为显著。

其次,5月份PMI指数、新订单指数和积压订单指数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落。

最后,除房地产外其他实体经济领域投资出现放缓迹象。据我们粗略推算,5月份不包含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经从去年2季度接近50%的水平回落到21.9%左右,较1季度下降接近3个百分点,较上月下降0.6个百分点。

考虑到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民间投资意愿的下降以及刺激性经济政策动量减弱,我们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内需减缓的格局仍将维持。到今年第4季度经济增速可能回落至8.5%左右的水平。

逃不过的经济周期

我们之所以对中国下半年乃至今后几年经济增长预期保持谨慎,是因为中国正处于一轮经济周期的末端,而新一轮的经济周期尚未启动。

从1992年开始至今,中国经历大致以10年为期限的两轮经济周期。在中国,驱动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是产能的余缺,而产能的短缺、形成、投放与过剩可以大致通过固定资本形成的增速来判断。固定资本形成加速意味着产能形成加速。(图1)

由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是追赶型的,无论是政府的引导还是企业通过观察、学习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都容易使企业对未来的产业发展趋势形成一致预期,在投资上造成“羊群效应”,从而形成后期产能过剩。

产能集中形成时期,高投资拉动经济快速增长,同时伴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上升;而产能过剩期,企业盈利下降,投资意愿减弱,经济增长下滑,同时物价涨幅回落。

目前我们正处在2002年以来的这一轮经济周期的末端,在钢铁、水泥、玻璃、电解铝以及造船等行业,我们已经看到了严重产能过剩现象。在这些领域的投资的下降会导致总需求增长动力不足,仅仅依靠政策的刺激又难以持续。另外,新兴行业从兴起到拥有成熟的市场,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综合上述条件,我们认为,目前阶段拉动经济增长动力在减弱。

在投资需求减弱的背景下,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今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长速度不断加快,中国似乎正处于大众消费兴起的中长期趋势的早期阶段。然而,探究消费兴起的深层原因让我们对未来的发展不免又有些隐忧。

根据我们的估计,私人部门的消费与居民可支配收入相关性最强,而与消费信贷、利率、物价等因素相关性较弱。因此我们认为收入的增长是导致消费增长的最主要原因。过去几年我国东部地区工资平均增速达到11%,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平均工资增速更是达到15.5%和16.2%。居民部门收入的高速增长与中国低端劳动力供给紧张密切相连,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已经或者正在跨过所谓的“刘易斯拐点”。(表1)

刘易斯拐点带来的忧虑

刘易斯拐点的概念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这篇论文中提出的,具体是指二元经济国家低端劳动力成本系统性上升的过程。

在二元经济国家,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过剩,其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在零附近,而农村工资水平由于文化传统等非经济因素,会达到高于零的水平,即会高于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但还是会显著低于城镇第二、三产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因此,在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农村的劳动力逐渐会向城镇转移,参与第二、三产业的生产。

在这个过程的前期,农村劳动力的减少不会增加农村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农村工资水平不会上升,因此转移到城镇的低端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也不会上升,处在较低的水平。

在这个过程的中期,随着转移的农村劳动力的增加,农村劳动力的减少会逐渐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但是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不会超过农村原来的工资水平,农村的工资水平不会上升,因此转移到城镇的低端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也不会上升,还是处于较低的水平。

在这个过程的后期,农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会超过农村原来的工资水平,农村的工资水平就会上升,因此转移到城镇的低端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就会相应上升,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刘易斯拐点。

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前中期,大量廉价的低端劳动力进入了城镇第二、三产业,由于其工资水平较低,大部分利润都分配给了资本所有者,带来了企业净资产回报率(ROE)的提升,而企业ROE的提升进一步刺激了投资需求,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股力量拉动了经济增长。

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后期,随着农村工资水平的上升,转移到城镇的劳动力工资水平也会相应上升,企业ROE有所下降,带来投资需求的下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股力量带来经济增速的下降。

这种供给层面的冲击会导致经济领域发生一系列的变化。考察日本和德国的案例,可以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更加深入认识。

日本主流学者的研究倾向于认为日本刘易斯拐点大约出现于1960年前后,但是日本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是从60年代末期开始才有非常显著的上升,通货膨胀的显著上升和经济的减速也在此时期。

1960年前后日本已经走过了刘易斯拐点,但是工资增长率直到60年代末期才高于GDP增长率。其原因可能在于,1960年代日本劳动生产效率经历过一段时间非常显著的加速。(图2)

1960年代末以后,由于工资大幅度上升,资本报酬占比明显下降,这导致了日本资本形成速度的明显放慢;再加上劳动供应的减速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无法维持,日本经济增长出现了台阶式的下降。

在工资大幅度上升的背景下,日本私人部门消费也出现急剧上升,同时制造业相对整体经济规模出现萎缩,服务业大量兴起。(图3、图4、图5、图6)

同时,在制造业内部,日本产业在向着技术更加复杂的方向上继续加速爬升。比如纺织和基本金属等技术含量比较低的行业在加速萎缩,而电器、交通设备等领域占出口比重在快速上升。(图7、图8)

总结日本的经验可以发现,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同时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后则出现经济减速、通胀上升、收入分配改善、消费和服务崛起等结构性变化。

但是通过研究德国的案例我们发现,劳动力短缺的出现或加剧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之间也许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德国开始重建,一直到1970年代,德国经历了20多年非常高速的成长。仔细的数据检查显示,50年代到70年代德国经济增长率不断下移的同时,德国物价增长率却在不断上升,这种情况到1975年时期达到顶峰。其原因是德国工资增长太快,更准确地说,是剔除劳动生产效率改善以后的工资增长速度太快。(图9、图10)

我们可以用单位产出工资成本增长率来表示剔出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后的工资增长率。这个比率从50年代一直到1975年一直在节节上升。从50年代一直到1975年,德国工资增长率大体稳定,后期有些加速,但是剔除劳动生产效率以后工资增长快得多,表明在工资增长比较高的后期实际上劳动生产效率增长相当的慢,或者说在后期劳动力开始明显短缺的时候,劳动生产效率的改善反而明显减速了。(图11)

在劳动力全面短缺的背景下,德国和日本经济数据的结构变化在70年代几乎如出一辙。

比如,德国劳动报酬和私人消费占GDP比重在70年代经历了显著上升,通货膨胀很高,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降。(图12)(图13)(图14)

对比德国和日本的案例可以看出,劳动力全面短缺的出现有可能会促进劳动生产效率的进步,但这并不是必然的。如果它能够促进劳动生产效率的进步,在比较长的一段时期,劳动力显著短缺对整个经济的影响仍然可以控制,经济仍然可以有非常好的表现,但是这一现象的出现本身并不是必然的。

经济潜在增速下降的原因与后果

劳动力的短缺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冲击,可能不太容易通过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弥补。有几个原因导致这一结果:

首先,随着人们预期收入的增加,边际消费倾向会得到加强。过去高企的储蓄率可能会回落。因此资本积累的速度也许难以达到过去的水平。

其次,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赖于制度红利和技术进步。过去出台的一系列旨在促进市场化的改革开放政策在边际上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在减弱,指望近期再出台更加能够解放生产力的政策也不现实。因此今后制度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会比之前更大。

再次,从技术进步角度来看,由于过去中国在技术上快速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目前的差距也越来越小,因国内外技术差距而产生的收敛作用的力量也越来越小。未来的技术进步更多要依靠国内企业的研发投入。而产品从研发到打开市场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认为目前这种自主研发的力量在国内尚不充足。

考虑到上述事实,我们认为劳动力短缺导致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下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经济潜在增速下降过程中会发生很大的问题,原因在于:在经济潜在增速开始下降的时候,从政府决策部门到企业和住户部门都没法及时认识到经济潜在增长率在下降,他们所追求的增长率仍然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上。如此一来,经济的实际增长就会越来越严重地偏离它的潜在增长速度,这会积累很多的压力。这种压力的积累在合适的时机会通过某种渠道宣泄出来,而这种宣泄就会带来非常大的震荡。

美国70年代经济增速一直在下降,但是美联储实际上很长时间之内都没有认识到这一局面。经济增速一下降,美联储马上就刺激。由于它所追求的经济增速跟潜在增速的背离越来越大,造成通货膨胀越来越高。在过去十年,美国经济的潜在增速一直下降,美联储一直追求比较高的增速,于是不断刺激,不断刺激的结果是房地产市场形成非常大的泡沫。(图15)

通过美国的案例可以看到,经济潜在增速的下降可能导致政府采取刺激总需求的政策以保证经济增长率。但是这种政策不是导致通货膨胀就是导致资产价格泡沫。

经济调控政策的转型

在劳动力市场未出清,或者说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如果通过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拉动需求增长,那么资源、土地、电力、基础设施等会出现紧张的局面,但是工资不会上涨。因此刺激性的政策如果力度合理,可以促进就业,提高经济增长率。

如果劳动力出现短缺,那么扩张需求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将导致工资不断上涨。经济主体看到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通常会预期通货膨胀率上升,而后他们会进一步要求上调工资。在存在通胀预期的情况下,经济主体更愿意持有实物资产而非货币,由此引发工资和通货膨胀率螺旋式上升。

在劳动力短缺的背景下,或者说在失业率等于自然失业率的状态下,如果经济主体拥有理性预期,那么政府只能通过保持货币供应量稳定,才能更好的控制通货膨胀。任何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最后只能导致物价上涨。

在这种条件下,经济增长不能只依靠需求的拉动,更多的还要依靠供给层面的因素来支撑。因此,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应该从单纯的管理总需求逐步向管理总供给倾斜。

供给学派的观点认为,供给能够创造自己的需求,市场拥有很强的自我自愈能力。政府应该尽量放松管制,让经济主体发挥更大的能动性。对于中国目前而言,我们认为,以下政策的实施对长期经济增长将是有益的:

第一,促进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这包括放松户籍管制;设立专门机构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打通信息渠道,提供免费信息平台。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增强可以减少摩擦性失业,从而缓解劳动力紧张的局面。

第二,努力提高人力资本积累。通过增加教育、技术培训等方面的投入来增强劳动力的质量。给劳动者提供教育和技术培训的机会可以减少因经济结构变迁带来的结构性失业,也可以缓解劳动力紧张局面。

第三,继续促进对外市场开放,促进国际贸易发展。实证研究表明,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和国际贸易量的增加能够促进一国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并以此推动经济增长。

第四,设立专门机构为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提供投资决策服务。这可以避免“羊群效应”造成的产能过剩。有利于减少企业损失和银行坏账。

第五,对创新型企业实行减税政策,鼓励企业对创新的投入,以此促进企业技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