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历史眼光读中国经济

信心是命运的主宰。只要有信心,中国经济就一定能再次腾飞。

时下,由于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增加、债务危机的不确定以及各国经济刺激政策的相继退出,人们对世界经济能否顺利复苏充满了疑惑。随之而来的,是对中国经济的思考。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尽管在2009年率先实现了V型反转,但留给我们的问题似乎也很多,比如城乡差距、收入差距日渐增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难、三驾马车中的消费需求仍然不足、社会矛盾凸显等。中国经济的明天会如何?似乎谁也不知道。

当然,好奇心会驱使人们从各种角度对此进行思索。比如,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如果内需难以启动,仅仅依靠投资和贸易,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不能持久。而要启动内需,则离不开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已经不是一个新话题了,可见这个问题解决起来不那么容易。还有人认为,中国改革已经到了关键阶段,如果没有深层次的改革,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能真正完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许也是一句空话。然而,深层次的改革涉及的问题复杂,不易进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提法也由来已久。今天的产能过剩说明中国依然没有很好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党和政府目前正在着力解决这些问题,这让我们感觉到希望。实际上,如果拂去历史的尘埃,登高望远,我们的信心就会更足。这不仅仅是出于作为中华民族一份子的个人感情,也是一个理性判断。因为中国拥有丰富的制度和技术遗产,拥有适合于经济发展的思想和文化,而且,古代中国的经济曾经独步于世界。连贯的历史和伟大的成就与中国人的聪明和勤劳形成了互动。试想,一个信心十足的聪明人想致富,而且愿意付出,同时还有韬略和办法,他怎能不富裕呢?对一个人如此,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

中国经济曾经辉煌于世界根据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测算,中国GDP总量一直在世界占有一个较大比重。在宋代时,其所占世界的比重为22.7%。在公元1500年的时候,所占比重是25%;公元1820年,中国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9%。可见,18、19世纪交替之际,即乾隆末嘉庆初,中国在总体经济实力上还是全球第一。根据1982年保罗・拜罗克给出的数据,1750年西方制造在世界制造业产量中的所占份额为23%,而东方(包括日本)占据着77%;其中,中国制造的所占比例为33%,其世界领导地位显而易见。直至1860年,率先实现工业革命的英国的比重才与中国并驾齐驱。中国经济的发达也可从城市化的水平上加以印证。比如斯波义信认为,宋代中国的城市化不仅比欧洲更为明显,而且还拥有当时世界上几个最大的城市。这个研究结论可以在后来的《马可・波罗游记》中得到侧证。欧洲人曾经不相信马可・波罗,但法国新史学家雅克・勒戈夫认为,那不是虚构。

欧洲能够崛起也得益于中国。贡德・弗兰克认为,从1500～1800年,工业革命之前,亚洲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欧洲只不过是借助于美洲的金银才在亚洲经济列车上购买了一张三等舱的车票,并最后取代亚洲成为世界经济列车的火车头。加州学派的彭慕兰认为中国与欧洲之间有“无数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而且,在生活水平、社会劳动生产率、重要日用品市场及生产要素市场的广度与自由度方面,中国并不差。

总之,中国经济在农业文明时代并不落后,而是恰恰相反,中国经济曾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这对于中国人很重要,它可以提振中国人的信心。而信心是命运的主宰。只要有信心,中国经济就一定能再次腾飞。勤劳创造过去的辉煌过去的辉煌是与中国人的勤劳相关的。勤劳意味着在时间资源的分配上,更多地用于劳动,而不是休闲。劳动投入多,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按照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产出也一定多。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曾经简单地总结道:“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更多地劳动还意味着有更多的阿罗意义上的干中学的机会,意味着有更多的知识存量。按照保罗・罗默的看法,知识积累具有正的外部性,它可以导致经济体具有更大增长率,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力资本。在卢卡斯看来,外部性存在于人力资本积累中,它同样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率的提升。

中国人的勤劳是有名的。林语堂将勤劳归结为中国人的八个品质之一。中国人的勤劳可能与自然禀赋结构有关,因为中国人口数量发展较快,虽然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却较少。因此,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来维持自身和家族的生存。在农业生产上投入的劳动之多以至于产生了黄宗智所言的“内卷化”过程。今天,勤劳作为一种美德,已经渗透进了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单元、细胞,成了中国人最伟大品质的一个组成部分。

按照现代的工作节奏,每个星期应该工作5天,每天工作8小时,但事实上,中国人的工作时间都大大超过了40个小时。我去印度访问交流的时候,发现印度人就相对悠然。会议本来是10点钟开始,但是人总迟迟不来,一旦来时,就基本上吃中饭了,吃中饭过后还要休息。当然可能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但总体感觉是,他们的勤劳程度似乎不如中国人。如果让经济史学家戴维・兰德斯来解释这个差别,大概应归功于气候。按照兰德斯的理论,气候的解释也适用于非洲。我一个非洲朋友来中国后,就感叹中国人勤劳能干。他们国家甚至大部分非洲国家的人都不如中国人那么吃苦耐劳。比如他们国家的公务员每天3点钟就下班,上班时间与中国比起来也不早。他们也不想学习、算计、奋斗,他们认为命运由上帝所掌握。这与中国截然不同,中国儒家文化讲究勤勉奋斗,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国人不仅勤劳,这个民族也不笨。林语堂先生言:“中国人为世界最聪明之一民族,似不必多方引证。能发明麻将牌戏及九龙圈者,大概可称为聪明的民族。中国留学生每在欧美大学考试,名列前茅,是一明证。”英国阿尔斯特大学名誉教授理查德・林恩进行了一项比较研究,他的研究结论是: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他们拥有全世界最高的智商,平均值为105,明显高于欧洲人和其他的人种。

中国不仅有一群勤勉和聪明的人,而且还富有历史文化传统,包括思想、制度和技术等。这些知识存量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非常有利。丰富的制度和技术推动经济发展在制度上,中国拥有丰富的遗产。似乎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有限早就锻造了中国人在制度创设上的智慧。比如,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国逐步形成了一整套规范严密的文官管理制度。这些制度不仅使古老的运转有序,也对当时的许多国家乃至西方近代文官制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套文官制度包括录用、等级和俸禄、考核与奖惩、监察与回避以及休假与致仕等内容。录用上主要是科举制。它创建于隋朝,完备于唐代,具有极为重要的进步意义。首先,促进了阶层之间的流动,初步实现了平等竞争;其次,提高了政府官员的文化素质。回避制度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血缘回避,另一是地域回避。血缘回避意味着具有直系亲属的两个人不能在同一部门任官。在地域回避上,明朝是南人管北,北人管南;清朝是本省人不做本官。通过这些举措,可降低结党营私等问题。

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在世界行政制度当中,出现得比较早,也走在了世界行政体制的前列。甚至于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文官制度对世界的贡献,超过了四大发明。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对今天的公务员制度仍有一定影响,作为中国的制度遗产,是中国制度进一步变迁的知识存量之一。古代中国还是“大一统”的国家,即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推行郡县制和实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以后,在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逐渐形成了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大国。

“大一统”国家的运行机制是“多元一体”的政府管理模式。由于各地区和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发展不平衡以及不同的特点,政府灵活地采用了多元一体的管理模式。这种体现了多样性和包容性特点的管理模式,是中国古代传统社会能够长期维持统一、安定的重要原因。今天,这种模式依然彰显着活力。从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中的一国两制原则就可以看到其影子。将来解决,或许也需要从多元一体运行机制中发掘智慧。除了制度之外,中国还有骄人的技术传统。这些技术传统有利于中国知识存量的增加,也有助于中国人的心智结构的发展。中国的诸多关键技术在农业文明时代曾经领先于世界。比如,炼钢中的炒钢技术,炒钢的原料是生铁,操作要点是把生铁加热到液态或半液态,利用鼓风或撒入精矿粉等方法,令硅、锰、碳氧化,把含碳量降低到钢和熟铁的成分范围。炒钢工艺大约发明于西汉。类似的技术,在欧洲直至18世纪中叶方由英国人发明。在纺织领域,11世纪的中国人已经开始使用皮带驱动的纺织机。宋元时期,中国的水力机械被广泛应用于农业、金属冶炼、纺织以及天文仪器制造等方面。中国在西汉时期发明了造纸术,后来由东汉蔡伦加以改进。魏晋南北朝时,纸张逐渐取代简牍,成为最主要的书写材料。目前世界上所知的最早的纸乃是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绘有地图的纸。

正如世界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的研究结果所表明的那样,无论是以前4000年,还是近500年来,中国科学技术“事实上一点没有退步”;而是“一直在稳缓地前进”。中国的这些技术发明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比如,指南针传到印度、阿拉伯、波斯等国,促进了各国航海事业发展,并为新航路的开辟提供了重要条件。不起眼的马镫也成为欧洲封建城堡解体的关键技术因素。难怪约翰・霍布森称:在公元1000年之后,促使西方商业、生产、金融、军事和航海革命以及文艺复兴和科技革命的主要技术、思想和制度,都是首先在东方形成和发展,然后才被欧洲所吸收。在1700年后,刺激英国农业和工业革命的主要技术和科技思想都是从中国传播出去的。

中国经济思想渗透全球,中国不仅有丰富的制度和技术传统,还在哲学、经济等思想上具有相当多的知识存量。根据孟德卫的研究,西方人来到中国后,传教士们贩运回去的孔夫子的哲学与中国的道德神学,在欧洲的思想界产生了影响,中国思想与制度,成为精英阶层的文化时尚。约翰・霍布森也认为,孔子的自然理性思想助推了欧洲的启蒙运动。历史学家克拉克指出,作为政治经济学奠基人的亚当・斯密,其思想的背后是法国的“重农主义者”魁奈,而魁奈的背后,则是中国的文化思想,也就是道家的“无为”思想。曾经在几年前,一位美国学者告诉我,他通过研究认为,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想起源于司马迁,当时我还找不到证据。现在依照克拉克的研究,这似乎也是说得通的。

中国在经济思想上具有两种传统:一曰轻重论,一曰善因论。轻重论的思想来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管子,后来到西汉时被桑弘羊等人发扬光大,通过官山海、专卖、禁榷制度等,形成了一套中国特色的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应该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而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经济思想仅仅产生在20世纪30年代。

善因论源于汉代的司马迁。他强调的经济思想是:“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最下者与之争。”善因论吸取了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认为只有听任经济自由发展,才能使“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这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思想是十分契合的。善因论与斯密思想一样,肯定了人们的求利之心,肯定了人们具有自我决策能力。

这些经济思想或者说哲学文化对今天的中国依然是重要的。由于有这两种思想的传统,中国未来的经济管理模式可能不会拘泥于干预或者不干预,而是在二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中国文化讲求“度”,这种中庸哲学实际上有其高明之处,即随着条件的变化,制度会不断变化,使其更好地适应不同的条件。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强调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之后人们发现了技术进步。在新经济增长理论中,保罗・罗默强调知识积累和创新,创新的强调契合了熊彼特的思维。卢卡斯则强调了人力资本。经济史学家的思索是多角度的,通过国家之间的比较,韦伯发现的是宗教,莫基尔强调的是技术,诺思则肯定了制度的重要性和人们心智的重要性,兰德斯的视域更为广泛,从环境到文化。我想,这些都是衡量国家发展潜力的尺度。中国丰富的制度和技术传统可以为聪明、勤劳、自信的中国人提供更多的知识存量,可以提升这个民族的心智能力。以此观之,中国的未来不可限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