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的山歌会

【前言】清明时节的山歌会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此时，在离平坝不远的一个小山坡上，75岁的村民杨正明正坐在家中的火塘边对着柴火发呆，他曾是这个寨中两位“道师”(当地族群巫师的自称)中的一位，而如今，另一位前几年就外出打工去了，留下年事已高的他，孤零零守护在村庄里。 杨正明慢慢端起茶缸，喝了一口素茶，...

四川西部地区蕴含着众多历史悠久的文明形态，华夏儿女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也在继承和创新本民族的文化。在平武县，兴起并正式命名只有20多年时间的“清明歌会”便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如果说传统文化的一脉相承让我们知晓了文明线性的发展模式，新兴的民俗则可以让我们找到文明突变的某些规律。

农历四月四日正午，阳光稀稀落落地打在大山之上。57岁的朱天华站在家门口向山下望了望，木座寨林立的灰色板棚房与房顶乌黑的瓦片隔绝了他的视线。他的老伴钱足波从家中抱出不满2周岁的孙女“巴夏白”(音译)，小孩子双脚一落地，便东摇西晃着在屋外蹒跚而行。“儿子、女儿们外出打工去了，只留下孙儿、孙女让我们带了。”朱家共有3个儿子、3个女儿，除了大儿子、二女儿、三女儿在家务农外，四儿子、小女儿以及最小的儿子都去北京打工了。“到了大城市，除了春节，他们就很少回来了。我儿子说想在北京要个女朋友，在外面安家了。”老太太边哄孙儿边说道。

朱天华走出家门，沿着泥泞小道来到村口，村口的平坝上，几个儿童正在打篮球。一群妇女，均头戴自制的盘形圆顶荷叶边纯白羊毛毡帽，穿着白马藏族特有的自织本色麻布，配以彩色边幅的长衫，自发围成一圈，坐在平坝中央。人群中间码放着一堆干柴火，两件未开箱的啤酒放在人群的身后。“今年的‘清明歌会’要等晚上才办了。人都走的走，打工的打工，没法子了。”朱天华的言语中有些许遗憾。

对于平武木座寨，这也是村民们一年中少有的一段农闲时间，春分刚过不久，下一轮播种的农时还没到来。天性乐观、喜歌善舞的白马藏族人，没有了自家酿制的米酒和歌舞，这样轻闲的日子又将如何打发呢?

村中最老的“道师”

此时，在离平坝不远的一个小山坡上，75岁的村民杨正明正坐在家中的火塘边对着柴火发呆，他曾是这个寨中两位“道师”(当地族群巫师的自称)中的一位，而如今，另一位前几年就外出打工去了，留下年事已高的他，孤零零守护在村庄里。

杨正明慢慢端起茶缸，喝了一口素茶，点起一支兰花烟，若有所思地一口一口抽着烟。白色的烟雾从他嘴角吐了出来，朦胧而迷幻。“白马番人的后代白马藏族集中分布在四川和甘肃交界的摩天岭山脉南北两侧。包括四川的平武县、青川县，阿坝州的南坪、松潘等地，以及甘肃文县地区。在我们这里，跳白马藏族‘曹盖’风俗最正宗的有更上面的厄里寨，而搞‘清明歌会’的好像只有木座寨了。”当地同行的王利女士坐在杨正明对面介绍道。

王利所说的白马跳“曹盖”，即为白马藏人最重要的宗教活动。“曹盖”系白马藏语音译，全称为“曹格曹莫”，意为面具，其本意为一种木雕的面具。跳“曹盖”即戴上面具跳祭祀神鬼、驱灾祈福的舞蹈。据老人介绍，解放前，他一直是当地的道师，每年农历正月初五、初六的跳“曹盖”，老人从小就几乎没断过。直到上世纪60年代，经书、服装全烧了。“1966年，就在现在那个坝子中，中间也烧了一堆大火，我们把所有的经书、服装全丢进了大火中，木制的面具因为太厚，怕烧不完，就留了下来。”我问老人面具现在何处，他叹了口气：“那些迷信的东西，早就拿到山下农家乐，挂上墙当装饰品了。”杨正明眼中昔日的那些“迷信”，其实是一种原始的傩祭仪式，在人类学上的意义非同一般。有学者考证，“曹盖”象征着白马人的崇拜对象“达腊斯界”，意为“黑熊神”。这实际上是白马藏人对天地、山河、树木、熊猪等整体崇拜的一种反映。跳“曹盖”舞中，除了宗教意义上的敬神请神、撵鬼驱邪，更为重要的是，舞蹈中隐含了白马藏人远古生活与历史的基因。根据四川学者李宗鉴的研究，傩祭是一种古老的宗教仪式，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就有了记载。傩祭仪式的进一步发展就成为有故事情节、初具娱乐功能的傩戏。但白马藏人的舞蹈缺乏故事情节，还不能称为真正的傩戏，只是一种原始的傩祭仪式。它存在的价值，甚至比彝族的傩戏还要原始，更加古朴。

杨正明和村中纯大多数村民一样，并不知晓在跳“曹盖”活动中，有可能隐掩着这个身份至今仍有争议的族群真正族源的密码。在老人的回忆中，他一直念念不忘木座1978年兴起的寨山歌会，那是属于一个村庄的狂欢节：头几天，人们便在平坝边沿自发搭起了棚子，以便道士安坐于内念经送福。临到歌会这天，下午2点整，道士们便进入棚内打鼓念经，诵经要一直不问隔持续到翌日下午。当晚8时，穿着民族服装的男女老少，便开始围着坝子中的篝火，边跳“圆圆年”边唱山歌。午夜时分，头披牦牛尾，反穿白色羊皮袄，头戴凶猛可怖的“曹盖”面具的道师，在一阵阵气壮山河的呐喊声中出场了。激昂的锣鼓声中，道师手持宝剑，边挥动宝剑，边上下起舞。“跳‘曹盖’可将鬼怪赶出寨外，保一年人畜平安、五谷丰登。所以跳‘曹盖’，寨子中每一户人家都要跳到，有时，要跳两天两夜。”谈起昔日的歌会仪执，老人开始兴奋起来：“凌晨2点，道师还要有纸扎的‘鬼偶’送到‘夏多’。”见我手忙脚乱在笔记本上记录着，老人停了停：“‘夏多’是离这里一里半远的一棵大树，我们把‘鬼偶’挂在树上，然后用火药枪把它打下来，用刀砍成碎片片。歌会前后，地中麦子刚结‘果果’，我们要把害虫驱赶出去。”

今日，眼前冷冷清清的山寨虽然一如几年前我初来时那般宁静，但“清明歌会”那让人惊心动魄的序曲早已不复存在了。“这几年越来越没意思了。歌会上‘道师’必须要会念经，但村子会念经的‘道师’打工走了，再说，还要有服装、皮鼓、铃铛、大锣和全套羊皮褂子，羊皮褂子前后要有一个突出物，前公后母，还要挂上四根牦牛尾巴，这些东西就早就全没有了。”老人谈话间，言语有些嗦，他反复强调现在的娃娃不行了，“现在，小的喜欢看电视，他们喜欢看电视上的戏，喜欢娱乐。跳‘曹盖’他们不愿参加，不愿意学跳舞。”从古说到今，老人牢骚好像多了起来，“现在的娃娃不行了，看电视把身体架子看垮了。”他想了想，找出了其中的缘由：“风化了。”他补充了一句。

“哦，对，风化了。”坐在我身边的朱天华一直一声不吭低头吸着烟，突然，抬起头，恍然大悟般急忙跟上话。

溶于酒精中的歌会

傍晚7时许，陪同我在寨子中走了一大圈又一起回到家中坐在火塘边烤火聊天的朱天华，神情开始有点急躁起来了。他起身，不停在屋子里外窜来窜去，钱足波飞快地在桌子上摆好了饭菜，　“快点吃，吃好了，好去歌会。原来我们每家每户6点刚过，晚饭就吃完了。”朱天华劝着坐在火塘边发呆抽烟的我。

“上世纪50年代，每到冬日，当寨子中把麦子收完了，青稞、黄豆也打完了，老人们带头，我们晚 上天天跳‘圆圆舞’，一直要跳到正月十五。以后过集体生活就打乱了，再也没有了。”在追溯木座寨“清明歌会”的由来时，坐在饭桌旁的朱天华小口喝着酒，大口大口吃着饭。“等一下歌会上有酒喝，大家少喝点。”他又吩咐了一句。

吃完晚饭，夜色已经完全降临在木座寨。就着手电简的光，小心翼翼走过村中崎岖不平的黄泥小道。很远，就依稀看见平坝中那堆熊熊燃烧的篝火。穿着白马传统服装妇人的身影，头顶高耸的白色尾羽，似仙女下凡。她们身上穿戴着的各类复杂而绚丽的发饰、耳饰和腰饰，火光下，闪闪发光，飘飘荡荡。

走近篝火堆，今天以白马妇人和小孩子为主的歌会已开始许久了。会场中，妇人们聊着天，天真的孩童们在人群堆外嬉笑打闹。偶尔，一位妇人带头唱起了一首山歌，头一句还没有唱完，众人便紧跟着合唱起来。清明歌会离不开酒，当一位大姐手捧酒杯，在我面前唱起《敬酒歌》时，辛辣的“白干酒”也只有喝了。一杯刚喝完，另一杯满盏的酒杯，又端到我的跟前，看着我愁眉苦脸的难堪样子，人群大笑起来。我随手从地上的啤酒箱中拿出一瓶啤酒，开了瓶，连喝了几口，这才算马马虎虎过了“酒关”。

“清明歌会的流程十分漫长，一般先是唱歌，到了深夜，就跳‘圆圆舞’。你有空，可先去村寨走一走。”坐在板凳另一头的王利说道。“我们无论劳动生产，谈情说爱，婚丧祭祀，过年过节都要对歌，一年四季歌声不断，特别是寒冬腊月的闲暇时节，对歌更为活跃，数人或数十人围聚在火塘边，大家一起唱，轮流对唱，亦或是一个领众人和，不分昼夜地唱，唱累了倒在火塘边睡一觉，醒后又加入对唱行列。”旁边的朱天华补充道。

离开歌会会场，我又返身去找杨正明老人。走进寨子，亮着灯光的幢幢房居不时传出电视机的声响，偶尔一两户，还夹杂着成年男子打牌、“斗地主”的喧哗声。推开杨家的房门，老人正在里屋烤火，我问老人为什么不去参加“清明歌会”，老人苦笑了一声：“现在不行了。”在老人的记忆中，1998年木座寨歌会20年大庆时，那样的景况几乎空前绝后了：“那是一个大活动，省上、市上和县上的领导来了。山下村子的人全都上来了，白马乡，甚至还有绵阳市的人也来了。”老人用了一句成语“人山人海”来形容当时的情况，“村子每个路道上都挤满了人。光请到场的人就有4800多人。那天我跳‘曹盖’，挣了3元钱的工资。下来，又给领导们当厨师，又挣了3元钱的工资。”谈起当年的“双工资”，老人笑了起来，眉宇间充满了自豪和骄傲。

再次返回会场时，熊熊篝火的旁边，身着鲜艳服装的白马藏人，已经手拉手，肩并肩，围着篝火欢快地跳起“圆圆舞”。夜愈来愈深了，跳完几圈“圆圆舞”众人返身回到篝火旁边依次落坐，歌会会场一下子静寂下来了，被当地人称为“烈女子”的61岁的老婆婆坐在我身旁，对着眼前的篝火发着呆，她下意识地哼唱了几句，旁边及四周便马上有人应和了一声。更多的时候，她只是一‘个人孤零零唱着山歌，而众人大多只是埋头喝酒，不再言语。据村支书讲，因为明天一早寨子中的年轻人要到山下的水库砌堤坝，所以今天的清明歌会，壮年男子几乎都没有到场。

午夜时分，对唱与“圆圆舞”，喝酒与聊天，木座寨“清明歌会”轮番上阵的这几个固定模式终于让我在火堆旁边昏沉欲眠，站起身欲返回朱家休息时，我感觉在场的人也变得稀稀落落了。

第二天一早，穿过寨子中林立错落的民居，我眼前空荡荡的平坝上，只余下一大堆黑糊糊的木炭块。几个小时前的那些欢歌笑语，燃烧的篝火，激情的“圆圆舞”，似清晨的露珠，在日出的阳光下，瞬间蒸发殆尽，它们仿佛从来没有在这个窄小的操场中驻足停留过。我仿佛置身于电影《未曾雕刻的时光》中的场景：时光，什么也没有带来，但时光，却带走了一切。我想起之前在平武县城看到的一份资料，那是一份《关于在四川平武建立白马人生态博物馆的思考》的建议书，其作者在近几年来对白马藏人传统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关注中感到：“作为一个古老的小民族，白马人在现代化的大潮中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危机，白马文化呈现一种衰微之势。如果不借助外在力量，任其自生自灭，白马文化的未来堪忧。”

人类的历史，就像一条不合昼夜的忘川，而各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却是组成历史忘川之水的一个个不停新陈代谢的细胞。从族群角度而言，白马藏人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其祖先可以上溯至先秦时期的氐羌人。而从文明角度而言，类似“清明歌会”这样掺杂传统民俗，在新时代逐渐形成，又以新的形式固定下来的民俗节庆活动，其诞生之初，便意味着要在强势的商品时代的夹缝之中挣扎、生存。文明空间脉胳中的发展策略与村民时空认知中的个体生活史，仿佛永远充满着矛盾。对于木座寨而言，清明歌会是一个与世隔绝村寨的集体记忆，也是村中每一位村民一年一度的生活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