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名公书判清明集》看南宋的情理法

摘 要：在传统司法审判中，综合运用“天理、国法、人情”的规则模式已成为司法实践的常态。《名公书判清明集》作为一部司法判词汇编，真实的记录了南宋“名公”援情裁判的高超审判艺术，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背景资料。本文以其中的户婚门为考察中心，分析情理法在具体案件中的运用。

关键词：《名公书判清明集》 ；南宋；情理法

一、《名公书判清明集》概述

《名公书判清明集》（以下简称《清明集》）是我国宋朝一部关于官府公文与诉讼判书的分类汇编。《清明集》共十四卷，分为官吏、赋役、户婚、人伦、人品、惩恶六门，共计473篇。其内容不仅真实反映南宋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体现了“名公们”高超的审判艺术。

其中，户婚门所占比重最大，具体涉及内容包括：立继、争业、孤幼、户绝、检校、争财、婚嫁等。本文所选取的典型案例亦是来自户婚门，该门最能反映“名公”在司法断案时情理法的综合运用，也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问题。即在面对情理与法理的冲突、法令与民情的交错时，南宋“名公”作为优秀的判官，如何加以权衡，最后达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二、“名公”审判艺术：情理法相结合的具体体现

南宋“名公”在审判案件时，并非照本宣科，而是有多方因素的考量，下文试举户婚门中的个别案例来进行分析。

1.重视家族伦常，维护家庭和谐

户婚门卷四中“熊邦兄弟与阿甘互争财产案”，其案情记载如下：“熊赈元生三子：长曰邦，次曰贤，幼曰资。熊资身死，其妻阿甘已行改嫁，惟存室女以仁……亦欲求分。”[1]本案大致讲述熊家三兄弟熊邦、熊贤、熊资，幼子熊资去世后财产留给在室女，而在室女未完成婚嫁也不幸去世。兄弟邦、贤便以为其弟立嗣的借口，欲与改嫁后的阿甘争夺财产。按照当时律条，此种情形应“尽合没官”，就算是为其立嗣子，该子也只能分得财产的四分之一，其余依旧没官。但是，审理本案的官员并非如此简单结案，判词曰：“今官司不欲例行籍没……但官司从厚，听自抛拈。如有互争，却当照条施行。”[2]该官员将埋葬在室女的钱财除去后，其余财产邦、贤、阿甘各得三分子一。此判决可谓是“徇人情而违法意”，但却合情合理的解决了这一家庭内部财产继承的冲突案件。我们试分析本案，官员违背法条将遗产均分的这一做法的原因，其一，邦、贤兄弟二人各得三分之一，是因为官员认为应维护家庭的和睦，考虑到人之常情，二人虽为贪利蒙蔽双眼，但熊家三兄弟毕竟骨肉至亲，难以割舍，兄友弟恭更为重要。其二，原妻阿甘虽然改嫁，但也曾出资买入该涉讼田，若不给予一份，难合情理。最后，即是官员息讼的观念。当然，如果官员如此断案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判词中也写道：“如有互争，却当照条施行”

2.保护弱势群体：以检校为例

宋代非常注意保护孤幼子女的合法权益。它们从“矜老恤幼”的伦理价值观出发，将“敦风俗，美教化”这一宗旨贯彻到司法审判中，创设了“检校”这一制度。《宋刑统》刑统卷12记载：“诸身丧户绝者，所有……店宅、资财，并令近亲转易货卖，无亲戚者，官为检校”[3]《清明集》中亦有相关规定：“所谓检校者，芸身亡男孤幼，官为检校财物，度所须，给之孤幼，责付亲戚可托者抚养，候年及格，官尽给还，此法也。”[4]由此我们可知，检校制度是为了保护父母双亡的孤幼，由官府对其财产为之代管，亲属托之抚养的一种制度。在《清明集》中，《叔父谋吞并幼侄财产》案情记载：“李文孜蕞尔童稚，怙恃俱亡，行道之人，所供怜悯。李细二十三为其叔父，非特略无矜恤之心，……其灭绝天理，亦甚矣！”[5]本案大致讲述，李文孜为父母双亡之孤幼，其叔父李细二十三以己子为兄立子嗣，表面为其传宗接代，但实质目的为吞并其财产。本案审判官胡石壁，通过引用三条律法，将李细十三、李少二十一分别处以决脊杖十五、编管五百里；勘杖一百，押归本生父家，还李文孜家产的处罚。同时，胡石壁又充分考虑孤幼李文孜的生活状况，作出了：“合送府学委请，老成士友，俾之随分教导，并视其衣服饮食，加意以长育之，其一户产业并从官司检校，逐年加租课，府学钱粮，官与之拘榷，以充束修服食之费，有余则附籍收管，候成丁日给还。”的判决。”[6]

3.注重风俗习惯：“乡原体例”

从古至今，中国人历来尊重民间传统与社会习惯。作为小农经济支撑的古代社会，民间习惯更是作为人们心中“无形的法条”在审理案件中起着重要作用。为了更加了解民情、顺应民意，审判官在涉及关于民间生活案件时，也尤为注重处理民间习惯和法律之间的关系。例如在“高七一状诉陈庆占田”一案中：“据乡司供首，陈文昌起立高七一诡名，寻出引告示归并，已系陈文昌承认，入本户讫。今高七一辄来陈状，谓自己所置田产，不应归并陈文昌户……寻具案引断，系高七一当庭责状归并，再与照行免断。”[7]由上述可知，审理该案的官员将民间交易习惯被作为是否为欺诈的断案依据。高七一企图利用其“诡名”及干照诉陈文昌占其田，但审理此案官员综合考虑其中的情理法，认为应该依乡原体例断案，即“凡是立契交易，必书号数亩步于契内，以凭投印”。因此认定高七一是欺诈。宋代官员通过综合分析情理、考虑民间习惯，从而做出适当判决，维护了民间社会的稳定。

三、情理法的内涵

情、理、法三种要素兼顾一直是古今司法审判追求的理想模式。范忠信教授曾对三者关系有一个准确的总结，即情、理、法三者合起来，通盘考虑，消除互相冲突处，才是理想的、真正的法律，才是我们判断人们的行为是非善恶、应否负法律责任的最根本依据。单是三者中的任何一者，是不可以作为完整意义上的法的。此即三位一体。[8]首先，提到“天理”，我们可能联想到伤天害理、天理难容等一系列词语，用来谴责不符合伦理道德的恶行。反推可知，天理在中国人的内心一般就是指伦理纲常，正所谓三纲五常是天理。朱熹曾写到：“盖三纲五常，天理民彝之大节而治道之本根也”。其次，“国法”即指王法。古语有云：“有生法者，有守法者，有法于法者。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9]在古代，国法不是皇帝与臣民协商的产物，而是专制制度下皇权的附属品。它制定的最终目的是通过这一系列规则更好的统治王土。最后，“法不外乎人情”，这是古代中国人的一般共识。“情”这一概念是复杂且多层次的。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情况下，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对法律的影响程度也不尽相同。人情不仅包括了人与生俱来的本领、情感和欲望，还包括了人际的道理和伦理关系，乃至案件的具体事实和情节。[10]通读《清明集》的户婚门，我们可以发现情理法的综合运用贯穿于整个审判过程，是指导民事审判活动最主要的原则。南宋“名公”无论在审理民间细故亦或是疑难案件时，都会从人之常情、照顾孤幼利益等多种情况考虑，在充分的调查研究后依照相关法律条文进行断案，以达到天理、国法、人情三者的有机统一。

四、结语

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法律都凝结着各自民族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在当今司法审判活动中，我们虽然有法律法规为依托、但也应该适当考虑相关的情理，立足于民，才能真正的服务于民。正如《清明集》中的著名判官胡颍所说：“法意、人情实同一体，徇人情而违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权衡于两者之间，使上不违法意，下不拂于人情，则通行而无弊矣。”[11]

注释：

[1]《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四《熊邦兄弟与阿甘互争财产》[M].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0页。

[2]同上。

[3]《宋刑统》卷12《户绝资产》。

[4]《明公书判清明集・不当检校而求检校》[M].中华书局1987年版，228页。

[5]《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八《叔父谋吞并幼侄财产》[M].中华书局1987年版，285―286页。

[6]同上。

[7]《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四《户婚门・高七一状诉陈庆占田》.[M].中华书局 1987 年第 1 版，第 103 页。

[8] 范忠信《情理法与中国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4页。

[9]《管子・任法》。

[10]徐忠明、任强：《中国法律精神》，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 80 页。

[11] 《名公书判明集》卷9《户婚门・典卖田业合照当不来交易或见钱或钱会中丰收赎条》[M].中华书局1987年版。

参考文献：

[1]陈娜. 中国古代司法中的情理探析[D].吉林大学，2007.

[2]胡月明. 从《名公书判清明集》看南宋的情理法[D].吉林大学，2007.

[3]周婕. 论《名公书判清明集》中的“情”[D].西南政法大学，2014.

[4]赵炎. 从《名公书判清明集》看南宋名公的审判理念[D].安徽大学，2015.

[5]郑. 宋代司法审判中的“情”[D].吉林大学，2012.

[6]赵晓耕，崔锐. 情理法的平衡――“典主迁延入务”案的分析[J]. 中国审判，2006.

作者简介：王惠 （1991-10），女，山东临沂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法律史专业，研究方向：中国法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