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的动态无效及调整弹性问题研究

【摘要】中国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不容置疑，但从全要素生产效率的角度分析，这种高速度并不代表高效率。中国全要素生产效率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结构调整的一次性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技术进展的表现并不显著。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资源配置效率的贡献减弱后，投资增加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而劳动增长的贡献则较为有限。从长期均衡的动态角度分析，这表现为资本的迅速积累导致我国经济处于动态无效率区域。由于技术进展的作用有限，这种增长调整起来几乎是单位弹性的。因此，转变增长的方式、改善经济增长的调整弹性是中国经济下一步必须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效率 动态效率 调整弹性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几乎是不容置疑的。以GDP的增长率衡量，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其年均增长速度几乎保持在两位数以上，可谓创造了经济奇迹。然而从效率角度分析，努力的空间还十分巨大。单从能源利用效率来看，作为占全球总人口1/5的中国，2004年GDP只占全球GDP的4%，但单位产值能耗是发达国家的3至4倍，主要产品能耗比国外平均高出40%。其中，原油消耗了全球的8%、电力消耗了10%、铝19%、铜20%、煤炭31%、钢材30%。我国单位GDP的能耗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甚至是印度的2.8倍。这些数据意味着改革开放20多年来，虽然中国经济总量一直以接近于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但经济质量和效益却不尽人意，我们这些年费尽心机取得的高速增长实际上是付出了极大能耗成本和承担了极大技术安全风险的。如果再加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则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更低。

依据增长经济学的一般原理，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不外乎资源投入数量的增加和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前者是指资本、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数量上的增加；后者一般用全要素生产效率来衡量，以扣除各种生产要素贡献之后的余项表示。显然，中国经济增长的高速与高效率是两回事，如果全要素生产效率不高，哪怕增长率再高，经济增长也不能说是高效率的。但全要素生产率也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其中不仅包括技术知识的进步，还包括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等要素投入所没有包括的内容。这样，即使中国经济具有较高的全要素生产效率，也不能说明中国具有较高的纯技术意义上的知识进展。对于以渐进主义为转轨政策的中国宏观经济而言，增量改革或鼓励新兴工业部门的横向进入，可能会改善部门间的资源配置效率，由此可能成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因此，考察中国转轨过程中经济增长的原动力，要素结构的优化配置效率不容忽视。

值得注意的是，从均衡增长路径的动态角度考虑，按照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如果两国经济具有相同的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则无论初始点如何，人均产出增长率相同，且与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一致。然而，对于两个具有完全相同的人口增长率、技术进步和资本折旧率的国家而言，如果储蓄率不同，那么均衡增长路径上单位有效劳动的消费水平也会不同。在均衡增长路径上，有一个使得家庭总效用最大的储蓄率和资本存量的黄金率水平，在该水平上，经济处于动态效率最佳的增长轨道。而中国的储蓄率恰恰是非常高的，这使得中国的投资水平很高，而消费需求不足。由此，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增长推动，消费需求的贡献相对较少。

二、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分解

假设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为：

Y（t）=A（t）F［X1（t），X2（t）…Xn（t）］。

其中：［X1（t），X2（t）…Xn（t）］为各种生产要素在t时刻的存量向量；A（t）表示除要素数量以外的影响产出增长的因素，即全要素生产效率。关于A（t），戴维・罗默（2001）认为，它可以解释为劳动与资本之外的影响产出的其他因素的杂物袋，其他可能的解释是劳动力的教育与技能、产权的力量、基础设施的力量、对企业家精神与工作的文化态度等。丹尼森认为，全要素生产效率取决于资源配置状况、规模经济和知识进展。对中国当前的转型经济而言，由于制度变革导致了资源的重新配置，因而资源配置效率是中国全要素生产效率中必须考察的重要内容。为了方便分析，我们假设该生产函数采取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形式，故可以通过分析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分析资源配置效率。

中国经济的转型过程既是经济体制的改革过程，也是经济结构的调整过程，这一过程主要是以新兴产业为突破口，通过新增资源的合理配置，使k1，k2之间及其内部达到最优比例。不过，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趋于下降，也就是说，资源从低收益部门向高收益部门的转移所推动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次性的”。

库兹涅茨认为，发达国家的增长过程实际上也是经济结构的转变过程。从部门来看，资源先是从农业活动转向非农业活动，后又从工业活动转移到服务行业。从生产单位的平均规模来看，是从家庭或独资企业发展到全国性，甚至跨国性的大公司。从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业生产部门的配置来看，发达国家增长时期的总体增长率和生产结构的转变速度都比它们在现代化以前高得多。而在经济结构优化后的现代化时期，经济增长率则相对低得多。考虑到作为全生产要素生产率内容之一的资源配置效率的“一次性”特性，在中国经济结构改革潜力释放后，要保持中国经济今后的高速增长，就必须快速提升中国知识进展的速度，否则就只能依赖于资本的积累，走外延式的增长道路，而这条道路将会受到资源与环境的严重制约。

从（1）式和（2）式可以得出，在支付给资本的收入份额?琢k一定的条件下，人均产出增长率在短期内是由两种因素推动的：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率或资本―劳动比率的增长率；全要素生产效率增长率。

张军（2002，2003）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资本―产出比率，发现中国年平均增长率为-0.89%。但在不同时期，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情况是不一样的：大概在1994年以后，资本―产出比率开始出现显著而持续的上升趋势，其中在1995-1998年以后，资本―产出比率为1.92%。相比之下，1979-1998年间全生产要素的增长率为2.81%，到1992年以后出现明显的递减趋势。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实际资本―劳动比率一直在稳定上升，而且越到后期上升速度越快。这些数据说明，在1994年以前的改革期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效率具有高增长率，这显然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有关，否则1994年以后，随着资源配置结构调整的逐步到位，全要素生产效率的增长减缓就无法解释。但是，当全要素生产效率减缓以后，中国的GDP增长率却并没有明显地下降，这更明显意味着投资推动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根据索洛模型，在长期均衡增长轨道上，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率将趋于零，人均产出增长率将仅由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决定。这意味着以资本积累的快速扩张来推动人均产出的增长是不能长期起作用的。Young（1994）的一些实证分析也支持了这一结论。这意味着，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已进入了一个转折时期，如果不能增加知识进展的推动作用、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由资本积累所推动的增长迟早会走到尽头。

三、中国经济增长的动态无效率

经济的动态无效意味着经济运行过程中资本积累过度。正如第二部分所分析的，这是资本―劳动比率不断快速上升的直接结果。资本积累过度所对应的动态无效本身是一个相对的经济学概念：一是指总资本存量与有效劳动之比的值过高；二是指单位有效劳动的资本存量积累到它的边际生产率与折旧之差相对小于经济增长率时的状态。图1显示的k?鄢点处于动态无效区域，在A点的切线斜率小于持平投资线斜率n+g+?啄。中国的资本―劳动比率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加速上升到k?鄢后所导致的资本边际产出率的迅速下降是造成我国经济动态无效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经济的动态无效，同时也意味着经济运行中储蓄过度。如图1，S所对应的投资线曲线Sf（k）表示储蓄过度，如果储蓄率降低到SGR，则此时的SGR和对应的资本存量 都分别达到黄金率水平。所以从理论上说，要摆脱经济动态无效的困境，可以通过降低储蓄率，当然也可以将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由g提高到gGR的方法解决。事实上，高储蓄率的确是中国宏观经济中的一个明显特征。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年平均储蓄率高达40%左右，而且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即便是被世界公认为高储蓄率国家的日本，根据OECD国民核算年鉴，20世纪80年代净国民储蓄率也只有20.8%，比中国低近20个百分点。尽管高储蓄率所带来的高投资率为中国的经济高增长奠定了基础，但在均衡增长的路径上，高储蓄率的增长只有产出水平效应，且对产出仅有中度的影响，不会长期影响产出。更为严重的是，高储蓄率为资本的快速积累进而使经济步入动态无效区域创造了条件。

四、中国经济增长的调整弹性

与动态无效率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经济增长的调整弹性。一个弹性较好的经济必定具有灵活的经济结构，可以根据外界条件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运作方式，以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率。换言之，一个弹性较好的经济是可以适应外界情况变化、在变动中寻求发展的经济。反过来，一个弹性较差的经济则意味着当外界条件发生变化时，增长将相应地受到影响。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作如下定义：E=G/S。

在上式中，E代表一个经济对外界的反应弹性，G代表经济增长率在外界条件变化后相应变化的程度，S代表外部冲击的程度。从这个公式可以看出，对于S的单位变化，G的反应越大，则弹性系数越大，反之，G的反应越小，则弹性系数越小。由此推论，对于一个结构灵活的经济来说，S的变化一定会引起G的较小变化，因为这种经济消化冲击的能力较强，故弹性系数较小；反之，对于一个结构僵硬的经济来说，S的变化一定会引起G的较大变化，因为它消化外部冲击的能力较弱，故弹性系数较大。

用这种方法来分析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发现，中国经济的弹性系数是较大的。也就是说，在面对外部冲击时调整起来是困难的。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越来越倚重于资本的快速积累，这就使得资本积累的变动对增长率有着巨大的影响，投资一旦减少，增长率就将迅速下降。由于中国的整个增长方式偏向于粗放型，即实际上是各种投入的增长造就了中国GNP高速增长的奇迹，因此，一旦投入的供应出现问题，增长也就终结了，而资源的稀缺性意味着这一天迟早会到来。

另一方面，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的增长历程，中国对外部市场和资源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外贸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整个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同时各种资源的进口量越来越大。这意味着中国越来越处于外部冲击的威胁之下，一旦这些外部因素发生变化，中国的经济增长将随即受到影响。这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长的反应弹性系数是很大的。在反应弹性很大的情况下，经济调整起来，往往是痛苦而困难的。最近几年，虽然石油价格大幅上升和铁矿石价格成倍上涨，但我们却无法减少对它们的需求，反而不断增加需求；而许多出口商品的价格下降，但我们却无法减少出口，都是明显的例子。

五、若干政策含义

我国经济转型时期GDP的高增长率可能并不代表中国经济的高效率。一方面，从全要素生产效率的角度考虑，全要素生产效率相当程度上表现为结构调整的资源配置效率的贡献，纯技术性的知识增进表现并不显著。20世纪90年代中期资源配置效率的能量释放后，为了推动中国持续增长，投资推动带来了资本的迅速积累，并造成了人均资本存量的积累过度。另一方面，从长期均衡的动态角度考虑，正是由于以高储蓄率为条件的资本迅速积累导致了中国经济处于动态无效区域，并使经济在面对外部冲击时缺乏调整弹性。因此，中国经济存在着帕累托改进的余地。据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1、加强自主创新，大力提升中国技术进步速度。一是加大教育、科技等知识部门的投入，提高人力资本的素质，加快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步伐；二是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模仿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因为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有双重效应，不仅可以推动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并使经济转入集约型增长方式；而且也可以改变均衡时的资本过度积累的状况，调整经济的均衡增长轨道，使经济处于动态有效状态。

2、降低储蓄率，以改善资本的过度积累状况。尽管一国储蓄率与该国的文化观念相关，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也可以通过适当的政策措施和制度改革进行调整。一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强人们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以减少人们的谨慎性储蓄；二是发展和完善消费信贷市场，培育新的消费热点，转变人们的消费观念，以增加现期消费，由此激发内需，减少对国外市场的依赖，从而尽量避免国外冲击对国内增长的不利影响。

3、大力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加快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减少经济增长对资本投入的依赖，提升生产的技术含量，促进经济结构灵活化，达到降低调整弹性系数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的积累效应与资本形成[J]．经济研究，20038．

[2] 袁志刚、何樟勇：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动态效应[J]．经济研究，20037．

[3] 张军：资本形成、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中国的转轨特征[J]．经济研究，20026．

[4] 刘树成等：中国经济走势分析（1998-2002）[J]．经济研究，2002（4）．

[5] 徐长生：短期冲击对长期增长路径的影响[R]．北京：亚洲经济研究会第24届国际研讨会论文，2002．

[6] 夏阳等：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资本效率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00（3）．

[7] R.Solow：Technical Progress,Capital Form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J].American EconomicReview，1962 （52）.

[8] Young. Lessons from the East Asian NICs：A Cintrarian View [R]. NBER Working paper，1994.

[9] Young.The Razor’s Edge： Distortions and Incremental Reform in 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