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尚生活影响下的海派设计

摘要：民国时期的海派设计曾经引领了一代时尚潮流，本文从分析海派设计产生的时代背景，追溯了海派设计的风格和当时的时尚设计师的状况，从而证明了时尚的海派服装设计、家具设计、室内设计等产生于当时的时尚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正是上海开埠后西方生活方式的写照。

关键词：时尚生活；海派；时装设计；室内设计；家具设计

中图分类号：J59文献标识码：A

民国是艺术设计从传统的宫廷模式向现代设计转型的时期，研究中国现代艺术设计的源头，一定要研究民国时期的上海，“中国历史，两千年看西安，五百年看北京，一百年看上海”，这句话洗练而精准，被引用的次数太多，以至于我已经查不到源头。自1843年上海开埠起，这个城市就逐渐成为中国接受西方文化的前沿阵地，成为中国时尚文化最耀眼的城市，想要体验中国百年设计史，一定要从时尚的上海出发。

上海在民国最繁荣的二三十年代已经是远东最大的城市之一，“是一个感应敏感的地方，它的血脉和全世界的名城相流通，巴黎的时装，一个月后，就流行在上海的交际场中，百老汇的一支名曲，也不消几个礼拜，就很娴熟的哼在上海人底嘴里”①，著名的百乐门、仙乐斯、丽都和大都会四大舞厅，里面的爵士乐队和他们的弹性女郎②，由美商哈沙德洋行委托戴维思和勃罗克设计兰心大戏院拥有最现代化的设施，著名建筑设计事务所鸿达洋行设计师匈牙利人鸿达（C. H. Gonda）设计的国泰电影院里，那时只放美国派拉蒙、米高梅等公司和英国鹰狮公司的大片。在著名的四大百货公司包括先施、永安、新新、大新，时时更新着巴黎时装和化妆品，无处不在的“洋”气从上海的每一个缝隙中散发出来。如此时尚的上海，自然成为中国时尚的现代设计的发源地，这种时尚的现代设计，现在通常被称为“海派设计”。

“海派”一词的来源，至今没有定论，一般认为来源于海上画派。海上画派的前源是以董其昌为代表的松江画派。海派文化的繁荣，起源于之后，新文化运动在上海的异军突起。海派文化代表了中国近代以来最具活力的地方文化之一，其对中国近代的文化与风气有很大的影响。海上文坛的兴起又将海派文化推上新高峰，据统计，从1902年到1916年的15年中，中国新创文学期刊达57种；其中29种以小说命名，上海独占其中22种。而当时的北京一家小说杂志都没有。海派文化直到今天仍然是上海文化的代名词，其特点是兼收并蓄，敢于创新。在海派文化艺术的影响下，在艺术设计领域又形成了海派建筑、海派服饰、海派家具等，这些时尚元素合力形成巨大恢弘的海派文化。民国时期上海的繁荣，使海派设计成为引领中国现代设计的时尚先锋。

一、时尚的民国生活——海派设计诞生的背景

时尚的海派设计与时尚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从1864年3月，上海第一家煤气公司——大英自来火房开张，到1882年，电灯出现在租界，上海的变化可谓日新月异。其后上海公共传播媒介也开始向声、光、电模式发展。出现在上海街头的许多新奇物品，是多数华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洋玩意，洋纱洋布的倾销，使得人们在日常衣着服饰方面的消费习惯有了改变。火柴的大宗进口，使人们逐渐弃置了原始的取火用具和纸媒。煤油的广泛使用，是家庭生活的一大改革，人们可以充分利用晚上的闲暇时间来学习和娱乐。洋皂也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由于这些价格低廉的商品，人们不自觉地改变了原有的生活方式。

市政建设的速度也令人大为吃惊，众所周知的南京路（原称四马路），它的前身被称为派克弄，1850年的时候还仅仅是一条跑马道。1854年，为了适应外国人在上海修建第二个跑马场的需要，向西延伸至今浙江路。1862年英租界跑马总会又在现在人民广场和人民公园的位置，建立了第三个跑马场（厅）。跑马总会大楼后来变成上海图书馆，派克弄又西延至今路，初具今日南京东路的规模，它也是中国第一条柏油马路。1906年建成的汇中饭店（现和平饭店南楼），是上海最早装了电梯的楼房，虽然只有六层，却也成为当时上海时尚建筑的标志。到1934年竣工的十九层百老汇大厦（曾名上海大厦）矗立在外白渡桥苏州河北岸，上海滩完成了欧洲从巴洛克到现代主义建筑风格的转变，真正成为远东第一大城市。怡和洋行大楼、沙逊大厦，汇丰银行、中国银行、江海关大楼，这些现代建筑形成了世界的现代金融、现代航运、现代贸易的庞大体系。③

大型的百货批零业与娱乐业的组合，成为南京路鲜丽的特色。四大百货公司，直接移植资本主义百货购销形式。先施公司的塔楼曾经是南京路和上海的标记，建于1915年，当时在百货公司购物是时尚行为，完全不同于在传统的商业铺面买东西。先施领先创立了屋顶花园，并兼营茶室、旅馆、酒楼、酒吧等。永安公司附设的大东旅社、天韵楼游乐场等，不必出楼便能方便地购物、住宿、吃饭、游玩。它们的巨大的综合已让四马路（今福州路）上的茶楼青莲阁④望尘莫及。1936年开业的大新公司（后名中百一店）是最迟建成，与百老汇大厦几乎同时落成。上海最高的综合大厦四行储蓄会大楼（位于路以西的静安寺路上，即今之南京西路，面对旧跑马厅）把银行与公寓、客房、舞厅、饭店合而为一，二十四层，号称远东第一楼，也是1934年建造的。上海现代时尚文化和时尚生活，由四马路始，至大马路基本完成，20世纪30年代上海城市的繁荣时代来到了。

受到冲击的上海民国时期设计，此时呈现一种中西混杂的模式，海派文化代表张爱玲，从文学上将海派行为方式解释为：“由疲乏而产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⑤在民国设计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民族在打开国门后的开放历程。从海派设计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民族从自卑到自强的心理历程。

二、一同跃动的时代与时装——时尚的海派时装设计

民国时期上海的租界文化，使得西方物质文明及精神文明渗透到了中国传统文明中。随着美式酒吧、法式咖啡厅，电气灯、自来火（电灯）、东洋车、洋车（人力车）、火轮车（火车）、脚踏车（自行车）、德律风（电话）进入人们的生活，中式服装也在这场西风中接受了洗礼。1912年，民国政府颁布《服制》法令，将欧式的燕尾服、圆筒帽列为中国男性大礼服，西服为小礼服，这是中国第一次以法令的形式确立西式服装在社会礼仪中的地位。典型的西式服装，开始被寻常百姓所接受。1929年，民国政府还“服装条款”，其中规定女子服饰有两款：一为蓝上衣、黑裙；一为蓝旗袍。学堂中女学生多着偏大襟上衣底襟圆摆，齐肘中袖短衫，黑色绸裙。社会妇女仍以旗袍为主。时装此时由重视苏州、扬州的传统制作工艺，转移至青睐上海的海派现代设计与制作。从清式偏襟衣裤转变成西式的上衣下裙，女装的变化反映了时代的变迁。旗袍是这场服装变革中的一朵奇葩，我们在欣赏月份牌中的美女时，也同时会感叹那些婀娜多姿的旗袍。旗袍最初并不这么楚楚动人，只不过是满族人的民族服装，不分男女老少、不分身份地位都穿着的一种长袍。那时满族分为八色军旗，分别掌管着八部军民，通称“八旗”，也被称为“旗下人”，简称“旗人”，于是他们所穿的长衣也就被人们习惯地叫做“旗袍”，即旗人所穿的长袍。入关前，游牧的满族人为了抵御风寒和便于骑杀射猎，逐渐形成了这种长及脚面、宽腰直筒式的服装。这使得旗袍四面开叉，侧面开襟，是为了在骑射或剧烈运动时，可将袍的前襟撩起来系在腰间。满人入关之前的旗袍简洁朴素，色调素雅，不重装饰。入关后，安逸富足的生活使满族妇女的旗袍发生变化，原本用来保护领口、袖口及下摆免受磨损的素色衣边被绣上了纹饰，变成了道道镶滚，并逐渐以多镶为美，从开始的“三镶三滚”最后发展到“十八镶滚”。从清朝初期至咸丰、顺治年间，镶滚达到高峰时期，有的甚至整件衣服全用花边镶滚，旗袍的繁琐装饰几至登峰造极的境地。

与清末相比，20世纪20年代初的旗袍样式变化不大，仍旧是平直的裁剪方法。张爱玲在《住在衣服里》明白地描写了对这种传统女装的感受：

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历史上记载的耸人听闻的美德——譬如说，一只胳膊被陌生男子拉了一把，便将它砍掉——虽然博得普通的赞叹，知识阶级对之总隐隐地觉得有点遗憾，因为一个女人不该吸引过度的注意，任是铁锋锋的名字、挂在千万人的嘴唇上，也在呼吸的水蒸气里生了锈。

从年代最久远的月份牌广告上还可以看到张爱玲描述的这种直板样式。当时的样式变化主要集中在领、袖及长度等方面。流行高领时，即使在盛夏，薄如蝉翼的旗袍也必配上高耸及耳的硬领。至20世纪20年代末，旗袍的样式也有了明显的改变。旗袍衣身缩短，腰身紧收并缀以肩缝，滚边收窄，较以前变得妩媚精致，开始着力于突出女性的性感。

除旗袍外，民国初期女学生穿起了改良后的“文明新装”，这种当时称为“倒大袖”或“喇叭袖”。此时的服饰虽然仍是上衫下裙，但已经不再似清朝时期的旗女之袍用刺绣、镶滚等装饰几乎盖住了面料本身，而是只在边缘镶上一道细小滚边作为装饰，更多地表现面料本身的颜色和质地。“文明新装”采用新式面料做成，短袄长裙贴体穿在了身上，最多在里面穿一件薄薄的贴身衬衣。最初穿着这种服装的是留洋的女学生和中国本土教会学校的女学生，后来城市女性也纷纷效仿，至三四十年代，这种带有平直腰身和“倒大袖”的文明新装也逐渐以合体的裁剪出现。随后，还出现了模仿美国的简便装束，爱好运动的女士们多穿红色镶银边的百褶裙，并以胸罩代替旧时的肚兜，就是连身裙和中式女士大衣也较为普遍。

迅速变化的服装样式及成衣制作，促使时装公司产生。1917年，浦东南汇人金鸿翔、金仪翔在静安寺路创办了“鸿翔时装公司”。“鸿翔”遵循西式女子洋装流行款式和立体式剪裁，顺应女子时装曲线美的趋势，具体结合顾客的体型特征和面料性能，缝制出既合体又经久耐用的时装，有“天衣无缝”的美誉。

这个时期各大报纸、杂志也都辟有“服装专栏”，介绍各种新式服装，有的还请画家为其设计服装。当时的各大影片公司都雇有专门的服装专家，为影片中的女主角设计别致新颖的服装，影片播出后，也为社会许多女士所效仿。

当时著名的时装设计师也包括叶浅予、万籁鸣、方雪鸪等艺术家，由于在艺术领域涉猎广泛，他们对裁剪和制作并不精通，但是凭借他们对时尚的敏感和判断力，借助各种进口杂志中的外国时装美女形象，设计时装实在不是什么难事。叶浅予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上海漫画》第二、三、六、七四个版有时翻印点外国画报的新闻图片，如美国旧金山的《三藩市日报》画刊，伦敦的《图画伦敦》周刊，日本的《朝日新闻》画刊，都是来源。上海南京路有家卖外国乐器的“别发”洋行，附设一个卖外国报刊的书摊，我和张光宇经常到“别发”去搜购这类报刊，除了供《上海漫画》翻印外，也寻找个人感兴趣的期刊。我每期必买的有英国的《Punch》，美国的《纽约客》，还有美国的Vanity Fair。此外，我对美国同一出版社出版的Vogue时装杂志也发生兴趣，开始在《上海漫画》和《图画晨报》发表时装设计图，还被一家（云裳）时装店聘为设计师。⑥

他们对流行时尚的理解加上扎实的绘画基本功，《良友》画报上经常会出现他们绘制的时装人物画，这些将传统时装融入欧美设计的人物画，随着《良友》传达到了有华人的任意一个地方，使爱美的女性都可以看见，这个远东最繁华的城市，正在流行什么。

此时的上海西风劲吹，越来越多的上流名媛倾慕杂志上的时装，这时一种新的服装促销形式在中国诞生。1930年1月9日，上海大华饭店举办了一场“国货时装表演”，这可以说是中国的首届时装表演。据当时的《生活周刊》杂志登载，表演的服装品种有西装、旗袍、婚纱服和礼服等九类，盛况空前，吸引了千余观众。邀请了当时的各类明星，如胡蝶、阮玲玉、王人美等穿着各种新奇式样的服装出场展示。此次的时装表演在我国的服装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时装表演的策划人自然就是当时的一些时尚创造者，叶浅予不仅设计时装，在很多时候也是时装表演的策划者。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一家英国纺织印花布行，通过一家广告公司找我，要我为印花布举办一次时装展览，借以倾销他们的新产品。为了这次展览，我除了设计服装，编印样本，还去跑舞厅，约请几位当临时模特儿，在南京路一家著名的外商惠罗百货公司楼上办起了上海第一次时装展览会。在当今时装模特风行一时的80年代看来，那简直像小孩子玩过家家，可是有几位老牌服装设计师见到我，却举起大拇指，说我是时装展览的“开山老祖”。这种际遇，在当时也是意想不到的，我大着胆子，不计成败地干了起来，说明叶浅予这小子闯世界的劲儿真不小。这可以说是上海创业史中的一个插曲，和1926年单枪匹马面舞台布景一别出心裁设计印花布图样，有—定的渊源关系吧。⑦

可能这种对于表演艺术的热爱，对于女性形体美的追求，是叶浅予与舞蹈表演艺术家戴爱莲和电影艺术家王人美半个多世纪恋情的最终动力。

但是对于那时频繁出入交际场所的时髦女性，她们永远不满足于流行的时装。雪花膏、雪花粉、爽身粉、生发油、凡士林、香水、口红、手套、围巾、手笼、丝袜等成为她们的新宠。同时，随着欧美百货大举进入上海，手袋、钱包、眼镜和镶金牙也成为女性时髦的装饰品，《良友》画报经常看到法国巴黎进口服饰配件及化妆品广告。这一切与改良后的旗袍相互衬托，相得益彰。

在追赶时尚潮流，近现代中国没有哪个城市能比上海更为迫切，对女性时尚的关注也没有哪个城市比上海更为热情。任何新潮的东西，环球百货、好莱坞电影、都在构造着这个“东方巴黎”。

一些时尚杂志如《良友》、《三六九》等画报专门开辟出版面介绍国内外女装的时尚款式和好莱坞资讯，欧美服饰的最新款式仅隔三个月就会流行到上海来；上海几大顶级的电影公司，如明星、联华、艺华旗下的一大批当红影星在银幕上下尽情演绎着旗袍的妙曼风情；各大百货公司、丝织企业和服装商，纷纷举办服装展览；风行上海的月份牌时装美女广告，记录着那个时代最时髦美女的装扮；上海的社会名流、名媛贵妇和时髦女子使出了浑身解数，在各种场合争奇斗艳……这一切汇聚了一道强劲的动力，推动着女装的飞速发展。⑧

在这个开放的时代，社会名媛们也有机会蜕变成事业女性，为时尚的发展做出贡献。徐志摩的原配妻子张幼仪⑨曾借用20世纪最为著名的交际花陆小曼、唐瑛之名，在南京路上开办了轰动一时的云裳时装公司，他们二人被称为“南唐北陆”。事情开始于1926年初春，张幼仪与七弟景秋（留法）、八弟禹九（留美）一起回国，住张公馆。因为刚归国，需要置办一些衣裳，其母请来一位叫阿梅的裁缝，手艺极好。不久，母亲过世，全家需穿素服，阿梅再次显示了她在裁缝方面的技艺，这最终促使张幼仪下了决心，在上海市静安寺路开了个不大的时装公司——云裳时装公司，当时公司有两层楼高，至少有三开间的门面。公司开张不久，张幼仪接受四哥的提议，出任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总裁是上海先施总经理欧彬夫人谭慧然，曾经帮助伍联德创办良友印刷所），云裳时装公司具体事务由八弟禹九负责，但她仍然是公司总经理。张幼仪女士的侄孙女张邦梅小姐（张禹九的孙女）在其英文著作《小脚与西服》中写道：惨遭徐志摩抛弃、不幸丧子的张幼仪，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相反很快从悲痛中振作起来，回国后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新式时装公司——云裳公司。《上海名镇志》有一节内容记载：“民国十五年夏，张幼仪回到上海，在东吴大学教德语。后出任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与此同时，张幼仪还担任了云裳时装公司的总经理。此为上海第一家时装公司。张幼仪把欧美的新式样引入‘云裳’，并且裁剪缝制考究，成为一流时装店。顾客多为大家闺秀、海上名媛，在社交场中，无不以穿着‘云裳’所制服装为荣，因而生意兴隆。”

民国女装快速变化使各种报纸也都大吃一惊，1918年5月14日上海《时报》呼吁：“近日女界中流行之一种女服，则衣无领而秃颈也……迩来风尚，妇女界渐渐欲以肉体示人，如裤短之渐露其胫也，袖短之渐视其臂也。今既秃颈，则不久且将呈其玉雪之胸背，是乌可哉，是乌可哉！”1917年5月18日的上海《时报》中，上海市议员江确生致函江苏省公署：“妇女现流行一种淫妖之时下衣服，实为不成体统，不堪寓目者。女衫手臂露出一尺左右，女裤则吊高至一尺有余，乃至暑天，内则穿一粉红洋纱背心，而外罩一有眼纱之沙衫，几至肌肉尽露。此等妖服，始行于。以色事人，本不足责，乃上海之各大家闺秀，均效学之时下流行恶习。妖服治容诲淫，女教沦亡，至斯已极。”可见，现在习以为常的短袖和中裤，在民国初年也是一种伤风败俗的着装，如果姑娘穿了露臂“一尺左右”的短袖，则堪与相比了。

可是在茅盾1936年所写《一折八扣书和遮阳大伞》中，就已经对“嫩藕似的手臂”大加赞叹了：

挂黄布袋的两个女香客惊愕地然而又似乎钦佩地打量着娇小玲珑的摩登姑娘的嫩藕似的手臂。她们终于评定这位姑娘使不动这样大的伞。可是她买去干么呢，这是一个谜。⑩

三、设计革命中的闲来之笔——时尚的海派家具设计与工艺

19世纪后期，石库门成为引领上海市民居建筑主流的时尚样式。这种结合江南民居和欧洲联式住宅的住宅样式，使海派家具风格成为必然。石库门建筑结构是从一个弄堂进去，两边就是石库门住宅，一扇门内就是一家。门内是天井，正中一间是客厅，室内后壁有一扇门，里面是楼梯间和厨房，然后是后门，门外又是弄堂和石库门房子，如此形成住宅片区。

民国时期的上海家具与石库门的房子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是学习了欧洲风格，却在骨子里面保持了中国传统的制作工艺。与明代家具相比，民国时期家具由于受清代家具和西式古典家具的影响，其装饰的部位灵活多变，样式不固定，这给了工匠很大的发挥空间。上海开埠初期，上海的设计师和工匠可以看见的家具风格包括文艺复兴风格、巴洛克风格、洛可可风格、新古典主义风格及装饰艺术风格，到了30年代，现代及后现代风格逐渐出现在新派人物的家中，曾担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陈友仁，是民国时期著名外交家、孙中山的英文秘书，他的夫人张荔英是张静江的第四个女儿，应该是宋美龄做的媒。张荔英比陈友仁小31岁，出生于巴黎，青年時期在法国和美国接受绘画教育，以画静物著称，是一位思想开放的新派女子，张荔英后来定居于新加坡，被誉为“新加坡六大先驱画家之一”（摘自《三联生活周刊》第608期），从他们摄于20世纪30年代末的唯美合影照片后面，我们可以看见他们使用的现代风格靠椅，造型简洁，线条流畅。

民国时期海派家具模仿最多的是“巴洛克”风格家具。“巴洛克”一词在意大利语中有奇形怪状、变态的意思。在葡萄牙和西班牙语中又指不规则的珍珠。巴洛克艺术风格是在文艺复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一反文艺复兴艺术的静止、挺拔、理性的特征，表现为一种令人怦然心动的动感、空间感、豪华感，并有点夸张和戏剧性。作为巴洛克艺术的组成部分，巴洛克家具流行于15世纪至17世纪，追求动感是巴洛克家具的永恒主题。巴洛克风格的家具比文艺复兴时期的家具更加自由，并摆脱了模式化的装饰，在后期的装饰方面，采用涂饰、镀金、彩绘和细木镶嵌等工艺，从现在遗留下来的上海西洋老家具上，我们还是可以觅得他们的风格印记，回忆起老上海的光怪陆离。

从19世纪40年代上海开埠开始，西方工商人士纷纷来沪创业经商，并在租界陆续定居，有的随着家属一起带来了他们西方家具，有的通过洋行购置进口家具，有的则是提出样式和要求来沪定做家具。这样，就为上海家具业生产提供了条件。随着上海与世界的同步，国内的一些洋务官僚和新派人士也开始效仿西方生活方式，购买起西式家具，进一步促进西式家具的发展。华人在上海开设的第一家西式家具企业——泰昌木器公司于清朝同治10年（1871年）在大马路（今南京东路）租屋营业。成立于1888年的毛全泰木器公司专做西式家具，除自己拥有木、漆工场外，还有10多家木工作场，定点为其加工家具白坯，成为上海滩有名的公司。1921年，原在泰昌任职的水昌明自己独立开办“明昌木器店”，后来租下怡和洋行的一幢四层大楼，正式成立“水明昌木器有限公司”，生产和经营高档西式家具。上海滩四大百货公司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和大新公司均设家具部，自设家具工场生产西式家具。

除华人外，英国、德国、法国、美国商人也看准了这一商机。1886年，英商福利公司除经营进口家具外，在南京路附近（今风阳路927号）开设了福利公司家具厂，用机器生产家具，供应外侨、洋行和外国机构等。1905年，英商海克斯在静安寺路开设美艺木器装饰有限公司，聘请英国设计师和英国管理人员，在上海招用木工、漆工和沙发工，生产西式古典家具。1920年，德商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鸿翔公司所在地）开设了家具公司，取名“现代家庭”。

与此同时，一批中小型西式家具店也相继成立，有华孚、精艺、金安、精华、康乐、申泰和艺林等家具店，上海的西式家具行业形成了一定规模。当时生产的家具式样主要有英国大英式（英国18世纪的威廉式、玛利式和安妮女王式等）、法国法兰西式（主要是路易十四式）、美国花旗式（主要是美国殖民地式家具和联邦式家具）以及德国的毕德迈尔式等。

敏锐的艺术家们热衷于创造生活中的美，《上海漫画》第81期（1929年11月9日）刊登了“工艺美术合作社”的社标和成立公告：“本社为求生活之艺术化，并适合现代前进的需要起见，集资创办《工艺美术合作社》，供应各界工艺美术事业之委托。务求美宏丽奂、熔中西今古之美术于一炉；自设工厂，延聘学识经验丰富之技师主持一初（疑应为‘切’）工程，如荷委办事件无不承办；业于十一月一日成立开幕。”工艺美术合作社的主要业务涉及绘画、建筑、装饰、雕塑、木器、铸金六个门类，合作社的创办人是邵洵美、祁佛青、万籁鸣、钟熀、江小鹣、张光宇、张振宇（即张正宇）七位，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工艺美术团体。

1929年7月，张光宇先生以图文介绍海外归国任教的设计师钟熀和他在法国所做室内装饰：“钟熀君，1919年赴法，研究工艺美术，先后十年，于1925年在巴黎开万国建筑装饰工艺美术博览会获得特奖，又于1926年至27年获得巴黎各工艺美术展览会奖牌证书等，至1928年冬返国，任北平大学艺术院实用美术系教授。”

1932年曾留学法国的艺林家具老板钟熀，又在上海霞飞路（今淮海路）自设工场生产胶合板，改革家具结构，用胶合板代替实板制造家具，改变了过去单纯仿制西方古典家具，设计出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流线型家具。这种款式的家具具有中西相结合的特点，造型更美观，线条更清晰。产品还将单一色调的泡力水漆改为具有立体感的五彩眼子色，把木扶手改为金属扶手，明铰链改为暗铰链，增加了家具的外观美，为开创上海现代家具走出了第一步。

此时上海红木家具也逐步抛弃了其一贯的繁琐工艺，根据外国杂志中的照片设计，如意大利式和英国式等国际流行式样，创制流行式样家具，其产品选料考究，工艺精细，磨工和漆工细致，光亮如镜。

近代上海西式家具公司的另一特点是它不仅做家具还做装潢，家具与室内设计相结合。在20世纪30年代“精艺家具店”替人设计时，先派人去丈量，画个草图，反映出家具的摆法和位置，丈量时仔细留意房间格局及相配的家具，再请划样师傅专门制样图，选料、锯板。创建于1919年的华新木器公司先后为上海有名的电影院，如大上海、国泰和上海音乐厅等承包所有的装潢。建于40年代的美琪电影院内部装饰，椅子全部由华新公司承接。而大光明电影院的内部装饰也是上海艺林家具店所作。

从纯传统形态转向西式和中西合壁样式，从手工业向半机械化的制造方法，民国时期上海室内家具及装饰造型，在革新中也吸取了不少的西方元素。中西合璧、兼容并蓄成为民国家具的显著特点，凝聚了中西家具艺术精华，给当时已经极其繁琐并趋于僵化的清式家具注入了活水，同样成为海派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集时尚之大成的娱乐场所——时尚的海派室内、外设计

娱乐场所设计更是将这种海派精神推向极点。在今天的淮海中路、茂名南路转角处，有一座国泰电影院，这座钢筋混凝土建筑，是当时在国际上曾风行一时而逐渐式微的“装饰艺术派”的代表作。由著名建筑设计事务所鸿达洋行设计，主设计师是匈牙利人鸿达（C. H. Gonda），占地面积2156平方米，三层。主立面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与迈尔西爱路（今茂名南路）交汇处，以大门上方那道嵌书着“CATHWY THEATRE”字样的狭长垂直凸面，连接顶端的旗杆，组成了中轴线，顺两条道路作直角状的对称型周边式布置。在两侧用紫红色泰山面砖铺砌的外墙上，以水泥粉刷的白色砖缝线与窗框组成垂直统长的醒目线条，予人以一种几何感和秩序感。大门上方又采用逐渐向上、向中收缩的表现手法，集中到那根直指苍穹的高耸旗杆，更显示了一种挺拔、简洁和明快的风格。那个远远向外悬挑的偌大雨篷，夸张地将人行道遮覆了大半，十分招摇。

而国泰的内部装饰则具有浓重的古典主义色彩。进入厅堂，两尊洁白精美的维纳斯雕像伫立两旁，两道圆弧形的扶梯左右分上；狭长而高敞的放映大厅，两座竖立在舞台旁的柱灯，与穹顶上左右梯式排列的上万盏顶灯，直横交辉；四壁疏密有致的古典式浮雕、图案，大厅与过道上软厚的织花地毯，都透出华贵典雅的气息，使每一个观众仿佛置身于古代希腊或罗马的艺术殿堂。

国泰位于霞飞路欧美侨民聚居与活动区，其环周诸如皇家花园（今陕南村）、凡尔登花园（今长乐村）、阿斯屈来特公寓（今南昌大楼）、华懋公寓（今锦江北楼），都是国泰建造前后形成的外侨聚居处，隔路相望的法国总会更是法租界、也是上海最高档的社交场所。西侧的亨利路（今新乐路）圣母大教堂和东侧不远处的尼古拉斯东正教堂，又都是俄侨最重要的宗教生活场所。

那时的国泰，院名不用中文，中文院名是1950年才标立的。放映的全部是英美片，且都是美国派拉蒙、米高梅等公司和英国鹰狮公司的大片；所安装的设施，也全是美国森泼莱斯的产品；连银幕的构造也很独特，无论从影院哪个角度看去，画面绝不变形；诸如冷暖空调等也是当时稀罕之物。抗战胜利后复业时，还在每个座位上配装了译意风，将影片中的对白同步译成中文。领票员是清一色的俄侨小姐。影院以美商名义注册，管理由英国人白脱勒主持，门口有警卫值勤。早在开业时，打出的广告语便是：“丽富宏壮执上海电影院之牛耳，精致舒适集现代科学化之大成。”

现在坐落在茂名南路57号的兰心大戏院建成于1930年，与锦江饭店（原华懋公寓、峻岭公寓）、法国总会（现仅存一部分）和国泰电影院等相毗邻，是驰名中外的老牌剧场。兰心大戏院由美商哈沙德洋行委托戴维思和勃罗克设计，外貌与结构虽有仿美国近代建筑风格之处，但整体仍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府邸式风貌。共三层钢筋水泥结构，占地面积2120平方米。剧院建筑巧妙地利用地块特点，将正门也就是建筑的主立面设计在茂名南路与长乐路两条马路交汇的转角处，使剧场能有宽广的室内空间。兰心剧场内部仿欧洲歌剧院式样，剧院内富丽堂皇、冷暖气俱全，其现代化的设施装备，在当时的上海首屈一指。舞台面积为19.5米宽，纵深10米，高17米，其面积几乎与观众厅相等。舞台两侧均有库房，储存及更换布景均有机械从库房中推动上台，有自动定位吊杆25道后台设有小型化妆间8个，东面有更衣室，楼上还有排练室，向外的大门用白色水泥粉刷并镶嵌着华美的砖石。20世纪30年代，“兰心”是上海演出活动最丰富、层次最高的剧场。每当华灯初上，兰心大戏院门前车水马龙，衣香鬓影，无限风光。如今，戏剧市场的不景气，但剧院身影依旧美艳。

早期的饭店、俱乐部等场所如礼查饭店、英国总会、汇中饭店、一品香饭店、大华饭店等兼具舞厅功能，是早期公共娱乐场所。1928年诞生的黑猫舞厅，位于路宁波同乡会隔壁巴黎饭店内，屋顶张以锦幔，四壁饰以花纸，地板光亮鉴人，极富丽堂皇。不少作家都写到过这家舞厅。黑猫舞厅是上海第一家独立经营的舞厅，有职业伴舞。当年黑猫舞厅的红王吉，被小报称为上海滩的“乱世佳人”，是红极一时的交际花。

此后，北四川路上的月宫舞厅、老大华舞厅，爱多亚路上的安乐宫舞厅，斜桥路上的圣爱娜舞厅，朱葆三路上的外国水手舞厅等相继开张。上海开始迎来舞厅业的繁荣期。舞厅作为独立对外经营的娱乐场所，较有名的是后来居上的百乐门、仙乐斯、丽都和大都会四家，号称“四大金刚”。

百乐门舞厅是上海著名的综合性娱乐场。全称“百乐门大饭店舞厅”。1929年，原开在戈登路（令江宁路）的兼营舞厅的“大华饭店”歇业，被誉为“贵族区”的上海西区，没有一个与“贵族区”相适应的娱乐场。1932年清末大臣盛宣怀之女盛爱颐（人称“盛七小姐”），在遗产诉讼中胜出，分得150万银元，从中拿出60万，在静安寺的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和愚园路交界转角上兴建了百乐门Paramount Hall，取最高的、最卓越的建筑之意，并以谐音取名“百乐门”。经营半年后难以为继，转让给顾联承。到1936年，法国人弗伦斯接手，签下四年合同，由服务员出身的郁格菲承包经营。该娱乐场由杨锡镠建筑师设计，当时号称“东方第一乐府”。建筑共三层。底层为厨房和店面。二层为舞池和宴会厅，最大的舞池计500余平方米，舞池地板用汽车钢板支托，跳舞时会产生晃动的感觉；两层舞厅全部启用，可供千人同时跳舞，室内还装有冷暖空调，陈设豪华。三楼为旅馆，顶层装有一个巨大的圆筒形玻璃钢塔，当舞客准备离场时，可以由服务生在塔上打出客人的汽车牌号或其他代号，车夫可以从远处看到，而将汽车开到舞厅门口，与客人依依惜别。

1934年圣诞夜，房地产大亨、新沙逊洋行老板沙逊曾慕名而至。文字记载中，与百乐门相关的名人轶事尚有：张学良夫妇，每到上海必去百乐门；卓别林夫妇，在上海仅仅逗留一天，也专门安排了百乐门一游；陈香梅与陈纳德将军订婚当晚，即往百乐门欢庆。1941年，汪伪“76号”特务在百乐门枪杀红陈曼丽。1945年，吉米·金（Jimmy King）在百乐门组建中国第一支华人爵士乐队，且不惜工本从美国订来最新乐谱，成就了风靡整整一代人的“百乐门舞风”。同年，苏联旅沪侨民假百乐门举行宴舞大会，庆祝反德国法西斯战争胜利。踏入百乐门大舞厅，《夜来香》的悦耳歌声，挤满婆娑舞客的大舞池，女歌星娓娓唱出：

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凄沧，月下的花儿都入睡，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我爱夜色茫茫，也爱夜莺歌唱，更爱那花一般的梦，拥抱着夜来香，吻着夜来香。夜来香，我为你歌唱，夜来香，我为你思量……

百乐门门楼上建造的一座九米高的玻璃灯塔，入夜彩色灯光四射，灿烂耀眼，与千年古刹静安寺隔街相对，更显出其寂寥的神情。

①萍子《跳舞场》，《社会日报》，1934年1月21日。

②，英文为Dancing girl，上海的“洋泾浜”英语谑之为“弹性女郎”，凭空多了几分性感。“百乐门”订立了严格的陪舞制度，一名优秀的收入可达百乐门中级职员的十倍以上。

③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

④四马路（今福州路）上的青莲阁青莲阁是沪上闻名遐迩的老字号茶楼。青莲阁原名华总会茶楼，曾被列为“上海洋场一景”。茶楼分为上下两层，楼上摆放12张八仙桌，供人品茗吸烟；楼下则是集游艺、杂耍、唱曲和摊贩于一体的小型游乐场，有西洋景、哈哈镜、打弹、、珍禽异兽、高矮畸形人等。青莲阁是沪上各行庄的现货交易中心，固定营业的有西药、颜料、麻袋三个交易所，还有纱布、棉花、油麻、米面、猪鬃等业商人来此洽谈生意。茶楼每日众商云集，看货取样，立约议价，热闹非凡。由于青莲阁地段繁华人流量大，三教九流良莠混杂，地痞娼妓吸毒者也常出没于此。

⑤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流言》，中国科学公司，1945年版，第58页。

⑥叶浅予《细叙沧桑记流年：叶浅予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页。

⑦同⑥，第66页。

⑧张颖，彭镇秋，蒋连华《海派文化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

⑨张幼仪娘家兄弟很有地位，张幼仪的二兄张君劢，是宪法学者，曾任燕京大学和中山大学教授、中国民主社会党主席。四兄张公权，著名的金融家，曾任中国银行总经理，还曾任铁道部长，后任交通部长、公路运输总局局长，以及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中国长春铁路理事长；民国三十六年任中央银行总裁，兼中央信托局理事长。

⑩茅盾《佛诞节所见》，1936年5月作。

[11]张静江（1876-1950），浙江湖州南浔镇人，出身江南丝商巨贾之家。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在结识孙中山先生后便开始对孙中山先生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孙中山先生称他为“革命圣人”。后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其主持建设委员会工作，称他为“革命导师”。晚年逐渐淡出政治，转而信佛，故又名“卧禅”，佛名智杰。

12]张光宇《上海漫画》，1929年7月，总第6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