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英国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夕卜交思考与应对

[摘要]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是冷战走向缓和过程中的重要事件。在苏联率华约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时，英国确定了“鼓励但不干预”的外交原则，即鼓励苏联东欧国内的“自由主义”力量，但是不具体干涉这些国家的改革。入侵发生以后，英国采取了不趁机离间苏联与东欧国家、维护北约团结的政策，并对苏联批判得更持久。英苏关系虽然陷入低谷，但是也保持了一定的交往。欧洲国际关系也没有因为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而发生本质改变。在这期间，英国外交表现出实力有限、实用主义色彩浓厚的特点。

[关键词]英国，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苏联，缓和

[中图分类号]K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4）02-0051-05

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源于该国内探索新型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改革，其国内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发展导致苏联以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团结而率兵镇压。这次事件具有突发性和严重性，是冷战走向缓和过程中的重要事件。苏联此后顺势提出了“有限论”，加强对社会主义盟国的控制。这次事件几乎打断了东西方缓和，可是西方国家却没有“严惩”苏联及相关华约国家，反应比较平和。此后大约半年，东西方缓和便一路高奏凯歌并直至其顶峰――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

目前，国内外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研究多以基本史事考察为主。我国已经出版了关于该事件的专著、回忆录、苏联历史档案等，其中沈志华等编纂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是考察这一事件不可或缺的资料。国内研究者大多致力于梳理该事件的原因、过程及其后的“有限论”等问题，也有一些研究者论及西方主要国家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态度、政策等，特别是美国的不愿干涉立场。国外研究者的相关论述大多比较简要。如英国学者扬（John W.Young）指出，英国大使馆在评估捷克斯洛伐克局势时出现了误判，未能预料到后来的入侵，而英国政府在事发前则担心没被邀请的帮助会适得其反；他还指出了英国误判的原因及入侵事件对英国的积极意义，认为英国保持了对缓和的追求，并以之为鼓励东欧自由主义力量的首要手段。但是他的分析过于简略，对许多问题没有深入讨论。

作为西方主要国家之一，英国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立场和政策还有深入探讨的空间。英国究竟是如何定位自己的外交立场的？英国处理该事件的思考有哪些？其背后的原因又如何？本文将以英国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外交思考和应对为考察重点，并探讨此间英国外交的基本特征。

一、鼓励东欧“自由主义”

但不干预东欧改革

1968年7月22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对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明确表示，美国不想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事务，美国政府力求保持克制，从一开始就不想介入。其他西方大国显然不同意苏联的侵略行为，但又要避免回到“冷战”。那么，入侵刚刚发生前后，英国是如何考虑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呢？

首先，英国政府虽然关注到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改革及其所引发的局势变动，以及对未来东欧的意义，但却从来没有预料到“事件”会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英国认为自己并不能为此做些什么。1968年5月，英国外交部和驻东欧各国大使及贸易顾问们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东欧总体政治趋势以及英国应该采取的回应。英国下院议员戈尔一布斯（Paul Gore-Booth）说，英国虽然长期以来希望东欧发生变化，但是却从来没有想到会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事态绝大程度上已经超出了英国的控制。他认为英国不可能对其施加很多影响，“尽管我们会去做我们能做的”。英国外交大臣斯图尔特在此后的一份政府立场备忘录中表明，英国非常重视捷克斯洛伐克国内事态的发展，其重要意义在于试图把自由主义引入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不过，英国确实没有料到重大变革会首先发生在捷国，它更关注的是波兰、匈牙利。不少官员强调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东欧的改革早就开始，但是英国却无法加速这些经济改革。英国更没有料到苏联会武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当有媒体报道1968年7月23日至8月10日苏联在其欧洲领土部分举行大规模军演时，斯图尔特在7月24日仅仅表示，此时英国应该向苏联表明立场，讲明苏联继续威胁捷克斯洛伐克的重要后果，他相信苏联领导人已经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并且不会公开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结果，8月20日深夜就发生了入侵。事后，斯图尔特在内阁会议上坦陈，“我们不知道华约军队已经在8月20―21日晚上（原文如此――笔者）侵入捷克斯洛伐克”。所以，英国在判定捷克斯洛伐克局势方面不仅有误判，而且是滞后的。

其次，英国虽然分析过苏联的立场，但是在入侵发生之前一直没有提到苏联入侵的可能性。英国驻苏大使哈里森（sir G.Harrison）判断，苏联反应强烈，“很快就会达到忍耐的限度”。他猜测苏联有三种心态：第一，捷克斯洛伐克的离经叛道是否已经严重到了必须摧毁的地步；第二，容忍它，并尽可能地消除其对自己地位的破坏；第三，自己也许可以作为欧洲缓和运动的首领。戈尔一布斯认为。不该低估苏联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哈里森还猜测，苏联也许会恢复东欧“铁板一块的团结”，也许会因为变革力量过强而发动缓和、以确保苏联对缓和的领导权。英国官员认为，任何干涉行为都会削弱苏联对其他国家共产主义政党的影响力。由此可见，英国并非确定无疑地认为苏联一定会武力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因此它也没有分析过一旦苏联实施干涉的种种后果。

再次，英国认为苏联东欧国内的“自由主义力量”将会发展，英国应尽力促成这种发展。这一思维体现了英国对东方冷战斗争的既定方针。英国驻罗马尼亚大使查德威克（sir J.Chadwick）敦促英国政府应该鼓励对罗马尼亚进行一系列访问，最好是较高政治级别的。英国下院议员罗伯特（G.O.Roberts）（前述英国驻苏联东欧大使专门会议的主席）表示同意，认为这类访问应该增加，范围应该广，因国家而异。匈牙利的卡达尔政府非常不希望冒犯苏联，在与西方国家对话时非常小心，但是匈牙利的经济改革需要外贸，这会加速自由化进程。此外还有每年去保加利亚旅游的20万捷克斯洛伐克游客，他们也许会带去新观念。英国还可以通过加强与南斯拉夫专家治国论者接触与交流来大力帮助他们。

可是，英国官员们也认识到苏联对每个东欧盟国“背离”的容忍限度可能会各不相同。就帮助东欧自由主义者而言，西方所能做的、所能说的很少。东欧的经济改革会一阵一阵地前进，英国应该尽其所能帮助这一进程，比如扩大经济交往，特别是通过技术和科学协定的方式。

上述系列专门会议是捷克斯洛伐克遭受侵入前英国政府召开的最集中、讨论最全面的会议。从各位官员的观点看，英国在捷克斯洛伐克局势方面反映出了十分明显的“鼓励但不干预”的外交处理原则。“鼓励”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改革、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以及由此引发的这些国家国内的“自由主义”力量的发展，期待由此促使它们发生更深刻的社会变革。“不干预”指承认苏联对东欧国家的实际控制，接受英国自己或者西方联盟无力改变这一现状的事实，从而避免过度刺激苏联而不利于西欧安全。英国很清醒自己所能做的不多，因此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干涉这类改革，尽管它也保持密切关注。英国在较长时间内完全没有正式表态，以免被束缚手脚。事实上，“不干预”并不是因为英国或西方国家确立了“不干涉内政”外交原则，而只不过是能力所限罢了。

二、英国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

的外交处理

英国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上对苏联最重的“惩罚”和反击莫过于暂停和苏联的高层政治互访，还包括减少双边贸易、暂停文化交流等。此外，8月21日中午，英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苏联及其盟国的侵略行动公然违反了《联合国》，是对东西方关系的一次重大打击。英国外交大臣斯图尔特还召见了苏联驻伦敦大使斯米尔诺夫斯基（smirnovsky），表达了英国的立场。在处理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过程中，英国明确提出了不离间苏联和东欧的原则，强调北约联盟要加强信息沟通、保持团结的政策。不过，英国对苏联的批判比盟国更坚定、更持久。

“不离间”指不利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趁机分化苏联和东欧。这是英国外交部与驻苏联东欧各国大使在1968年5月的会议上提出的。英国外交部官员海曼（P.T.Hayman）说，这次会议作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英国一定不能搞离间策略（Wedge-Driving Tactics），因为这个策略会让杜布切克很尴尬，也许还会让东欧其他类似的领导人尴尬。英国应该增加单个东欧国家和单个西欧国家之间双边联系的数量和方式，促进东西方双边关系可以及时地大力约束“阵营”，也可以增大克里姆林宫的困难。不过，英国认为苏联不会再向其他盟国采取高压手段，比如对波兰。

不过，“不离间”并不意味着对分歧完全置之不理。英国确定了通过官方来往和人文交流鼓励东欧发展对苏独立性、同时不开罪苏联的策略。英国政府的大臣、议员、智囊团体（opin-ion-forming groups）、商人、学者和其他文化工作者都对东欧事态的发酵有所贡献；必须增加英国在东欧的文化和信息工作，但不要以苏联为代价。驻苏大使哈里森也说，英国应该“激励”文化、技术、商业交流，同时不要忘记政府间交流。上述观点得到了英国外交部官员和驻苏联东欧大使们的赞成。所以，入侵发生以后，英国政府临时决定把在伦敦访问的1000名捷克斯洛伐克学生和公民的签证延长一个月，并保证不强迫他们回国。

“不当头”指通过北约联盟、联合国集体对付苏联，而不是单独对抗苏联。有英国官员提出把北约作为西方国家交换信息的情报交流站以使各国取得共识。所谓的“北约情报交流站”，不仅指北约成员国之间的交流，也包括北约成员国与东欧国家之间的双边交流。比如波兰和比利时就欧洲裁军举行过对话。但是英国认为，北约成员国需向北约提前澄清自己与东欧国家的这类双边行动。斯图尔特强调“必须保持北大西洋联盟的力量”，这是“很多国家”以及北约成员国避免捷国遭遇的原因。不过，北约联盟虽然在内部采取了一些预防性行动，也考虑了有可能会发生的难民问题，但是没有对苏联发出一般性警告。

在联合国，英国推动谴责苏联的议案并在联合国大会上强烈批判苏联的行为。这是英国“避免单独行动，与世界舆论领导者保持一致”的策略。斯图尔特指示英国驻联合国代表凯尔登（Caradon）要立即和安理会其他成员国――特别是美国――进行协商，以便确定由谁来、以何种方式提出议案。联合国安理会中有七个成员国倡议召开会议讨论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只有苏联和匈牙利反对。英、美、法、丹麦、加拿大、巴拉圭经过密集磋商后决定由巴西总统提议立即召开会议。于是，联合国安理会在8月21日中午十一点半召开会议，接下来数天又开了若干次讨论会（8月24―27日）。但是，由于苏联投反对票，会议并没有形成相关决议。英国再次考虑应采取何种行动。10月14日，当北约成员国已经逐步和苏联恢复正常关系时，斯图尔特仍然在联合国指“世界的良心已经被捷克斯洛伐克遭入侵一事公开侮辱了”，从而显示对苏联的强硬态度。

可见，英国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上坚持以北约和联合国这样的多边国际合作为依托，与“世界舆论”保持一致，避免与苏联单独对立。英国政府十分重视北约团结，最重要原因就是避免西方联盟分裂以被苏联利用。幸好在1969年2月的英美首脑双边谈话中两国均强调跨大西洋联盟是极其重要的，“苏联不能再认为西方的不团结是想当然的，也不能利用这种不团结”，避免被苏联“单独挑出来”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英国的实力不足以承受英苏对抗。

不离间与维护北约团结是英国确定的基本原则，显示了英国对苏联的无可奈何。不过，英国对苏联的批判却比盟国持续了更长时间，特别是双边高级别政治互访、公开批评苏联行为。从1968年8月23日英国政府的部门间会议决定取消和苏联及华约出兵国间的所有部长级访问始，直到10月下旬，英国政府仍然保持这一立场。但是10月下旬，其他西方国家“已经接受苏联”，法国、联邦德国都接受了苏联多个代表团入境访问、旅游或者继续与苏联开展专业交流和学术交流，而英国的立场却是暂停高层互访，但那些对英国有利的访问可以悄悄地进行。学生交流、私人举办的访问和活动由举办者自行决定，但是文化交流和政府资助的交流继续暂停。由此可见，英国并非完全不与苏联东欧进行任何交往，那些被认为有利于英国利益的访问――特别是经贸和科技、多边会议――是可以继续的，只要不为外界所知，保住英国的政治颜面。同时，英国政府也鼓励与东欧国家的双边往来，而不是与整个东方集团交往。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政府的确考虑过承认捷克斯洛伐克傀儡政府问题。1968年8月22日英国外交部决定：当前英国政府不应该就是否承认捷克斯洛伐克傀儡政府做最后决定。因为目前情况还不明朗，承认傀儡政府之事下周开会时再讨论。各位官员一致同意不就承认问题采取任何最终之决定。斯图尔特提出这件事要和盟国协商一致。虽然8月以后英国政府文件一再表示应继续支持捷国合法政府、不再提承认傀儡政府之事，但这种立场与英国一向鼓励东欧国家走自由民主道路的外交理念完全背道而驰，足见英国外交在国际政治中的实用主义特色。从英国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中的种种原则、策略、目标来看，不乏外交谴责、舆论批判、中断高访、暂停交流等行动，但又刻意留有余地，为的是保持尽可能多的外交活动空间，这是此时期英国外交最有趣的地方。

三、结论

英国对捷克斯洛伐克局势出现了重大判断失误，不仅没有预料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内改革会迅速引发危机（此前英国更关注匈牙利和波兰两国），也完全没有预料到苏联会出兵入侵捷国。入侵发生之后，英国的外交反应相对温和。英国政府明确划出了几个处理该事件的原则：一是不趁机离间苏联东欧。除了避免刺激苏联，还因为英国认为干涉并不能改变苏联，也因为它知道自身能力有限、而北约又决定不采取一致行动。二是以双边方式与东欧保持交往，鼓励东欧自由主义力量及其发展。三是继续与东欧保持多领域交往，特别是经贸方面。四是西方盟国之间应及时沟通、信息共享，保持团结。该事件在两个方面引人深思：

第一，在英苏关系方面，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是暂时的、有限的。事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英苏关系既对峙又交往的基本特征。英国虽然批判苏联的时间比自己的盟国更长，但是也没有采取从根本上断绝两国关系的措施。大约从1968年10月份开始，北约成员国就开始逐步恢复与苏联的关系，至1969年3--4月问，北约成员国基本实现了与苏联的正常交往，此时只有英国还保持了强硬态度，特别是仍未恢复高层政治互访。但是英苏双方这时都有意恢复双边关系，只是英国方面更加保守谨慎，而苏联方面则有所反复。

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使英苏关系陷入较长时间的“冰冻时期”。英苏双边关系低谷一直持续到1975年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结束。事实上。英国在对苏联政策方面原本就比较保守，不像法国、联邦德国那样热络。英国在整个冷战期间始终强调西方联盟团结。相较于盟国，英国宁愿忍受在缓和浪潮中被边缘化也不会抛开盟国而单独与苏联发展双边关系。强调北约团结、跨大西洋团结，一方面表明英国对西方联盟集体功能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表明英国自身实力有限、无力单独应对苏联的无奈。这正是国际政治的权力现实。强调西方联盟团结的另一层含义还包括英国看重自己与美国的关系（尽管此时英美关系已退回到“自然状态”），认为当苏联无法与美国直接接触时就一定会转向英国，英国于是以之为与苏联交往的重要筹码之一，借此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第二，在东西方关系方面，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是东西方关系中的突发事件，虽然严重，却也没有逆转当时东西方缓和的总体态势。从此后的东西方关系发展来看，缓和的一个重要动力是勃兰特政府的新“东方政策”及其与苏联东欧国家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另一个重要动力和表现是苏联借华约组织倡导召开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并在1969年间进入东西方密集对话期，最终在1973―1975年间成功召开。欧安会代表了东西方缓和的最高潮。所以，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只是暂时打击了东西方缓和的势头，却没能阻止它继续前进。欧洲国际关系的发展主要还是取决于欧洲地区两个集团之间的关系。这首先是因为在冷战两极体制下，两大阵营之间任何一方的改变都不是对方所能主导的。换言之，冷战体制已经固化，形成了两极基本态势与格局，决定着东西方关系的大趋势。英国驻莫斯科大使威尔逊――如美国的基辛格一样――已经认识到苏联对东欧盟国的控制是无法被改变的，避免刺激苏联反而是更好的选择。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考虑，英国更倾向于借双边交往向苏联东欧输入变革因素，而不是直接鼓励东方国家突发变革。两种政治制度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和文化交往是促进东方变革的主要手段。所以，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中，英国关注的不是苏联东欧眼下的激进变革，而是它们的长远变化。这也是冷战时期英国外交的主要特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