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大学生教学冲突处理方式对比研究

【摘 要】本文以中美大学生应对教学冲突为研究对象，对因不同教学需求而产生的师生冲突的处理方式进行对比研究。通过对132名中美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发现，中美大学生在冲突处理方式偏好上存在相似性，合作与消极对抗分别为最常用和最不常用的方式，总体呈现出一种积极的冲突解决态势，是对自己和他人需求的高度关注。因此，教师应树立正确的学生观和教学观，高校也应为师生双向沟通提供渠道和保障。

【关键词】中美大学生 教学冲突 处理方式 对比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7）03C-0103-03

师生关系是学校教育实践活动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人际关系。由师生互动而引起的师生冲突，自20世纪30年代起就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关注与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说，师生教学冲突大多为人际冲突，师生在课堂教学目标上也并不存在根本性的价值观对立。这种人际冲突是师生对教学态度、教学理念、教学过程等产生不一致看法导致的。无论教师对其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有效性与科学性如何深信不疑，无论学生能否理解该教师的良好教学愿望，师生间对教学成效的任何认知差异都将不利于学生的学习（Schulz，2001）。教学是一个双向行为，任何成功的教学都是师生间有效互动的结果，而沟通就是师生互动的关键。从这个角度上说，师生间的认知差异不仅会削弱学生的课堂学习动机，还可能会引发学生的冲突感，往往被学生以言语上的质疑或是行为上的不配合等温和、内隐的方式表达出来。如果教师未能意识到学生的冲突反应或处置不恰当，那么这些冲突将不断恶性循环，最终破坏课堂教学。对教师来说，了解学生冲突处理方式的偏好，是积极妥善地处理教学冲突与建设良性课堂的关键。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以及中美教育合作的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大量聘请外教进行教学工作与文化交流。语言沟通的障碍、教学理解的文化差异、教学过程的掌握程度等，将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中美师生构成的多元文化课堂面临更多的教学冲突。正是由于中美学生对教学冲突处理方式的文化差异，教师在一定程度上无法意识到冲突的存在，从而阻碍了课堂教学的顺利开展，违背了多元文化课堂开设的初衷。因此，对比研究中美学生的教学冲突应对方式对有效处理教学冲突是必要而迫切的。

一、文献回顾

冲突处理方式是个体在各种对抗性互动情境中的一种持续一致的行为趋向或模式（Kuhn & Poole，2000；Ting-Toomey，1997）。一方面，从根本原因上说，人类大多数行为是由认知机制（预期和自我反应机制）触发并长期管控的（Bandura，1991）。换言之，冲突处理方式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比较稳定的因应模式，它具有一性与稳定性的特征。另一方面，个体的冲突处理方式受冲突情境因素影响（Conrad，1991），或者说个体所偏好采用的冲突处理方式会随具体环境和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其原因在于“人的社会性使其认知和行为受其所处的物理情境和心理情境影响”（D?rnyei，2000）。

目前，大多冲突处理方式研究都采用两维度五因子研究方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Rahim（1992）“关注自己”与“关注他人”两个维度的ROCI-II测量量表（Organization Conflict Inventory-II）。在测量表中，五因子包含如下内容：竞争（dominating）指那些对自己目标的重视度远高于他人目标的方式，即高度关注自己却很少关注他人；回避（avoiding）指对那些有可能引起冲突的话题、交际对象或交际情境都完全回避的方式，即对自己和他人的双低关注；退让（obliging）指那些通过削弱差异强调共同点以实现对方目标的方式，即较少关注自己却高度关注他人；折中（compromising）指冲突双方各自做出一定退让以达到双方都可接受的方式，即同时对自己和他人的适度关注；合作（integrating）则指双方共同协作、解决问题，显示出对自己和他人的双高关注。

两维度五因子冲突处理研究方法因其简明性而受到学者们的广泛认同。然而，此模式是在个体主义价值观等西方概念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不一定能囊括或很好地解释其他文化中的冲突处理方式应用。例如，在集体主义文化（如中国、日本、墨西哥）中为维护冲突双方的面子及关系，回避和退让是两种常用的冲突处理方法，反映的是对自己及他人的高度关注，因此并不消极（Ting-Toomey，1988）。为更好地反映出文化、种族等差异，在对中西方冲突处理方式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Ting-Toomey&Oetzel（2001）采用与“关注自己”和“关注他人”一致的两个维度“关注自己的面子”和“关注他人的面子”，在上述五种冲突处理方式的基础上，增加了三种冲突处理方式：情绪表达（emotional expression）――冲突处理行为受个人情绪和感觉的引导与支配、第三方帮助（third-party help）――由第三方局外人的介入来对冲突双方进行调解、消极对抗（neglect）――采用消极、间接的方式来对抗性地处理冲突。

二、研究问题及研究方法

（一）研究问题。基于上述研究回顾，本项调查研究如下问题：在师生教学冲突中，中美大学生各自的处理方式偏好是什么？有什么相似性或差异？

（二）研究工具及实施。研究以问卷调查的形式进行。问卷包括两部分，即人口统计信息和冲突处理方式。问卷采用Ting-Toomey &Oetzel（2001）关于八种冲突处理方式的调查问卷，并根据本研究具体的大学师生教学冲突情境作了相应的调整，使每种冲突处理方式有4-5题，共计37道题。所有问题均以利克特五级量表进行测量，从非常不同意（1）到非常同意（5）。

为防止非母语问卷对被试的干扰，问卷分中英文两个版本，中美被试分别使用各自母语问卷进行自我报告，时间为15分钟；为防止学生误解师生冲突情境而造成对冲突处理方式选择的影响，问卷对师生教学冲突进行了解释和举例，即在大学教学环境中师生因具有不同教学目标或行为而产生的问题、摩擦、不赞同、矛盾等；最后请被试学生根据最近的一次自身经历或假定的此类冲突情境完成问卷。

（三）研究参与者。本研究问卷参与者共计132名，其中中国大学生90名，美国大学生42名，平均年龄23.49岁（SD= 2.75）；中美学生专业分布较广，包括语言文学、金融贸易等文科专业及计算机工程、化工等理工科专业。

参与抽样调查的90名中国学生全部为汉族，来自重庆和广西两所高校大三和大四两个年级，其中男性48名（53%）、女性42名（47%），平均年龄22.16（SD=1.48）。

美国大学生样本由便利抽样方式获得57份，扣除无效问卷15份，有效问卷共计42份，其中男性29名（69%）、女性13名（31%）。被试者由本科生和研究生构成，平均年龄26.36（SD=2.66）。从民族背景来看，其中27人（64.2%）为欧裔美国人，2人（4.8%）为亚裔美国人，2人（4.8%）为西班牙裔美国人，9人（21.4%）为其他种族的美国人，2人（4.8%）没有透露自己的种族信息。

三、研究结果与讨论

（一）效度分析与信度检验。具体如下：

首先，研究使用SPSS18.0对问卷效度进行测算。结果显示，调查问卷的KMO检验值为0.74，Bartlett球形度检验P值为0.0001，达到显著，说明该调查问卷的效度好。

其次，研究对中美两国八种冲突处理方式变量的内在信度分别进行了Cronbach alpha检测。美方各冲突处理方式变量的α系数都显示出较好的内在信度，分别为0.73（回避）、0.70（竞争）、0.66（合作）、0.58（折中）、0.84（退让）、0.84（消极对抗）、0.86（第三方帮助）、0.65（情绪表达）。中方除情绪表达（0.26）和折中（0.30）两个变量α数值过低外，其他变量都显示出较好的内在信度：回避（0.82）、竞争（0.69）、合作（0.64）、退让（0.70）、消极对抗（0.81）、第三方帮助（0.81）。

（二）研究结果与讨论。用SPSS18.0对中美两国六种冲突处理方式变量各自进行平均值和标准差测算后，发现各组变量SD值较小（中国0.60-0.99；美国0.72-0.99），说明各组冲突处理方式相对同质化。根据均值数据按照降序对两国学生的冲突处理方式偏好进行排序后可以看到（见表1），中国大学生喜欢采取的方式依次为合作、第三方帮助、竞争、回避、退让和消极对抗；美国大学生喜欢采取的方式则依次为合作、第三方帮助、退让、竞争、回避和消极对抗。

从表1结果可以看出：

首先，中美大W生都偏向于采取合作方式来处理教学冲突，反映的是对自己及他人的高度关注。换言之，与教师发生教学意见相左、摩擦等情况时，中美学生总体来说都倾向于与教师共同合作协商解决问题。这一倾向似乎显示出大学生并不像传统认知所认为的那样不成熟，相反，他们在应对师生教学冲突时显得很理性。

其次，消极对抗是最不容易受到中美学生所采用的冲突处理方式；从均值来看，大多学生都选择回避这种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的消极怠慢的方式。这项研究结果大大不同于传统认知里，学生（尤其是中国学生）出于教师的权威而通常采用消极对抗的冲突处理认知。

最后，中国大学生在师生教学冲突中并不喜欢采用回避或退让方式，显然与Ting-Toomey对这两种“中国人典型方式”的论述大不相同，而美国大学生也并不喜采用竞争方式，在以个体主义为典型文化价值观代表的美国，这个结果有点出人意料。

上述研究表明，中美两国大学生面对师生教学冲突时在冲突处理方式上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其症结可能在于，在经济全球化及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当今大学生所面临的就业现实问题使他们开始更为理性地看待高效课堂教学的重要性，也更为积极地对待与教师在教与学理念上的冲突。因此，学生一旦发现在教学上与教师意见相左，就很可能会表明自己的看法或立场，师生关系的表面和谐已不足以让他们放弃对高效教学的切实需求。同时，当今大学教学评估体系也为学生提供了一种与教师直接或间接沟通的渠道，使他们可以安心地从消极被动的方式转向积极主动的沟通方式。

此外，当今的大学生在师生教学冲突的应对上似乎也更具前摄性，他们已经理性地认识到消极作为的方式并不能真正地解决师生教学冲突，转而将合作处理方式作为首要选择。这也说明，当今大学生在关注自己教学诉求的同时，也并不一味否认教师的教学理念、对教学的掌控或引导的合理之处，因此以尽量协调双方诉求、维持和睦关系为师生教学冲突解决的首要目标。一旦学生认识到师生在教学目标上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对立，而良性教学的实现更是建立在师生双方相互信任、相互协调的基础之上，那么这种心理认知就会使学生在师生教学冲突的处理上理性地选择合作这一最为理想的冲突处理方式。可见，消极对抗、回避和退让也就成了中美大学生所不喜采用的师生教学冲突处理方式。

最后，目前中国在校大学生多为独生子女，在与家人的相处中沟通方式变得不再像传统方式那样间接（Zhong，2002）。家作为孩子最重要的培育机构，家庭中沟通方式的改变也很可能是导致校园里学生不再采取消极对抗、回避或退让等中国传统典型冲突处理方式的原因。

四、研究启示

因学生个体独立性的日趋发展及异质化增大的多元文化课堂发展，高校课堂教学中师生因不同的教学目标而形成冲突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导致师生关系恶化以致向显性对抗发展的并不是教学冲突问题本身，而是在教学冲突这一社会动态过程中师生双方的冲突处理方式及其背后所透露出的教学需求的融合与否。换句话来说，师生教学冲突可以被看作一种改善师生关系和教学境况的创造性张力，其关键在于拥有较多主动权的教师和学校在这一社会动态过程中，如何去对待学生的冲突处理方式及其背后所透露出的教学需求。这不仅需要教师树立正确的学生观和教学观，同时也需要学校对师生双向沟通渠道的提供和保障。

（一）教师应正视教与学的冲突，树立正确的学生观和教学观。从调查结果来看，当今大学生与教师在教学领域发生冲突时表现得相当的理性，抱持一种解决问题以获取双赢的合作态度。合作意味着冲突出现时，教师不应仅仅停留在对课堂控制的表层认识上，而应改变师生间“管控―顺从”的传统认知，转而以平等的心态尊重学生的主体性，以积极乐观的态度看待学生的教学需求。当今日趋发达的网络和教育资源的全球共享使教师和学生同时都面临着课堂教学内容选择的困惑。教师不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者和维护者，而还应成为知识的诠释者和学习的组织者。教师单向的强制灌输、管束等教学方式显然已不符合前教学环境的需求。因此，教师应正视教与学的冲突，更新对学生冲突处理方式的认知，采取积极协作的态度，以真诚的方式与学生互动交流，了解他们的教学需求，以学生为中心转变课堂教学，营造融洽的课堂氛围，使冲突起到教学安全阀的功能，成为高效课堂良性建设与发展的保证。

（二）学校应拓宽师生双向沟通的渠道。除了更新教师的学生观和教学观，发生教学冲突时，师生间双向沟通渠道的建立尤为重要，需要学校教学管理制度的支持和保障。目前国内不少高校都有“（教师）评学（学生）评教”活动以保障师生教学问题的及时反馈和处理。但问题是，师生间的评教评学大多都是在对方不在场的情况下与教务处领导进行的会谈，缺少了师生间面对面的真诚互动。师生教学冲突的有效解决应首先建立在尊重、信任和平等的关系之上，然后通过师生间真诚地倾听和言谈互动而进一步达成师生间的理解与接纳。显然，缺少了师生间的直接互动，沟通信息的完整性与效果都有待考量。由于语言的转换问题，这一现象在由中外师生所构成的多元文化课堂中显得尤为突出。

因此，学校可以采取一些管理制度拓宽师生双向沟通的渠道，营造师生沟通的氛围，以帮助解决师生教学冲突。比如，让师生共同参与评教评学，或定期召开师生教学座谈会，增加师生之间对教学需求等的相互理解和构建，以便教师及时调整教学方向及方式。

五、研究意义及局限

本研究对比分析了中美两国大学生与教师在教学领域发生冲突时所采取的处理方式偏好：中美大学生在处理师生教学冲突时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即偏向于采取合作方式，而最不喜采取消极对抗方式。总体而言，呈现出的是一种积极的冲突解决态势，是对自己和他人需求的高度关注。在教育多元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对高校及教师来说，通过学生冲突处理方式偏好的研究，共同创建师生沟通渠道，了解学生的教学需求和学习态度，以学生为中心转变课堂教学，才能使师生冲突起到教学安全阀的功能，保证高效课堂的良性建设与发展。

必须指出的是，本研究在实施的过程中存在一些方法上的局限：首先，该项研究的样本太小，特别是美方样本过小；其次，问卷在冲突情景举例中未能充分考虑到具体课程教学类型等情景因素对学生冲突处理方式的影响；最后，本研究仅就中美两国大学生师生教学冲突处理方式的表面差异进行了探讨，对于那些隐藏在中美大学生各自冲突处理方式偏好背后的因素还需进一步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Schulz，RA.Cultural differences in student and teacher perceptions concerning the role of grammar instruction and corrective feedback：USA-Colombia[J].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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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Zhong，M.Conflict management in China’s only-child families：Situations and stratigies[C]//In G.M.Chen & R.Ma（Eds.），Chinese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resolution.Westport，CT：Ablex Publishing，2002：85-100

【基金项目】广西科技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大学英语跨文化交际课程体系中的跨文化敏觉力培养研究与实践――以广西科技大学为例”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教发[2016]15号）；广西科技大学2016年典型教学方法实践运用项目“《基础英语》典型教学方法的实践运用”的研究成果；广西教育厅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立项项目（一般项目A类）（2015JGA269）；广西教育厅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立项项目（一般项目A类）（2015JGA268）

【作者简介】李彩霞（1979― ），女，云南昆明人，硕士，广西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跨文化交际、英语教学法。

（责编 黎 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