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入刑”后的法律完善

【摘 要】《刑法修正案（八）》正式的将醉酒驾驶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内，这一立法规定的实现，对我国法律规定的完善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现行刑事立法的不足与缺陷，对在司法实践中法律法规的准确适用也是十分有利的，是法律公平正义的直接体现。然而，在本法启用的实践中，修正案八增设的危险驾驶罪仍存在些许不足，危险驾驶罪的设立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对醉酒驾车的行为起到了预防效果。但是由于各地各机关对酒驾的量刑与认定没有经验，从而出现了差异，本文联系实际案例，分析“醉驾入刑”后，危险驾驶罪的实践应用中出现的问题，浅谈“醉驾入刑”后的法律完善。

【关键词】醉驾入刑；处罚；量刑；法律完善

面对我国非常紧迫的交通安全形势，酒驾入罪是顺应民意的。严峻的酒驾形势已经使得治理酒驾的立法变得亟不可待。虽然醉酒驾驶的量刑问题尚需要深入考察和进一步的论证。但必须明确的是，刑法是治理酒驾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在量刑方面我们需严谨考虑。由此，笔者认为，“醉驾入刑”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刑法》中增加“危险驾驶罪”，是对醉驾者生命的负责，也是对公民生命与财产权的保护，这样会让醉驾者学会尊重他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修正案八增设的危险驾驶罪仍存在些许不足，危险驾驶罪的设立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对醉酒驾车的行为起到了预防效果。但是由于各地各机关对酒驾的量刑与认定没有经验，从而出现了差异，这就要求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在对危险驾驶罪进行细致的分析与完善。

一、“醉驾入刑”规定

《刑法》133条之一增加了危险驾驶罪，规定指出：“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或者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根据最新的修改可以看出，醉酒驾驶机动车，不论情节恶劣与否、是否造成了危害后果，都将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以拘役，并处以罚金。与此同时，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如果有醉驾、飙车等行为的同时又构成其他犯罪的，将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应我国司法理论界、实务界和社会大众的呼声需要，国家从立法层面设立了危险驾驶罪。世界各国都存在醉驾、飙车的社会安全隐患问题，各国的实践告诉我们，通过立法预防犯罪的作用是不可小视的。

二、“醉驾入刑”后的新问题

自危险驾驶罪正式实施后，仍有人顶风作案。高晓松醉驾案件，是现今关于醉酒驾驶入罪以来最有代表性的案件之一，高晓松是名人醉驾的第一人。通过对高晓松案件的判决分析，反映出了立法者坚决的态度，证实了了立法者对醉驾行为毫不容忍的决心。与此同时，案件也反映出了危险驾驶罪这个新兴的规定中所存在的问题。

“国内知名音乐人高晓松5月9日晚驾车在京发生交通事故。经酒精检验，高晓松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243.04毫克，已构成醉酒驾车行为。”

在高晓松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高晓松本人在法庭上有悔罪的表现，积极的赔偿了受害人的损失，在法庭上还自愿的认罪。这些都是法庭在量刑时应当考虑的从轻情节。由于最高法院的副院长张军提出过，醉驾情节轻微的不入刑，使很多民众担忧，法院是否会用自由裁量权免除官员和名人的刑罚。但是事实证明，群众的担忧是多余的，高晓松的判决从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群众担忧的问题，彰显了法律的公正。面对那么多的量刑从轻情节，高晓松仍被判决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许多人认为高晓松的悔过表现应该减轻处罚，可是法院的判决却不尽人意。

通过高晓松案件的判决，再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发生的种种酒驾事故，我们发现危险驾驶罪在实施方面多多少少还是存在了一些问题的：危险驾驶罪处以拘役的刑罚仍旧偏轻。由于酒驾行为造成的后果不一，危险驾驶罪量刑的最高限是6个月拘役，可能在量刑上对于酒驾的处理方式仍旧偏轻，有些时候行为人受到的处罚并不能弥补受害人所收到的损失；不管情节是否恶劣、是否造成后果，都将按照危险驾驶罪入罪容易造成打击面过宽。酒驾的危害是大家心知肚明的，醉驾能够入刑也是众望所归，是群众们长期以来的期望，因此对于我国目前醉驾入罪的问题上大家仍有些情绪化的倾向，大家十分痛恨与谴责醉酒驾车、在路上飙车的犯罪行为。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了醉酒驾驶机动车，不管情节是否恶劣、是否造成后果，都按照“危险驾驶”定罪，容易造成打击面过宽的问题；目前我国对醉驾不是以行为人的意识状态为依据，而是以驾驶者血液里的酒精含量为依据的，这样以来导致了醉驾的状态很难判断。根据国家给定的现行标准，驾车行为人血液酒精浓度在每百毫升20毫克至80毫克的范围内属于酒后驾驶，血液酒精浓度超过每百毫升80毫克的就算醉酒驾驶。中国是个酒文化非常悠久的国家，各个地方公民酒量的大小也存在着差异，根据每个人酒量的不同，从科学的角度界定“醉酒”是很困难的。不同的人对不同的酒的耐受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酒量很大，酒精含量超过200毫克也不一定就会醉，但是有的人酒量较小的，可能只有20毫克就已经意识不清。这些差异都导致了醉驾的状态很难判断，而且很容易丧失公平。

三、“醉驾入刑”的法律完善

自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实施后的十多天，因最高法院副院长的一席关于危险驾驶罪的看法，引起了法学界、司法界和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响。这是建国以来任何立法都没有造成的影响，可以看出公众对醉驾是否一律入罪的看法上存在很大的争议。

这场争论的重点，也是公众最担心的问题。是关于对于醉驾者是不是一律入罪，还是应由法院视司法实践的情节来看。如果是后者就等于法律给法官了一定的司法裁量权，有可能导致司法的不够公正。面对这场争论，一些著名法学家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面对这条法律，法学家们的意见也并不是一致的。

这种分歧是一开始就存续着的，全国人大研究讨论中就已经存在着这个问题。很多人担心，不论情节严重将醉驾行为一律入罪，会造成打击面过宽，特别是对公务员，仅仅因为一次醉驾，就可能失去工作。所以才会在在第一次审议的时候，在危险驾驶罪中加有情节恶劣的限制条件。可是立法者在最后的审议中，还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将情节恶劣这一表述删除。我们应当理解全国人大的立法本意，社会各界都应当十分清楚，立法者对惩治醉酒驾驶的决心，就是不分情节，只要醉酒驾驶就构成危险驾驶罪。大多数公众是支持全国人大这一立法的，所以最高法张军的一席话，才会使这位大法官成为众矢之的。

据现有资料分析，张军的那席话是表达了最高院的意思，并非个人意见。公安部通过发出的“对于醉驾者，一律以刑事案件立案”平复了公众对张军说法的不满。公安部的这一表态，将公安机关的形象一下子提高了。公众开始前所未有的支持公安机关的决定。所以，醉驾一律入刑的人大的立法本意是无可争议的。

有些法学家举假设，在荒野无人的道路上醉驾，是没有社会危害性的，不应当定罪。有些人认为如果喝醉酒后，本知道不应该开车。但看到抢劫的人，就开车去追赶抢劫者，对于这样的醉驾，定罪有失公平。还有些人提出因执行公务，不得不醉驾的，是不是可以不定罪。

对于这些特例的观点，是不能动摇醉驾并非一律入罪的论据的。如果是在荒野的道路上，会有警察吗？没有警察，就没有人出来指定你是醉驾，醉驾者就是喝的再醉，只要不出事也不会有人知道，所以他是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对于醉酒后的“见义勇为”行为，是一种极其特殊的行为。即使真的发生了，法官也完全可以按照《刑法》总则中的立功条款，考虑免除醉驾者的刑事责任。各级国家机关和政法机关都规定有禁止上班或执行公务中喝酒的规定，如果有公务在身，显然是不能喝酒的，所以因执行公务不得不醉驾根本就不成立。醉酒后执行公务，不仅严重损害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形象也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形象，如果是为了执行公务而醉驾，是远比酒后执行公务更为严重，所以即使是执行公务，也应当醉驾处罚。如果不处罚，交警的醉酒驾驶岂不成了合法的行为了。

通过以上对醉驾的各种争论的描述，笔者认为：从立法的本意上讲，即便是醉驾应当一律入罪，这一立法也是不全面的，还应当进行修改和补充。我们试想，许多人在不是自愿的情况下喝醉酒，一般情况都是在强制性的命令下或者劝酒者的劝说下才喝醉的。还有的人本身就不善酒力，喝一小口就上脸，喝两小杯就醉了。在有些特殊的场合下，有些人想比比酒量或者试试他人的酒量，有的甚至是领导亲自倒酒，并强制喝完。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共同犯罪的问题，明知他人必须要驾驶车辆，仍然不阻挠劝其喝酒，导致其必须醉驾。对于劝酒者会是什么责任？上级明知下级已经喝醉，但仍命令其醉酒驾驶车辆的，上级是什么责任，醉驾着是否也是同等的处罚？从以上例子中，可以试想，危险驾驶罪中是可以存在共同犯罪的。

笔者认为，对于上面提到的行为，虽然并不是很全面，全国人大也应当对醉驾的特殊情况进行思考和再补充，或者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作出合理合法的司法解释。我认为可以在现行危险驾驶罪中增加以下条款：

（一）上级明知他人已经喝醉，仍强制勒令其驾驶车辆的，上级应当以危险驾驶罪处罚。被强制者应以胁从犯减轻或免除处罚。

（二）在明知他人驾驶车辆的情况下强行劝酒的，对劝酒者以危险驾驶罪共犯论处。

通过上述认识，表明在一定条件下，醉驾行为承担者的责任可能会转移到他人身上，醉驾者不一定入刑。

综上所述，危险驾驶罪是存在着一定立法缺陷的，立法者应当及时的修改和补充。立法机关个司法机关应在容易产生分歧的问题上，作出明确有效的司法解释，以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公民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冯军，肖中华.刑法总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26.

[2]陈兴良，周光权.刑法学的现代展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陈正云.刑法的精神[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

[4]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