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奇才于右任

2003年3月，刚刚当选国务院总理的在首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到时，即兴引了一首于右任先生的《登高怀故乡》,“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成为招待会上最具感性的一段。

中华民国史上,于右任的登台亮相颇具传奇色彩。于右任的一生命运,和父子息息相关。

1964年11月10日,86岁的于右任与世长辞。老人用他遒劲的笔墨留下了遗愿:“我百年之后,愿葬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山要高者,树要大者,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

风雨如晦 鸡鸣不已

老人在阳台上已经站立了太久太久。

夜色如墨,雨声如注,风裹挟着寒气呼啸来去。极目四眺,偌大台湾岛上,芭蕉、槟榔摇曳不定,树影凄迷。远处的海面湿湿蒙蒙,除了淼淼还是淼淼,除了漠漠还是漠漠,惊涛拍岸声隐隐约约。山脚偶尔有车疾驰而过,灯光迷蒙,闪烁而过。

老人就那么久久地站着,苍劲的双手硬硬地按着拐杖,凉风拂动他的霜白长髯。他的视线已穿越过这无边夜色,掠过那墨色海峡,飞回了那魂牵梦萦的关中河山:那是八百里的秦川大地,是“峰峦如聚、波涛如怒”的古道雄关,是红似火遍地燃烧的山丹丹花,是飘摇直上回荡在山野林间的信天游,是在山沟沟闪闪现现的羊群……

风挟着几滴冰冷的雨水打到老人脸上,惊醒了老人的思绪。老人定定神,感到了几分寒意。他低头,痴痴地看着脚上已有几分潮湿的布鞋,那股无以明喻的悲沧和痛楚又涌上了心头。十多年来,这份痛楚和无奈就那么一点点侵蚀着老人的心。今夜,这份心绪是分外的强烈,如火山底下那奔突的岩流,被压抑得太久,煎熬着,沸腾着,四处涌突寻找出口。

老人掉头,以与他年龄不相符的脚步走回书房。有太多的话想说,有太多的情绪需要倾泻。日记本一如既往平摊在书桌上,笔在老人的手中微微颤抖着。老人定定心绪,缓缓按下了力透纸背的笔。

一曲中国思乡诗中的石破天惊之作诞生了。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

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

永不能忘。

天苍苍,

野茫茫;

山之上,

国有殇。

写完最后一句,老人犹如做完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疲惫不堪又亢奋不已。他的嘴角闪过一丝笑意,人却疲倦地合上双眼,斜靠在椅子上。一灯荧然,却清楚地看到两行泪水从铁骨铮铮的民国硬汉――83岁的于右任老人脸上缓缓滑落。

屋外的风雨声更紧了。还夹几声隐隐的闷雷。

墙上的日历记着这一个日子:公元1962年1月24日。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在中华民国史上,于右任的登台亮相颇具传奇色彩。

1904年夏天,一位操西北口音的青年神色匆匆来到了大上海。先投读震旦学院,后又读复旦公学。没有人注意到,这位貌不惊人、潜心攻读的年轻人,既是刚刚考取的举人,又是清廷通缉的要犯。

这就是于右任，这个时候化名叫刘学裕。

五岁牧羊,七岁读书,十七岁中秀才,二十五岁中举人。是什么逼得这位有“西北奇才”之称的年轻人改名易姓、遁逃他乡?

一切缘于他的一枝笔。于右任年少激进,虽应试中举,却始终痛恨民族沦败,朝廷无能,立志反清救国。他倾崇康有为、梁启超公车上书、百日维新的壮举,击掌赞叹“柳下爱祖国,仲连耻帝秦;子房抱国难,椎秦气无伦”;他悲愤的失败、“六君子”的喋血,效法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披头散发,脱衣光膀,右手握刀,留照于他的《半哭半笑楼诗草》扉页,并自题对联:“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被人揭发后,于右任被革举人衔,遭通缉，“无论行抵何处,拿获立即正法”。他不得不潜名南下避难,“短衣散发三千里,亡命南来哭孝陵。”经南京直达上海。在上海,于右任蛩居两年。思绪却早已飞出了矮矮围墙,四处嗅觅真理。1906年,他怀着“一水茫茫判天壤,神州再造待何年”的惆怅困惑,远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重寻救国之道。

如椽巨笔总要显露它的黄钟大吕之势。此次东渡完成了于右任一生的抉择,留下了一段快意时光。于右任和时在日本的孙中山先生相见恨晚,促膝长谈夜不思寐,开始了比肩革命的岁月。1907年,东瀛归来的于右任以民国报界先驱的形象闪亮登场,在上海首创《神州日报》。该报不用清帝年号,首用公元和干支纪年,昭示着这位前清举人与清廷的水火不容、势不两立之势,被称为“鸡鸣不已,实开风雨如晦之天。”后该报虽因火灾被毁停刊,但发行逾万份应者如云的现实却愈加激发了于右任言论报国的追求,为他在“三起三落”中创办名噪一时的“民呼”、“民吁”、“民立”三报拉开了帷幕,在中国新闻史和中华民国史上铭下了浓彩重墨、炫目闪亮的一页。

1909年5月15日,于右任创办的《民呼日报》问世上海。我们来读读看他亲笔撰写的《宣言书》:“民呼日报者,炎黄子孙之人权宣言书也。有世界而后有人民,有人民而后有政府;政府有保护人民之责,人民亦有监督政府之权。政府而不能保护其人民,则政府之资格失;人民而不能监督政府者,则人民之权利亡。”直至今日,读来依旧振聋发聩。由于《民呼日报》大量揭露清廷的腐败吏治和社会黑暗弊端,鼓励民众起来革命,清廷恨得咬牙切齿。他们动用各种手段寻找各种借口,把于右任足足关押了一个月零七天,尽管后来人得到了释放,却无法阻止存在仅92天的《民呼日报》被封停。然而仅仅两个月不到,清廷官僚们心中的窃喜尚未散尽,于右任组织原班人马易地改刊的《民吁日报》又于当年10月3日问世。易“呼”为“吁”,一则意谓“民不敢声,惟有吁耳。”二则也因为清廷曾威胁于右任若再敢放言无忌,将挖去他的双眼。“民吁”意指“呼”挖去两眼还可以“吁”。于右任的胆略气度由此可窥一斑。《民吁日报》笔锋更辣,除揭露清廷的昏庸腐败外,还连续发表社论抨击列强肆意掠夺中国。特别是连篇累牍报道日本侵略东北的事实,不到一个月就发表了62篇报道和评论,在社论更是直称胁迫清廷签订《马关条约》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是“土匪流氓头子”。日本领事馆恼羞成怒,频频施压,称“民吁报言论大欠和平,且任意臆测煽惑破坏,幸灾乐祸,有碍二国邦交,请将该报惩办,以戒后来。”在日本方面和清廷的双重施压下,11月19日,《民吁日报》又被查封,仅存在48天。

三起三落,并没有动摇于右任办报的决心。13个月后,1910年10月11日,于右任又创办了《民立报》,麾下云集了宋教仁、章士钊、陈其美等大批民国风云人物,名重一时。《民立报》秉承“是以独立之民族,始有独立之国家;有独立之国家,始能发生独立之言论”的精神,旗帜鲜明地把清廷叫做“冥顽不仁之政府”、“倒行逆施之政府”、“万无可恃之政府”、“专制之恶政府”,抨击“朝政之颠倒”,把清廷大大小小官员称为“民贼”,公开预言“民党”将“战胜政府”。《民立报》积极响应革命，黄花岗起义爆发后,《民立报》率先突破新闻封锁,向全国公开报道这一消息,致使报纸“昼夜印机不断”,日销多达二万多份,发行量居全国之首。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民立报》次日就率先报告了这一消息,并特辟“武昌革命大风暴”等专栏,以整版篇幅介绍起义进展情况。“报纸一出,购者纷纷,竟至有出银元一元而不能购得一份者”。对《民立报》等媒介在革命推进中的作用,孙中山先生击掌称誉“革命事业数十年间屡仆屡起,而卒观成于今日者,实报纸鼓吹之力。”

五年办报,几度沉浮,于右任其志不坠,屡挫愈坚。他笔走龙蛇,亲自撰写了大量的诗文评论,锋芒直刺黑暗时局。这篇篇文章如道道撕裂黑色夜空的犀利闪电,至今读来依然光焰逼人，热浪灼心。“先生一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美须飘飘的于右任赢得海内外交口称誉。中华民国成立后,于右任出任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民立报》其他一些主力也相继出任显职。如宋教仁为法制局长,陈其美为沪军总督，等等。这至少从一个角度肯定了于右任他们的贡献。自此以后,于右任一直以铮铮风骨行走在民国政坛,从护法运动的靖国军总司令到审计院院长,而后又长期出任监察院院长,他成为国民政府一根不可或缺的标杆。

满腔热血投身革命,毕生致力于祖国统一、民族昌盛。于右任的心中始终有一个梦,那就是民族太平、国家太平。抗战胜利后,自号“太平老人”的于右任曾满怀喜悦之情,手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条幅近千条之多分送友人,表达自己的喜悦和希望。字写得当然没话讲,这可是“当代草圣”的亲笔手书,而这段话更多地是展示了于右任的心迹。然而革命老人于右任想像不到的是,在外国列强已被驱逐的背景下,他却不得不接受生命的后半程客寓他乡、叶落而不能归根的现实。1949年解放前夕,溃败逃离的政府不忘把于右任老人挟裹到台湾。他来不及带上挚爱妻儿甚至道上一声别,更不要说多看一眼满目疮痍的故土家园了。从此无情海峡,夜夜招魂,诉说魂牵梦萦,绞碎骨肉亲情。作为两次国共合作的积极推动者，于右任当年在国民大会上“合则两益,离则两伤!”的铿锵话语还历历在耳。可如今,面对海峡彼岸共产党发出的和谈绿枝,同为一个中国的台湾当局却拒不谈判，不接触,把自己孤悬海外不归家。这对每一个热爱和平统一的人都是巨大的挫伤和痛楚。苦痛难以言喻。

年岁渐高,逐步走近人生终点,却又看不到两岸统一的一线曙光,于右任从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热血志士变成了独守孤岛寂寞思乡的游子，孤独为伴,寂寞为友。一个人的时候,于右任常常打开那幅《岁寒三友图》,黯然默对。那是当年他与何香凝、经亨颐、陈树人到南京中山陵扫墓归来后合璧而成,几经游离,后来却被他在台湾的一个地摊上重新高价购回。当年,三位老友各画了古梅、松柏、翠竹,他则题诗一首:“紫金山上中山墓,扫墓来时岁已寒。万物昭苏雷启蛰,画面留作后人看。松奇梅古竹潇洒,经酒陈诗廖哭声。润色江山一枝笔,无聊来写此时情。”当时不慎写漏了最后一句中的“时”字,但谁也没发现。如今,几十年过去了,画面依然,而当年的作画人却已两人作古,剩下的何香凝也被海峡所隔,今生已恐难一见。于右任难抑心潮,在补写了当年漏写的“时”字后,又赋诗“三十余年补一字,完成题画岁寒诗。于今回念寒之友,泉下经陈知不知?破碎山河容再造,凋零师友记同游。中山陵树年年老,扫墓于郎已白头。”

无奈目断千山隔,天涯何处是归舟。旧友迢迢,遥不可见。甚至,连再回同志加师友的孙中山先生陵寝前走一走,恐怕也已难以如愿了。苍凉秋风紧,于右任早已是悲从中来,老泪纵横。

挂帆何日是归年?

浅浅海峡,咫尺天涯。

每年九九重阳节,是抵达台湾后的于右任最盼望的日子。

每每此刻,于右任都要登临高山,设案置酒,注目一峡碧水,观远处烟波浩渺,凝望着那遥不可及的故乡。“年年置酒迎重九,今日黄花映白头。海上无风又无雨,高吟容易见神州。”他最担心的,是这一天天公不作美,蒙蒙烟雨阻隔他望乡的视线。

漂浮的白云和浪迹的风簇拥着山峦上老人的身影,白髯飘动。这是故乡的云还是故乡的风,可曾带来故土的消息?可曾把游子的心语带回家?“长恨天涯隔一水,头白鸳鸯各自飞”。爱妻的满头青丝全白了吧?长久的思念想必已让她沧桑憔悴。恩爱厮守了51年,却遭此生离死别。政治的凄风冷雨,活生生地把一个阻隔在故乡,一个吹送到隔海孤岛。此情此恨,怎一个痛字了得?“两戒河山一枝箫,凄雨吹断咸阳桥。白头夫妇白头泪,留待金婚第一宵。”这首《忆内子高仲林》是1958年结婚六十周年的金婚纪念日前夕,自己抚摸着妻子早年亲手缝制的布鞋布袜睹物思人、和泪而成的,可是妻子能读到吗?海峡深锁,鸿雁难返。贴心的只剩下手中那一管笔墨了。以夜色为宣,磨相思为墨,把故乡的山水草木,都注于笔端,化作诗行。“龙雾山前云气深,云埋万丈到于今。梦中游子无穷泪,二十年来陟屺心。”记不清这是哪天梦里醒来后吟写的了,但这梦中情境是如此让人神伤泪下。

如果乡愁只是地理上的原因或物质上的存在,那好办,一张船票或机票就能解决,即便时间再长,岁月再久,八千里路云和月,五十余年风霜雪,总有回归家门的一天。就算“儿童相见不相识”,总也是“小小离家老大回”,可以一了夙愿啊。然而这种因于政治阻隔而成的乡愁,却是如此的不可逾越。“福州鸡鸣,基隆可听;伊人隔岸,如何不应?”所有故土的一切,只剩下了遥遥地想,迢迢地思,只有从记忆的最深处一点点地挖掘:那春日的山秋时的月,那矮矮的房清清的河,那苍颜白发的亲娘炊烟袅袅的村庄……

梦里乡关如昨,醒来泪湿衣襟。而这,又何止是于右任一人的无奈。

上世纪50年代中,一代国画大家张大千向于右任索字,于右任送给他一幅对联:“富可敌国,贫无立锥。”张大千何许人也?徐悲鸿誉他为画界“五百年来惟此一人”,1956年成立的北京画院院长一职一度专门为他而缺。张大千一幅画出手动辄数十万美金,家财万贯,可谓“富可敌国”,然而却一生飘零,归家无计,又真是“贫无立锥”。1949年离开大陆后,张大千足迹遍及世界各国,在巴西甚至一住17年之久,但他始终无法找到那份归属感。“行遍欧西南北美,看山须看故山青”,“半世江南图画里,而今能画不能归”。不论身在何方,张大千魂牵梦萦的依旧是那清晰在怀的巴山蜀水。半辈子飘零海外,张大千从未向任何居住国提出过入籍要求,始终以“大汉天声”的炎黄子孙而自豪,保持着华夏子民的身份。自巴西移居美国,张大千向友人坦言:“我住在美国这几年,总觉得身体不舒服,有人说我害的是‘思乡病’,我从来不否认!”回台湾定居后,张大千心绪稍安,但年岁渐高的他很快又陷入到和于右任一样的乡愁之中。“垂老可无归国计?梦中满意说乡关”,“投荒乞食十年艰,归梦青山不可攀”。近在咫尺却无法跨越的距离令张大千黯然神伤。上世纪80年代初,一位友人从大陆专程给他捎上了一包成都平原的泥土。手捧故乡泥土,一代大师如获至宝,泪如雨下。他毕恭毕敬地把这包泥土供奉在先人灵位前……

1959年深秋,80高龄的于右任在金门县东的太武山冒雨望海,并写下“独立精神未有伤,天风吹动太平洋。更来太武上头望,雨湿神州望故乡。”的诗句。时隔21年,太武山在1980年的秋风中又迎来了一位耄耋老人。老人的年龄和于右任登山时相同,心情却比当年的于右任还要迫切。他颤颤巍巍举着高倍望远镜,脸贴镜筒久久不愿离开:那高耸的楼群、川流的车辆、来往的商轮、游弋的渔船尽收眼中。他甚至还看到了那楼上飘扬的五星红旗。30多年了,大陆的山、大陆的水、大陆的人是第一次如此真切地展现在眼底,一种难以抑制的激动、一种呼唤若隐若现地在老人心底回响……

告别金门,老人眼眶潮湿,一言未发。心底万丈波澜,更与何人相诉?

几天之后,老人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深情地谈到此次金门之行,他说此行的最大收获就是在阔别30多年后,又看见了大陆的河山。信中,老人引用了于右任的诗句:“葬我于高山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老人的名字,叫张学良。

一样的离愁别恨,一样的梦里乡关。这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从“当代草圣”于右任、“画坛奇才”张大千到“风云少帅”张学良,或才华盖世或风华绝代,名动华夏垂青史,却都无法摆脱那谶语一般依身附骨的“贫无立锥”的一声叹息。有国难投、有家不可归，还有比这更痛楚悲凉、刻骨铭心的吗?!浅浅海峡,要多少乡愁才能填平?盈盈一水,得多少岁月方能跨越?要多少青丝成白发,多少红颜化枯骨,才能实现天堑变通途?

“万里故乡频如梦,挂帆何日是归年?”于右任在问,张大千在问,张学良在问,千千万万海外游子在沉沉发问。

“计利当计天下利”

于右任的一生命运,和父子息息相关。

孙中山先生之后,于右任先生在的国民政府一直担任监察院院长之职。凭借其声望,为赢得了不少支持。在政府仓皇败离之时,也念念不忘派人把于右任裹挟到台湾。来台湾后,心灰意冷的于右任无意政治,但却舍不得他退隐山林,依旧要倚借于右任作为辛亥革命元老的巨大政治影响。尽管于右任在台期间对政治不闻不问,但“监察院长”一职一直未曾离肩。从到蒋经国,一直和他保持着较多来往。

想必于右任也没有预料到,在他面前可以纵论其他而独不谈两岸统一,不谈故土桑梓看似铁石心肠的,其内心深处,充盈的也是浓浓乡愁。在于右任去世11年后,也告别了人世,他的遗愿也是希望死后能够回葬大陆,葬于南京中山陵下、明孝陵之上的紫霞湖。

在于右任写下千古绝唱《忆大陆》20年后的1982年7月,蒋经国撰写了一篇悼念父亲的文章,文中写到“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他还表示自己“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

对于蒋经国公开表达的愿望很快就有反应。1982年7月25日,与蒋家有世交之谊的元老廖仲恺之子、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在《人民日报》公开刊发给蒋经国先生的公开信:

“经国吾弟:

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载。

近读大作,有“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之语,不胜感慨系之。今老先生仍厝于慈湖,统一之后,即当迂安故土,或奉化,或南京,或庐山,以了吾弟孝心。吾弟近曾有言:“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诚哉斯言,盍不实践于统一大业。就国家民族而论,蒋氏两代对历史有所交代;就吾弟个人而言,可谓忠孝两全。否则,吾弟身后事何以自了。尚望三思。

吾弟一生坎坷,决非命运安排,一切操之在己。千秋功罪,系于一念之间。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纭。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聆诸长辈教益。“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遥望南天,不禁神驰,书不尽言,诸希珍重,伫候复音。”

一信既出,四海瞩目,天下为惊。在国共双方的共同推动下,两党又开始接触商谈。五年后,蒋经国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两岸开始经贸往来。许多台胞借此机会纷纷回乡探亲。一时间写下了多少骨肉同胞垂泪相拥的感人场景。大陆也有很多人赴台探亲。在隔裂三十余年后,两岸终于结束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开始对话和合作。两岸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

翻读这一段史料时我常常揣摩,蒋经国的思想转变和政策调整里面到底有没有受到一些于右任的影响?念及此,总是想起他们两人的一段插曲:1964年的一天,蒋经国来看望于右任,并希望于右任先生能够赠他一条幅。于右任写了14个字:“计利当计天下利 求名应求万世名”。这意味深长的寥寥数语深为蒋经国钟爱,从此这副条幅就一直挂在他的办公室里。

无论于右任在条幅中蕴含了多少意味,以蒋经国之聪明,我以为他都能够懂得。而于右任的《望大陆》一诗,我相信蒋经国也肯定是读过的,只不知他读后的感触有多深。但在这后来制订一系列的政策中,我总是执拗地坚信,蒋经国的心里或多或少地会闪过于右任长髯飘飘的影子。随着年岁的增长,他会越来越感受到于右任精神的脉络。在生命的后半程,我们看到他也走上了和于右任一样盼望叶落归根的思乡路。在临终前,蒋经国反复叮嘱,希望死后,能够有机会葬在溪口母亲墓地旁。无独有偶,他的弟弟蒋纬国先生,生前也是慷慨陈词:“绝对的,当然要回大陆。”但终究是回乡梦未圆,就仙逝台湾岛。

地下有知,不知髯翁是否会泛过一丝苦笑。

托体同山阿

无论是于右任、张学良、张大千还是蒋经国父子兄弟,尽管是那样热切地渴盼回归,但终究还是没有能够走上回家的路。

故土,只能在他们的梦里浮现。

1964年11月10日,86岁的于右任老人与世长辞。

老人用他遒劲的笔墨留下了遗愿:“我百年之后,愿葬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山要高者,树要大者,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怕旁人不理解,老人又专门加上两句旁注:“山要最高者,树要最大者”。

海拔700余米的阳明山上,从此多了一丘矮矮的坟茔。坟茔座落在绿荫丛中,向西北而望,近处台湾海峡碧波荡漾,远处隔海相望即为大陆。不知老人的目光是否能够透过树林,越过海峡,看到他无法忘怀的长江、黄河,看到他魂牵梦萦的三原故乡。“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兽犹如此,人何以堪?生不能骨肉团聚享天伦之乐,死不能魂守桑梓安息故土,老人只能在无边的寂寞中怆然泪下沉沉而睡。

在于右任逝世两周年之际,3997米的台湾最高点玉山山巅,竖起了一尊高高的塑像。台湾民众缅怀这位可敬的老人,遵照他“山要最高者”的遗愿,在全岛发起募捐,历时2年为他塑就了一座全身铜像,于1966年11月10日竖立于美丽的玉山顶峰。像高三米,与山高正好凑足四千米高度,为东南亚最高点,或许可以满足老人登高遥望大陆的愿望。我真的想向这些民众深深地道一声谢。要知道,玉山山势险峻,3米高的铜像和建材全是由台湾登山协会的会员们一点一点背负上去的。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满足一位思乡老人的遗愿。但是――写到这里,我的笔不由地挫了挫,心隐隐作痛――在立像三十年后,一些民族败类和“”分子认为,于右任在玉山望大陆的铜像,对他们“”不利,或者说是一大障碍:1995年11月初,玉山之巅的于右任铜像被毁。一时岛内群情激愤,传媒纷纷指责毁像者是“跳梁小丑”,愤然指出:对一个已经逝去30多年的老人的塑像都感到畏惧,都不肯放过,这些人身上又人性何在?

其实,即便毁了铜像又如何?老人长髯飘飘的身影,早已化作了一道碑,矗立在华夏山川的每一方空间,滋生成一个民族不绝的精气神;老人思念故土的深切呼唤,早已从这小小的岛屿扩散开去,穿透生命和时间的维度,越过海峡和平川的空间,响彻在每一位黄皮肤黑眼睛的炎黄子孙心间。两岸思归的心挡得住吗?血浓于水的情隔得断吗?一脉同源的根毁得了吗?

我们是东海捧出的珍珠一串,

琉球是我的群弟我就是台湾。

胸中还氲氤着郑氏的英魂,

精忠的赤血点染了我的家传。

母亲,酷炎的夏日要晒死我了;

赐我个号令,我还能背城一战。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诗人闻一多80年前的声音依旧轰然作响。

时光转回到2003年3月18日上午,温文儒雅的新一届共和国总理举行首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在台湾中天电视台记者进行关于两岸关系问题提问时,温总理不疾不徐地回答:“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整个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说起台湾我就很动情,不由得使我想起了一位辛亥革命的老人、的一位元老于右任在他临终前写过一首哀歌。‘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这是多么震撼中华民族的歌词。”

共和国总理深情悠长的声音绕梁不绝,穿云拨雾,让每一位沧桑行旅中的华夏子孙忍不住驻足回首,泪眼迷蒙。

穿越了40年的时空,老人生命的呼唤依然是如此真切。

那么,就让我们再加上十三亿声音的共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