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吴越文化

吴越文化是春秋时期最早开发的吴国和越国统治期间所形成，又为后世所传承发展起来的一种区域文化。

吴越文化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文化时期。而河姆渡文化遗址、良渚文化遗址的发现、发掘，为研究吴越文化的起源提供了重要史料。

春秋时期的吴国、越国和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国

在吴越文化发展史上有两个重要的节点，即前后两个历史时期。

一是在春秋时期已有吴国和越国两个国家，在此期间互相争霸。公元前494年，吴越又爆发了一场大战。越国败得很惨，越王勾践一度去当了吴国的俘虏，受尽耻辱。越臣文种征集珍宝器物，带到吴国，贿赂太宰。又把西施送到吴王身边去，吴王大喜过望。答应了文种提出的媾和要求，赦了越王。勾践被赦后回到越国都城会稽，“苦身焦思”，“卧薪尝胆”。他亲自订立国家的政策：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他“身自耕种，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彩”；多方招徕贤人达士，扶贫济苦，问伤葬死，与百姓共休戚、同劳逸。这样上下齐心，競競业业，国家才慢慢恢复了元气。越王励精图治，对楚、齐、晋、鲁等邻国无不小心修好，对吴国更是十分巴结。公元前482年，吴王调兵大举北伐齐国。于是，越国乘其国内空虚，调发重兵攻伐吴国。吴国被攻破，越王勾践自度不能一口气灭吴，因此便许了和。又过了四年，越军更强大了，再度伐吴。这时吴军疲敝，越军得以摧枯拉朽之势大破吴军，并留下来包围吴军三年，将吴王围困于姑苏之山。公元前473年，越国灭吴。

二是唐代之后的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位于今天的浙江及苏南一带。从公元886年开始，钱氏家族在这一地区保持了近百年的统治。钱氏父子鼓励农耕、修筑水坝、兴佛重教。在当时东亚各国中，吴越国是国运最长久、人民最安宁、经济最繁荣的国家。在钱镠的领导下，杭州开始了历史上最初的大规模建设。

现有史料表明，钱镠射潮决非筑塘一事，而是在吴越全境发动大兴水利。在杭州，疏浚西湖。在杭嘉湖，疏浚治理太湖。在绍兴鉴湖、鄞县东钱湖周围筑塘。在萧山，开浚西兴塘。在嘉兴、桐乡、吴兴等地，多开支流、小泾，集防洪、灌溉于一体。

钱镠十分重视农业，募民垦荒，增产不加赋。

吴越国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手工业也很快发达起来。因奖励蚕桑，吴越的丝织业在十国割据政权中是发展最快的。瓷器业、商业也迅速繁荣。还积极开拓海外贸易，与日本、新罗、百济、高丽等国遣使往来，经贸交易远至西南亚的波斯（伊朗）等国。这样，钱塘富庶盛于东南。

吴越国期间，寺观建筑、石窟艺术、文学书画、工程技术等多方面文化成就，为其他割据政权所不及，且富有苏杭特色，影响深远。

吴越文化的地域范围及历史传承

吴越文化是长江下游的区域文化。

长江下游中国古代一般以淮河为南北方的分界线。淮河以南的长江下游地区，从新石器时代以来，文化面貌相对比较一致。春秋时期，在这片土地上先后崛起吴、越二霸，因此我们称这一带为吴越文化区。

吴越文化的区域范围主要在上海、浙江、江苏，以及福建与江西小部分。

文化区是由地理因素与历史原因造成的，比较稳定。文化区不同于行政区。行政区是人为划定的，比较多变。文化区也不是完全不变的，某些历史原因可以引起文化区的局部调整。但文化区的变化，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不像行政区的改变那样，可以通过颁发一个行政文件而立刻实现。

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它是超越朝代的局限而又一脉相承、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以吴越文化来说，吴国、越国虽已于春秋后期和战国前期先后灭亡，但吴越文化并不因此消失，而继续传承于后世，绵绵不绝地发展下去。

在文化史上，六朝时期以前产生并存续于江浙地区的吴越文化，尚未形成一种真正具有鲜明统一性和系统性的文化形态。直到六朝前期，吴越民众仍以尚武逞勇为风气。但就总体性状而言，粗犷中蕴涵精雅，这是当时吴越文化的显著特征。从近年出土的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和春秋吴国大墓的玉器、青铜器可以看出，吴越人已具有从粗犷中追求精雅的审美心理和实践创造力。

文化传承的本质，在于各种文化基因的累积和裂变，在于诸种传承方式的相互协调、相互配合与相互作用，从而使文化具有流动性、延续性和再生性。“吴文化”和“越文化”“同俗并土、同气共俗”，逐渐在相互交融、激荡、流变与集成中形成统一的文化类型。从文化的源流与发展来看，传统的吴越文化，是海派文化乃至现今长三角文化的渊薮和根基，后者则是前者的延续与新生。这些为进一步把握吴越文化的内涵、特质及其价值取向，并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推进文化整合，提供了历史和现实的依据。

吴文化和越文化的异同及精神特质

一、和谐共存的吴越文化

吴文化和越文化，都起源和发展于长三角地区。在古代，吴越人是活动于今长江以南东南地区的原始居民，是东南地区的两个土著部族。历史记载和考古发掘的资料，证明这两个部族实际上同属于古越族—百越。百越是我国的一个古老民族，分布于我国东南及南部，甚至越南北部的广大地区也有百越的足迹。《吕氏春秋·恃君篇》注“越有百种”，百越支系虽然繁多，但有许多相同之处。吴文化和越文化虽然分别在江浙不同地区，但同属长江文明的支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吸纳，相互交融。《吕氏春秋·知化》云：“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经古籍记载和考古证实，可以看出吴越的相同特征：

稻作文化相同，由于气候地理适于稻作生长，水稻种植都成为吴越的主业。

淡水养殖业相同，由于地处水乡泽国，有得天独厚的渔业资源，渔业就成了吴越经济的重要行业。著名学者林乃燊指出：“真正的淡水养殖业，大概起源于春秋时的吴越。”

制造工艺相同，吴越都制造几何印文陶器。从近年出土的“夫差自乍其元用剑”和“越王勾践自乍用剑”考证，其制作工艺水平和风格特征均无多大差别。

语言相同，吴越古语都是讲越语，吴语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演变而来的；习俗相同，吴越地区古时流行“文身断发”习俗，吴与越史籍上都有“文身断发”的记载。春秋时期，长江三角洲还是蛮荒一片，句吴和于越民族，都断发文身，不冠不履。另外，在葬俗上，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是吴越地区相同的埋葬方式。

二、和而不同的吴越文化

吴越两地比邻相处，其先民皆为百越族，有许多相同的文化特征。但由于地域的不同及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也产生了吴文化与越文化的不同魅力。

地域位置对吴越文化的影响。

在历史发展中，吴地北有齐，西有晋，又与楚接壤。吴文化主要是接受了周文化的影响，故而在接受外来文化上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位，具有更强的开放性。越地与吴地相比则显得偏僻，越与楚、吴的关系密切，与中原的联系则不如吴，外来文化的冲击也相对薄弱。越国更注重本土变化，注重鲜明的越地土著特色，这也导致越文化与吴文化的差异和区别。

生存环境对吴越文化的影响。

吴地处在太湖流域的平原上，农业生产比较发达，水陆交通便捷，商品流通便利，社会生活相对稳定，是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而越地临海滨江，山多平地少，虽有林、牧、渔、副多种经营，但与吴地相比，生活空间就相对狭隘和闭塞。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吴文化的内涵就多一些精巧和柔美，越文化就多一些通俗、朴质与阳刚。吴人虽精明，却安于守成；越人虽朴野，却敢于冒险。这些，对吴越经济的不同模式，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总体来看，吴文化与越文化的共性大于个性。

吴越两国以及周围列国为争霸一方，相互为敌，战事不断，先是吴国战胜越国，再是越国灭掉吴国，后又楚国灭掉越国，秦国又灭楚国。在这漫长的战乱和争斗中，吴越文化与长江中游的荆楚文化、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黄河流域的华夏文化既交相辉映、相互渗透、多元交融，又相互转化、变换，释放各自的文化能量。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力，又影响和作用于政治、经济、社会的变革及发展。

六朝至隋唐的晋室南渡，士族文化的阴柔特质及其对温婉、清秀、恬静的追求，改变了吴越文化的审美取向，逐步给其注入了“士族精神、书生气质”。南宋直至明清时期，吴越文化愈发向文雅、精致的方向生长。随着工商实业的萌芽，吴越文化除阴柔、精细之外，又平添了消费特征和商务之习。到清康乾盛世，苏、杭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天堂，其间不论是经济、科技、教育，还是学术思想、文学艺术，都成为吴越文化走向高峰并在全国领先的标示，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长江下游温湿多水，河网纵横，使人性柔；长江下游种植水稻，养蚕缫丝，生产方式精致细密，使人心细；长江下游自古多艺术，南宋以后有“江南人文薮”之称，使人气质文雅。细柔、精致、文雅，似乎可以称得上是吴越文化的共同特征。《红楼梦》与越剧可以看作是吴越文化的标本，其柔美、细腻、文雅的文化气质表露得淋漓尽致。

吴越文化对当代浙江的影响

吴越文化的发展，既始终保留自身的文化特质，又兼收并蓄外来文化的精华。越文化在这种发展演化进程中，形成了具有鲜明浙江特色、深厚历史底蕴、丰富思想内涵的区域文化，并对此后浙江地域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甘为人先，勇于创新

因为依水而生、傍海而居的生活生产环境，越民在与水的长期拼搏、对水的长期征服过程中，培育了顽强的生命力和富于冒险的精神品质。从历史看，由于吴越地区发展一直处于动态的流徙过程中，这种流动带来的文化融合与碰撞，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的解放，增强了他们对新事物的敏锐意识与创新的愿望。善于创造、勇于创新是吴越文化的秉性，也是这一区域文化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原动力。

改革开放之初，“浙江人闯天下”，历经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敢为人先、吃苦耐劳，完成了自己的原始积累，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传奇故事。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他们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第一批个体工商户、第一批私营企业、第一批专业市场、第一座中国农民城、第一个股份合作企业、第一家私人包机公司、第一个海外专业市场等等。这些众多的“全国第一”，也充分体现了浙江人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大气开放，兼容并蓄

一方水土涵养一方人文，溯（长）江、濒（钱塘）江、环（太）湖、临海的“山水形胜”，造就了吴越文化的文化习性与人文精神，注定了这一方文化与生俱来的开放胸怀。吴越地域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中原文化、闽粤文化与吴越文化交融汇通之地，对异质文化没有排斥性，而有着非凡的开放、兼容气度。阳明心学和浙东学派、永嘉学派都重在兼采各派思想。明清时期，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浙江率先孕育，造就“东南财赋地，江南人文薮”的嘉年盛世，也是由于对新思想的广泛接受和容纳。千百年来，吴越文化在发展演变之中，已形成兼容并蓄、人我共生的传统。

机敏睿智，坚韧不拔

吴越文化的产生和传承，既是优越地理环境的造化，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晶。吴越人民世代相袭的聪明才智，非但赋予锦绣江南特有的柔和、秀美，而且熔铸出由这些精雅文化形式所体现的审美取向和价值认同。重视教化、尊重人才，蔚然成风。纵观古越历史，浙江人民具有卧薪尝胆、坚韧不拔的志向。“大禹治水”，“劳身焦思十三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其人格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坚强意志与献身精神的理想化身。越王勾践不忘俯首称臣于吴国之耻，卧薪尝胆，励精图治，韬光养晦，终成功业。吴越国王钱镠保境安民、纳土归宋……一部古越文化史，就是一部浙江人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精神史。这种精神品质深刻影响了历代浙江人的精神气质和性格特征。

经世致用，务实求真

吴越之地商品经济率先起步，市民阶层商品意识形成较早，实业传统、工商精神、务实个性和平民风格等，都是吴越文化包括海派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浙江文化最可贵之处，就在于一直以来不断地反思义利观，探索一种符合儒家经世理想的“义利”关系，南宋浙学特别是以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推崇学以致用，反对空疏学风，倡导义理与功利并举。浙江人形成了乐于经商、善于经商的性格特质，在经济活动中保持了悠久的“讲信修睦”的传统。从战国时代的范蠡弃政从商，堪称“浙商”鼻祖，到“宁波商帮”与“温州模式”，都体现了浙江的重商文化。此外，浙江历史的客观条件，培养了浙江文化反对空洞说教、注重社会实际、尊重规律、追求真理、重实践、讲实效的理性思维。历史上东汉王充提出“疾虚妄”、“重效验”；明代，王阳明立心学，鼓励人们摆脱理念的束缚，提出“知行合一”学说；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对封建专制的剖析批判；吕祖谦开创的金华学派主张为学务实致用，不尚空言；章太炎“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等主张，无不体现着经世致用、求真务实的文化精神。

“文化是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吴越文化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和发展。吴文化、越文化都起源于长三角地区，随着历史的演变，吴越文化所蕴涵的内容和精粹，不断丰富和促进长三角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如今，研究吴越文化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与关注，它对长三角地区乃至其他地区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