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安顺文化

我的家乡安顺，据史志记载，直到元朝才纳入中央王朝的统一体系。东汉以前史载不详；蜀汉政权派昆明部彝族豪帅征服普里（今市郊王武一带），设大姓政权；后晋时期，征戍南宁有功的张氏分土授职，建张番大姓政权于今市郊旧州一带；元宪宗七年（1257年）设普定万户，不久改普定府，以地方自然领袖任知府，朝廷派蒙古族官员驻府实际主持。朱元璋元政权，建立明王朝，最后剩下云南梁王这一蒙元地方政权，必须军事解决。于是地处“滇黔锁钥”位置的这一带地方，骤然空前重要起来。此时的贵州，交通闭塞，土瘠民穷，不可能承受战争后勤（尤其是粮草）的需求。于是朱元璋让官军家眷随同入黔，在驻地范围内择地聚居，称“屯”或“堡”。从此子孙绵延，形成一个特殊的“屯堡人”群落。朱元璋讨滇的主帅顾成、副帅沐英都曾在安顺驻辕，留下“顾府街”、“沐家井”等地名。更在小城四周，留下无数屯、堡。

“屯军”这一历史事件，对安顺地域文化的形成有极大影响，几乎可视为安顺文化的主要基因。

“屯堡文化”的创造者们，百业俱全，藏龙卧虎。他们成批地、有组织地从江淮故地迁徙到一个遥远、荒凉的异乡，要凭双手建造新的生活。解不开的怀乡情结和须臾不离的抱团思想，理所当然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撑。因此他们立下共同的家规家训：世世代代不忘故土，不改乡音，不改衣冠，重伦理尊族谊。他们只能依山就势造房屋，却仍然把家乡石雕木雕的精美技艺展示其间。他们带来先进的耕作、水利、储存、百工制作等等技艺。他们甚至创造了自己的艺术——地戏；自己的宗教活动——唱经；自己的祭祀仪式——拾亭子（有的屯堡称为“迎汪公”）。这种主观上“慎终追远”的理念、客观上生存环境的需要，两者双向作用，很少受到中原地区朝代更迭、风俗演变的影响。于是成为了今日绝无仅有的一块“六百年汉族文化活化石”。

宽袍大袖凤头靴的妇女在江淮型的小桥窄巷中来来去去。寨门外高耸笔立的石碉透露出往日征战的信息。顶着穆桂英、薛仁贵面具的草根演员们在石院里跳踉吟唱。带旋律的屯堡话流动在晒坝上的老人圈里。曾有多起语言学者不远千里来到这里，想寻找“屯堡语音”的出处，但找不到确切的答案。

屯堡人虽自称“南京人”，实际这是个大概念，略近于“朝廷派来的”，其中包括了江淮的若干小地域，口音本来就互有异同；又在长期的屯堡共处中相互影响，日久就形成一种既有原型又已变异的自成一体的“屯堡话”了。

安顺文化不能与屯堡文化画等号，但有众多的相近之处。在当时，屯堡人是来自先进地区的强势群体；安顺居民也大多是外来汉人。生活方式既大同小异，日常交往也极频繁，相互影响是顺理成章的。

首先，它的主流是儒家思想。我成年后读书稍多，才发现小时候母亲这一代安顺女子，随口说出的许多家常话，竟是有典籍出处的。周作人说，儒家思想对目不识丁的老百姓也产生影响，不是通过读书讲课，而是通过日常言行，化为血肉。这是符合事实的。安顺的科举，据民国《续修安顺府志》统计，明代出进士8人、举人143人；清代进士20人（2人进中书），举人169人。我当小学生时，校长带着全校同学参加过祭孔典礼。

其次，安顺人的“抱团”倾向，也与屯堡人相近。喜认亲戚，血缘、婚姻、族谱等系统之内的真正亲戚不消说，同姓、街坊、转弯抹角的“瓜蔓”关系，都认戚谊。妇女尤重此风，“姨妈姊妹”，终生不渝。我家这种姨妈舅舅，比李铁梅的表叔还多。

重谊自然好客，“忍嘴待客”是安顺主妇的基本守则。很多旅游过黄果树一线的人，都说安顺随便一个馆子的菜都做得好；其实旧时安顺主妇十有九个是烹调高手，做的家常菜远胜饭馆。有句民谚曰：“贵阳人讲穿着，安顺人讲吃喝”。现在旅游普及，有的年轻人专门开了车去吃安顺小吃。但安顺人从来是自得其乐、不喜张扬，只享用，不宣传，最鄙视“款嘴”（自夸自赞）的人。这似乎也与屯堡人恬淡自守的生存方式有关。有一次跟着屯堡文化讨论会的学者们吃了一顿屯堡饭，发现与安顺城居民的家常菜毫无二致。

抗日战争后期，大批江南难民涌入安顺，形成对安顺文化的第二个冲击波。这次带来的是崭新的现代文明思潮：公然的自由恋爱、话剧、歌咏会、群众集会、游行、田径比赛等等。日本投降后，难民一涌而去，但这些新玩艺永远留了下来，成为小城文化的新血肉。1949年解放大军进城，主要成分是北方人；70年代“大三线”建设，又有大批东北人迁居安顺一带。这是又两次相当规模的准移民运动，但对安顺文化的影响较小。

安顺也贡献过一些杰出人物，虽然不多。文化方面，贵州通志的两位总纂任志清（可澄）和杨恩元（覃生），国画雕塑大师袁晓岑，文化学者、西南联大校歌谱曲者张清常都是安顺人。军政方面，中共第一任秘书长王若飞、杰出教育家黄齐生、“一门三中委”谷氏兄弟都是安顺人。晚清有个安顺人何威凤，天资超卓，去到京师，受光绪的老师翁同龢激赏，目为国士，推荐给摄政大臣庆亲王。庆亲王听翁之劝，步行下顾于他。时当酷暑，他穿件汗褡在读书，仓猝之间就这么迎接王爷。庆亲王询以国家图强之道，何威凤侃侃而谈：欲国安必积其德，图国强必选贤任能。庸才在位，于国无益。刘备三顾而得诸葛亮，得成帝业；诸葛一死，后继无人，蜀也就亡了。如得今日之诸葛亮，再加贤能之士，集思广益，共议国是，当兴则兴，当革则革。内政日修，外侮自平；国家富强，则百姓安居乐业矣。又提出当权者要指挥得法，赏罚严明，亲贤远佞，事事秉公；要重视科学，派留学生深研造机械、制武器之学，归为国有。又历数鸦片战争以米，一再丧权辱国韵事实，都是奷佞用事之过。这些话对着庆亲王讲，无异乎当面打脸。

庆亲王勉强听完，悻悻而去，对翁同龢说：你推荐的人才不过狂生而已！何威凤看透了官场弊病，不抱幻想，任性度日。翁同龢始终惜他怀才不遇，又推荐给岑春煊当幕宾。岑很尊重他，相处数年。后来岑调两广总督，何威凤不愿跟去，岑苦留不住，只好放他回贵州。临别赠他一张“盐引”，每年可收入白银三千两。何威凤回省后，唯以琴书自嬉，放浪形骸。不几年，连那张盐引也被盐商哄骗去了，断了经济来源，日益贫困。但他不以为意，不改其乐，依靠鬻书卖画，虽不至冻馁，终于潦倒终身。晚年只与泰庵诗僧虚轩交好，经常去庵里与虚轩和尚谈诗唱和，吃庵里芋头为餐，自号“啖芋轩”，题一联云：“物我争存空世界；乾坤不老一阿罗。”于1918年郁郁而死，享年65岁。与他同受岑春暄赏识，而随岑去了广东的同僚张鸣岐，后来因缘际遇，也做到总督。何威凤曾写过一篇《上粤督张鸣岐团防联络法》，向张提出“辨五方、立五阵、选游兵、分阵勇、号令、应敌、选人材”诸策。

何威凤其人，可视为“安顺性格”的典型，优点缺点他都占了。

上述这些人士，虽然在天资志趣、人生道路、业绩成就诸方面，大大相异，却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走出东关城门洞，走进外面的精彩世界，参与竞技，才取得成功的。有一位前辈说过一句话：“贵州有人才，出了贵州才能成才。”仔细想想，至今仍是如此。

今日之安顺，当然发生了种种变化，与地球村其他角落的差异缩小了一些。但基因毕竟是基因，仍会这里那里地流露出来。我家有众多的安顺亲友。老伴和儿女的共识是：安顺人机灵、能干、热情、风趣，会过日子又看得破世情，活得有滋有味；安顺是今天少有的人情味最浓的小城。二美不可得兼，舍搏取辉煌而取快乐指数，安顺人确是聪明。（作者系省作协原副主席 责任编辑/李 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