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感恩”(续)

编者按：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缺失感恩心理？怎样认知“感恩”？如何培养孩子的感恩意识和情节？本期我们邀请了三位专家分别从社会心理、中西方制度文化比较以及家庭教育等角度，对”感恩”再作阐述，以飨读者。

让施助者和受助者彼此感恩

文/顾骏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近年来慈善行为越来越成为社会主流行为，随着施助者和受助者的增加，有关感恩的话题也日益引起各界的关注，这中间有一种现象特别牵动公众的情感，那就是所谓受助者对施助者的不知感激。比如，歌手丛飞将自己歌唱所得300余万元捐助给贫困学子，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感戴；其他一些捐助者也有类似被遗忘的遭遇。为此，舆论常常呼吁加强感恩教育，形成知恩图报、回馈社会的风气。这样的想法听上去不错，也获得了广泛响应。但仔细想来，受助者的感恩确有必要，但感恩本身好像不仅是受助方的义务，应该也有施助方的事情。

环顾世界，不少具有成熟慈善制度的国家，都有一种对受助者表示感谢的文化。典型的表述是，促成一件善事，需要施助者和受助者两个方面，只有受助者不行，没人捐赠，想要也没门；但缺了受助者也不行，想施舍却没人要，也不成其慈善。所以，只有双方合作，才能成就慈善。但真要问谁的贡献大，一些文化主张还是受助者。因为那里的人们首先把慈善看作人对神或命运等的义务。一个人之所以捐赠，不是出于个人的善心，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道德高姿态，而是捐赠者基于特定信仰和相应义务所做出的履责行为。在这层意义上，慈善是人神关系的一部分，施助是个人履行对神的义务，同受助者无关，不是受助者从施助者履行责任中得益，而是施助者因为有了受助者，才得以完成自己对神的义务。这里，与其说施助者帮助了受助者，毋宁说受助者帮助了施助者，受助者的生活困难，在神学意义上，远不如施助者不能兑现对神的义务那样事关重大。缺乏对神的信仰的中国人，也许无法理解如此悖谬的论证方式，但现代伦理学提供的另一种异曲同工的解说，也许会帮助我们弄明白。

在道德激进主义者看来，施舍往往是强者对弱者的一种仪式性表达，施助者通过施舍行为，宣扬了自己相对受助者的社会优越地位。人类为什么会有那种让受助者十分不满甚至充满屈辱感的“捐赠仪式”，就是为了实现慈善为强势者造势的功能。在这里，施助者是主动表演者，捐赠是他们自我张扬的舞台，受助者只是这场表演所不可缺少的道具。施助者捐献出来的钱物同他们所获得的伦理光环，更不用说社会形象所带来的商业回报，是不成比例的，纯从性价比的角度衡量，仪式化的慈善场合对于施助者是绝对合算的。既然施助者大获其利，受助者及其得利都只是慈善仪式的副产品，那应该是施助者感恩受助者，而不是相反。在这些文化中，为使施助者能够摆脱这种伪善形象，通常都有一系列制度性安排，从观念上倡导施助者感恩受助者就是其中之一，而完全避免类似道德困境的办法，还是让慈善完全成为匿名行为：既没人知道谁捐助了，也不知道谁最后得到了捐助的钱物。许多民族中盛行的不事张扬甚至偷偷摸摸地捐赠，就是典型表现。

如果我们承认这样两种感恩观虽然不无谬误，但多少还有点道理的话，就不会不想到，一种文化要是只知道要求受助者感恩施助者，而不知道同时让施助者也感恩受助者，就只能是一种幼稚的感恩文化，失衡的感恩文化，最后难以得到实现的感恩文化。

感恩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感恩是一种智慧，只有智慧的民族才能意识到感恩，明白对谁感恩，最终实现感恩的社会功能。

感恩：家庭教育中的重要元素

文/李汉琳

上海市婚姻家庭研究会办公室主任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受外来多元文化的影响，家庭美德被淡忘和受到一定的冲击，“感恩”一词在有些家庭教育中被看作过时了。面对传统道德与现代观念的碰撞，我们认为当前提倡“感恩”教育既不是封建传统道德的沿袭，也不是西方道德观念的简单移植，而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改造过程。“敬孝、养亲”等传统的美德做法是感恩的具体体现，也是家庭美德的规范。从家庭教育来说，感恩教育因从三方面思考。

其一，智力投资不可少，感恩培养很重要。根据市妇联一项调查显示，当前一些家庭对“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情十分强烈。当问及“孩子使你最高兴，最不高兴、最担心的是什么？大多数家长填写：最高兴的事是孩子念书好，最不高兴的是成绩差，最担心的事是孩子不成才，可见家长关注智力发展已成为家庭教育中重中之重，至于怎样根据独生子女进行感恩教育等方面思考较少。懂得感恩，对一个人的道德养成、品质锤炼、知识积累和能力提高是十分重要的。感恩教育需要亲情的精心抚育，比如让孩子在感恩的空气中，平心静气地处理对待许多事情，认真、务实地从最细小的事做起，帮助他们在步入社会、开始创业、去实现理想时，能带着一颗感恩的心上路。

其二，感恩教育的关键在于让孩子要有回报意识。80年代以来，上海的家庭差不多都是一个孩子。他们从出生就得到六个成人的关爱（四个老人和两个家长），父母长辈们对孩子倾注了太多的爱，使家庭教育出现三种不尽如人意的倾向：一是把孩子当“宠物”养，对孩子包办代替，缺少爱子女的分寸；二是期望过高，拔苗助长，缺乏针对性；三是缺乏情感教育。据有关方面调查反映，有四成被访未成年人认为“诚实就意味着吃亏”。有了这种想法的孩子，他们长大后，将会表现出只知有自己，不知爱别人，也不会感恩，很多高智商犯罪都有可能因此而产生。感恩教育就是让孩子懂得回报，对哺育、培养、教导、指引、帮助、支持乃至救护自己的人心存感激，并通过自己十倍、百倍的付出，用实际行动予以报答。

其三，感恩理应成为家长的一门必修课。从实践中发现，目前，家长践行“感恩”的自觉意识和对子女进行“感恩”教育的意识比较薄弱。其原因是许多家长在他们自己的启蒙阶段，甚少有这方面的教育和培养，当然也就没有意识来对自己下一代进行感恩的培养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孩子的感恩培养，需在家庭教育中构建感恩的体系，这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程。据悉，上海市妇联为此创办了“上海市社区家庭文明建设指导中心”，以指导家庭建设，帮助家长实施感恩教育。上海市新版的《中学生守则》中增加了"学会感恩"的内容，这有利于培养孩子养成良好的感恩行为，是值得在家庭教育中进行推广的。

只有家长具备了践行感恩教育的自觉意识，加之学校从学生角度的推动，感恩教育才能成为家庭教育中的重要元素。

感恩缺失的社会心理浅释

文/徐岫茹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研究员

感恩心，是人的心理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对客观事物与人的需要之间关系的一种反映，是一种融合了人的道德感、理智感、美感等自然性与社会性的高级情感。它虔诚、纯洁和高尚。

剖析中华文明，其实是不缺失“感恩文化”的：传统农历中的24个节气都与农时、气候变化息息相关，其中1/3左右的节气是要“庆贺”的节日，这种“庆贺”实质上就是对自然界的深深感恩，也是对劳动者自身的感恩、肯定和赞扬。就是在传统的婚俗仪式中，“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的习俗，也是在弘扬一种对上天、对父母最淳朴无瑕的感恩之心。这种感恩之心渗入骨髓转化为了对家庭的爱和责任感、义务感。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这是领袖人物以身作则，教导民众对中华民族和伟大祖国应抱有感恩之心。试想，如果每个人民公仆都记住邓小平同志振聋发聩的感恩心声，还会将贪污受贿的黑手伸向自己的衣食父母吗？

视线转回当代，在反对封建迷信和破除“四旧”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将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和支柱丢失。感恩心的缺失，其实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逐步失落。我们的儿孙后代越来越“西化”，宁愿过“洋节”，也不过“中国节”，当然西方的许多节日同样大多与感恩之心有关，像美国的感恩节对于民族团结和消除种族歧视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某些人往往并不了解相关的文化，只是通过“过洋节”向世人炫耀其财富和社会地位，或是作为向异性朋友求爱、求婚的浪漫机遇……这种所谓的追求时尚情调也尽是“吃”和“消费”罢了。

有时表达感恩之心并不一定要用金钱作为衡量标准。2006年6月的《南国都市报》有一则报道说海南某中学向高三年级毕业班学生收取“感恩费”，作为毕业班学生支持学校今后校园建设的爱心经费，并声称是为了培养毕业班学生对他们所在集体的热爱和关心。让学生接受一次感恩教育的初衷很好，岂知感恩之心的确立是要建立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之上，绝非靠征收费用赚来的。笔者忆起高中时代曾利用课余时间在操场周围植树，作为毕业时送给母校的礼物，如今那些成排的参天大树成为了学妹们最好的感恩教育。

笔者在多次典型个案的处理中，发现政策失误或社会不公平待遇等容易打击民众的感恩心，这些方面主要体现在：（1）信念信仰与社会现实的反差。每一位公民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所见所闻、亲身经历等，其负面信息都会形成对其信念信仰的冲击。例如，一位“雷锋班”的战士转业后继续做好事，却被当作精神病人，多次被送进医院“治疗”。（2）法律法规与维权成本的反差。民众维权成本过高，必然失去对政府的信任。（3）劳动报酬与生活成本的反差。低工资、欠薪、不讲诚信等社会现象频繁发生在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诸多群体中，使个人、家庭不能安居乐业，又如何谈得上表达感恩之心？

常怀感恩之情，我们就会时刻有报恩之心，报地球之恩、人类之恩、民族之恩、社会之恩、父母之恩、老师之恩、同志之恩、朋友之恩……常怀感恩之心，就会将给予视为最大的快乐，就会内生一种定力，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保持那种难得的律己和自立。

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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