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张海迪

任何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英雄榜样，如果没有，就会自然造就出来。

张海迪的出现与发现，是20世纪80年代青年进步的需要。

1983年，张海迪28岁。

她严重身残，下肢完全瘫痪。但是，在严酷的现实生活面前，她没有自悲，没有气馁。靠着自己的坚定信念，聪慧和毅力，她自学了小学、中学的全部课程，还自学了英语、日语和德语。她随父母下放到农村，虽然不能参加劳动，却当起村里娃娃的教师。她还自读医书，广学医疗知识，不仅给自己治病，先后还为上万人次的乡亲扎针灸和治病等服务。这些连很多脑瓜子聪明，好胳膊好腿的年轻人都难以做到的事，张海迪做到了。她的“人生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的信念和她神奇的事迹感动了千千万万的年轻人，很多青年把她当作激励自己进步和努力奋进的榜样。当时正值广大的青年“学雷锋，树新风”的年代，人们自然把张海迪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80年代的新雷锋”。开创团工作新局面的典型

1978年10月16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了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恢复了团的工作。

1982年12月20日至30日，召开了共青团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新中国红旗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青年精英，掌管了共青团的工作。在团的十一大当选的团中央第一书记是王兆国，常务书记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有刘延东、李海峰、克尤木・巴吾东、陈昊苏、何光(日韦)，候补书记张宝顺。在这次团代会上，提出共青团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任务是：为着四化建设而英勇劳动，依照四化需要而勤奋学习，适应四化要求而开创新风。当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这一届团中央新的领导班子寄予厚望。外电也报道：中国新兴红星在这一届团代表大会上升起。

团代表大会一结束，新一届团中央领导班子就紧张地讨论“共青团工作如何开展新局面”的问题。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和主管团的宣传工作的常务书记，都和团中央宣传部门的同志商讨团的宣传教育工作如何先行的问题。当时认为，要继续在青年中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在1983年3月“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中，开展以创“优美环境、优良秩序、优质服务”和“学雷锋、学先锋”(当时讲“学雷锋，创三优”)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活动，其中“突破口”是要选择一个好的青年典型，作为青年看得见、学得到的好榜样。

对青年进行循序渐进的正面教育，抓好先进典型影响带动青年，是共青团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传统和基本方法。当时，团中失宣传部给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团委发出通知，要求他们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有理论、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要求，在现有宣传和组织青年学习的先进典型中，选择适合在全国推出和宣传的青年典型。

1983年1月7日至22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时任团中央宣传部长的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各省、市、自治区团委都有一名书记或副书记参加会议。我利用会议空隙时间，分别找了各地团省委书记了解青年先进典型的情况。团山东省委副书记给我讲了张海迪的事迹，还告诉我新华社记者宋熙文同志为张海迪写过内参，为《人民日报》写过张海迪的报道。他讲的有两件事打动了我的心。一是张海迪的事迹在聊城一带传颂，她生病时，很多人守护着她，说她是“好人”“好闺女”；二是她被授予山东省“模范共青团员”称号后，在济南市给3000名大学生作了一场事迹报告，多次获学生们狂热的掌声，报告结束后，大学生层层围着她要她签名。这天晚上，我回到机关查阅了内参和《人民日报》上的报道，感到张海迪的事迹确实很感人。我想，“用奉献精神充实自己生活的人”张海迪，她的人生价值观可以成为青年学习的榜样，也能达到同志提出的选择青年先进典型人物要符合时代特点，符合青年需求，符合小平同志提出的“四有”要求。

于是，我向团中央书记处写了书面汇报，团山东省委也写了报告，团中央书记处讨论同意选择张海迪作为青年先进典型，向全国青年推出。全面进行了解考察

团中央书记处确定把张海迪作为向全国青年推荐的典型之后，为了慎重起见，多次派人同团山东省委一道进行考察。

首先派了《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记者去了解采访，为以后宣传报道作准备。他们考察回来反映很好，对张海迪作了充分的肯定。接着，在同志主持下，抽调了团中央宣传部、团中央研究室和《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九位同志，由《中国青年报》丁钢同志带队，在团山东省委书记林廷生同志配合下，对张海迪的家庭、她本人的经历、群众的反映和有关地区党、团组织的意见，分别进行了解、考察和核实。后来，他们把考察的情况和省、地、县党委、团委的意见，向团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他们除了肯定张海迪事迹的真实性、主要特点和宣传上的意义以外，还反映了张海迪在“”时入团，由于处在动乱时期，入团手续不完备，团员档案材料找不到了。团中央主要领导对考察组的报告非常重视，坚持对张海迪的宣传一定要实事求是，对不同的意见和张海迪的入团问题，一定要弄清楚，分清是非。于是，团中央第三次派了团中央书记何光(日韦)同志和我，再去山东考查一下。

我们到达山东莘县后，何光(日韦)同志和我分别同县委领导班子成员交换了意见。大家对张海迪本人及其事迹没有不同的看法。对张海迪入团的问题，我找了当时张海迪在农村团支部的团员谈话，了解张海迪入团和参加团组织活动的情况，确认张海迪入团是无疑问的。入团的档案材料丢失了，要求当地团支部、团区委和团县委按照团章规定，重新填写和补上团员档案材料。我还到张海迪家，第一次见到张海迪和她的母亲毕江桥同志。

张海迪披着一头长秀发，白净的脸上带着一副粗边的黑眼镜，眼镜里闪烁着一双明亮的眼睛，显得文静秀气。那年张海迪28岁，看起来像20岁的小姑娘，从瘦弱身材上看不出她懂得那么多知识，做了那么多好事。因为生疏，张海迪见我示以微笑，没有讲话。她母亲热情地倒茶招呼我坐下。我问了张海迪一些话，她作了简单明了的回答，讲得很得体。从她的话里透出自信、坚毅和乐观。她告诉我，她在做力所能及的群众服务工作，继续不断地在学习，从事文学创作，正在翻译外国小说《海边的诊所》，快翻译完了。虽然我很了解她的经历，但是她所展示的弱势身体和强势作为，这种反差使我感到惊奇。

从她坐的木造轮椅上，我知道了其中一个故事。上海下

放到安徽庐江县知青王佐良，是一位很有正义感和好学上进的青年。他看到1981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上发表的《瘫痪姑娘玲玲(张海迪小名)的心像一团火》的报道后，立即心起仰慕之情。王佐良给张海迪写信，热情地表示要向他学习。两地书信往来，两个年轻人的友情与日俱增。几个月后，王佐良长途跋涉来到莘县，向海迪表示爱慕之心。海迪虽然喜欢这位年轻人，因为自己的原因，不能接受他的爱心。王佐良在海迪家住下来了，侍候海迪的生活，和海迪一道学习英语和德语，并亲手用杂木做了一副轮椅。王佐良的行动感动了张海迪一家人，同时用他的真诚赢得了海迪的芳心。这样，他们在1982年7月23日，签下了婚约。海迪来到了首都

何光(日韦)同志和我从山东回到北京后，向团中央书记处写了书面报告，向团中央的主要领导作了口头汇报，并把山东省委、团省委和聊城地区、莘县党委、团委同意和支持团中央表彰宣传张海迪的意见，报告了团中央。团中央书记处研究决定，1983年3月5日，在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20周年纪念日召开的全国青少年学雷锋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座谈会上，表彰张海迪。

张海迪的事迹，1981、1982年在山东、安徽等地报刊上宣传过，在山东、特别是聊城一带群众中有着广泛的影响。但是，能不能在全国推出，能不能被全国青年所接受，很多同志心中是没有底的。在同志主持讨论下，大家认为对张海迪应平稳地推出，实事求是地进行宣传，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表彰。而不是过去的做法，先表彰，后组织青年学习。

1983年2月24日凌晨，张海迪乘济南开到北京的298次直快列车到达北京。团中央宣传部的同志把她接来，安排在中央团校万年青宾馆住下。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常务书记及其他几位书记，都来看望她。同志要求我们安顿张海迪好好休息，并帮助她做好有关的准备工作。

张海迪一到北京，许多新闻单位都想采访，抢先发表新闻报道。2月1日，《中国青年报》发表张海迪自述文章《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2月5日，《工人日报》发表了张海迪事迹的报道，同时刊登了山东省委书记苏毅然赞扬张海迪的文章。因为中央安排了张海迪和首都新闻单位记者见面，所以当时我们一般不让记者抢先对她进行采访。 张海迪一面休息，一面用心地作好与首都新闻记者见面的准备。2月27日晚上，我问了张海迪的准备情况，并听了她大致的讲述内容，有些地方作了提示。我对她说，你就像同亲人对话那样放开说，讲事实要平实，讲想法要有哲理，这样容易使人家理解和接受。

2月28日下午2时，在中央团校万年青宾馆小会议室，团中央召开了“首都新闻界听取张海迪事迹报告会”。那天我们只请了20多家中央和北京市的新闻单位，但实际上有不少新闻单位不请自到，包括上海、天津、广州等外地驻北京的一些新闻单位。会议室坐得满满的，有60多名记者到会。他们当中有的人是来采访的，有的人是来听听的，其中不少人不相信一个生活难以自理的身残人，能够为别人解除病痛之苦，没有进过学校读书的人，．能够从事写作、翻译外国著作。

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他简要地介绍了张海迪的情况，说她是“80年代的新雷锋”，青年学习的榜样。然后，张海迪介绍自己的情况。她从5岁致残讲起，说自己如何克服常人难以忍受的困难，发奋学习文化，下乡为求生存而学医，给自己治病也给周围群众治病。她说；“我要扼住命运的喉咙”，“奋斗使自己产生了新的生命价值”，“我用奉献精神充实自己的生活，使自己和人民一起快乐”。当她讲到生活的艰辛、痛苦折磨的时候，有的记者和她一起抹眼泪；当她讲到为群众做好事，受到群众关照和爱护的时候，有的记者和她一起欢笑。张海迪讲完后，分别给记者们唱中文、英文、日文三首歌曲。张海迪讲了一个小时，她的感人的经历和富有哲理的语言表达，博得记者们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会议还没有结束，就有不少记者涌上前去，有的要求约定时间进行采访，有的提出问题要张海迪回答，有的要她签名留念。

晚上，很多记者没有离去，要瞅空采访张海迪。为了不影响张海迪的休息，团中央宣传部的同志把住宾馆的楼道口，限制采访的人数和时间。当时有位女记者，没有达到采访的目的，她见张海迪上卫生间，就连忙跟着进去，问张海迪几件事。这种“新闻战”，现在司空见惯，在当时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轰动了首都新闻界

首都新闻界听取张海迪事迹报告座谈会的第二天，《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发表了郭梅尼、徐家良写的《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这篇长篇通讯，感人至深，立即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报社先后收到全国各地读者来信8万多封。连日来，首都各报纸、杂志、通讯社、电台，连篇累牍地宣传报道张海迪的事迹、活动消息和读者反应。宣传声势如此迅速和广泛的发展，大大超出了原来的计划和设想。

3月5日，张海迪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都各界纪念学习雷锋20周年大会。会前，党和国家领导人万里、、王震、杨尚昆、杨得志、余秋里、乔石、郝建秀等接见了张海迪。会上，胡乔木同志作了《做80年代的新雷锋》的报告，王兆国同志在会上讲了话。张海迪作为学雷锋的先进人物，坐在主席台上。

3月7日，团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优秀共青团员张海迪”命名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王震、陈丕显、廖承志出席了会议。会上，团中央书记刘延东宣布了团中央命名表彰决定，王兆国同志讲了话。3月11日，在人民大会举行了张海迪报告会。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市和中央机关的共青团员8000人。会议由团北京市委书记贾春旺主持。

这次报告大会，是团中央宣传表彰张海迪的最后一次活动了，此后就是组织开展经常性的宣传学习活动。因此，我对张海迪说，你要更加放开一点讲，就像同共青团员、青年朋友讲奋斗者故事一样讲自己的经历。那一天，张海迪自信从容，讲自己的经历娓娓动听。她把在自己病痛中所受到的煎熬，自学中的艰辛，为群众做好事中所得到的恩惠，奋斗中所获得的甜果，表达得淋漓尽致。共青团员们的掌声，一阵高过一阵。在张海迪讲完之后，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有位南斯拉夫女留学生叫阿尔玛，那天也来听报告，坐在报告会的前排。她与数千名听众一样，听了张海迪报告后激动不已。她兴奋地跑上主席台和张海迪拥抱。对西方人来说，这是表达爱慕和热情的举动，但是在此时此刻，反映了在场的听众都想拥抱张海迪的愿望。当阿尔玛和

张海迪拥抱的时候，会场又一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时，阿尔玛与张海迪讲话，可是她还不能用汉语表达她的心意，于是，她用英语讲。张海迪立即用流利的英语回答，和她对话。会场上数千名共青团员为她们的热情友好，为张海迪能使用英语对话，再次被感动了，潮水般的掌声再次响了起来。

随着掌声，会场的一些共青团员纷纷离开位子，走上主席台，团团把张海迪围住，同她交谈，和她握手，请她签名。这种场面，在人民大会堂的历史上是罕见的。

这次报告大会，中央电视台进行了全程录像。电视台领导要求把录像压缩到20～30分钟，作专题播出。张海迪两个多小时的报告，像不断的流水，像一首优美动听歌曲，很难剪断和割开。台里领导不相信，亲自听听，听完后拍板，全部实况播出。3月17日，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向全国播放了张海迪报告会的全部录像。当晚收视的观众，达两亿多人次。张海迪生动而又给人启迪的报告，以及会场听众狂热的情绪，感染了全国的青年和人民群众。中央电视台应观众的要求，又几次重播了这次报告会的录像。

在这种形势下，学习张海迪的热潮，很快地在全国兴起。团中央宣传部编撰的有关张海迪事迹的书籍《闪光的道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不到一个月，印发销售500多万册。《张海迪的日记》以及有关宣传张海迪的报告文学、诗歌等，都销售几十万、上百万册。当时，总政治部为了纪念学习雷锋20周年活动，推出和宣传部队中的雷锋式的英雄一朱伯儒。他的英雄事迹和张海迪一样，感人肺腑。所以向张海迪、朱伯儒学习，成了当时“学雷锋、学先进，做80年代新青年”的主要内容。

这时从中央到地方，各地报刊、电台、电视台，都在宣传张海迪、朱伯儒和其他雷锋式的先进典型。一些报纸记者，到处收集采访有关张海迪的新闻。这样，就出现一些杜撰不实和不严肃的宣传报道，开始出现宣传中的负面影响。天津的报纸发了张海迪爱情婚姻报道之后，引起青年的议论和不同看法。一天法新社记者找我，他先向我谈了法国青年恋爱婚姻的情况，接着问我中国青年的婚姻状况，我作了回答。这时他问：张海迪是身残的人，不能过正常人的夫妻生活，她结婚是合理的吗，人道的吗?他提的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我讲了中国人的婚姻价值观，还讲了中国历史上类似的婚姻的事例，我说爱情是很难用一种标准来衡量的。

后来，张海迪也为婚姻问题而苦恼。她心情很矛盾，他想到自己所处的地位，社会上各种不同的舆论，使她也曾想过是否解除与王佐良的婚姻关系。当时她的父母坚决表示反对。她父母对我说，海迪没有出名之前与王佐良很好的，现在出了名以后，要和人家分离了，按照中国人传统情感，是不能这样做的。我把这件事，向团中央主要领导作了汇报。团中央领导同志说：这种事情应由他们自己作决定。他们结婚成了事实，两人又情投意合，应该排除外界的影响，自己心平气和地看待和处理这个问题。今后我们在宣传上，就回避这个问题。

后来我听说，张海迪的家庭很和睦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