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孔子学院的创建与发展:基于文化视角

时间:2022-08-31 04:20:03

境外孔子学院的创建与发展:基于文化视角

摘要:境外孔子学院是专门推广汉语文化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机构,它在全球升温主要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的现代价值和以中国文化为主的东方文化的崛起。境外孔子学院以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来打造国家软实力,成为当代中国“走出去”的文化符号与不同文明间对话的桥梁。目前孔子学院处于创建初期,面临着挑战,立足于跨文化交流和合作,积极开展社区服务,是孔子学院应该采取的文化发展战略。

关键词:孔子学院;文化动因;文化价值;文化发展策略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0)05-0106-05

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是在借鉴国外相关机构推广本民族语言经验的基础上,在海外设立的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公益机构。2004年11月21日,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挂牌成立。2009年12月13日在北京闭幕的第四届全球孔子学院大会宣布,5年来,已在全球8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282所孔子学院和272个孔子课堂,同时还开办了网络孔子学院、广播孔子学院,世界著名大学中有44所大学建立了孔子学院,还有40多个国家150多个学校和机构已经提出申请设立孔子学院。根据国家汉办规划,2010年孔子学院将达到500所。孔子学院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国文化的园地,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从文化视角来看,西方文化自19世纪以来逐渐成为全球主流文化,西学东渐的强势历经两个世纪而不衰;21世纪,在西方文化仍居主流的语境下,孔子学院在全球蓬勃发展,此现象产生有其深层的文化动因,对中国和世界发展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一、孔子学院创建的文化动因

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和国际地位逐步提升,中国在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中的作用和影响日益显现,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想了解中国,促使“中国热”尤其是汉语热迅猛升温,从而催生了孔子学院。孔子学院作为专门推广汉语文化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机构,其建立除了政治经济原因之外,还有其深层的文化动因。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思维模式是一切文化的基础。西方文化从文艺复兴以来昌盛了几百年,但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人类生存和社会持续发展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也日益严重。如:生态平衡破坏、沙漠扩大、酸雨横行、淡水资源匮乏、臭氧层破坏、江河湖海污染、森林减少、物种灭绝、新疾病出现等等。从认识论来说,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植根于近代以来西方流行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人与自然主客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现代的西方文化通常被解释为三大精神源头汇合的产物:希腊人的理性精神、希伯来人的超越意识、罗马人的征服态度。三者都有根本一致的思维定势,即二分的思维方式。从哲学宇宙论来说,这种思维定势必定导致人类和自然隔离,处于紧张的交战、征服关系之中;人我之间也是二分的,自然的规律、本质与现象同样二分。

二分的思维模式使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发展直接建立在最大限度地掠夺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基础之上,建立在人与自然对抗分裂基础之上。进入20世纪,面对西方工业社会滋生的种种弊端和日益膨胀的社会危机,曾对科技和工业发展起到强大推动作用的西方文化,表现得无能为力,呈现出日薄西山的迹象,西方文化肌体出现了功能性失调,西方许多有远见卓识的人已经意识到所谓“增长的极限”,在经过“物压倒人”的强烈恐惧和害怕丧失自我的深深忧虑后,反思西方文明,开始将目光投向古老的东方文化,试图从中寻找到救治西方社会弊端和机制弊病的灵丹妙药。

比较而言,中国传统哲学占主流的思维定势是“体用不二”,表现在宇宙论中就是“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息息相关,相互感应。“体用不二”的思维定势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保护自然,与自然同源同构,注重和谐秩序,不尚征服自然,而倾向于顺其自然;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重视社会稳定,强调集体主义精神,强调对国家和集体的无私奉献精神;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坚守以孝道为中心的家族主义,个人利益服从家族或组织利益,注重敬业乐群,人际关系和睦等等。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好比是太极图,圆满、优美、包容性强,是内敛型的。古老的东方哲学和文化中所包含的恬静、和谐、统一的图景给予西方世界一种新的魅力。

西方物质文明发展伴随着某些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等关系的畸形变态,人创造的物质反过来成为窒息与吞噬人类的异己力量。到20世纪下半叶时,开拓了现代文明的西方更是愈来愈渴望从古老的中华文明中寻找智慧和宝藏,以调整和补充现代西方文化结构和缓解西方社会矛盾。在东西方精神价值和道德观念的比较中,西方人感到中国传统中的博爱理想、中庸风度、经世济民胸怀、注重气节等,更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如美国学者卡思认为,中国文化中提倡个人与家庭、组织与社会的和谐合作,限制个人私利与过多欲望,努力培养人的节制、牺牲、忠诚、责任、义务等,这种文化精神远比西方文化更能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英国学者凯思也认为:“也许儒家思想在促进工业化和现代化方面要比西方文化更有价值。”孔子学院应运而生,满足了西方社会学习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需求,不断升温的孔子学院更进一步促进了世界的“汉语热”和“中国热。”

(二)以中国文化为主的东方文化的崛起

20世纪初,西方有些学者看出西方文化衰落的迹象,开始关注东方文化。德国学者施宾格勒于1918年出版《西方的没落》一书,提出任何文化都有自在的价值、自我表现的可能,都必须经历生、长、衰、亡的生命周期;西方已经渡过其文化的创造阶段,正走向无可挽回的没落,但中国及其他民族文化却已渡过了上一轮循环的衰落期,开始了新一轮的成长。他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有其独特的文化,完全可能成为世界历史的一个中心。因此,西方要向中国及其他民族文化学习,利用东方文明来救治西方文明的弊病。该研究是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哥白尼式革命”,引起了西方学术界和文化界的震惊,西方世界出现了东方文化热的端倪。

殖民主义时代,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是以落后愚昧的他者形象出现的。以欧洲文化为主流的西方文化有着明显的优越性,处于世界话语的中心,东方或第三世界的文化则处于边缘地带。冷战结束后,多极化的世界格局逐渐形成,东方世界在许多方面虽然不能和西方对抗,但至少能与之共处和对话,并逐步从边缘向中心运动,进而成为西方世界的潜在竞争对手。文化上的西方中心主义因此开始动摇,东方中心主义渐起。为此,欧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汉学中心和中国问题研究机构,一批汉学研究者和华裔学者,热衷于向欧洲介绍、传播和研究以中国文化为主的东方文化。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执教的巴勒斯坦人后裔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于1978年出版了《东 方主义》,基于后殖民主义的解构立场,有力地批判了18世纪以来西方的“东方学”或“东方研究”中存在的偏见。这在西方的主流学术圈内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探索领域,引导学者们将研究触角指向历来被忽视的一个“边缘化”了的领域:东方或第三世界。“东方”不仅指涉地域位置,而且还具有深刻的政治和文化内涵。透过“东方”这个他者的视界和参照系,西方人可以反观和省视自己的文化和文明。而赛义德们的目标则是从“他者”的视角来批判陈腐的政治、文化上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旨在消除西方“中心”意识。1979年世界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也提倡东方中心论。他在《谁将继承西方在世界的主导地位》一文中预言道,如果中国文化不能取代西方成为人类的主导,那么整个人类的前途就是可悲的。

与此同时,有些雄心勃勃的东方文化研究者吹响了东方中心主义的号角,试图用博大精深的东方思想和文化来统一21世纪的世界。在东亚和北美兴起的颇有声势的“新儒学”或“后国学”学者认为儒学的精神价值普遍有益于人类,理应向世界推广。96岁高龄的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论天人合一》中,提出未来世界文化宗主是中国,他说“近百年来,世界人类文化所宗,可说全在欧洲。最近五十年,欧洲文化近于衰落,此下不能再为世界人类文化向往之宗主……以过去世界文化之兴衰大略言之,西方文化一衰则不易再兴,而中国文化则屡仆屡起,故能绵延数千年不断。这可说,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自古以来即能注意到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且又能与天命、自然融合一体。我以为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趋,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国学大师季羡林也认为西方文化已逐渐呈强弩之末,大有难以为继之势了,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东方文化将取代西方文化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用东方“天人合一”的思想和行动,济西方“征服自然”之穷,就可以称之为“东西文化互补论”。所以,孔子学院是儒学复兴的新形式,成为宣传东方文化的新平台。

二、境外孔子学院创建的文化价值

(一)以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来打造国家软实力

德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雅斯贝尔斯认为,儒家传统文化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已发扬光大,它是中国2500年之久文化动力不断、哲学慧根犹存的精神源泉。他说孔子是“第一个在其广度和可能性上使理性大放光芒的人物”。孔子学院这个名称体现了中国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语言文化底蕴,也体现了新世纪中国语言文化将逐步融人世界的发展趋势。从一定意义上说,以孔子(Confucius)命名学院,使孑L子成为一个符号、一种象征。境外孔子学院在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的同时也有利于提高中国的软实力,它以文化的功能改善和促进中外友好关系,有利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掌握更多的话语权,得到国际社会的更多理解和支持。

软实力的概念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首次提出。他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分为硬实力与软实力两种形态。他认为软实力(soft power)是能够影响他国意愿的无形的精神力量,它是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一种能力,包括一个国家对外政策、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文化的感召力和国民形象的亲和力等释放出来的无形影响力。是“让对方自愿去做你想做的事情的能力。”近年来,“汉语热”持续升温,已成为全球语言交际系统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在欧美国家,学习汉语的人数以每年40%左右的幅度增加。据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粗略统计,目前,中国以外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已超过4000万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当一国的民族语言被作为外语普遍学习的时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着该国国际地位真正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深化。

约瑟夫・奈在华盛顿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学院,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这也是软实力的一种具体体现。”《华尔街日报》2006年9月1日发表的《汉语推广热全球》一文指出,“中国政府的汉语推广战略的高明之处在于,推广教育和语言有助于加深外部世界对国家的了解,是扩大一国影响力的最有效途径,战舰能让别国人民暂时臣服,而让他们理解你的语言却能使大家成为朋友,这个主意真的很高明。”以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来打造国家软实力,合乎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利益。因为“孔子”是和平合作与和谐的象征,他代表着中国人的儒雅、仁和、亲善,是推广软实力的最佳“代言人”。有学者预言:“二十一世纪有两大趋势:一个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由西方世界向东方世界推广;一个是文化全球化的趋势,由东方向西方推广。经济全球化美国是主角,文化全球化中国是主角。”

(二)是当代中国“走出去”的文化符号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占据强势,东西方文化交流长期存在“文化逆差”,要改变这种现状,东方更应主动送出去,实现文化自觉。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我们不但能够拿来,也能够送去。历史上,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伟大的发明创造送到外国去,送给世界人民。今天的中国,对西方的了解远远超过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既然西方人不肯来拿我们的好东西,那我们只好送去了,把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精华部分送给世界各国人民。送去主义并不是否定拿来主义,过去的“拿来”和今天的“送出”自然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两个不同的阶段:前者的成功为后者的启动奠定了必要的基础,而后者的有效运作则会弥补前者所导致的缺憾和不足,这与一种基于后殖民立场的“西方主义”决不可同日而语。

在国外设立专门机构推广本国语言文化,已经成为国际通行的做法。如:法国的法语联盟、德国的歌德学院、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这些文化机构,先是以语言教授为起点,进而通过语言弘扬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把中国文化的辉煌成果送出去,这绝不像过去西方殖民者那样对东方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文化殖民主义式的渗透,我们所要做的是致力于平衡中西方文化交流关系中长期存在的逆差,从而使西方人更多地消除对中国的偏见,更全面更完整地了解中国,这样也许对我们继续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的成果有所裨益。歌德说过,“你若要喜爱你自己的价值,你就得给世界创造价值。”孔子学院的创建,不仅印证了中华民族珍重自身价值的传统,也实现了为世界做出巨大贡献的价值。

可见,孔子学院海外办学,正是古老中华实现文化自觉的开拓创新,也是时隔两个世纪后“东学西渐”的复兴。孔子学院使中华文化近距离地走到了西方眼前,使外国受众在自己国家就可以感受到原汁原味的中华文化,以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为象征的孔子学院建设采取送去主义,有助于扭转“文化逆差”颓势,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在与世界其他文明一道前进的同时,必将促进自身文化建设不断创新和发展,为促进和谐世界建设做出更大的贡 献。在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主流语境的全球化时代,送去主义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不同文明间的交流,是基于平等基础上的文明间的对话。送去主义所实现的这一过程,即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自觉历程。21世纪将迎来规模更大、影响更深远的“东学西渐”高潮,孔子学院顺应各国对学习汉语和中华文化的迫切需要,已经成为当代中国“走出去”的符号,成为中国沟通世界的一座桥梁。

(三)是不同文明间对话的桥梁

中国政府着力推广孔子学院,被认为是中国在人类文明交流史上“谋求与不同文化交流而非同化”的一项举措。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和”,无论是“天人合一”思想,还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思想,都集中体现了一种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和谐”的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在追求“和”的同时,也讲究“和而不同”,即肯定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承认差异,倡导多元共处和相互依存。在人类社会面临全球金融危机诸多共同问题和困境的今天,这种“以和为贵”、“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的思想无疑弥补了西方文化的缺陷,更能发挥出独特的协调、平衡和包容作用。它对于化解各种危机,促进世界和平与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指出:当代世界所面临的地区冲突、生态恶化等诸多课题,都可以从孔子思想中汲取化解之道,孔子学院受到全球欢迎,也说明了世界需要儒学来滋润。在全球化时代,加强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交流与融合尤为重要,打破语言与文化障碍,才能跨越发展差距、促进文明对话、缩小数字鸿沟、实现和平发展。把本国文化放到国际环境中去理解,实现对话与合作,有助于吸纳他国文化精华推动本国文明发展。

费孝通先生曾说:“如果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华民族在新世纪中又将进入一个强盛时期,生活在新世纪中的中国人就应该意识到,正面临着一个充分发扬中华文化特色的历史机遇的到来。”中华文化的核心就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首推孔子。孔子学院以孔子命名,避免了官方意识形态色彩,更容易受到西方社会的接纳,作为教育家和半宗教形象的孔子预示着和平与和谐。孔子学院秉承孔子“和为贵”、“和而不同”的理念,推动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宗旨。不同文明间经过相互碰撞之后达到对话和某种程度的共融是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潮流,不同文明间应该跨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不同,在差异中求和谐,在合作中求发展,以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中国和世界各国需要相互了解,语言作为文化载体和交流工具,是文明间对话的桥梁。通过孔子学院汉语推广教育,传播中华优秀文化,促进世界文明对话和谐发展是我们对世界发展应尽的义务与职责。

三、境外孔子学院未来文化发展策略

孔子学院承载着向世界推广汉语、传播中国文化、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发展中国与外国的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为构建和谐世界贡献力量的使命。几年来,孔子学院推出了一系列涵盖学历与非学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汉语课程,开展了服务于当地各阶层的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初显成效。由于孔子学院创办时间短,在文化差异与陌生语言环境进行汉文化传播和推广,还面临一系列问题与挑战。面对发展中的挑战,应该采取一定的文化措施。

第一,挖掘传统文化,展示现代文化。长期以来中外文化交流中,往往偏重于传统文化,如四大发明、琴棋书画、武术等,对中国当代文化创新成果的宣传和弘扬较为欠缺,使西方受众对中国的了解多局限在过去“上下五千年”文明的界限内,中国的新形象被世界认知甚少。因此,孔子学院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既要深度挖掘传统儒家文化,又要全方位展示中国当代文化的繁荣与成果,让世界各国人民领略到中国文化魅力,使孔子学院成为展示中国悠久文化和当代中国发展成就的窗口,成为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文化桥梁。

第二,立足于跨文化交流和合作。孔子学院需要谨防与所在国发生文化冲突,在进行社会推广、参与社会活动、接触当地媒体与政府机构时,改变以民族主义情绪和知识精英意识维护中国文化的本位意识,把单一的中国语言文化传播变为跨文化的对话与合作,在寻求所在国市民了解、理解孑L子学院宗旨的基础上,促进中国文化与所在国文化的融合;并将孔子学院的文化传播与当地社会、文化活动结合,建立可持续的大众传播机制,增强中国文化的亲和力和感染力;同时,提高汉语推广的教学质量,提高教师汉语教学技能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创新汉语教学本土化方法,开发汉文化推广教育载体,精心打造品牌教材和课件,开发特色课程。

第三,积极开展社区服务。西方社会市民工作之外的大部分生活和活动都在社区中完成。2009年底第四届全球孔子学院大会的主题是“孔子学院与社区服务”。因此,孔子学院只有“入乡随俗”,与社区的功能定位和发展需要紧密结合,深入到社区有针对性地提供教育、科技、经贸、文化等信息和咨洵服务,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才能发挥孔子学院的综合效益。只有与社区组织和成员互动,自然传播中国文化,才能有效实现文化传播目标,进而深入西方主流社会,实现本土化和可持续发展。“孔子学院进行汉语国际推广不仅仅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部分,而且是整个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有机环节,应该与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国际接轨成比例地配合。”

结 语

文化是一种力量,是一种绝不逊于经济、政治、军事的力量;缺少强势文化的跟进,耀眼一时的物质文明走不了更远。“孔子学院”尚不足以承受建立国家强势文化之重。在“孔子学院”之外,中国需要寻找更多代表中国的“文化符号”走向世界。只有当中华文化真正由内而外地流溢,成为中华文明魅力的自然表达,成为中国发展到相当阶段的自然辐射力之时,中国的“软实力”才能转化为真正的国家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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