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创业环境供给效果评价

摘要：依托农户调查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对东、中、西部地区农户关于农村创业环境供给的评价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是否接受过创业培训和农户家庭年均收入是影响不同区域农户评价农村创业环境供给效果的关键因素；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是否有配偶、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等因素对部分地区的农户评价农村创业环境供给效果的影响也比较显著。

关键词：农村创业环境；效果评价；有序Probit模型

中图分类号：F3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3）12-0095-05

引言

十明确提出，要着力促进农民增收，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也强调“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农情，同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规模化生产、改造传统农业、专业化生产等农户创业行为已成为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关键。在该宏观背景下，农户创业成为当前常见经济现象。农户创业行为除受个体特征因素影响外，还受到农村创业环境供给的影响。因此，对农村创业环境供给效果进行研究显得尤为必要。

1文献综述

创业环境是创业过程中各种影响因素的综合，包括政府政策、法律法规、社会经济条件、创业资金支持、非资金支持以及创业和管理技能[1]。国外专门针对农村创业环境供给效果的研究较少，更多关注的是创业环境构成。如Holtz等把创业环境的要素分为两类：一种是必要性的，包括自然环境、融资环境、技术环境和人才环境；另一种是支持性的，包括社会资本、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2]。关于创业环境供给，Casas等在分析立陶宛的创业环境后，得出在立陶宛的外部环境因素较为贫乏[3]。Vial使用印度尼西亚1993～2007年面板数据进行了研究，得出除了社会资本、受教育程度等特征因素外，金融支持、政府机构的运行效率、基础设施完善程度等创业环境均是创业行为的影响因素[4]。Greblikaite通过对考纳斯地区中小企业的调查，指出创业行为的发生依赖于金融支持、经济体制完善、创新及技术的使用等外部创业环境[5]。Daryani采用统计分析方法研究表明，伊朗的创业环境对创业行为有显著的影响[6]。

国内诸多学者对创业环境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张华、傅兆君对江苏和浙江的民营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分析研究，得出两省在创业环境上的差异影响到创业效果[7]。姚晓芳、陈汝超比较研究了北京、合肥、广州三地创业环境之间的异同，分析其创业环境的优劣[8]。关于创业环境对农户创业行为影响也逐渐受到学者们的关注。赵西华、周曙东认为政策支持和创业环境是农户创业的主要影响因素[9]。梁惠清、王征兵指出农户创业行为受到来自自身和环境的动力因素的影响[10]。朱明芬认为一般环境因素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程度最大，家庭环境因素次之[11]。高静、张应良分析得出创业环境对农户识别创业机会有显著影响[12]。韦吉飞和李录堂认为农户对当前的创业环境和创业情景信心不足[13]。诸多学者经过研究后均认为我国农村地区的创业环境仍待优化，创业仍然面临较高的“门槛”[14，15]。鉴于我国创业环境供给的缺失，夏清华和易朝辉建议政府应该构建一个良好的创业环境体系，以促进民间创业活动[16]。

目前的研究较多集中于创业环境的重要性、构成、评价、对创业行为影响等方面。然而，通过调研发现，当前我国农村创业环境供给效果并不明显，创业环境缺失现象普遍存在，且各地区呈现出较大差异。作为农户创业的主体，农户对周边创业环境的直观感受尤为重要。本文借鉴全球创业观察（Globe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简称GEM）报告中对创业环境要素体系的界定，从农户角度分析当前农户关于农村创业环境供给效果的评价、影响因素及原因，为政府更好地构建和完善农村创业环境供给体系提供依据及建议[17]。

2数据来源及样本说明

2.1样本选取

根据研究需要，选取的被调查农户满足以下5个条件：一是必须为农村户口；二是农户的创业所在地为农村或乡镇；三是所选择的创业产业是在传统农业生产基础上的延伸和扩展，主要包括传统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建立新产业、专门化生产、开展新业务和成立新组织5类，其他与农业无直接关联的产业（如农村金融服务、农村建筑队等）不在本次调查范围内；四是创业农户的雇佣人员在10人以内（包含创业农户自己）；五是发起创业距离本次调查的时间不超过1年。

2.2数据来源及特征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问卷调查。经过预调查等形式，最后确定在浙江、河南、四川、重庆等地区进行问卷发放。本次调查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发放问卷1000份，收回问卷732份，有效问卷518份。被调查农户基本情况见表1。

（1）关于政府服务的评价。对于东部的农户来说，性别、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和家庭年均收入等影响因素是显著的；而影响中部地区农户评价当地政府服务的因素是年龄；家庭年均收入是西部地区的显著影响因素。可见，东部地区的男性农户有较多的外出务工机会，见惯了世面的他们会觉得当地政府的运行效率、公平性等相对于大城市来说较差；近几年，东部和西部的农户增收较中部快，故高收入农户对政府的评价也更高；而中部地区的民风趋于保守，尤其是年龄较大的中老年农户，他们对政府服务的评价较高。

（2）关于政策支持的评价。受教育程度、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和家庭年均收入等因素对东部地区农户的评价有显著影响，说明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和收入的增加，农户对政府的支持政策有了更好的认识；年龄、政治面貌和家庭年均收入等因素对中部地区农户的评价是有显著影响的，即党员和高收入的农户会更加关注政府的创业支持政策；是否受过创业培训和家庭年均收入对西部地区农户的评价有显著影响。

（3）关于金融支持的评价。是否受过创业培训对东部地区农户的评价有负向影响，即在接受过培训后，东部地区的农户能较好掌握向正规金融机构融资的技巧和方法；政治面貌和家庭年均收入对西部地区农户的评价有显著影响，党员身份和较高的收入能够给予西部地区农户更多的资源，使其在融资时更具有优势；而对于中部地区的农户来说，没有显著的影响因素。

（4）关于创业氛围的评价。东部的农户会受到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和家庭年均收入等因素影响。外出务工后，农户会觉得农村地区的创业意识或创业氛围远没有大城市浓厚；中部的农户会受到是否有配偶和家庭年均收入等因素影响，说明农户的家庭意识较强，更容易受到家庭和感情状况的影响；西部的农户仅受家庭年均收入因素影响。

（5）关于基础设施的评价。东部农户仅受到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因素影响，即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户会认为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比起自己所务工城市的基础设施差很多；中部的农户会受到是否有配偶和家庭年均收入等因素影响；西部的农户仅受家庭年均收入因素影响。

（6）关于公共服务的评价。是否接受过创业培训对于东部地区的农户评价公共服务的影响是显著的，也就是说，在接受培训以后，农户能够较好地发掘身边的软性公共服务；而影响中部地区农户评价当地政府服务的主要因素是年龄，随着农户年龄的增长，会越发觉得当地的软性公共服务不到位；西部地区无显著影响因素。

（7）关于技术壁垒的评价。东、中、西部地区的农户均受是否受过创业培训特征的负向影响，在培训后，农户掌握了相应的技能，能够更好地从事新的生产领域工作；东部、中部地区的农户还受年龄特征的正向影响，相对于青壮年来说，中老年农户无精力来掌握一门新的技能，所以从事新生产领域的工作显得更加困难。

（8）关于法律保障的评价。东部、中部地区的农户除共同受到年龄特征的显著影响外，东部还受是否有配偶因素影响，中部还受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因素影响；西部地区的农户受家庭年均收入等因素影响。

6结论及政策建议

6.1结论

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基于对浙豫川渝等地区的调查数据，对农户关于农村创业环境评价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家庭年均收入对农户关于农村创业环境评价有显著影响。对农户关于政府服务、政策支持、金融支持、创业氛围、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技术壁垒等5个指标的评价，家庭年均收入均有显著影响。从纵向看，家庭年均收入对农户关于创业氛围评价影响值最大，其次是对当地政府服务的评价，再次是对公共服务的评价。

第二，是否接受过创业培训对农户关于农村创业环境评价的影响较大。研究表明，是否接受创业培训对上述5个指标的评价均有负向影响；而性别对农户关于金融支持评价有影响；外出务工经历是农户对法律保障评价的显著影响因素。

第三，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农户关于农村创业环境评价的影响因素不同。在整个评价中，家庭年均收入是东、中、西部地区农户对于农村创业环境评价的主要显著影响因素。除此之外，东部地区的农户较多地受到外出务工经历的正向影响，中部地区的农户较多地受到年龄因素的正向影响。

6.2政策建议

根据本文研究结论，为帮助政府改善农村创业环境供给，提高当地农户的创业率，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特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家庭年均收入对农户关于农村创业环境评价有显著负向影响，因此政府应千方百计促进农户增收，使农户在增收的同时掌握较多的资源禀赋，能够有充裕的资金来从事改造传统农业、专业化生产、开展新业务、建立新组织等新的创业行业。与此同时，要不断提高农户创业活跃度，农户创业活跃度的增加，会带动农户收入的持续增长，两者相辅相成，形成良好的循环。

第二，接受创业培训对农户关于农村创业环境评价影响较大，且为负向的。建议政府增加在农户创业培训中的投入，加大对农户创业技能的培训力度，给予参加创业的农户适当奖励，鼓励有创业技能的农户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以形成良好的示范效应。

第三，鉴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农户关于农村创业环境评价的影响因素不同，政府应当制定符合地区特点的政策来完善农村创业环境供给体系。在已有基础上，为东部地区的农户提供更多的外出就业机会；加大对中部地区的农户的创业宣传，尤其是针对中老年农户；为西部地区农户提供更多的创业资金支持[2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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