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类政府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

摘要：基于2003～2011年全国26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利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分析政府财政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等三类民生项目上的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三项公共支出之和以及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占GDP比重分别上升到104%和61%可最大程度促进消费，而教育和医疗卫生支出对居民消费促进作用不明显。

关键词：民生类政府财政支出；居民消费；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

中图分类号：F812.45；F1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3）11-0011-06

Study on the Effect of Civic Government Expenditure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ZHANG Rongxia1， 2， HE Ying2， 3， SHI Xiaodan2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aiyuan 030024；

2.School of Graduate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3.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0）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ses the effect of civic government expenditure， including expenditure for education，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as well as social security net and employment effort，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based on the 2003～2011 data of 26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employing FGL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otal expenditure of these three items and the expenditure of social security net and employment effort， not for education or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influence household consumption significantly， and they can promote household consumption to its maximum level when their ratios of GDP are 10.4% and 6.1% respectively.

Key words： civic government expenditure； household consumption； FGLS

一、引言

马克思认为个人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最终目的。只有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生产进而经济才会不断发展，因此消费毫无疑问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政府对投资和出口的过度激励，中国经济主要依靠投资和净出口驱动，而消费因素所发挥的拉动作用较弱。如图1所示，自改革开放以来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从改革开放初期的621%下降到2011年的491%。其中政府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一直在15%左右波动，所以消费占GDP比重降低的主要原因为居民消费持续走低，从1978年的50%左右一直缓慢降低到2011年的35%左右。

居民消费水平降低会对宏观经济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首先，国内消费市场萎靡使得企业产品被迫转向海外市场，造成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较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会引发对外贸易摩擦、影响我国经济安全和产业发展等风险。其次，消费不足导致储蓄增加，进而国内投资率提高。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从1981年的196%提升至2011年的659%。然而投资率提高并不等同于投资效率提高，白重恩认为1993年我国平均投资回报率为157%，此后一直稳步下降到最近的5%左右，且投资的边际回报率远远低于资本成本。[1]最后对于微观个体而言，其生活水平不能通过自身消费进一步提高，有悖于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因此为了克服消费不振对宏观经济增长和微观个体的负面影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强调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且认为扩大内需的关键是提高居民消费。特别是1999年至今，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消费增长的政策，但是从图1可以明显看出这些政策对居民消费增长并没起到显著作用，相反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

许多学者将我国居民消费持续走低的现象归因于预防性储蓄，他们发现，当居民面对教育和医疗等支出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且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情况下，大部分家庭将会进行预防性储蓄，从而降低消费。这种解释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经济现实相符，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进行了主要针对城镇居民的国有企业医疗体制和住房等改革，企业将医疗、住房和教育方面的支出转移给家庭，因此家庭必须增加预防性储蓄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支出；而对于农村居民，1980年代的农村承包责任制直接影响了当时以集体经济为依托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例如原有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因其传统的集体经济保障的丧失而在全国迅速崩溃，而此时新的医疗保障还没有建立起来。自此之后，虽然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在不断改革，但是直到近几年的新农合制度建立之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仍一直处于摸索阶段。

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刺激居民消费的重要途径是降低预防性储蓄，而降低预防性储蓄的有效途径是增加政府支出，特别是民生类财政支出。民生支出由于涉及到人民的切身利益，与人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而备受关注，因此本文主要研究政府民生类财政支出及其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其中民生类财政支出包括教育支出、医疗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类。

二、文献综述

自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民生理念以来，“民生财政”应运而生[2]。民生财政是一个中国化的概念，本文仅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就业三方面的财政支出来综述国外已有文献研究。Baldacci等利用OECD的24个国家1990～2008年间数据分析发现增加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政府对教育、医疗和养老金的支出对消费均有显著作用[3]。Steven和Ray主要研究了我国政府教育和医疗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发现近几年政府支出对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和刺激居民消费有显著作用，且医疗支出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显著，而教育支出对消费促进作用不显著[4]。Kuan和Chen用双差分模型对我国台湾地区1995年施行的全民健康保险的效应进行了研究，发现该保险对预防性储蓄有显著的挤出效应，而且对储蓄率较高或者户主已经退休的家庭影响较大，从而增加其消费[5]。由于其他国外文献在该问题上实证研究的结论比较相似，只是作用幅度有所区别，故不再赘述。大部分国外学者认为民生类财政支出会促进消费增加，但也有不同的观点，比如世界银行认为若社会保障的筹资模式为完全累计制，则社会保障可能会增加居民储蓄，减少消费[6]。

国内对民生类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学者们主要从城乡和区域差异、财政结构和长短期效应等三方面来研究该问题，在此举例进行综述。首先，基于城乡和区域差异的研究表明，政府民生类财政支出可以促进居民消费，且对农村居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大于城镇居民，进一步研究表明加大财政教育和医疗支出可以有效促进居民私人消费品方面的消费，但是在减轻农村居民教育和医疗私人支出方面存在地区差异[7～8]；其次，基于财政支出分项的研究表明政府消费性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挤出作用，科教文卫支出挤入了居民消费，而经济建设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作用较弱，其中保障性支出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率，政府医疗保险开支的增长将带来2倍的消费增长[9～11]；最后，基于长短期效应的研究表明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经济建设支出对居民消费都是挤出的，而教育文化支出及行政管理支出则是挤入的，但是针对农村的研究表明，短期内农村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但长期看则是挤出效应[12]。与以上结论相反的文献也不少，例如，王晓霞和孙华臣通过对我国1993～2005年社会保障支出和消费需求关系的实证分析发现两者呈负相关关系，社会保障支出每增加1%，消费需求将减少037%[13]。

因此，可以发现国内外实证研究结果各不相同，这可能是由于模型界定的差异、数据统计口径差异以及样本的差异，也可能是由于不同国家的财政支出体系的重大差异而导致计算结果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同时也发现两个问题：（1）大部分学者将民生类财政支出作为总体，分析其对居民消费的整体和分地区影响，而对于民生类政府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2）已有文献主要是针对已发生的民生类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否显著进行研究，而对民生类财政支出在何种条件下对消费促进作用最大则没有给出相关分析。因此，本文将主要研究财政性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是否具有促进作用，以及在何种条件下最大程度刺激消费等相关问题，以期为政府制定合理的财政支出政策提供参考。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及数据来源

1模型设定

实证论文在关于居民消费或者储蓄与公共支出之间关系建模时，首先要考虑消费或者储蓄的影响因素，综合国内外文献发现除公共支出外其他主要影响因素包括经济、人口结构、金融发展等因素。变量选取主要参考Baldacci等[3]，该文章主要研究24个OECD国家公共支出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鉴于我国城乡、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与不同国家类似，而且储蓄和消费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所以本文结合该文章中的模型并考虑中国实际情况列出如下模型：

Hconsumptionit=α+X′itβ+γZit+εit（1）

其中，HConsumptionit表示第i个省在第t年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Xit代表经济因素，Zit代表政府公共支出，εit为扰动项。

Xit包括①经济因素：人均GDP实际值（GDPperReal）及其增长率（GDPGper）。Kelly 和 Schmid分析了89个国家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3组横截面数据，结论表明储蓄率在人均GDP较高的国家中比较高，在人均GDP增长率较高的国家也比较高。这说明富裕地区和经济发展较快区域的储蓄率较高，消费率较低[14]。②人口结构：包括少年抚养比（CDR）和老年抚养比（ODR），分别表示0～14岁与65岁及以上人口数与15～64人口数之比。③金融发展：文献中已经给出了多个度量金融发展水平（FinDev）的指标，比较著名的有麦金农指标和戈氏指标等，鉴于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以中介主导型为主，上述指标相关数据无法获得，而相关统计年鉴上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信息较为详细，本文采用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与GDP之比表示金融发展水平。

Zit包括①教育支出，即教育支出占GDP比重（EduExp）；②医疗支出：即医疗支出占GDP比重（HealthExp）；③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即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GDP比重（SocSecExp）；④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就业3项支出之和占GDP比重（TotalExp）。

由于线性框架下研究只能得出政府财政支出与消费之间的平均趋势关系，如果二者呈非线性关系，则不能准确说明二者的实际关系，而且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该观点。李建强认为政府民生类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倒V字形影响[15]，陈冲认为民生类政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呈“倒U字型”[16]，王明成也认为政府支出与私人消费呈倒“U”型关系[17]，因此本文也假设民生类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是二次型关系。另外，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消费与经济增长呈“U”型关系，因此本文假设经济增长与消费为二次型关系。

2数据来源

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本文数据集为2003～2011年全国26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其中少年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若有缺失则用历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或者《中国人口与就业年鉴》补充。其他数据均来自CEIC数据库，其中人均实际GDP以2000年为不变价进行折算。

（二）估算结果及稳健性检验

由于本文中T=9，N=26，故属于短面板数据，每个个体信息量较少，所以无法讨论扰动项{εit}的自相关性，一般假设{εit}为独立同分布，即假定不存在序列相关的可能性。但是由于各省市区具体情况差异较大，故可能会存在截面异方差现象，这会导致回归结果偏误。对于这种问题一般采用修正后的沃德F检验（原假设为同方差）来检验截面异方差问题，结果发现chi2 （26） =2095427，其对应的收尾概率为0，故该检验认为存在组间异方差，因此本文采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运用Stata12进行运算，结果见表1。同时使用混合回归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对FGLS回归结果进行稳定性检验，结果显示变量符号均一致，且系数误差不大，因此该模型参数可以通过稳定性检验。

（三）实证结果分析

1政府公共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显著，但各分项差异明显

表1第（1）列显示政府民生类财政支出总和对消费影响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但是估算结果为非线性，表明消费随着政府公共支出的增加逐渐上升，最高消费率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就业三项公共支出占GDP比重上升到104%时达到（样本平均值为64%），此后其对消费的作用为负（如图2）。所以一定要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政府公共支出水平，否则不利于刺激消费。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具有一定的替代效应，例如政府向居民提供免费的义务教育，当替代效应超过互补效应时，就会出现政府支出抑制消费的现象。

第（2）列将第（1）列的民生类财政支出按分项进行计算，发现虽然公共支出总和对居民消费影响显著，但是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就业3项支出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GDP比重对消费占GDP比重影响显著，其他两项不显著。教育之所以对消费影响不显著，是因为居民在教育开支上有逐年递增预期。因为虽然我国已经基本实现免费义务教育全国城乡一体化格局，但财政仅仅担负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而部分成本更高的基础设施、教学条件和师资等方面的建设开支最终得转嫁给居民；同样我国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投入也不足，医院更新医疗设备、发放工资和医院建设等费用必须自筹，从而导致不合理用药和过度治疗等问题，而居民必须为此进行额外预防性储蓄。社会保障和就业对消费的影响模式与三项支出之和对消费影响模式一致，首先消费随着该项支出的增加逐渐增加，当增加到61%时（样本均值为22%），居民消费率最高，此后会抑制消费（如图3）。此外为了加强政府财政支出对消费的刺激作用，应该加大对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人群的支出，并且加大与居民消费呈互补关系的政府支出。

2消费支出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表1第（1）、（2）列人均GDP增长率的系数符号相同，均为负值。由于我国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发达地区，比如青海和陕西在2003～2011年间的人均GDP增长率分别为116和132，而北京和上海仅为76和82。所以人均GDP增长率为负说明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消费较低，而发达地区消费较高，这与Kelly 和 Schmid （1996）的研究结论不一致。

从人均GDP对数及其对数平方项的符号可以看出当经济刚开始发展的时候，人们倾向于储蓄；而当人均GDP对数达到约1158%，即107267元左右（2000=100，样本均值仅为19140元，如图4）时，经济的继续发展才会促进消费增加。这与余官胜和王睿的研究结论类似，他们认为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社会保障参与率的提高会降低消费需求，较高时才会促进消费需求的增加[18]。3金融发展可促进消费水平的提高

我国居民消费率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信贷约束的限制，使得消费者不能在没有现期收入或者收入不足时通过信贷方式进行消费。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的《中国消费信贷发展报告》指出，1元消费信贷可以带动15元的商品消费[19]。可见金融发展会促进消费水平的提高。

4老年人口抚养比促进消费，少儿人口抚养比抑制消费

实证结果表明，老年人口抚养每提高1个百分点，则消费占GDP比重会提高037个百分点，说明老年人口抚养比例上升会显著促进居民消费，原因是老年人边际消费倾向比较高。而少儿人口抚养比每提升一个百分点，消费占GDP比重会降低011个百分点，主要是因为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孩子的培养更加受到重视，每个家庭必须为孩子的教育支出进行预防性储蓄。

四、政策建议

基于上文估算结果，为了促进消费，政府首先应该增加民生类财政支出总量，特别是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加大支付力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是经济发展的“稳定器”[20]。在教育方面除担负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以外，应该对基础设施、教学条件和师资等方面的建设开支予以支持。在医疗卫生方面，应该加大各医疗卫生单位，特别是农村医疗卫生单位开支，减轻各单位自身的财政负担，从而减少医院的不合理用药和过度治疗等问题。在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鉴于其不仅可以在微观上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而且在宏观上可以通过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释放居民储蓄刺激消费，进而促进经济发展，所以政府应该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完善社会保障和就业的各项制度。

其次，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会自动促进消费水平的提高。应该通过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生产效率和人力资本等渠道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最终使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水平之间达到一个均衡稳定的状态。

最后，改变居民的传统消费观念，加快金融发展速度，加快开发与居民消费有关的金融产品，促进消费与金融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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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3-05-23

作者简介：张荣霞（1980- ），女，河北省曲周县人，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为数量经济学； 何 影（1981- ），女，山东即墨人，讲师，研究方向为英语教育；史晓丹（1983- ），女，福建建瓯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